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再也不想割菜籽了

已经好多年没割菜籽。那些年，菜籽都是我妈让我帮她割的，我抱着助人为乐的态度，帮我妈割了多少菜籽啊。

如果不帮我妈割菜籽，她就会骂我：“砍脑袋的。”

我爸在街上打牌输了钱，我妈也是这样骂。

我和院子里的伙伴在别人家的菜籽地里“洗澡”“挖隧道”“藏猫猫”；我们把别人家刚刚种在地里的花生挖出来一粒粒吃掉。别人，也是这样骂我们。就好像，我妈长到他们身上去了一样。

今年五月份，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多年没割菜籽，我突然就想割菜籽了，我需要一块菜籽地，需要一把镰刀，需要一点好心情，甚至需要关掉手机。好多年没能割上菜籽不是我的错误，而是镰刀的错误，割菜籽的镰刀在我的生活里睡着了似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镰刀。真是叫我大吃一惊，沉睡的镰刀在冥冥之中，似乎显示了，我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了多久，走了多远。

遗憾都是可以弥补的，媳妇就高高兴兴开车带我回她娘家了。每次都是一样，这次到她娘家，天已经黑了。总是晚上才拢屋。她妈的比喻很形象：“每次回家，都跟做贼一样！”

媳妇八十多岁的婆婆不知道我是专门回来割菜籽的，她指着镇上的灯火神神秘秘地跟我们说：“你们看到了没有？镇上那些灯半夜三更都亮到起的！”

我们一头雾水。

隔了半分钟，婆婆终于难过地说道：“好费电呀！”

第二天睡到中午，又吃了午饭，又磨磨蹭蹭到下午两三点，我才想起，我是来割菜籽的，不是来度假的。我找了一把镰刀，就去地里割菜籽了。

割菜籽的时候，我想起我妈的话，我已经好多年没帮她割菜籽了，我很难过。于是，我一边割菜籽，一边自责:“砍脑袋的，家懒外头勤！”

盐亭的菜籽和平武的菜籽不一样。我老家的菜籽长得“精致”，像是浓缩过的一般，又细又矮，这儿的菜籽都是大个子，长得跟树差不多；我们那儿割菜籽是一把一把地割，这儿是一棵一棵地割。尽管这样，我还是割得很快，毕竟手艺还在。割到地中间，意外发生，我碰到一个鸟窝，鸟窝里四只刚刚出壳的小鸟，看到它们，感觉这个世界仿佛也没有诞生多久。但似乎有点晚了，因为我已经把那棵菜籽割倒了。鸟窝像一只惊呆了的嘴巴，看着我。我只是来割菜籽的，没想会这样，我连续退了几步，想让时间退后一点。

我把鸟窝高高搁在已经躺下的菜籽身上，但一切都晚了，她们说，它们的家长不会来了。

过了几天，帮她爷爷家割菜籽的时候，类似的错误，我又犯了一次，那鸟窝里，也是四只幼鸟。这些鸟，被她爷爷家的鸡吃掉了。

我吃肉，但活到现在，我连一只鸡都不曾杀过。割了巴掌大块地的菜籽，就破坏了两个家庭，让八只鸟失去性命。那八只鸟儿还没有长大，没有在这个世界飞过，就死了。那八只鸟儿今后会变成多少鸟儿啊，如果天空死了，我想我也是要负责任的。

真的，我很抱歉，我很自责，我再也不想割菜籽了。

 

红嘴巴鱼

一切，似乎必须从头说起，从我长势惊人的头发说起。

在绵阳，我每月都要从园艺山徒步或开车到山下的三里村理发，少则两次，多则三次。葡萄牙小说家萨拉马戈在一部小说里提到：“基于神创万物皆有联系这一整体感，甚至有人说人类是用大象的尾料做成的，同时也由于这动物的象征、内在和世俗意义。”即便如此，我对我的头发仍然怀有敌意，直白点说，我不喜欢我的头发。原因是，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感觉它们总在不停地长，如此随意、放纵，有失矜持，完全没点底线。

说到我的头发，不能不说到我的身高。小时候起，我就饱受个儿高的困扰。读书上学那些年，在教室上课，或在坑坑洼洼的水泥操场上做广播操、参加升旗仪式，为了照顾班上那些矮鸡蛋，不挡住他们向生命四周探索、猎奇的视线，我自然成了排挤对象，总是永远站在那些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尾巴上，感觉起来就像一面世界上最不挡风的围墙。我爸妈身高差不多，两个都是一米七多点儿，加起来三米四。那些已经十分遥远的日子，我不担心我长到三米四，我担心的是，以后我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衣裳，那么长的裤子；后来，我在南坝镇当老师，一群小学一年级学生，在我面前小青蛙那样蹦蹦跳跳地问：“刘老师，刘老师，你有一百岁了吗？”他们以为，身高和年龄挂钩，个子越高，年纪越老。好在如今，我的身高不再是个问题，终于踩死刹车，定格在一米八三这个高度，不再增长，不再喧声辚辚地朝上任性疯长。此去经年，麻烦没有丝毫减免，我发现，虽然我生命里那些用来长个子的力气和速度都用完了，但是，我长头发的力气和速度，又在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上，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天分。这种天分，还很惊人，有一天，媳妇说她一年多没有去过理发店，我才意识到，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

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我怀疑它们一遍遍抵达我身体上的这个高原地带，要么是抄小路，要么是走高速。

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我甚至怀疑耳朵里那些蚊子似的嗡嗡声，是它们集体生长时带出的轰鸣。那密密匝匝的声音，就像我们眼皮底下的日子，就像我们悄悄来临又悄悄流走的生命，片刻不停。

我的头发长得实在太快了，稍不留神，我就会变成野人。为了头上这片微不足道的庄稼地，我必须放下手里所有事情，听从理发店的召唤，去三里村理发，花钱给脑袋锄草。

园艺山，我家小区外，有好几家理发店，我到其中一家理过一次，三十六块钱，抵得上我一包半烟钱。我觉得贵了，不是贵得吓人的那种贵，是贵得咬人的那种贵。三十六块钱要是买成三十六袋盐，要吃好多年？！所以，我还是愿意到三里村理发，当然，三里村现在也不便宜，从原来十五块涨到了现在的二十一块。毕竟是形象工程，头发还是要剪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每次，去三里村理发，我都有种占便宜的感觉，感觉自己是走在节约了十五块钱的路上。去理发的路上，我总是想着哪天才能把这十五块钱取出来，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媳妇几次跟我商量，物价这么高，我帮你剪，可好？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算了。儿时，我亲爱的外婆曾拿着剪子给我剪过一次“锅盖子头”，这种发型虽然不要钱，但是要命，不好看就算了，关键是还很难看。从那以后，我死死记住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绝不让人免费在我脑袋上胡作非为。事实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理发这样的事情，我宁愿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人。尽管，我对发型要求不高，短发就行，我只是担心媳妇剪不出别人给我剪的那种味道，所以，我要到三里村理发。

到三里村理发，其实，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最开始来绵阳那几年，我一直在三里村租房子住。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就是那座鹤立鸡群的天主教堂，也叫露德圣母堂，我原来租住的房子，就在教堂后面。置身三里村，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些密密麻麻、挨挨挤挤、参差不齐的水泥楼房，感觉起来，就像一群迷路的人，彼此都不约而同地走错了地方。

就是这么个像是彼此都不约而同地走错了地方的地方，那几年，我不但住出了感情，也住出了惯性。搬到园艺山定居，现在已三年有余，但我还是会选择去三里村理发。一个人，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重复着他过去的某些部分。

那天上午出门理发，实际上是那天晚上的饭局决定的。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过去往往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然而，那天，我才隐隐发现，其实一个人的未来也在影响着一个人的当下。我去三里村理发，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天，我轻轻松松走完为我节约了十五块理发钱的那段路，从园艺山走拢三里村那家我每月都去剪头发的理发店。奇怪的是，我已经在这里剪掉无数次头发，但我居然不知道这家理发店的名字。不光三里村的理发店没有名字，这里的菜摊、卤肉摊、水果摊、包子店，大多都没有名字。理发店的两个年轻人是我老家平武的，作为他们的老顾客，我们已经很熟。事实也证明，我们早就很熟，每次到店里，无论星期几，他们都会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兄弟，学校又放假啦？！”

其实我两三年没在学校教书了，他们每次总是喜欢这么问，每次都像从前一样。因此，每次我都要这样那样地解释一番。交流如此寡淡，或许是因为，我们之间除了头发，没有别的语言。

每次来理发，我都会跟理发师交待一件事，洗头不用洗发水，直接用水冲下，然后开始剪头发，即可。或许在他们看来，创造那样繁琐的一套理发程序势在必行，毕竟要收二十一块钱，抛去这二十一块钱里面所有必须、合理的成分，对我而言，这实在是有点浪费时间。剪头发就剪头发，我讨厌麻烦，宁愿删繁就简。

那天上午，刚走拢理发店，店里除了两个理发师，还有一位顾客正在理发。

看见我，理发师A立刻像往常那样问了一句：“兄弟，学校又放假啦？！”

那个“又”字我听得不舒服，好像老师很闲似的。

我这样那样地解释了几句，然后，告诉理发师A：“和上次一样。”

理发师B正在和那位穿着只能看见脑袋正在接受锄草仪式的顾客A兴致勃勃地聊天。以前，或者现在，或者今后，我也这样，都是这样，一边理发，一边跟理发师说点什么。或许，人和人之间的缝隙，或者距离，通过说话才能填满。

看得出来，理发师两人都对顾客A很熟悉，顾客A和我一样，是他们的老顾客。

理发师B跟顾客A说：“哥老倌，你现在潇洒哦！忙时做生意，闲时钓钓鱼鱼，安逸！”

顾客A说：“嗨，就那样！”

理发师A问顾客B：“你恐怕红嘴巴鱼钓的多哦？！”

顾客A笑呵呵回答：“不怕你笑话，我就爱钓红嘴巴鱼。红嘴巴鱼，呵呵，只要想钓，多的是哦！男人嘛，趁着年轻，多钓几条是几条，反正不亏！”

我从他们嘻嘻哈哈的谈话里捕捉到了“钓鱼”“红嘴巴鱼”这样的字眼。说起钓鱼，我是急性子，对这种慢节奏生活很不欣赏，早年在老家门前那条河里我倒是经常去钓鱼，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钓过鱼了。在三里村，在这家熟悉的理发店，我这辈子头一次听说“红嘴巴鱼”。我想，红嘴巴鱼是什么鱼？是野生鱼，还是那种鱼塘里的鱼？

我有心请教一番，问顾客A：“兄弟，你说的红嘴巴鱼，是不是黄辣丁？现在好多钱一斤？”

在我老家，有野生黄辣丁，好像要一两百块钱一斤，我想，他们说的“红嘴巴鱼”，或许就是黄辣丁。毕竟，红和黄，有时候，不那么分明。

空气沉默足足十秒钟。两个理发师和顾客A似乎想笑，又没有笑。

理发师B撕破沉默，说：“我们说的红嘴巴鱼，跟黄辣丁没有关系。”

理发师A说：“呵呵，这红嘴巴鱼啊，可比那黄辣丁贵得多！”

顾客A在他们说完，补充道：“我们说的红嘴巴鱼，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美人鱼。”

红嘴巴鱼就叫美人鱼，我恍然大悟，心里连连“哦”了好几声！原来哦，他们聊的是风花雪月，跟我以为的黄辣丁，没有半毛钱关系。

在我自责见识短的沉默不语的空隙，顾客A开始得意洋洋分享他的风流韵事。他说自己经常以钓鱼的名义，去钓红嘴巴鱼……十多分钟的理发时间，基本是顾客A一个人在说话，一直在说话。间或穿插着理发师的只言片语和心猿意马。

“今天这个时代，没哪个男人不坏，没哪个男的不喜欢红嘴巴鱼！兄弟们，你们敢不敢承认，我们男人没得一个好东西，只是坏的程度不同而已！”

顾客A赤裸裸的“总结”振聋发聩。

花二十一块钱，在水泥楼房就像彼此都不约而同走错了地方似的三里村理发的顾客A，和两个年轻的理发师，在头发的咔嚓声中间，免费为我奉送了一个叫人面红耳赤的秘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种鱼，叫红嘴巴鱼。红嘴巴鱼不是黄辣丁，虽然，红和黄，有时候，不那么分明。

老家有句口头禅：“头发长、见识短。”

我在三里村理发，镜子里，我的头发变短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轻松，甚至还有些沉重。

 

石头上的树

我原本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和我的兄弟姐妹无忧无虑生活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我们有一个美丽善良的母亲，她很爱我们。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面，房子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们并不感到寂寞，母亲大人总是跟我们讲许多外面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觉得，母亲大人就是我们的眼睛呢。说起来，我们也都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看自己的母亲。

那时候，寂静是我们的夜晚，声音是我们的白天。

每天，除了跟母亲絮絮叨叨，我们总能听到许许多多别的声音。开始觉得挺奇怪的，后来我们就不以为然了，风的声音，雨点落下的声音，开花的声音，叶子生长的声音，鸟儿唱歌的声音……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许多宁静而欢乐的日子。然而，有一天，这些日子却被打上死结，永远一去不返了。

记得，那是个凛冽的冬夜，外面忽然狂风大作，传来许多嘎吱嘎吱的奇怪声响，我们害怕极了。母亲大人也顾不上安慰我们，哎哎哟哟痛苦呻唤着，我们都感觉到了母亲大人的恐惧，她浑身颤抖得十分厉害。但风丝毫没有减弱，平日里她可是温柔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扯着嗓子喊：“姐姐，不要再吹啦，我们害怕！”

却一点效果也没有，风听不见我们的叫喊，她似乎成了怪物。这个怪物在我们的耳朵里膨胀着，越来越大。突然，我们的房子爆炸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卷向空中，我们如同生出了翅膀一样，鸟儿般飞着。

“我的孩子们啊！”母亲大人哀嚎着。

“妈呀！”我们尖叫着。

不知飞了多长时间，我重重摔落在一块硬邦邦的东西上面，昏迷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睁开眼睛醒来的时候，身边没有了兄弟姐妹，感觉不到母亲大人的存在，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真是吓得要死。“救命呀！”我喊了一句，然后，又一次昏迷过去。等我再次醒来，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令我倍感难过和沮丧的事实，我永远地失去了避风港，从今往后，我必须独自活下去。

可能是因为摔得重，我屁股很痛，本想挪挪身子，可是，我发现自己压根就不能动弹。没有腿的话，至少可以爬；没有手的话，至少可以走。但我既没有手，也没有脚，我只是一粒种子。

“这可真是要一粒种子的命啊！”

我绝望极了，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终于，我冷静下来，开始打量自己目前的处境，我发现我坠落在了一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巨大山岩上，石头上，连一株草都没有！记得母亲大人说，只要有泥巴的地方，我们就能活下去。可是，这地儿如此贫瘠，没有食物也没有水，草都不愿住在这里，还不要说一棵树，还不要说一粒小小的可怜的种子。就是说，在这里，我只能等死，可是……

冬天，真是残酷！我又冷又饿，脑袋昏昏沉沉，只好趴在石头上睡觉。

不知熬了多少日子。有一天，我睡得迷迷糊糊，耳畔忽然传来了一些似曾相识的声音，我醒了过来，也听出来了，那是草发芽的声音，叶子重新冒出枝头的声音，开花的声音，鸟儿唱歌的声音……是大地开始返青的声音，是春天的声音。温暖的阳光穿过林间的缝隙，一束束落在我身上，舔着我的脸蛋蛋，我知道，春天回来了。

春天回来了，我既高兴又失落，不知为什么，我的身体开始有了些变化，下半身沉甸甸的，低头一看，我吓了一跳，天啊，我居然长出来一只脚啦！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只脚，而是我的根。要活下去，只能在这块巨石上生根；只有扎根于此，我才能活下去呀。

已经无处可去，听天由命吧。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是个死。做最坏的打算，也是因为，我几乎不报幻想，毕竟，这是在荒凉而又贫瘠的巨石上，不是在肥沃的土壤之中扎根。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族里，包括我的那些兄弟姐妹，都没有这样的遭遇吧？这几乎就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我觉得自己的命，真是苦到了骨头里。

下了几场雨，我有了些精神，我根长得更快了，已经触到了岩石的皮肤，还是那种感觉，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巨石，是个古怪沉默的老头，我主动跟他搭讪了好几回，他却一个字也舍不得跟我说，爱理不理，似乎在为我在他的地盘上撒野和冒犯生气。

说实话，我还不想在这里呆呢，要不是命……巨石不理我，我也挺生气，我一粒种子也不是好惹的，我想，我偏偏要跟你较劲，看你也奈何不了我！

我为自己编了一首歌，唱了起来：

“我是一粒种子，巨石是我的故乡，我要在这里生长，我要长成一棵大树，看别样的远方……”

唯一的一次，我身子下面的巨石的肚子里传来一阵狂笑，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这真是我听过的最搞笑的白日梦……”

我懒得理它，这个讨厌的老头。

我的根把巨石撕开了一条微不足道的裂缝，已经能吸收到一些营养，吃不饱也饿不死，不算好也不算坏。

就这样煎熬了好几年，我已经是一棵小小的树了，有了自己小小的衣服，它们由几片弱不禁风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叶子组成。为此，周围花枝招展的草姑娘们经常笑话我，叫我“小可怜”，有时候，也叫我“丑八怪”。我知道我形单影只的样貌极丑，不如她们好看，心头很自卑。

自卑久了，又没有个朋友，我就格外寂寞，也多愁善感起来。

树林在半山腰上，山脚下有一排青瓦房，青瓦房下面，是一条哗啦啦流淌的河。它们的存在让我激动不已。寂寞的时候，我就常常望着巨石下面的那条蜿蜒小路发呆。在这样寂寞的树林里，这条小路大多时候，也是寂寞的。偶尔，会有一些山里人在这儿过路，背着沉甸甸的柴禾或者猪草。是些生活在这大山里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望着他们脸上的皱纹或者汗水，我总能清晰地感到一种苦苦的东西。与我在巨石里吃到的那些东西类似。他们从巨石下面经过，虽然从未注意过我，却总能让我感到一丝丝欢喜，莫名的欢喜。但仅限于此。直到我看见那个年纪小小的身形瘦瘦的个子高高的男孩，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住在山下的男孩就是另一个我。男孩穿得很寒酸，一看，就知道出身贫苦。这更让我心疼不已。

后来，我渐渐知道，男孩的外婆家，在巨石后面的高山上。他去山上外婆家，从山上外婆家回自己的家，都要在我面前路过。我秘密关注着这个跟我一样看似营养不良的男孩，尽管他未曾注意过我。是的，我好像已经爱上了这个男孩，我觉得他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小男孩一年年长大了，变成了少年，又变成青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在城里有了家，又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日子幸福美满。

这些年，我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棵树，我怎能像小草一样弱不禁风呢？我也一年年长高了，越来越强壮，骨子里，也越来越坚韧，为了生长，我的根把巨石钻出了一条长长的拇指宽的裂缝。

脾气古怪的巨石虽然看似顽固，牢不可破，寸步不让，但其实并不完全是那样，在我的意志下，它终于屈服了，让步了。穿过那条道路，我就可以抵达肥沃的土壤，得到真正的滋润，像我美丽的母亲大人那样，长成一棵真正的大树。

当然，潜意识里，我也盼望自己长成一道风景，能够引起那个我看着长大的男孩的注意。我相信，这一天迟早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

那个原本走路一阵风似的男孩，居然慢吞吞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不过，他已经成熟了，是个大人了，个子高高的，有些胖，下巴上还留着一堆可爱的胡子。他走得很慢，像在散步，又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却不时左顾右盼，像在寻找着什么？！

山里的路多了，这条林间的小路已经荒芜，杂草丛生。他有些失落的样子，估计，是在想，这条路再怎么走，也走不回童年的感觉了吧！这么一想，我心底忍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我自己这样自作聪明，我都想给自己打个一百分呢。

奇迹真的出现了。

他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久久地望着我，望着我身下的那块被我劈成两半的巨石，望着我荒凉的扎根之所，像是，在望着他的另一个自己，望着望着，他躲藏在一副框架眼镜后面的眼睛湿润了。他喘着气，似乎有些激动。我听见他在自言自语，他用赞美的语气说：“你这棵树啊，为何选择在这里扎根……”过了一会儿，他又突然感叹，“我们怎么那么像，那么像……”

说实在的，这句话我像是等了好多年了。他自己说出来，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也不知道如何跟他说话。不如保持沉默吧，我想。

过了好长时间，他终于掏出一个不知名玩意儿，对着我“咔嚓、咔嚓”了几下。我开始以为是斧子之类的东西了，吓了一跳，身体差点像面条似的瘫软在地。结果不是，他是在为我拍照呢。

他一边拍照，一边说：“等回去了，我一定要把你写下来，为你立传，不，是为我们立传。”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个作家。

作为一棵树，我这条命不容易，毕竟是在岩石里扎根啊。

而他，一个作家，作家就是在纸上扎根啊，更不容易。大概是所谓的同病相怜吧，说真的，这一刻，我突然有点心疼他。

 

笨女人的诗篇

去年，因为准备写我的“丘陵系列”小说，为储备创作素材，我随手写了篇千把字的草稿备忘，篇名叫《封口胶》，写的是我在媳妇老家偶然遇见的一个传奇妇女的故事，信马由缰，即兴为之，写得一般，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似小说。

人物原型是位中年妇女，叫“索蓉子”，媳妇娘家的乡亲父老们都这样称呼她。

从未打听过索蓉子的本名，但我肯定，“索蓉子”不是她的本名。人如草芥，一个人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媳妇老家和索蓉子家一个村，又在一个丘陵上，距离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每次，只要我们回去，我们就是脚不沾地地回去，索蓉子总比凡人多了几双眼睛似的，都会知道，并且总是一阵风似的跑来串门。

“欢娃子回、回、回来啦？！”索蓉子欢欢喜喜地招呼，仿佛回来的是自家亲戚。

媳妇答应：“我回来啦！”

招呼完，又继续喜气洋洋地招呼：“刘勇回、回、回来啦？！”

我客客气气回答：“就是！”

说完，索蓉子又继续招呼，“小石头回、回、回来啦？！”

小石头听了，望着笑得合不拢嘴的索蓉子，啥都没说，一个劲儿往我们怀里躲。

“小石头都这么大了哦！娃儿，个子好、好、好高哦，跟他爸爸一样哦、哦！”

岳母说：“喊你女子也赶快嘛！”

索蓉子笑眯眯地说：“要得！”

从人们口中，我开始断断续续了解索蓉子。这个索蓉子，其实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下女人。普通乡下女人的命运索蓉子一样不缺，男人，庄稼，女儿，连绵不断的家务活，甚至还有寂寞。看得出来，索蓉子是个寂寞的女人，至少，我没有见过像她那么爱串门的女人。据了解，索蓉子出生前打过引产针，准备流产的，结果命大活了下来，只不过身体上却留下了永远的“后患”——小儿麻痹症。索蓉子的残疾不是妈妈生的，也相当于妈妈生的。这导致索蓉子说话不利索，脑子不太灵活，大多时候性格像小孩，贪玩。

索蓉子的家事像风一样钻进耳朵。

索蓉子有个女儿，人很漂亮，大学毕业了在城里当护士，因为嫌弃，平时都不爱回老家。就是因为了解到这个，我才心情复杂地写了篇《封口胶》。

索蓉子的男人爱打牌。索蓉子二话不说冲到镇上掀了桌子，把男人赶回家！

索蓉子的男人夜里不跟索蓉子睡觉。索蓉子力气大，就把男人抱到自己床上，坚决不同意分床。

人们喜欢拿索蓉子开玩笑，索蓉子却从不生气，她几乎不知道生气什么样子吧。那些不正经事好像变得正经了，那些正经的事反而又有些不正经。按照世俗的标准，索蓉子是个笨女人。可是，有时，我也忍不住怀疑，比如那篇《封口胶》发表之后，又天上掉馅饼似的得了一个小奖，领了几千块稿费，我暗自许诺给索蓉子买点水果，毕竟，这里面也有她的功劳。于是我真的买了水果拿给索蓉子，从她收下礼物的那份庄严和利索，就能看出来，这个女人，其实一点不笨。

在白鹤村，人们说起索蓉子，总是一致地交口称赞，说这个不幸的女人“旺家”，是个“带福气”“带财”的女人。人人几乎都能作证的例子，就是索蓉子家里养的牛羊总比别人家的牛羊肥壮，一般人家在牛羊地里认认真真放养一年，还不如索蓉子懒懒散散把牛羊放养半年的效果明显。

人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到神奇，而是觉得不可思议。原因是乡下土地辽阔，畜生吃草地方多，很多人家都把牛羊整天整天地搁在外面，也不拴绳子，任其自由发挥，天亮时出门，天黑时回家。索蓉子也要放牛羊，索蓉子却不一样，索蓉子喜欢偷懒，索蓉子喜欢玩，索蓉子每天最爱做的就是把牛羊赶到地里，找块地，只要有草的地方就行——然后把牛羊一头头分散地拴在某棵树上，然后满村子游荡、串门，玩够了天黑了这才把拴在树上的牛羊赶回家。

从人们说得咬牙切齿那个样子上，我相信他们真的没有说谎。

一度，我也为老天有眼，上苍是公平的，索蓉子与生俱来的某种魔力这一类想法而暗暗热泪盈眶。因为这个事实，索蓉子似乎不普通了，成了神话般的人物；因为这个事实，我甚至理解了村里人因此愤愤不平地说索蓉子是个笨女人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评价——对呀，那么多吃草的好地方，聪明人哪会那样把牛羊用绳子拴在一棵树上整天整天地“折磨”！通过那些可恨的绳子，索蓉子家的牛羊，整天整天地关在了地球上！关键是，还比别人家的牛羊肥壮！

偶尔，索蓉子家里那些牛羊，被拴在一棵棵树上吃草的身影，会在我脑袋里闪烁。

直到最近，我终于想透了一个道理，也破解了索蓉子身上的“玄机”。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吃草，牛羊旗鼓相当，为何别人家自由自在的牛羊不如索蓉子——一个看似懒散愚笨的乡村妇女喂养的肥壮？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一根绳子，那一棵树，那无论是站着、躺着、睡着哪儿都去不了的整天整天的时间里边，那些牛羊始终心系一处，老老实实地呆在它们的生命附近：

安静地吃草。

羌人六 1987年生，四川平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获《人民文学》“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著有诗集《太阳神鸟》《羊图腾》，散文集《食鼠之家》《绿皮火车》，中短篇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