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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马伯庸新书《大医·破晓篇》首场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活动由曹可凡主持，《大医·破晓篇》作者马伯庸、《收获》主编程永新与复旦中文系教授严锋来到现场，畅聊幕后创作故事。

左起：曹可凡、程永新、马伯庸、严锋

让读者感受真正的历史的创作者

《大医·破晓篇》讲述了清末民初时，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在1910年这一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启他们医海生涯的故事。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这一新书的重要场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亦存在过。在清末的大变局时代，这家医院先后多次组织队伍参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抗疫救灾活动。时至今日依然屹立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院内，只是变成了院史馆。

谈到主人公的历史原型，马伯庸表示，并没有一比一的真实人物原型，但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慈善医生的三种典型来源。第一种是有留洋背景的人；第二种是家庭比较富裕的人，比如当时“有很多富二代抛弃了优渥的生活，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医疗事业中”；第三种是出身较低、难以生存的人因缘际会成为了“约定生”，接受医院提供的培训，从此一直在医院服务。三个主人公的命运被牵扯进真实的历史事件，他们相互扶持，从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出色的医生，也见证了这家医院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中国近现代公共慈善医院及医疗的起步。

不过马伯庸透露，书中有一位原创角色是以曹可凡为原型创作的：“华山医院有一个姓曹的院办主任，负责医院庶务。曹主任体型比较圆，喜欢笑，一笑就看不见眼睛，他喜欢戴着黑框眼镜跟礼帽。我从小看曹老师各种节目长大，写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代入了。”后来曹可凡知道了这件趣事，颇为高兴。

据介绍，这是马伯庸少有的“相对正统”的小说题材。读者能在书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如上海第一家女子专科医校——女子中西医学堂校长张竹君、国民党早期元老陈其美、中国公共卫生先驱者颜福庆等等。故事中，一个与主角擦肩而过的路人，也许都有自己的百度百科和研究专著。

“我觉得历史始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群众本身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我希望能够为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能够让读者感受得到真正的历史的创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马伯庸说。

用细节拉近现代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大医·破晓篇》的创作契机源于2017年，马伯庸参观了原红会总院的门诊楼。他发现这座建于1910年的院史馆里的展示物“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事件”。对于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而言，如果能通过医院或医生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诸多大事件和大人物，是一件极其“令人兴奋的事”。

《大医·破晓篇》书封

不过，这种创作题材对于非医学专业出身、对近代上海社会并不熟悉的作者而言，“创作难度远超想象”。不仅要熟知上海城市社会的发展史，更要精通医学知识，保证将细节描写得准确到位，马伯庸在后记中描述“这是个艰苦而充满乐趣的过程”。他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还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我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

从个人创作史观的角度，他表示：“历史小说首先就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现代读者跟历史之间是有距离的。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进入到历史情境，怎么样说服他们相信我讲的故事，自己本身要把细节做到位。”

由于故事的时间轴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国前，不仅每个时期的医学发展都有所变化，医疗常识和手段也和当下的认知非常不同，因此，在很多场景下，作者需要描写的“是一个在当时认为正确，可能后面会认为是错误的治疗手段，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1900年才有血型的概念，1911年才普遍接受输血需要匹配血型。再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1943年美国才实现量产，1945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对诸如此类的细节，他尽力做了考究。

另外，为深入了解上海的社会发展，马伯庸从方言、文化、社会环境、城市建筑和街巷等方面都做了功课。他介绍，自己研读了四本不同时期的上海话书籍，还花了一年时间，每天翻阅当时的《申报》，为了体验近代上海的社会氛围，“这种感觉你必须要读当时的报纸，看那个广告用词和社会八卦新闻才能体验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让他感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你回到一百年前，看到当时的东西和现在有所观照时，有一种很奇妙的共鸣感。上海人的性格、做派、俗语、讲话方式从何而来？找到根了。”通过回溯历史，他表示自己既了解了一百年前的上海人，也对当代的海派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曾一度想放弃，责任感是创作原动力

马伯庸希望，通过《大医·破晓篇》，让更多人了解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牺牲。

2020年初，也是正式开始写作后的一两个月，新冠疫情暴发了。他“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生怕被人误解是追热点、蹭热度”，但当他看到抗疫中医生的身先士卒、医护人员的努力，“忽然就有了一种责任感”。“责任感”也成为了他坚持完成这部作品的原动力。

“一百年前的时代比现在要更加落后、原始，但依然有好的医生和护士挺身而出，不为名不为利，救死扶伤做了很多事情。”比如1910年建成的红十字会总医院，负担着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社会救济职能。哪里有疫情，就要去治疫；哪里有灾害，就要去救灾；哪里爆发战争，就要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完全出于人道主义行使着作为慈善组织的医疗服务职能。

“在那样一个时代，也有这么一批血肉之躯，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人民的幸福，一直在努力。这些人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就像现在我们医护人员的贡献也不应该被遗忘。”正如马伯庸对书名《大医》的解读，“‘大医’不只是‘医’，它还是‘大’。就像金庸笔下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