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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的产物。“文艺的时代性不仅指文艺作品的内容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包括创作主体、文艺思潮、艺术形式、审美风尚都是特定时代文化选择的产物。”文艺的时代性是文艺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命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时代”可以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文艺的时代性也是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对于文艺与时代关系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多维度阐释文艺与时代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论及文艺与时代，一般是做整体性考察。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强调的是文艺与时代的整体关系：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兴盛与衰落，都与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相连，都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在继承中国古代文论时序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代性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创新发展，多维度、全方位地阐释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

（一）文艺与时代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

文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文艺承载的社会生活不同，文艺的审美取向有别，创作主体的观念心态相异。文艺家是离不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鲁迅先生在批评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宣称“超时代”时就说过，“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人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一样自欺欺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十分精辟地阐述了文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多次提到“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这些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申明，文艺和它所处的时代是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文艺“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二）文艺要反映与展现时代精神气象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各种意识形态，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列宁称赞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恩格斯的“历史论”与列宁的“镜子说”，都揭示了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深刻反映、生动表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立场，他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从古今中外的文艺史来看，“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要“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当然，要深刻反映时代，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就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顺应时代大势，认清时代主题，紧跟时代步伐，承担时代使命。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新时代文艺要“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三）文艺要塑造时代经典形象

典型及典型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所论及的文艺典型，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既不是纯粹的类的代表，也不是纯粹的个性表现，而是高度概括性、鲜明时代性和独特个性的统一。”时代性是典型人物的重要质素之一。没有对特定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是难以创造典型形象的。典型人物又是时代艺术成就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文艺通过人物形象来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这个形象应该是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普遍性的具体的“单个人”，是典型形象。塑造典型既是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定方式，又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要求。一个时代的文艺总是通过典型形象的累积来丰富它的艺术宝库，达成文艺繁荣兴盛。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是这样，我国明清时期的小说创作也是这样。“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挖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诚然，典型人物和经典文艺形象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经典文艺形象包容性更强，更突出艺术形象的典范性、权威性、共鸣性。不管是塑造典型人物，还是创造经典文艺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是，作家艺术家要深刻把握时代的历史特征，以典型化的手段，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新人物、新形象。

（四）文艺要增强精神力量和引领时代风尚

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与精神价值是中国文艺与生俱来的基因。无论是诗学纲领的源头“诗言志”说，还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都十分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陈子昂的“以义补国”、白居易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主流文学观。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艺在增强精神力量和引领时代风尚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他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既体现在增强民族自信心上，又体现在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上。从党引领中华民族走过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史征程来看，“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文艺的确起到了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滋润心灵的春风，是黑夜前行的灯塔。“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作家艺术家要“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要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文艺不是时代的应声虫，文艺的能动作用体现在对时代风尚的引领上。“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家艺术家在社会上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增强精神力量、引领时代风尚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社会功能价值的崭新论断，揭示了文艺在时代进步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以大时代观审视新时代文艺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是从新时代文化总体格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来展开的，他从“国之大者”的思想高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文艺须面对和妥善处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坚定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最早是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他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此后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他几乎逢会必谈坚定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放到了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待。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4年，他在与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将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并提，并且强调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基础。中国文化自信的弱化始自近代。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人侵，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寻找民族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从“器”的层面实现船坚炮利富国强兵；康梁维新变法意图改良政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希望从政治层面走向现代文明国家。文化自信在国运衰落中走向失落，在文化反思中从质疑走向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播下马克思主义火种，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文化自卑主义情结与放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错误思潮仍然没有根除。20世纪80年代，柏杨所著《丑陋的中国人》畅销一时，其文化反思的背后是文化自卑主义；电视系列片《河殇》宣扬告别“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持守的还是“全盘西化”的文化立场。及至今天，我国思想文化界、学术界，仍然存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对中国文化不自信的现象，成为消解中国文化自信力的“负能量”。文艺界也还存在着“‘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存在着“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现象。“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文艺发展繁荣的根脉。“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百年来的顽强奋斗，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化，迎来了从落后时代到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杰出的史诗；我们应该充满文化自信：“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文艺要歌颂无产者，到列宁强调的文艺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再到毛泽东要求文艺面向工农兵，都体现了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张。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对文艺的新要求，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崇高使命任务，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他在党的十八大当选总书记后，向全世界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各方面、各领域。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还是文艺，都体现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自觉和价值追求。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人民性思想来看，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文艺源于人民，人民是时代的创造者。文艺反映火热的时代生活，核心是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深人生活就是深人人民之中，将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领悟人民心声，洞悉生活本质，把握时代脉搏。”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文艺为了人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服务人民，就是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文艺属于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要热爱人民，就是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真情描绘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风貌，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把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最高标准，“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文艺创作出现了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一些创作沉浸于个人的“小时代”，消解宏大叙事，抛弃历史责任，推崇身体写作，张扬拜金主义；一些创作热衷于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豪门恩怨、宫闱争斗。“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实际上偏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三）不做市场的奴隶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增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物质和金钱显得越来越重要，文学艺术逐渐被边缘化。文人纷纷“下海”经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悬置。虽有批评家发出了“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呐喊，但仍然阻挡不了人们拥抱市场的巨大热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直接而有力地左右着图书出版的选题、电影电视节目的制播、书画流行的风尚……文艺作品成了追逐利益的“摇钱树”，缺乏商业卖点的文艺作品在市场中饱受冷落。文艺创作生产的物质化、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为了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人，不惜降低格调、博人眼球、娱乐至死。特别是文娱领域出现了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涉黄涉毒等违法失德现象，虚假代言、行为不端、行帮陋习、虚无民族历史等劣迹行为，流量至上、畸形审美、“耽改”之风、泛娱乐化等错误思潮，引发社会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与强烈批评。“市场化转型后，‘市场原则’日益对‘文学场’的‘内部等级秩序’产生影响”，文艺无法回避面临商业化、市场化的考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进人市场就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当文艺作品的市场价值走高时，就会产生大量需求，市场就会推动机械化生产、跟风模仿、山寨复制。因此，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文艺创作生产，就会妨碍文艺的创新，消解文艺的审美独特性。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既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但它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它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文艺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

“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的当代意义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都有其理论源头和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承发扬，又有对中西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进一步经验总结和方向指引。

（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的赓续和发扬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对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判定，科学地阐明了文艺的社会本质属性和功能。自从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艺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必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便逐步深人人心，并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文艺的历史进程。“文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它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要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影响。”文艺总是对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或快或慢地产生变化，并反过来给予这个时代伟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的理论基石。恩格斯的“典型论”，特别是他强调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观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要塑造时代经典形象的理论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继承和弘扬，昭示着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

（二）对中国古代文论“正”“变”之说的融汇与超越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从文艺作品中可以了解社会、体察民情这一观念在我国诗学理论中源远流长。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章句下》）指出了诗歌和它的作者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要充分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汉代毛苌在论及诗与时代关系时指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毛诗序》）毛苌指出了文学的“正”或“变”，源于时代的“治”或“乱”。我国古代还设有“采官之制”，班固也指出了诗歌具有观风俗知得失的功能，他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汉书•艺文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比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文艺与时代关系的论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思想，就贯穿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对于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清代赵翼“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等观点，我们在他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论述将文艺与时代、时势、生活世界关联起来，明确地表述了文艺关切时代、关切社会、关切人生的功能。所谓为时为事而歌，其实就是要求作家艺术家“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担时代之责任。清初石涛有“笔墨当随时代”一语，习近平总书记以此明确反对一味抄袭、模仿前人，认为那些没有一点创新、毫无建树之志之力、违背时代发展规律的作品很快就会被淹没和淘汰。他还直接引用近代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表达出他对新时代文艺应有、要有、必须有新作为、新气象、新面貌，要有属于“这一个”时代的审美品质和精神标识的期待。

（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历史针对性观念的进一步深化

毛泽东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讲话》对文艺时代性的论述贯穿全篇，具有明确的历史针对性。在“引言”部分即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但文艺工作者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文艺还没有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在“结论”部分的开头又指出了《讲话》的时代语境和主题，那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时代，民族解放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讲话》从实际出发，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要求从思想上解决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民族复兴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文艺工作者要把准历史方位，把握时代主题，“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秉持问题导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创作、传播、思潮及创作主体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脉相承和不断发展的。它既是在吸取新中国成立70多年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取得的新成效、新进展中提炼出来的。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以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理论作为重要滋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文艺与时代的规律性认识，彰显了鲜明的创新品质和实践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