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2022年第4期｜孙频：天空之城（选读）
小说家，出版有小说集《以鸟兽之名》《鲛在水中央》及《疼》《盐》《裂》等。
天空之城
孙频
1
那时候我们都还能算孩子，姐姐经常带着我去山里玩。深山里藏着一座古寺，叫玄中寺，据说里面住着一个老和尚，最少也有一百多岁了，仙人一般，平时绝见不到其踪影。但每在夕阳坠山之际，若是在山路上行走，便能听到古寺里传出的钟声，悠扬肃穆，徘徊于松涛与暮云之间。这钟声听多了，只觉得肺腑皆澄澈，连走路都是无声无息的。
走到半山腰一回头，便能看到山脚下的纺织厂，还有纺织厂旁边的老县城。那座古老破败的县城，少说也有一千年了，真是老态龙钟，还能看到古代城墙的残垣和半坍塌的离相寺。而我们的纺织厂，立在县城旁边，简直有些招摇，因为年轻，还因为无根无基，好像被一阵大风刮过来的，又像一场大雨之后冒出来的毒蘑菇，天生就带有些奇幻的色彩，更像是突然之间被什么大型魔术变出来的，而不是在时间里慢慢长出来的。所以，整个纺织厂从开始就没有任何时间的气味，那种缓慢庄严又经过了无数次沉淀和发酵的气味，像游走在天地间的庞然大物，唯独绕过了我们纺织厂。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和县城里那些同龄的孩子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觉得他们要比我苍老，我站在他们面前像个真正的孩子。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那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有历史的人，有一千多年的时间积压在他们身上，从出生就如此。而我们则是一群崭新的人，更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大石猴子带着小石猴子，不存在任何传承，也没有什么敬畏，反正大家都是崭新的。
纺织厂里的工人有一半是外地人，无锡的，湘潭的，石家庄的，南来北往的工人们在这山脚下被一锅烩了，烩出了统一的普通话。所以我们打小就没有自己的方言，从出生就操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更显得我们像石猴子，完全没有经过任何文化的滋养。所以每当我听到县城孩子们讲那种土得掉渣的方言时，我心里多少还有些羡慕。他们是有方言的，方言是他们的隐身衣，他们随时可以在这隐身衣里遁形而去，而我只能明晃晃地奔跑在透明的语言里，无处躲藏。而且，懂一种方言的感觉很奇妙，因为方言是大地的神经末梢，越土的方言，越有巫气，好像离天地越近，操方言者便越发像土地的主人。而那千篇一律的普通话，被规规矩矩地供在桌子上，但也就像个祭品，不似方言，更像个活物，随便割开一道口子，里面流的全是滚烫的血液。
县城和我们厂还有一点不同，他们里面那些所谓的老社员一直都是有土地的，在县城边儿上，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地里种庄稼种花草侍弄各种蔬菜。占有土地是一种神圣的感情，不仅仅因为有对土地的原始崇拜在里面，还因为大地的仁慈和馈赠总会让人觉得心安。而我们厂就不同了，我们只有成排的车间、食堂和宿舍楼，还有一座工人文化宫，厂里的工人们都已经脱离了土地，呈双脚悬空的姿态，再加上纺织厂里终年有大团大团的棉花运进来，像巨大的云堡坠落人间，使得这工厂竟有了几分天空之城的味道。
但是县城人穿什么衣服都是向纺织厂的人学的。因为纺织厂里多是女工，且来自四面八方，女人扎堆的地方自然就会争奇斗艳，都不是要把对方比下去，而是恨不得直接把对方比死，这样才能最终产生花魁。这种氛围对人简直有一种宗教洗礼的功能，生怕自己被潮流落下，所以每天女工们脱了工作服走出车间的时候，厂子上空都弥漫着一种妖气，由各种斑斓的色彩汇聚而成。每次服装和发型上有什么流行趋势，都是从厂里流向县城里，夹克衫、西装、皮衣、喇叭裤、健美裤、直筒裤、老板裤、萝卜裤、蝙蝠衫、文化衫、红裙子、格子裙、八角裙、一步裙、A字裙、超短裙，像从河流上游流向下游，为此县城的流行趋势总是要比厂里慢半拍。流行西装的时候，人人身上晃里晃荡地裹着一件大西装，流行大红裙子的时候，全厂上下一片红彤彤，有一种血流成河的恐怖感。
老县城和纺织厂就这么比邻而居又相安无事，像一个气喘吁吁的遗老和一个农业学大寨的铁姑娘终日站在一起。我们去县城买东西的时候，因为操一口普通话，总是会被县城人当外地人，一步之遥的外地人。而我们在县城里的东游西逛便也总是带有一种游客观光的性质，其实我们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和他们吃一座山上的土豆，喝一条河里的水。
站在半山腰上这么往下一看，就能看到纺织厂和老县城其实已经紧紧靠在了一起，县城不断扩建，正逐渐向纺织厂靠拢。纺织厂的边上是文峪河，时常船来船往地运输棉花，扁扁的船上塞满蓬松雪白的棉花，蒲公英似的，一大朵一大朵地漂过来。旁边是一条与河流平行的公路，陆路永远追随着河流，因为河流古老而智慧，不会轻易在大地上走失。还有一条孤独的铁路径直从纺织厂穿过，靠近铁路的人家端着饭碗扒在窗口，就能看到绿皮火车蜿蜒从楼下爬过。小孩们最喜欢看火车，因为火车代表着远方，神秘而凶险莫测。县城的孩子们经常三五成群地跑到我们厂里来，专门就为了看火车。
那天我们俩一起去了文峪河水库，水库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在群山里藏着那么一面巨大的湖，宁静又邪恶，黛色的山峦倒映入水中，无限向水底生长，倒影看上去阴森可怖。满月的夜晚，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湖面却散发着一层清寒的银光，连冒出水的鱼儿都是银色的，与山脚下的万家灯火比照，这里自有一种世外的空寂与幽美。到冬天的时候，整个湖面会冻成一大片洁白的冰湖，里面镶嵌着枯白的芦苇和几条萧瑟的木船，冰湖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常有拉货的大卡车从湖面上轻盈驶过，有凌波微步的感觉。
这天，我们站在水库边才发现，因为到了枯水季，水库里的水少了一大半，连湖底的水草都露了出来。然后，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因为水变浅了，湖中间竟然长出一条泥泞的小路来，是从幽深的湖底长出来的，散发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阴森潮湿。我看着这条神秘的小路，怀疑顺着这条路就可以走到湖底，据说这湖底确实沉着一座古城，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消失的。又觉得沿着这条路也许可以走进另一重异域的时空里，说不好直接就到外星上了。踌躇一番之后，我们俩还是小心翼翼地踏上了那条来自湖底的小路。
我们沿着小路蹚过了几条小河，其实就是被干旱割成一缕一缕的湖水，又爬上一个小土坡，再翻下土坡一看，坡下也是湖水，只是，在岸边散落着一层陶瓷的碎片，有黑色的，红色的、灰色的，有的上面还有花纹、菱形纹、绳纹、篮纹。走近了才发现，陶片中间还有些半圆形的石环和苍青色的石块，还能看到零零散散的白骨露在外面。我俩呆呆地立在陶片堆里，看着脚下的白骨，忽然觉得有些害怕，好像沿着那条湖底浮出来的小路，真的走进了一个神秘古怪的空间里。姐姐捡起几块陶片看了看，觉得不好看，又扔到了湖里，低头寻觅半天，猛地大呼小叫起来，我过去一看，她居然捡到了一只完整的白色石环，但我们实在猜不出这石环是做什么用的。她刚把石环装进口袋，忽然听到有人在我们背后低低喝了一声，放下。
说的是普通话。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地方居然还有别人？回头一看，是一个高瘦的年轻男人立在我们身后，瘦长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头发是长长的三七分，连耳朵都遮住了，两手插在裤兜里，正歪着脑袋盯着我们。我看了看四周，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时疑心他是不是从湖底钻出来的，但看他的头发和衣服都是干的。他站在那里，对着姐姐又说了一遍，放下。声音不算高，但自带威严。他不像县城人，但应该也不是纺织厂的人，我从没见过这个人。姐姐冲出去，昂起头喊了一声，你谁啊？管得着？年轻男人小心翼翼抬起脚，往后挪了挪，像是怕把脚下的陶片踩碎了。我心想，它们本来不就是碎的嘛。男人蜻蜓般立到身后的土堆上，眯起眼睛向周围环视了一圈，然后把目光收回来淡淡瞟了我们一眼，只能说瞟，连看都算不上。他嘴角挂着一抹冷笑，慢慢说，你们不懂，这里的东西不能随便捡。这里是阳关山上唯一的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大概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们脚下踩的是五千年前人类用过的石斧、打火石、陶器，你，就你，刚才捡到的那个是五千年前的石纺轮，所以你不能带走，它不是你家的，也不是我家的，它就是这里的。
原来我们竟误闯进了五千年前的时空里。一旦得知了这个巨大的秘密，忽然发现周围的一切原来都是长着目光的，湖水、山峦、树木、碎陶片、石头，都用一种苍老而诡异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叮嘱我们为它们守住这个秘密。我有些微微的恐惧，感觉正和一群古老的巨人站在一起，它们如此巨大苍老，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碾灭我们，也可以轻易碾灭山脚下的纺织厂和小县城，与这些巨人相比，它们真的太小太年轻了。
我又下意识地向周围环视，只见四周全是湖水，我们竟然正站在湖水的中央。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就像忽然来到了苍茫辽阔的宇宙当中，时间和空间全部坍塌了，已经逝去的过去又回到眼前，清晰可见，甚至，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我后来看到关于黑洞的介绍，就想到了那天我们站在湖水中央的感觉。那就是一种不小心闯进了黑洞的感觉，在那个神奇的洞穴里，时间消失了，所以人可以看到五维六维甚至无限纵深的空间。
我们最终没有捡那些碎陶片，把五千年前的时间碎片捡回家里，多少让人有些害怕，又自知无法为它们找到合适的栖身之所。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俩又上山去了文峪河水库，试图再去看望那些古老的碎陶片，却忽然发现，上次出现在湖水中央的那条小路已经消失不见了，湖水重新淹没了它，也淹没了湖中央凸起的那块黄土坡。它们重新回到了湖底。整个湖面平静极了，没有一缕波纹，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丝质的光华，湖底却像埋着幽深神秘的目光，一直折射到湖面上来。看着镜子般平滑的湖面，我忽然觉得，我们上次能走到湖水中央好像只是一个梦境，并不是真实的。后来我们又去了水库几次，却再也没找到那条湖水中央的小路。它就像《聊斋》里被狐仙变出来的宅院，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就这样过了一年，到了一九九二年，我的姐姐刘静初中毕业，考上了太原的纺织学校，离家上学去了。其实她学习成绩一直挺好，之所以初中毕业就去读纺校，无非是因为下面还有个妹妹。厂里有个传统，长子长女们都想早点参加工作，好为家里减轻负担，也好让弟妹们能继续读书。另外一个原因，读完纺校就可以直接分配回纺织厂工作，我父母的意思同纺织厂的其他父母没有什么不同，先把一份工作占住再说。
刘静放暑假回家的那天，我还没有放学，她直接就到厂里的子弟学校来找我了。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她不扎辫子了，长发披肩，齐刘海，穿着一件淡绿色的收腰衬衣，领子剪成当时最流行的燕子领，身穿着一条白色的绉绸裤裙，裤腿比别人的都要肥大，走路时裤子里能灌两桶风，踩着一双黑色高跟凉鞋。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走到我们班教室门口叫我。坐在教室里的小孩儿们齐齐抬头盯着她看，目光贼亮，还有的扒在窗户上看她，好像在看一出马戏。只见她双手抱肩，踩着高跟鞋在教室门口踱来踱去地等我，忽然一阵穿堂风奔跑过来，她的长发、衣摆、裤腿在瞬间全飞了起来，像降落伞打开了一样，声势浩大隆重，好像她整个人都准备着要飞起来了。怕她飞走，也怕眼前情景越发像马戏了，我连忙冲出教室冲到她面前，好挡住同学们的视线。走近才发现，她脸上涂着一层白粉，还抹了玫瑰色的口红。她好像猛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成熟女人，但一开口说话还是原来的腔调，白粉后面的神情也还是稚嫩的，就是比从前滑稽了点，这滑稽让她看起来更像个马戏演员。站在她身边，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我觉得她在自己外面硬生生罩了一个大人的壳，但从壳里露出来的那张脸却还是一张孩子的脸，这张稚嫩的脸嫁接在一个大人的身上，散发出了一点可怖的味道。
路上，我发现她衬衣上的一排纽扣各不相同，没有两颗是重复的。我说，现在流行这样的扣子吗？她把长发一甩，昂着脸说，衣服是自己扯布找裁缝做的，颜色和式样自己挑，这些扣子都是我自己挑的，我故意挑成不一样的，以前没见过吧？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见过。她像想起了什么，从身上掏出一支口红，拧开盖子给我看。我一看，口红居然是绿色的。她不容置疑地说，也没见过吧？来，给你涂点。我忙躲避，哪有绿色的口红，涂上像青蛙一样。她不屑地说，傻子，这是变色口红，涂上就变成红色了。说罢便捉住我的头，用力在我嘴唇上涂了又涂。被涂了绿色口红的我自觉狰狞，也不敢反抗，只能乖乖跟在她后面。忽听她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学习怎么样了？我说，还凑合吧。她忽然扭过脸来，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慢慢地笑了一声，凑合？什么叫凑合？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学习不好趁早给自个儿做好打算，不要瞎浪费爹妈的钱。
过了很久我才想明白，那时候我之所以不敢反抗，其实是因为我心虚，她早早上了纺校，好像急于为我腾出一个地方来。而那天，她那么招摇地去学校找我，想来一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炫耀，但更多的可能是为了报复，报复自己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口红果然变色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红，拦都拦不住，都有点惊悚的效果了。我们俩一人顶着一张艳丽的大红嘴唇，从厂里横行而过，我用手挡住嘴唇，假装牙疼。回家这条路正好经过放棉花的仓库，母亲是这个仓库的保管员，我们俩便拐进仓库找母亲。这个仓库极大极深，像个蛰伏在此的秘密基地，里面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如深海，人说话的时候都能听到嗡嗡的回声，好像正行走在空旷的山谷里。雪白的棉花一包一包地堆在仓库里，堆得遮天蔽日，开包的地方吐出了大团大团的棉花，地上铺的也是棉花，走在地上简直像走在云层里，好像把全世界的云朵都囚禁到这里来了。母亲就是那个看守并放牧云朵的人，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孤零零地守在巨大的仓库里等着人来提货。有时候实在乏了，她会偷偷躲到棉花堆里睡一觉，往棉花堆里一陷，整个人就没了。仓库里总是飘着一层棉絮，好像终年在下雪，大夏天外面艳阳高照的时候，这仓库也在独自下雪，一年到头就一个季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见到母亲，她的鬈发上眉毛上都落着一层棉絮，白毛女似的。
我们走进巨鲸胃一般的仓库里，立刻就掉到了棉花堆里，像不小心来到了天上。好不容易才找到角落里孤零零地飘浮着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后面端坐着一个白毛女，正低头专心致志地织毛衣。在如此浩瀚的空间里，母亲看起来微小得可怜，随时都会被那些云堡一样的棉花淹没，吞掉。
白毛女猛一抬头，看见两个涂着大红嘴唇的女儿正站在她面前，吓得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嘴里大声嚷道，怎么把个嘴唇画得像刚啃完死孩子。母亲嗓门特大，说话的时候轰隆隆的，好像别人都是聋子。其实她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甚至算得上是细声细气，后来在纺织车间做了十年的挡车工就变成这样了。纺织车间里纺织机日夜不停，机器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车间里说话，必须得扯着大嗓门别人才能听得见。再加上长期听着这样的机器噪声，很多纺织女工的听力都出现了问题，虽然不至于彻底变成聋子，但听人说话的时候总要侧过脸，把一只耳朵高高竖起来，还得拿一只手做辅助的扩音筒，其实和半个聋子也差不多。因为自己听不见，便总疑心别人也听不见，所以平时说话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扯紧嗓门，活像吵架。除了听力出了问题，因为每天都要在车间里步行七八公里，长征一样，慢慢地连腿脚也出问题了，站不动了。后来便走了个后门调到仓库去做保管员，看守着铺天盖地的棉花，这下倒是没有声音了，偌大的仓库寂静阴森，棉花们会吸掉一切声音，连一点响动都找不出来，又太孤单了。所以她后来又落了一个后遗症，就是只要逮住一个人，就抓着不放，死命地喋喋不休地和人家说话，对方都被吓跑了，她还在那里自言自语停不下来。
刘静又炫耀地掏出口红，一定要给母亲也涂一圈试试，母亲一边大笑一边躲，震耳欲聋地说，活了四十多岁也没用过一次口红，我们这代人最可怜，没戴过耳环项链，没涂脂抹粉过，从小就知道劳动挣工分当铁姑娘，高中都上完了，一共就认下两个英语单词，每天就是喊口号。刘静不由分说，捉住母亲的头便往上涂，共犯的快乐让我也帮着摁住了母亲。母亲稍微挣扎了一下就不再躲了，像等着挨宰一样，顺从地涂上人生第一次口红。颜色开始变红了，母亲变得不再像母亲，像个大号玩伴，我们三个红嘴唇面面相觑，像照镜子一样，随后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在家里从没有那么笑过，直笑得前仰后合，到后来都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可笑的了，却还是停不下来，最后笑得都互相瘫倒在对方身上。我们的笑声在仓库里激起了层层回声，白云之间到处有人在笑，简直瘆得慌。
笑到实在笑不动之后，母亲坐在桌子上，扛着红嘴唇，跷起二郎腿，把刘静身上的衣服数落了一遍，裤腿儿太肥，像挑着两桶水，这能好看？燕子领显老气，不适合你这年龄，哪有这样乱配扣子的，叫花子一样。呵呵，开始穿高跟鞋了？你才多大点岁数？穿上高跟鞋不要乱扭屁股，以为自己是模特儿啊。
我后来才想明白，母亲那时候其实是有点害怕了。刘静毫无过渡的转变，一夜之间从一个孩子骤然变成了大人的形状，让母亲忍不住感到有点害怕。
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临出仓库的时候，母亲扯块卫生纸，把我们三个人嘴唇上的口红都抹掉了，像曲终人散演员卸妆。出去时我回头一看，空旷阴森的仓库还真像一个废弃的剧场，母亲平日独守在这剧场里委实孤单，剧场里还终年飘着雪花，排练几百场《白毛女》歌剧都不成问题。
2
整个暑假里刘静也不怎么出门，除了晚上会在厂里遛圈儿散散步，尤其是她那些上了高中的同学，她只要看到她们的影子就远远避开，像见了鬼一样。她也不再做功课，手里倒是经常捧着一本世界名著，像什么《简·爱》《呼啸山庄》《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录音机里放的磁带是《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对我偷偷在听的那些四大天王的歌曲她不屑一顾。晚上电视里正放着《编辑部的故事》，她也不看，她穿着高跟鞋出去散步，她太珍爱她这双高跟鞋了，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穿在脚上。有时候她还会强制性地把我拉上散步，我猜测，她是需要身边有个观众。
晚上在工人文化宫前面的广场上，会有一些厂里的叔叔阿姨在那里搂着跳交谊舞，慢三慢四，快三快四，有时候还跳探戈伦巴恰恰。一天晚上，我俩走到那里，便站在人堆里看了一会儿，一曲终了，我以为该走了。没想到，等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刘静忽然走出人群，在众目睽睽下走进了那圈舞池，她落落大方地邀请一个男人跳舞。那男人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接受了邀请，两个人便搂着滑入舞池，开始转圈。她跳得投入极了，头高高昂起，长发飞扬，只用高跟鞋的鞋尖着地，蜻蜓一般，跳完还向那男人行了一个屈膝礼，估计是从《茜茜公主》之类的电影里学来的。我已经不敢看下去了，觉得很丢人，慌忙挤出了人群。
刘静也出来了，我们继续散步，但走了好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刚才跳舞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发光体，一只大号的萤火虫，周身都在发光，现在走在纺织厂的小路上，我怀疑她还在发光，顺便把我也照亮了，别人远远就能看到我们，简直无处躲藏，这让我很想夺路而逃。她的高跟鞋也忽然变得无声无息，估计是踮着脚尖在走路，她居然还在悄悄走舞步。我已经不想和她走在一起了，觉得忽然间不认识这个人了，但脚步还是机械地跟在她后面，不敢反抗。沉默得久了些，空气变得僵硬，她也觉出来了，便又主动找话说，我是在纺校学的，我们每个周末都有舞会，就在自己教室里，把桌子一拉，把灯管用彩色皱纹纸一裹，放开录音机，就是舞厅，学两次就会了，简单得很，想学我教你。
我没吭声，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她忽然侧过脸，嘴角翘起，接近于微笑，小心翼翼地对我说，要不你也考纺校吧，一毕业就能参加工作，反正将来都是要参加工作的。我也想通了，工作是早晚的事，早些工作了工龄还长。我还是没吭声。就这么默默往前走了一段路，她忽然站住，扭过脸来上下打量着我，劈头说了一句，你的耳朵是聋了还是怎么了？
一九九三年的暑假，电视里放着《北京人在纽约》，我在放学之后，从录音机里偷偷听毛宁的《涛声依旧》。纺织厂开始有工人炒股，半年之后，有被股市套住的人从六层楼的顶层跳了下去，当场脑壳迸裂。刘静回家了，穿着高跟鞋，头发烫成波浪卷，身上穿着脚蹬裤和宽大的文化衫，手里捧着《安娜·卡列尼娜》。
一九九四年的暑假，电视里放着《雪山飞狐》，我从录音机里偷听老狼的《同桌的你》。刘静回家了，穿着高跟鞋，身上穿着白色的短袖西装和白色一步裙，把长发盘成一个圆圆的髻，髻上插了一根筷子似的发簪，手里捧着《静静的顿河》。
一九九五年的寒假，电视里放着《武则天》，母亲惊叹，看人家刘晓庆怎么还像个小姑娘。我从录音机里偷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刘静回家了，穿着高跟鞋、喇叭牛仔裤、一直拖到小腿的双排扣呢子大衣，咖啡色的扣子像小馒头，手里捧着《你别无选择》。
一九九六年暑假，电视里放着《宰相刘罗锅》，录音机里是郑智化的《水手》，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纺织厂只有小学和初中，外加一个幼儿园。这个夏天刘静卷铺盖回到了纺织厂，她从纺校毕业了，被分到了印染车间。而那年的纺织厂，工人们已经开始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
我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县城里上学，其实路上也就骑个十五分钟，但我总觉得，自己每日都是从外地千里迢迢奔赴过去的，好像坐着一辆绿皮火车，越过千山万水，咣当咣当地爬行，从一个国家来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国家。这是一个心理过程。我和纺织厂的其他人一样，始终都被县城人视为是外地人，而我们自己，也自觉是外地人。
我读了高一唯一的文科班，教室在一楼的最边上，离厕所最近，一看就是被那七八个理科班欺负的主儿。教室里塞着满满当当的学生，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最后一排学生的脊背就紧紧贴着墙，看黑板都得用望远镜。我见最后一排有个女生上课的时候总是戴着两副近视眼镜，一副挂脸上，一副拿在手里，摞起来充当望远镜。还有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大个子男生，终日和几把扫帚坐在一起，变得像个扫帚精。我是这个班上唯一讲普通话的学生，课堂上讲普通话是大家都进了同一个场域，但课后讲普通话的人就会分外孤独，你的语言时刻都在告诉别人，你是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星人。那些操一口地道方言的女生，三五成群地结成小团伙，连上厕所都要拉个伴儿，好像一个人就会变残废一样。她们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故意把我当成一团空气，大声用方言说笑，觉得我听不懂，也从不多看我一眼，我也就真的把自己当作一团空气，课间都不必出去放风，只是埋头在桌椅间做作业。
有时候有个男生会凑过来问我数学题，用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还有点紧张。我们用普通话交流的时候，就像在周围砌起了一道墙，多少有了些安全感。同时，我又感觉到，他对普通话多少是有些渴望的，可能觉得普通话是比方言更高级一等的语言，方言像土著，需要进化才能慢慢变成普通话。其实对他们的方言，我从小耳濡目染，都能听得懂，又不是什么外语，甚至我还在背地里偷偷学过，但一经我的嘴，那些有滋有味的方言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了另外一种奇形怪状的语言。我后来想，千姿百态的语言都是生长在大地上的，像草木一样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地的滋养，而我们纺织厂根本没有方言生长的土壤，所以只有不需要营养的普通话能在这里生长繁衍。普通话更像语言里的机器人，没有老家，没有祖宗，没有童年，而且永远面无表情。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同类，一个像我一样讲普通话的同类。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他在课堂上下讲的都是普通话。碰到另一个不讲方言的人，让我惊喜不已。第一次上历史课的时候，我发现站在讲台上的历史老师竟然是那天我们在湖中央碰到的那个男人，那个不许我们捡碎陶片的男人，他叫杨声约。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课堂上抽烟的老师，从走进教室，手里就夹着一根烟，讲课的时候夹着烟，黑板上写板书的时候夹着烟，训学生的时候夹着烟，那根烟根本就是长在他手上，是第六根手指头。讲到高兴处或者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的时候，他就倚着讲台，把那只细长的手慢慢举起来，动作优雅，举到嘴边，用嘴角斜叼着烟，眯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大口，连双颊都凹陷了进去。然后他徐徐喷出一大团青烟，像蚕一样把自己包裹在里面，而他则躲在烟雾里远远看着学生们。
但我还是很喜欢上他的课，甚至都盼着历史课能多上几堂。当我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慢慢想清楚了其中的原因，首先，他对我有一种先入为主的震慑，在一片湖水的中央，他忽然降临在我和刘静面前，像是从水底的宫殿里驾着马车冒出来的，对我们这样的工厂子弟来说，他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诡异的高贵。他曾告诉我和刘静，我们脚下的碎陶片是五千年前留下来的，不要破坏了五千年前的时间和秩序。那是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时间，它们像史前巨兽一样慢慢踱步到了我面前，太高太大，我甚至看不清它们真正的面目，只能看到它们投在地上的阴影，遮天蔽日，欲覆盖住一切。然后，它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主要是我太渺小了，它们根本不可能看到我，它们就那么慢慢又踱过去了，永不回头，也永远不可能死亡，它们像是宇宙间唯一的永生。也是在这古老庞大的时间面前，我第一次对这个破败的县城生出了一点敬意，不起眼的小县城竟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
其次，他讲课的时候总是跳出课本之外，天马行空，和别的老师完全不一样。我感觉他讲课的时候，其实并不把我们当学生，而是当成观众或比观众更深的群体，比如信徒，而他是那个艺术家或传教士。所以他在讲台上总是带有表演的性质，类似于在舞台上表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大段大段的独白，高贵而痛苦的神情，真的像一个受难者。他在讲课讲到没有人回应他的时候，会用粉笔在黑板上狠狠地痛苦地戳，把粉笔戳成一截一截的，使劲写巨大遒劲的字，或者忽然把粉笔头抛向学生堆里，没有目的，只因为学生们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他有时候会夹着一根烟，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庄重地说，你们觉得到底什么是历史？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历史对人类是有净化功能的，因为真实的历史中饱含不幸和冷酷，这种冷酷就是无法避免的必然性，就是人类必然的宿命，谁都阻挡不了。但就是这样的必然性，就是这样冷酷到纯净的历史，让无足轻重的我们最终获得了平等，因为我们头顶的太阳永远不会变，历史的法则永远不会变，历史所研究的其实就是我们头顶永恒的永不偏袒谁的阳光和月光。懂了没有？
或者，他会叼着一根烟，坐在讲台上对我们演讲道，万物顺应必然，从不定性中生成，又在回归不定性中消亡。因为，依据时间秩序，万物由于自身的不公正，要从彼此那里遭受一次惩罚和一次赎罪。而这些惩罚和赎罪才真正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前面的话是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的，听懂的请举手。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举手。他深深吸了一大口烟，喷出一团青烟后，把烟头扔到地上慢慢碾灭。然后朝我们痛苦地摆了摆手，表示这堂课到此为止。他身上真是有种又邪恶又高贵的东西，就算听不懂，也让他的课堂充满了魔力。
每次排队上厕所的时候，我都发现，女厕所简直就是一个秘密的信息交流中心，女生们三三两两地评价着某个男生或某个老师。我正是在这样的地方，通过听来的零碎信息渐渐拼凑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杨声约。他的父亲是从北京来插队的知青，母亲是当地人，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后来他父亲抛下他们母子回北京了，另外成了家。他母亲晚年时精神上出了点问题，总担心有人在她饭里下毒，终日捂着个大口罩，疯疯癫癫的，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是师大历史系毕业的，不知为什么，一直不结婚，至今还住在学校后面的那排平房里，那是一排简陋的教师宿舍，年轻老师在那里过渡两年，一般就都搬走了，只有他一直住在那里。我还听那些女生们说，他近两年迷上了赌博，空闲时候时常找人打麻将赌钱，但老是输。
不管怎样，每次上课他都是踏着铃声进教室的，从不迟到，也从不拖堂，腋下随意夹着课本，嘴里叼着一根烟，走路的时候稍稍有点猫腰。讲课的时候，他并不像个老师，他看上去比老师更遥远更神秘也更牢固。所以每次看见他的影子，我心里都会莫名感到一种奇异的安慰。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文科班忽然来了一个插班生，是刘静。
3
开学后的这三个月里，我每日早出晚归，天黑着就出门了，晚上十点多才到家，和刘静居然很少打照面，她有时候上的是夜班，等我上学之后，她才下班回家，我们虽然住一个房间，但好像已经不在同一个时空里了，两个时空有时候平行滑翔，彼此悄无声息，有时候会擦肩而过，极偶尔的时候，我们都站在各自的窗口偷偷观察着对方，不料却正好与对方打了个照面。我知道她有点躲着我，我猜测，还是因为我最后读了高中而没有去读纺校。所以我也小心翼翼地想避开她，好像自己真做了贼一样心虚。有一天我放学到家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着一摞崭新的自考复习教材，一猜就是刘静买的，看来她准备要参加自考了，一个中专文凭确实太低了些，所以厂里有些年轻人会通过自考再拿一个大专文凭。
我盯着那摞教材偷偷看了几分钟，心里一阵高兴，有点解脱的感觉，如果刘静能拿到大专文凭，甚至本科文凭，我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怕她，我们就又能回到过去了。在过去，她就是经常对我指手画脚，我也觉得是应该的，谁让人家比我漂亮比我聪明。上了高中之后，我总觉得心里愧疚，仿佛是把她的高中和大学偷来归自己用了。现在，见她要参加自考，我一时竟比她还高兴。
我没有想到的是，忽然有一天，刘静会以插班生的身份跑到文科班里来，和我成了同学。那天早自习，我正在昏天黑地地背英语单词，杨声约忽然进来了，让大家安静下来，说班里来了个新同学。他身后跟着进来一张旧课桌、一条破板凳，不是桌椅自己进来的，是被两个大个子男生搬进来的。桌椅搬进来才发现教室里早已塞得像个肉罐头，连再镶嵌一套桌椅的缝隙都没有，最后一排的学生都快被挤进墙里去了。此刻，他们都站了起来，用望远镜兴奋地观察着教室门口，那个终日和扫帚坐在一起的男生尤为高兴，头不停地东张西望，十分关心这新来的课桌到底放哪里，总不能放天花板上吧。全班的学生都抬起头，兴致勃勃地盯着杨声约身后，枯燥的高中时代连一丁点儿娱乐都没有，这样的时刻已经算是全班学生的节日了，当然不能放过。
杨声约把烟举到嘴边慢慢抽了一口，看上去稍微有点迟疑。他一边抽烟一边眯起眼睛打量着整个教室，试图寻找到一道缝隙，半根烟下去之后，他弹弹烟灰，果断用手指了指讲台旁边，示意两个男生把桌椅搬到那里去。两个男生听话地把桌椅搬了过去，教室里爆发出一片哄笑声。这个位置实在是太特殊太显赫了，紧挨着讲台不说，还和讲台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副讲台，而坐在这里的人既不像老师也不像学生，既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像是老师的助手，又像是马戏团的演员，一举一动都能被全班人看在眼里。最后一排的学生更高兴了，还有人比他们的位置更加特殊的，有个男生还吹起了口哨，众学生一起哄堂大笑，完全是马戏即将开场的节奏，快乐极了。杨声约抓起一只粉笔头向吹口哨的男生扔去，哄笑声暂时被压了下去。
真正的主角终于登场了，一个单薄的人影快速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看上去很镇定很利落，早已彩排过的架势，没有丝毫的慌乱和羞怯，径直向那套马戏台一样的桌椅走过去。她肩上挎着一只土黄色的人造革皮包，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以至于走路的时候，高跟敲打着教室的水泥地面，发出了嗒嗒的清脆响声，腿上穿一条喇叭牛仔裤，紧紧裹着臀部，上身穿一件很短的黑色夹克，露出一截红色高领毛衣，看上去上身短极了，全身只有两条腿。更重要的是，她居然留着披肩长发，没有扎辫子，这在高中生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整个教室又在瞬间沸腾了，而且比刚才更加热闹。学生们有的笑，有的兴奋地窃窃私语，有的大声问，这是老师还是学生？是不是走错教室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们甚至忽然鼓起掌来，那个扫帚精像水手一样，踩在凳子上，手搭凉棚使劲向前瞭望。他们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这个怪物一般的插班生从此以后有望取代他们的位置了，代替他们成为全班垫底的，还有比坐在讲台旁边更恐怖吗？
杨声约又向学生们弹了几个粉笔头，没用，敲桌子，没用，他扯开嗓子大声说了句安静，还是没用。学生们像喝醉酒一样忽然集体陷入了一种狂欢的气氛。毕竟，平时只有上课和做作业，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快乐的机会。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反应，在一堆哄笑声中埋头写作业的学生是我。因为刚才在这个插班生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里，我就已经认出来了，是我的姐姐刘静。我甚至都怀疑，这是变魔术吗？她居然从一个纺织女工忽然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还穿着时髦高调地走进了高中教室。她这身穿戴走在外面显得很精神，可是走进这高中的教室，就显得实在是太滑稽太可笑了，完全赶得上一个马戏团演员的行头。
后来我才从母亲那里得知，刘静复习了几天自考资料就果断放弃了，因为她觉得这个学历即使拿到了也照样被人看不起，她也看不起自己。接下来，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便自作主张地从厂里辞了职，又跑到县城高中去求一位高中老师，那个老师就是杨声约。不知她说了些什么，杨声约被她打动了，又找校长帮她说情，最后让她进了高一的文科班。等到父亲和母亲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坐在教室里和我做起了同班同学。
她那个位置实在太过显赫了。一般教室里只有两个纬度，讲台上和讲台下，而我们这个教室里则有三个纬度，讲台上，讲台下，还有讲台旁边，相比别的教室，我们的教室具有更丰富的层次和戏剧效果。坐在讲台边的那个位置上，被瞩目的程度仅次于讲台上的老师，甚至有的学生不看老师，一堂课都津津有味地盯着刘静的背影看。因为那里离讲台和黑板最近，她的课桌上、头发上，永远都落着一层粉笔灰，白花花的，颇有几分母亲在仓库里做白毛女的遗风。因为位置的显赫，她做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被后面的学生们看在眼里，掏鼻孔，打瞌睡，走神，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像经过了放大镜的审视，变得前所未有的庞大、逼真，惊心动魄，简直像在教室前面放电影。
有时候，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也会落到她身上，我便赶紧把目光挪开，不是因为别的，是实在不忍心多看。那个位置，一方面是被老师遗忘的死角，因为和讲台平行，而老师们通常只往讲台下面看，另一方面，坐在那里又像个囚徒或犯人，被她身后的七八十双眼睛关押着，捆绑着。我想，她一定也感觉到背后那些层层叠叠的目光了，所以上课的时候，她的背永远挺得笔直，像把剑一样插在那里，又因为离黑板太近，她看黑板的时候，不得不把头高高昂起来，鼻孔向上翻起，好像时刻都在迎接着漫天落下的雪花。
不仅是学生，有的老师一进教室，猛地看到讲台旁边镶嵌着这么一个特殊的学生，都吓一跳，然后用奇怪或饶有兴趣的目光把她上下研究一番，有的老师还狐疑地问，这是个学生？再然后，他们又很快把她遗忘在了那个角落里。没办法，她看起来实在是太不像个学生了。代课老师里面，只有杨声约能记得她的存在，还让她做了自己的历史课代表。于是，上历史课的时候，刘静便分外卖力，背挺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鼻孔向上扬起来，像大猩猩之类的灵长类动物，嘴唇微张着，落满粉笔灰，努力在捕捉杨声约讲出的每个字。
杨声约有个习惯，会在每节课开始的时候提几个问题，把上节课的内容回顾一下。自从刘静做了历史课代表，每次他的问题刚一出口，连一秒钟的间隙都没有，就被刘静抢着回答了，有时候他的问题才说了一半，坐在讲台旁边的刘静就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听见刘静抢着回答问题，下面的学生们轰的一声都笑了，就像一群大孩子在嘲笑一个急于表现自己的幼稚小孩。刘静不管，头也不回一下，照样抢着回答，哄笑几次之后，笑声渐渐小了下去，换成了扑哧扑哧的笑声，像池塘中的青蛙那样。再后来，连哧哧的笑声也渐渐淡下去了，换成了窃窃私语和零星的低笑，最后，在刘静抢着回答问题之后，教室里没有了任何声音，好像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只有杨声约和刘静还醒着，两个人正踩在别人的梦境上唱双簧，一问一答。
渐渐地，刘静让我感到了恐惧，我相信这种恐惧不是我一个人感觉到了，班上的大多数同学应该都感觉到了。有时候杨声约在课堂上提到某个历史事件，不管是多么微小的藏在犄角旮旯里的事件，话音刚落，刘静就准确地说出了这个事件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并说出它在课本的哪一页哪一行。我战战兢兢地翻到课本那一页，准确无误，分毫不差。班里没有了窃窃私语声和笑声，只有沙沙的翻课本声，但听起来更加惊心动魄。她把整个课本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了。后来我又更加惊恐地发现，她不是在背书，也不是在看书，她是在吃书。
她吃书的办法是抓住一切能利用的时间，一遍一遍地看书，不放过上面的任何一个字，甚至标点。我见过她的课本，那是世界上最破的课本，好像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因为被翻的次数实在太多，书脊破损，每一页都是活动的，破旧的，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批注和脏手印，又用红笔和蓝笔做了各种复杂的勾画。那简直不像课本，倒像是一位古代巫师留下来的秘密日记，古老的羊皮封面，用鹅毛笔蘸着鲜血写成，上面记载着各种旁人无法看懂的魔法或幻术。她一个人的魔法。她用这种办法慢慢地把整个课本都吃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到了后来，历史课差不多就变成了刘静一个人的课堂，下面的学生们都昏昏欲睡，唯独刘静一人近于兴奋，而只要杨声约有问，刘静就必有答，甚至于杨声约旁逸斜出到一些哲学问题上，刘静仍然能回答得上来。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渐渐地，刘静简直变成了杨声约身上的一部分，变成了他的一个附件，一个器官，一个知音。他们俩在昏昏欲睡的学生堆里高山流水。无论怎样，她都不像一个正常的学生，这种不正常让她周身弥漫着一种可怕的邪气，即使她后来不再穿高跟鞋不再留披肩发，这种邪气依然附在她身上，久久不散。
在刘静进入文科班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披肩长发一剪子剪掉了，剪了个我们小时候留过的童花头，只是比小时候还要粗糙。她把高跟鞋脱掉，换上了初中时代穿过的一双大头球鞋，又把初中时代穿过的旧校服从箱底刨出来，看都不看一眼就穿在了身上，连镜子都不照。她的个头从初二就再没长过，所以从前的旧衣服穿在身上居然还算合身，只是这些衣服早已过时破旧，又因为在樟木箱里放久了，散发着一种阴森冰凉的樟脑味，简直像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把这些古老的旧衣服披挂在身上之后，再加上一个犬牙参差的童花头，她看起来更不像我的姐姐了。她在时光里迅速向后撤去，从我前面跑到了我的后面，甚至跑到了她自己的后面。她看起来不再像姐姐，但也不像我的妹妹，她已经独自变成了一个新的物种，连时间都奈何不了她。
我猜测她下决心剪掉长发脱掉高跟鞋与一件事情有关，那件事情应该对她刺激很大。自从刘静来到文科班之后，我俩就没说过一句话，迎面撞上了也假装不认识。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对于我来说，我确实不希望别人知道她是我姐姐。因为她实在是太特别了，太像个怪物了，以致带给我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似乎一旦被人认出来，我便也会沦落为马戏团的演员。我那一口普通话已经够惹人注意了，我只希望自己能埋藏在人群中，像空气一样，永远不要被人注意到。
她刚来的那十多天，每天单肩背着挎包，穿着高跟鞋、喇叭裤，留着披肩长发来上课，学生们出出进进的时候都会对她进行一番参观。她如果走到教室外面，那连外班的学生都会赶来围观，和参观动物园的表情一模一样。无论多少人围观她都不为所动，目不斜视地走进教室，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用两只手捂住耳朵，只是埋头看书。课间休息的时候她从来不出去活动，甚至也不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也只挑天黑下来的时候，一天到晚只是把自己埋在座位上看书。我坐在后面有些担忧地看着她的背影，人怎么能不上厕所呢，除非一天不喝一滴水，她可能就是这么做到的，为了能不上厕所而不喝一口水。那天，在晚自习之前，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学生们陆陆续续回去吃晚饭了，教室里没什么人了，我俩都没有回去吃晚饭，我书包里带着几块饼干，不知道她有没有带干粮。这时候我看到焊在座位上的刘静慢慢站了起来，走了两步，有些站立不稳的样子，扶住头定了定神，然后便走到了教室外面。
我悄悄跟了出去，只见她往厕所方向走去，走得很快，低着头，像个特务一样，生怕被人认出来，我想她应该配个墨镜再戴顶鸭舌帽。一种本能的不放心驱使我悄悄跟着她走进了女厕所。那时候的厕所就是一长排旱厕，终日臭气熏天，她的高跟鞋声立刻引起了女生们的注意，排队的女生都一起扭头注视着她。她依然目不斜视，背挺得笔直，背后开始有人在窃窃私语在轻声说笑，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在队伍里站了一会儿，便踩着高跟鞋径直向一个厕坑走去。或许是因为笑声让她变得极度紧张的缘故，再加上厕所上面的灯泡太过昏暗了，她竟一只脚踩进了厕坑，静默几秒钟之后，周围轰地爆发出一片嘹亮的笑声，有个女生笑得前仰后合，连站都站不住，她旁边的女生笑得滚到了她身上，两个人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叫着。我没有上前扶刘静，而是在一片哄笑声中悄悄退了出去。
我在黑暗中同样走得飞快，却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往哪里去，我只是觉得害怕，害怕别人会认出我来，认出我是刘静的妹妹刘英。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