彭超：共同体视野下的当代羌族诗歌创作
当代羌族诗人有何健、羊子、雷子、梦非、王明军、羌人六和曾小平等，他们的创作虽然起步晚，却显示出鲜明的写作特点，即从日常诗意美学到文化族谱和生命谱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呈现出突出的家、族、国同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故乡书写
热烈的故园之爱是当代羌族诗人创作的情感主调。何健在《致<诗林>编辑部的信》中说：“写出我民族的历史，写出我民族的心理素质和个性特征，写出我民族的精神和风俗，写出我民族的变迁和生存之地域，是我提笔写诗那一天就明确了的、终生追求的一条艰辛的道路。”①他的诗歌理想与诗歌创作实践在当代羌族诗人中具有代表性。其诗具有浓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在他的诗歌《我是山的儿子》《男人和女人》《人和大地》《山野的呼唤》等作品中，以碉楼、羊鞭、羌笛、火塘、铠甲舞、牧羊人、锅庄等文化符号建构羌地图景，这些文化符号带着特有的羌文化习俗与信仰的深层内涵，表现出文化谱系的建构企图。
朗格认为：“诗中的一切皆具双重性，每一物象既是完全可信的虚幻事件的细节，又是情感的因子。整个结构中无物不包藏情感价值，无物不效力于明确而熟悉（在这里）的人类情境的幻象。”②当代羌族诗人的创作中汇集了大量的羌文化符号，例如羌红、牛角号、羊皮鼓、释比、羊图腾、白石图腾、祭龙、羌笛、口弦、羌绣、莎朗舞和碉楼等。这些意象以其触手可及的真实性建构羌地文化图像，建构羌族人的文化谱系、生命谱系。羌族诗歌创作中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文化作为故乡情感的载体所表现出的日常性。
当代羌族诗人的故乡情还表现为山水自然之美与民族文化记忆的融合。例如，羊子诗中书写桃坪、古城坪、营盘山、黑虎、雁门沟、七盘沟、三岔沟等自然地理景观（《入海岷江》），描绘古羌的族群迁移，表现族群勇敢向前的开拓精神（《岷江的高度》）。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故乡情的表达方式之一。例如，雷子的诗《致山神》书写人对自然朴素的感恩，羊子的诗《一只凤凰飞起来》祈祷羌地风调雨顺，张成绪的诗《岷江流淌的高原》勾勒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空间，以“鱼”为历史主体穿梭在时光中。
故乡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载体，诗人多以缠绵唯美的笔调描写故乡。王明军的《秋语》以山岗、茂林、色彩缤纷的秋叶与经幡等意象构成一幅写意的秋景图，以舒缓的语言谱写一曲略带轻愁的秋之乐。曾承林在《记忆深处》中通过“山族”“清明节”“古石桥”“乡愁”“父亲”“山道”“愚昧”七个章节倾诉故乡之恋。此外，庆九的《触摸冬天的心情》，曾小平的《更换挂历的日子》，余耀明的《祖母的祥云》等，这些深切的故乡爱恋汇成当代羌族诗人创作的主旋律。
羌族诗人创作的故乡情怀显示出具有“归属感”的个性书写。这份归属感不仅在于自然地理空间，还在于几千年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我”与祖先同在的情感归属。羊子高唱：“我是我祖先的一次回来。我是我祖先的一次活着。我是我祖先的一次歌唱。”王明军诗歌中浓烈的民族文化情怀是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契合，展现当代羌族人“心有所安”的归属感，与诗坛后现代语境下“心无所安”的孤独意识形成一种对话。王明军诗歌意象多是具有文化记忆的符号特征，例如诗歌《灵性的白石》：
一方被天堂眼泪浸润的石头，生长出吉祥
草原上的每一棵水草，都仰起目光
吉祥的石头把篝火历练成万年不熄的火塘
从此，每一匹驰骋草原的马都朝向这里
照亮了所有的草原和山岗，光辉从这里出发
虔诚从这里升起，文明的流水和垒石为室的 编织
一点点地，响亮起来
直至成为温暖的衣裳，和那本被羊啃吃了的 经文
“温暖的衣裳”与“被羊啃吃的经文”分别象征构成故乡的物质与精神要素。在羌族人的历史记忆中，羌族人先祖为生存而迁移的过程中，在成都平原与当地土著发生战争，羌族人在梦中得到神人的指点，用白色的石头作为武器战胜土著，最终在岷江上游找寻到安身之所。白色石头在羌文化中具有图腾的意味，是羌族迁徙生存的见证；火塘则是族人安居的表征。这些意象具有历史的深度与生活的质感，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关键要素。民族文化符号渗透在日常生活里，浸润着族人的生命，温暖族人的心灵。
羌族诗人诗作中的故乡爱恋虽然浓烈，但其故乡之爱并没有囿于地方视野，而是具有超越性、延伸性，通过故乡表现大时代，表达了更大空间的时代之爱。梦非的诗《唱游茂县》聚焦现实空间，表现羌地迈新步的美好前景：
谋生千年辛苦事
日之艰难
泪眼涟涟
野花争艳独自闲
女好嫁
儿难娶
与萝卜寨换亲唢呐声
路悬崖壁一线走
人难过
抓树藤
小心翼翼挪步走
风吹帽儿向下滚
一上一下费精神
如今迁移峡谷外
岷江畔
建新村
大骨节病防治得人心
生活由此迈新步
人勤春早好致富
千年来难以解决的羌族人生活难题，在当今时代得以解决，诗人由此抒发羌族人的故乡之爱与新时代之爱的同一性。
当代羌族诗歌创作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融于日常生活场景，诗歌中的故乡或呈现文化图景，或展现自然风貌，或直接情感抒发，更多的则是多维故乡图景形塑。“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本土知识’的眷恋，固然反映了对‘我是谁’的重新寻觅、伸张甚至构建的保守，但是又何尝不是力图将‘本土知识’推向世界的自尊、自信？”③当代羌族诗歌中的故乡书写反映当代中国羌族人对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自信。
二、历史记忆与共同体
当代羌族诗人故乡书写的意义，在于突破了当代故乡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自怨自艾的情感格调与执着于一端的偏执性情感，显示出一种大视野下的共同体书写。故乡情的书写，很容易会陷入自我创伤性生命体验带来的哀怨，与因有限性地方视野而带来的排他性。当代羌族诗人创作所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族群与中华民族的同源性书写，突破了故乡情书写的局限性。
这首先体现为祖先追溯中的相同文化意象。从中华民族生命起源的龙凤意象写起，是诗人羊子展开祖先历史记忆的关键要素，是羊子诗歌的情感基石。
我的神山之上，我的神林之中，都是神灵密布的光芒
……
我的神山是所有人的神山。我的神林是所有人的神林
……
穿过神山神林，我来到更多的江河，更大的河畔。我的神龛供奉着传说的龙
龙凤呈祥，是中国人生命起源的传说之一。还有如女娲与伏羲的传说，演绎为不同族群部落关于“舅舅的后代”的生命起源传说。羌地有一条河取名为女娲河，有一座形状如凤凰的山，被当地人称为凤凰山。羊子有一首诗《一只凤凰飞起来》便是以此山为现实背景，从一山、一地，联想到族群、民族，延伸到五千年华夏文化与当代中国。
深处的黑暗由来已久，空洞无边
渴饮愤怒的一只凤凰斩土而出
凛凛然飞升在岷江大峡谷
……
飞翔，荡开云雾收割遥远的族群
虔诚的心愿擦亮当空华丽的衣裳
酒香回归饮食，理想早已泪流满园
……
金色江水，岷江
被一个民族皲裂的双手
喂养过，在亘古期盼中
羌笛亲吻过，羊皮鼓爱过
唢呐声浇灌过，云云鞋抚摸过
层层梯田荡起山歌，沐浴过
之后，羊子以《一只凤凰飞起来》作为整部诗集的名称，表达出其对羌族、中华民族、当代中国复兴的文化期待和国家期待。《一只凤凰飞起来》刻画古羌几千年历史长图，形塑羌族人苦难奋进的民族精神，建构文化中国、政治中国、人性中国，也是生命起源的诗性描绘。神话，并非仅仅是想象，近年考古学不断证明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历史不仅仅完全是想象，有相当一部分确实存在于曾经的历史时空。历史，常常以口头文学的方式被记忆、被传承。当代羌族诗人关于祖先的记忆想象，是共同体的核心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地方族群的祖先记忆，以文化意象的同一性构成同心圆的共同体历史。
羌族诗人的同源性书写不仅源于神话传说中的诸多文化意象，还源于关于战争的悲怆历史记忆。雷子诗作中的血液谱系（家谱）是典型书写。《蓝色DNA》（又名《湛蓝DNA》）从“树皮装订的家谱”开始追踪“基因链”，涉及祖先、家族联姻，追问“谁是我生命源头第一个直立行走的老祖”，发现“我的血液里混装了多少民族被湮灭的悲恸”。
当代羌族诗人创作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还可见于历史长河中诸多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构成文化中国的同构性。
羊子的长篇组诗《汶川羌》以史诗的笔调展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其文化记忆便是文化中国的典型书写。诗歌意象繁复，作为文学主体的祖先记忆穿越时空，里面横陈着羌、戈、大禹、李白、杜甫、羌笛、释比、都江堰、三星堆、古蜀、岷江、汶川等等。
其他诗人如雷子、杨明伟都有相同主题的诗歌创作。雷子的诗《箫》，杨明伟的诗《心事》《思慕》《续杜甫绝句》等。这些诗歌中涉及的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等中国历史人物，以及明月、扁舟等意象，写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源性、同构性。当代羌族诗人关于祖先记忆的诗歌，因其厚重的历史感形成诗美的壮丽，可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由此形成大开大阖的诗美特征。
羌红，被羌族人视为对神灵、先祖、英雄致敬的颜色。羌族诗人创作中关于“羌红”的描写更是举不胜举。例如王明军的诗《飘飞的羌红》中，“红，温暖的，不只是万年不灭的火塘/还有在火塘边响起的歌喉，从手中次第传递的那一份柔”。拥有几千年历史记忆的古羌文化，其文化符号更是见证了多族群的共同记忆。作为古老中华民族重要族源的羌，其历史文化谱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华夏民族文化谱系的镜像式反映，阐释了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
三、家·族·国的命运共同体
学者托尼·朱特分析20世纪的国际社会，根据“重现的社会问题”提出：“最重要的是，只有国家才能代表对什么是公益的一种共识，认识到公益只有在繁荣中才能获得，它们是基本的东西，应该在一切情况下向每一个人提供。”“国家是一个最大的单位，在这个单位里，男男女女们依照习惯和常例都能感到自己有一种利益关系在内，它可以表现出对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负责。”④这在当代羌族诗人创作中有着极为深刻的表现。当代羌族诗人基于现实生命体验，通过表现家、族、国三位一体的命运共同体，阐明中华民族家族观与国家观的同构性。其诗歌主体的个体性与公共性在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地方记忆与社会主义中国建构的同步性和共命运性，具体表现为以红军记忆描绘红色精神谱系。
“红色精神谱系”，是羌族诗坛的特点之一，这表现为红军与羌地之间相互性关系的历史性记忆。梦非在纪实性长篇诗歌《唱游茂县》中书写过羌地的红色记忆：
苏维埃
红军建
半载岁月难相忘
羌乡儿女闹革命
送军粮
把军参
跟着部队翻雪山
解放民族行自治
……
看今朝
忆旧岁
血沃羌山草木翠
再如，雷子诗歌《革命的马灯》《我是汶川的女儿》，羊子诗歌《静静巍峨》中也都有建构红色精神谱系的内容，讲述区域、民族、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红色精神谱系的建构，不仅有红军群像还有个体形象的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坛，较少有直接以红军或国家高层领导人为直接表现书写对象的诗歌，但在羌族诗人笔下却屡有出现。李孝俊诗歌《永远的怀念》记录对红军爷爷（邓小平）的怀念：“仍以长满沧桑的手/为伤痕遍体的共和国/拨转指针”赞颂邓小平开创中国改革新时代，创立“一国两制”政治格局。雷子诗歌《地税·共和国的血管》追忆周恩来：“我看见山一样的伟人走了/我看见人民永远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豪情提笔写下了四个殷切的大字：中国税务/四个方块字言尽老一辈革命家/对共和国的祝福和希冀”。
二是羌族诗人的震后文学以苦难与爱的情感双重奏抒发家国情怀。
羊子诗歌对此有着最为典型的深刻描写。“从鲜红坚决的慈悲大爱中开出来，/一辆接一辆，长长的、高高的、重重的、/军用的和民用的，碾过峡谷群峰一串串危险，/满载万众一心的芬芳，长江黄河的柔情/炎黄子孙前仆后继的品质和舍我其谁的胆魄/血液一样，汩汩地输进了汶川失血惊魂的伤痛中。”抒发悲情与大爱的情感双重奏。
为更好抒发大悲大爱的沉重浓烈情感，羊子多采用长篇组诗的形式，例如《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静静巍峨》《三重天》等。
羌族人在澎湃激越的情感中，对支援者们的感恩之心和对国家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诗歌中权重逐步加大。羊子在《三重天》中写道：“那么，现在，甚至以后，都是一切过去基础上的继续/新的前行和存在，新的表达，对于我，对于汶川/对于羌，我都应该记住，并且鲜花一样芳香给这个世界/敞开感恩的心怀，迎接这复活的永恒”，并以“大鸟”“微风”“朝霞”“孩子”“面世”“骏马”“军人”“米-171直升机”等意象叙述羌地重构。
羊子诗歌中的“国家记忆”“国家视野”“五星红旗”“军人”“祖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字”和“中国”等成为家园重建的关键词。长篇组诗《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中以“国家救援”“五星红旗”“中国心”“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等意象讲述汶川地震以及震后重建中激荡人心的人性、党性和国家意识：“尘土之上，祖国的关怀终于来了”“汶川不哭，汶川背后是中国”“与国同心，携手世界的文明与先进”。国家形象的表述在这里得到情感的强化提升，展现出一个具有大爱精神和支撑力的饱含情感的祖国母亲形象。
震后羌族诗歌创作通过描写灾难凝聚力量，揭示地方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命运。雷子2016年出版的诗集《逆时光》较之前的诗歌集，民族国家之爱表达更为炽热。例如《金川有梨花，千朵醉》关于地理版图的书写呈现出鲜明的地方和国家的整体观，“在中国的一隅，在四川的眉梢/在阿坝州的脸颊有个叫金川的地方”。再如《战争残酷》中“国旗辉煌人民如新”的描写洋溢着铿锵豪迈的爱国情怀。
当代羌族诗人创作从个体生命的日常性到地方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诗歌主体在共同体视野下呈现出“大我”的形象。
当代羌人诗歌创作中的共同体书写的意义,一是从现实性角度力证个体、地方与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二是对当代诗坛小情小调的边缘性倾向的突破。当代文学在经历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之后，出于文学主体性的追求而有意识疏离政治话语，国家形象在文学书写中一度被淡化。羌族诗坛中的中国不仅是政治共同体，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当代羌族诗人诗歌中“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弥合当代诗坛存在的“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间隔的追求。
【本文章属于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社会变革之中的身份意识——20世纪巴蜀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SZDD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贾银忠主编：《濒危羌文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
②【美】朗格，高艳萍译：《感受与形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1页。
③【英】爱德华·莫德华、罗伯特·法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总序”第4页。
④【美】托尼·朱特，林骧华译：《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54页、4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