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研究——学科景观与学术范式的重构
一、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后学科”景观
在进入2020年代的今天，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已经走上了一条渐行渐远的“不可逆转”之路，破坏了新时期之初二者之间融为“文学阐释共同体”的“良好互动关系”[1]，因此提出“大文学”观念下的新型文学理论。事实上，所谓“良好互动关系”是指新时期之初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多地围绕创作实践展开，这一说法也只有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相互关联的“紧密程度”意义上才能成立。若从学术范式的角度进行更加系统的考察，就会发现，即便是新时期之初，作为强势方法的文学理论跟文学实践之间也未曾真正地“配合无间”。这里所说的“学术范式”可以理解为“研究者的知识资源、问题意识之所在，及其研究所显示出的学术方法和价值理念”[2]，是一种现代文学领域的任何研究都必然涉及到的问题系统、资源系统、方法系统和价值系统四个层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学术范式的观照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新民主主义”“新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预设之下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强势的“规训”作用，也可以看到1980年代中期“方法热”大潮中未经消化的西方理论资源与文学实践之间的错位关联。既然如此，在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上，是什么让学者们普遍感到“今不如昔”呢？
从学术范式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现代文学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流派、社团、思潮研究到史料、文化、文学制度研究……学术实践的研究对象疏离创作本体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新世纪以来市场强力作用下的文学创作“潮流化”、“同质化”等不良倾向又导致“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始终停留在学术建构的想象阶段。应当说，时下牺牲“市场性追求”的精英文学创作已经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产生轰动性的接受效果和学术效应了。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以来，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创作潮流以及日益显著的的“文学图像化”不断挑战现代文学学科的原有边界设定，大有倒逼现代文学学科意识转型之势。与此同时，20世纪末以来最为稳定的“现代性”学术范式并未凝定，其问题系统随着“现代性”内涵的扩容不断把学术目光和讨论对象导向科技、审美等文本之外、甚至学科之外的知识资源。
其三，最近十年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整体价值遭受质疑，“强制阐释”的热烈讨论方兴未艾，持续高温，将延续至今的“现代性”言说逐步导向一种新的“当代性”范式。这将学界对文学理论的注意力从文学应用实践再次拉回了理论本身。此外，来自跨域研究领域的数字人文技术、空间理论、区域文学理论等对知识资源与理论方法有双重冲击作用的学术思路不断成熟，现代文学学术范式的各个层面遭受重大挑战，面临着系统性的转换。
总之，上世纪末“学科存在合理性”的相关论争、世纪之交现代文学评价的整体滑落、“现代性”学术范式中自带的后现代元素在新世纪的凸显、新世纪初的“文学终结论”、“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在想象性建构中的过度停留……凡此种种，形成了内外合力、多点引爆之势，导致现代文学的学术发展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格局。学术格局的复杂化带来的是学术范式的“失范”，新世纪以来很难有哪一种凝定的学术范式在整个学术领域起到示范性作用。学科边界的难以确定则导致学科意识的不断转型和过度的个人化理解，随着跨域研究实践的展开，不同领域之间的学术对话陷入困境，各种学术范式成为居于“蜂巢”之中的一汪汪死水，各有各的研究方法，各有各的评价标准，“流变”越发困难，“变流”越发频繁。范式不范、流变不流……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格局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此前的状态，不妨将其称为是一种“后学科”景观。
这种“后学科”景观，在学科内部具体表现形态上最明显的一点，是现代文学内部“小学科”的兴盛和整体的大学科的衰落。现代文学史料学、现代文学文献学、传记学……这些“小学科”的纵深发展已经从1990年代开拓期的“资源自殖”转向更具独立发展意义的“方法自洽”。“小学科”的繁盛在带动自身领域学术研究范式日益稳固的同时，学术资源的枯竭也开始在某些领域显现，新的学术生长点离文学研究以创作为对象的“招牌动作”越来越远。比如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度关联等，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严苛的要求。目前，有特定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在各自的领域孤军深入，形成了各自为战的、漂浮于“学海”之上的一些“学术孤点”。
在学科外部，学科间的交互越来越多，跨域研究往纵深发展，带来了一轮新的“方法热”：大数据分析、新媒体效应、语言文学向图像文学的转向、多学科复杂融合等等都成为时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与1980年代的“方法热”有所不同，新世纪的跨领域研究方法在学术实践中表现出一种“深度融合”，直接关涉到各门学科的核心概念，直接面临着阐释的合理性、对话的有效性、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冲”、文学性的“缺席”和学术话语权的“让渡”等很多问题。
内部的离散与外部的交叉，构成了现代文学“群雄割据式”的学科发展格局，原定的学科疆域面临着重组和整合的命运。向内的分化导致学科不断产生与原定轨道偏离甚远的学术生长点（这从近年来重大社科项目的选题中就能发现），召唤研究者学科意识的不断转型；外在的挑战则势必带来学术范式的系统更新和重构，关系到文学面对“技术时代”的重大抉择。这组成了新世纪现代文学研究“后学科”景观的双层结构。
二、“定点引渡”的学术孤点召唤学科意识转型
20世纪末的“现代性”大讨论，不是单一的文学事件。詹姆逊1985年来华讲学所带来的“现代性终结论”，杨春时、宋剑华1996年提出的“近代性”[3]概念所引发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品质论争，汪晖1997年发表在《天涯》杂志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所导致的现代性反思潮流，以及穿插其间的对西方审美文化现代性的翻译与述评，都应当看作这一讨论的具体内容[4]。这场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讨论让“现代性”成为一种跨世纪的“言说”，对世纪之交的现代文学学术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从知识资源的“膨胀”与研究方法的“堆叠”之中寻回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矫枉过正而被“丢弃”的学术价值系统，“重建了学术体系内部各方面的平衡关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命名到研究较为稳定的一种学术范式”。[5]
然而这场“现代性言说”从一开始就埋藏着隐患，其中“后现代性”元素伴随始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首先并不是一种价值意识和文化精神的历史性变更，而是一种话语的摹拟和选择。这种选择除了中国当代作家和理论家的某些主动性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种历史性的巧合，即中国权力文化的解构运动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在表征上的某种重合状态。这种话语的摹仿和选择的背景与基础是中国当代泛政治意识中心以及与这一中心相适应的权力话语伴随着巨大历史震撼和深远的文化冲击波的解构景象，商业文化不断弥漫和以其新的‘权力’扩张所构成的广阔的历史情境都使这种摹仿具有不可抹杀的真实性”[6]。新世纪以来，“现代性”学术范式在“新世纪文学”的实现过程中，在跨域研究带来的学科体系局部解构过程中，蕴藏其间的“后现代”元素在学术实践中被不断点燃，文学批评自身的价值指向、价值功能、价值判断受到质疑，因此新的学术范式在凝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自我解构的力量背向而行。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创作和学术领域，“存在为何”“应当何为”“如何有为”同时成为作家和学者在各自的“生产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学界急于在后现代的解构语境中看到新的建构类型出现，“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就在理念先行的情况下被学界率先提了出来。
“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实质是伴随新世纪的到来而产生的一种“想象性”和“期待性”的集体建构。这一概念一方面被不证自明地广泛使用，一方面在具体涵义、审美特征、价值规范上并未跟“旧世纪文学”做出明显区分。对于“新世纪文学”代表“白话新文学新的转型”的时兴说法，以及“新世纪文学”带来新的“学科化建构”的前景，不少学者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不但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还有待时间的沉淀，而且相应的学术研究缺乏“独立的逻辑体系和概念规则”，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术视野、认知方式、研究策略”[7]。就创作方面而言，新世纪之初小说数量的稳步增长并没有给仍沉浸在世纪末焦虑中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多少信心，而且他们很快就不一而同地发现，新世纪小说在产量增长背后，有一种追逐消费热点的“潮流化”“同质化”的创作倾向。黄发有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没有出现大师作家和伟大作品要归咎于写作的潮流化，因为它“在紧贴时代的跟踪中保持经验的现时性与流行性，在主流思潮和商品意识的同化下复制即生即灭的短暂表象，使‘现实’蜕变成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的动态场景”[8]。也有人说，潮流化的作家是在一种“群体动力学”的作用下向市场归附，表现出“自我工具化符号化”、从文学性向消费性摇摆的“话语症候”[9]。小说创作的“同质化”已经成为“中国新世纪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内在痼疾”[10]，而且这种“潮流化”将进一步带来“文学创作由现实主义向俗世主义滑行的集体倾向”和“理想主义的衰微”[11]。通过对前十年新世纪文学的抽样分析，可以确认的是，“新世纪文学的基本走向是媒介化、市场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它们联手推动着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转型”[12]。
需要指出，“新世纪文学”创作的“潮流化”趋势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另当别论，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超乎寻常地一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显示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惯性和惰性，也显示出学界试图以“新世纪文学”为其所构想的既定学术范式命名并以此规训文学创作的企图。对此，程光炜认为，“所谓的‘历史’，都是通过无数次的话语命名、复制才最终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实际上，新世纪文学的倡导者、讨论者无须隐瞒这一单纯的文学动机，非要用道德化、历史合理性等等修辞将它包装起来”。所以，“新世纪文学”先有想象、后有实践的建构无可厚非，但文学研究所要做的事还必须包括如何发掘这一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并在问题系统的导引之下客观评价和合理选择支撑这一建构并解决相关问题的学术资源。
传统文学的精英视角有可能会因为期待受挫而放大新世纪文学在“继承”方面的某些不足，从而忽略了其在“创新”方面的转型意义。有学者在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伟大的小说’或‘经典文学’已经成为过去。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13]。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狡黠的预言”，言中则遂其言，言不中则遂其心。实际上，在新的语境转换中，研究者不应当武断地抛出结论然后以静默的方式等待应验，而是应当看到支撑这一判断的表象之下“文学观”异动导致的学术范式的实际变化。在这一点上，张未民的“新现代性”概念值得一提，他认为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在奉行一种不同于一直以来“创作的文学观“的“写作的文学观”，“在新世纪文学看来，文学是一种写作活动，可以用‘写作’来划什么是文学的‘底线’，文学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创作’，但我们不能用精英意味、天才式的‘创作’概念来划定、限制文学的范围。”[14]这一思路的启发性在于，他把作为创作问题的“新世纪文学”与作为学术系统的“现代性”范式联系了起来，启示了对“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应当跳脱知识资源系统对研究主体的单方圈定。我们已经预设了一种“新世纪文学”的理念，不能再预设一种研究它的方法，否则整个学术研究都将在想象中完成，势必脱离创作实践生成的具体语境。
新世纪之后的文学发展对原有学术范式的巨大挑战，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来自于网络文学这个“新品种”。有人指出，网络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二十几年，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是“一场各说各话、缺乏共识、甚至充满了隔阂和矛盾的‘火锅式’研究场域，究其根底，网络文艺研究，实际挑战了现有大学的学科设置，更迫切地提出‘跨界融合’的吁求”[15]。如今网络文学已经成为现有学科制度之下不同学科争夺研究权和话语权的一个巨大舞台，现代文学在这场争夺中所表现出的优势并不明显，与其说网络文学的发展是对文学现有研究范式的“跨界吁求”，不如说时至今日网络文学以其独有的特性仍在选择自身的学科归属，这一过程挑战了现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和划分边界，如果不在这两个方面做出调整，文学可能会最终失去对网络文学的主导性阐释权。事实证明，面对网络文学这一特殊的学术资源，问题已经不在于某个学科某一种研究范式的阐释困难，而是所有研究网络文学的学科（如文艺美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产业等）所代表的整个学院派批评作为“繁琐、无趣、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的一面被充分暴露出来，甚而显示出社会网络治理功能的某些不足和社会转型期网络文化逻辑的某些弊端。
计算机网络所独有的“技术”属性让网络文学与以往所有的文学形态有所不同，对于网络文学而言，“网络”一词所代表的不是一种单纯的载体。从网络文学的最初产生背景和在网络空间的不同表现形态来说，网络文学未必一定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学科往往惯于以理所当然的姿态开拓这样一片新领域，在20多年的网络文学研究中表现出惯于规训、懒于创新、急于建构、疲于周应、难于深入的一面。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急于建立学术研究体系和急于在“现实转向”上对其强行牵引都是不智之举。有人很轻松地将网络文学看作现代文学中的“新品种”，然而二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证明，它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的“新物种”属性。应当说，如果不把网络文学当做独立的学科对待而一定要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那它必将挑战这一学科现有学术范式的整个框架。当前现代文学界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不但剥离了它的技术性、科学性，而且为了将其纳入现有的学术框架，很大程度上刻意疏远了它的娱乐性、商品性、社会性、故事性。这种“挑挑拣拣”的研究思路存在巨大隐患：在评价标准与研究对象无法契合的情况下，强行建立起来的网络文学学术体系几乎成了一场网络“殖民”、文学“移民”与学术“扰民”的闹剧，既得不到作者的回应，也得不到读者的认可。
与学术研究相应，学科的边界划分在创作界同样成为问题。2021年7月9日，在陕西西安举行了一场题为“‘小说革命’与无界文学”的文学活动，王尧、李敬泽等与会者提出了“无界文学”与新一次的“小说革命”概念。他们认为，当今时代已经在强烈地号召我们拓展甚至发明一种新的“文学性”，“革命”与“无界”的主张正是“重拾语言的文化属性”来响应这种号召的一种思路。现代性言说、新世纪文学建构、网络文学研究等问题经过长期发酵已经越来越积淀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会继续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它们已经成为“学术之海”中一些召唤“无界文学”与新的“小说革命”的“灯塔”，要么在越来越多的问题聚焦其中的过程中被“定点引爆”，要么在学术范式的系统转换和学科意识的合理转型中被“定点引渡”，没有第三种方法可行。
三、“多点引爆”的学术危机引发学术范式重构
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学术范式的“失范”还主要是缘于上述这些亟待意识转型后的现代文学“定点引渡”的灯塔，从而显现出现代文学后学科景观的内部结构雏形的话；那么，近十年来学术范式的“流变困难”则是由于文学理论界新的论争和文学跨域研究引爆了原有的学术系统，召唤着学术范式的必然重构，呈现出一种后学科景观的鲜明轮廓。
时间进入2010年代，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边界不断遭受冲击的同时，以“跨域研究”为基本思路的另一种学术范式变革在新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同步进行。而现代文学的跨域研究要建构自己的学术范式，其方法系统引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术实践中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面对文学现象时“阐释的有效性”问题。2014年，张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西方文论作为方法主导的现代文学学术研究进行彻底反思，提出了“强制阐释论”，引起学界极大反响，有学者甚至称2014年为学术研究史上的“张江年”[16]。张江用“强制阐释”来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7]。他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它们从根本上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18]从学术范式的角度来看，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实质上是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方法热”所带来的文学研究“知识资源的方法性误置”[19]进行了一次理论性的总结，张江所指出的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和被用来强制阐释中国文学所表现出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基本特征，正是时隔三十年，对未经资源转化的方法系统单一主导的学术弊端从客观存在和主观应用两个方面做出的系统反思和理论总结。
有人指责张江在“强制阐释论”中所提出的主张是向“古典阐释学”的倒退。实际上这要看张江所反对的“强制阐释”是指作为知识资源的西方文论本身，还是指将西方理论用作方法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践，这涉及到“西方文论不好”与“使用方法不对”之别。如果前者还可以看作向中国传统阐释理论的回归，那么后者就代表中国文学研究对西方理论资源方法转化的“正误”诉求。张江在2014年提出“强制阐释”之后，于2017年提出了基于以公共理性约束个体阐释的“公共阐释”：“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20]周宪、姚文放、南帆等一些学者纷纷加入到讨论行列，试图将“阐释”问题从对西方文论的“解构”引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建构之中。2020年以来，这一讨论再次升温，并收获了一些新的突破性成果。丁帆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直接与张江展开对话，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阐释问题从“现代性”引渡到“当代性”之中，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当代性”的学术范式正在浮出水面[21]。2021年2月，张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再论强制阐释》，文中强调“坚持阐释对象的确定性，坚持阐释学意义上的整体性追求，对阐释动机的盲目展开以有效的理性约束，是实现正当及合理阐释的根本之道。坚持从现象本身出发，坚持阐释的整体性观点，坚持阐释的多重多向循环，是合理规范阐释强制性的有效方式。”[22]主张对西方理论强制阐释性的合理规范，也就代表着张江认可了学界长期讨论之后对这一问题的某些建构性解决方案。由此来看，张江提出这一问题的宗旨是以“正误”为主，“回归”为辅；其向古典阐释学靠拢的“倒退”为假，为中国文学研究中西方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正误”为真。可以说，这一问题的广泛讨论，标志着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现代文学研究对西方理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已经不再像1990年代陈平原的叙事学理论一样在个别学者那里偶尔实现，而是被张江从方法论的普适性意义上提了出来。
通过这场论争带来的上述学术史意义，再回头探源，可以说，中西方学科划分的巨大差异是导致这场论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中国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的任务。其不仅是一种学理逻辑的需要，也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必须对于‘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理轻文’和‘专业细分化’等长期以来影响高校改革和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的学科价值观进行反思。重视并实现学科专业发展的合理性、学科专业融合的必然性和学术边界的超越性”。[23]张福贵认为，根据当前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讲话，反思现有学科和专业设置、促进学科和学术跨域融合，已经成为重大的“国家课题”，然而这与现实情况之间却也存在巨大的落差，学科的过度细分不但导致了文理分家、文史分家，甚至文学和历史本身也在不断分化。毕竟，学术范式的建构无论发挥多少学者自身的能动性，无论多么充分地利用知识资源的流动性，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国家规定”的学科划分的“恒定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也有学者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从当前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数字人文技术的成熟和空间理论的大量引入使得这两种思路的学术实践走在了现代文学跨域研究的前列，建立了各自的学术范式，取得了一些实绩。
将数字人文技术用于文学研究，其“两面性”不难发现。正如邵燕君所说，尽管文学的意蕴难以用数字计算，但是“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传统人文研究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文学研究领域并不能例外”，因为“自从数字文明兴起以来，建立在印刷文明‘基础设施’上的人文学科大厦就已经开始动摇”。[24]因此，数字人文的方法必须得到重视，因为“如果我们一味拒斥，麻木不仁，一旦整个学术研究发生系统性转型，未及内部转型的学科就可能在‘降维打击’中被格式化”[25]。但另一方面，“好的数字人文研究者，不但要以数字人文为‘器’，还要以数字人文为‘思’……要保证这把利器掌握在‘内行’人手中……才能把数字人文研究的新范式嫁接在原有的研究方法上，使其成为文学研究的加强版、升级版，将印刷文明阶段数百年积累的成果方法加上数字的引擎”[26]。这一论点实际上在强调数字人文方法必要性的同时已经提出了一种极具建设意义的学术范式雏形。
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已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大量出现，也有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专著产生。但从整体性的可兹对话的批评实践来看，离邵燕君所说的“数字在内行人手中从器到思”的理想情况尚有不小差距。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被不少媒体和学者称为“智性写作”的典范[27]，“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高度思想性的文学作品、凝聚着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28]这一文本引起了不少学界新秀的兴趣，相关研究成果中不乏大数据分析。但有学者指出，《应物兄》的“高热”反应和“巨型化”创作恰恰反映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海量创作的表象之下“中国当代文坛生产力匮乏”和“知识化写作的困境”，而相关评论中那些用来证明作品优秀的数字更是于作品“风马牛不相及，其中并没有什么本质联系”，而且这种数学思维还直接体现在李洱的创作方法之中，导致大量不必要的“填充物”在作品中的“壅塞”[29]。南帆在与张江展开阐释学对话的过程中也发出“抽离了社会历史范畴的π还有效吗”的疑问，认为张江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一文中“论证的特殊策略并未增添笔者的信心——数学语言的说服力不如想象的那么大”[30]。由此看来，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尚缺乏与文学展开深度对话的有效途径，缺乏人文内涵的数字难以保证其文学研究的有效性。
“空间批评”是另一个近年来的热门概念。韦斯特法尔的《子午线的牢笼》、柯罗的《文学地理学》等法国当代空间批评专著已于2021年译入中国，这必将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批评方法进一步发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部著作中的很多观点并不一致，前者强调“地理参数”，已经将地理批评的研究对象“从文学文本拓展至后现代的艺术地图”[31]，而后者则想要固守文学文本的在场，建构一种“地理诗学”[32]。法国学者之间的这一分歧实则是以“地理批评”的视角例示了文学研究在跨域交互中因为缺乏必不可少的“核心质素”而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很多领域的研究并不排斥文学的参与，或者是由文学率先发起，但是文学却往往无法在合作中找到“非我不可”的理由，导致跨域研究中文学时常处在一种“稍有不慎就会退场缺席”的游离状态之中。空间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延伸出不少新的“中间概念”，如“地方性”、“本土资源”、“地方路径”[33]……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固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必须承认的是，随着空间概念的崛起，“时间”在历史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随着资源不均衡所导致的现代文学内部各子领域的发展从齐头并进转向“一骑当先”，学术研究的范型建构已经无法等待学术模式在历史的“流变”中缓缓凝定，而是往往在瞬息万变的空间转换中经由某一种跨域研究方法的冲击（或与之相关的学科的直接冲击）瞬间“变流”，以一种新批评的出现直接形成一种学术范型。某一种“范型”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而每一种新的范型只掌握在有特定知识背景的学者手中，这实际上给文学研究在跨域融合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出了要求。文学要谨防在这些范型中扮演一种“公约数”的角色，沦为所有范型的“公共基础课”。
从学术史视角来看，现代文学的跨域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对知识资源与学术方法两大系统辩证关系深度思考的一次重启。其中所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已经充分浸润了当今时代的技术色彩，与新时期之初大不相同，这就尤其值得警惕。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文学的跨域研究方法带来的巨大问题包括：学科过度细化的积弊可能爆发式显现，文学研究的人文模式与科技模式之间的冲突、量化传统与经验传统的契合问题、文学研究中的理科思维与理科方法中的文学材料问题、文学的批量化研究与创作的个性化设计之间的关系问题、工具主导与研究主体性的消长问题等等，凡此种种，都可以成为引爆现代文学既有学术范式的突破口，其实质是跨域研究中问题系统难以调和非同源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从而导致的“方法黑箱”。
在学术系统中协同作用的知识资源、方法体系、学术价值在跨域思维之中完成有效重构之前，跨域研究还将持续性地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一是跨域研究会产生大量的“中间概念”和“中间理论”，也就是说，跨域思维从某一个学科生发，经由研究者的思维转化在文学对象上发生作用，会产生大量难以通过“顾名”就可以“思义”的中间概念。如果这些“跨域旅行”的产物无法在其他学科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和对话渠道，很多跨域研究方法的文学合理性就会受到挑战，其作为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人文精神内涵就容易丧失。二是在文理大跨度融合的研究实践中容易将科技实现的技术难度转移和放大为人文价值。对“AI诗歌”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机器人“小冰”的写作能力究其本质仍不过是智能机器的“海量存储”功能在特定算法规则导引和约束下的显现，而对这一现象进行所谓的“美学、人文研究”只能算是对人工智能信息储存功能和研发者算法设计所做的一种“实验报告”，还不能算是具有人文价值的学术成果。跨域研究在备受质疑中存在的必然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跨学科研究究竟可以给现代文学带来什么呢？澳大利亚学者KatherineBode认为：“文学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社会构成性地锻造而成。在这个社会里，特定时刻中特定范式（历史的、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现在是统计学）的突出地位塑造了我们所知的一切和理解这一切的方式。任何情况下，学科的纯洁性都无法保护贫乏的方法论。跨学科性能增加方法论意识。”[34]当然，方法论意义也只能算是意义之一，既然跨域避无可避，更多的意义，还会在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实践中不断发掘出来。
从2020年初开始，“新冠”疫情引爆了一场全球性的人类生存危机，这场被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称为病毒对人类“微寄生”挑战人类对地球“巨寄生”的大战，席卷全球且旷日持久，在冲击人类群体建构的国家制度、民族文化、医疗卫生体系的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丰富的“可融合”资源，引发了“后疫情时代”的文学转向和新的跨域合作伙伴。在创作领域，“文学写作正在主动地并且热切地回应着后疫情时代的呼唤”[35]，而在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已经表现出持续的关注，这显然又将是一场跨学科间的对话，文学、医学、人性、科技等新的关联式研究必将再次引起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范式的某些变化。
结论
清代学者阮元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的序文中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史如今也历经百年，正赶上一个“不升则降”的“快变时代”。从学术史的角度通览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流变，可以发现，受到历史选择的支配作用，伴随着一元主导、易于整体转向的的现代文学发展格局，学术研究范式中的某一种要素（比如知识系统或者价值系统）往往在某一时段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决定作用。这影响了学术话语各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影响了学术范式自我更新的速度，也大大削弱了学术研究在各种文学转向期的快速应变能力。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者试图重新将中国文学研究与先进的西方文化理论接轨，在短时间内重组学术范式各个系统间的组织结构，应当说这种努力让现代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末达成了一种介于危机与成就、膨胀与坍塌之间的学术平衡，延续了现代文学学科在进入新世纪之初的有机生命力。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作为一个未成熟学科的现代文学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理论危机的凸显、边界挑战的持续、跨域诉求的递进、网络文学的强大干扰……现代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范式已经无法于“学术流变”之中缓慢沉淀，而必须对各种突发的“文学变流”急速应对。从“流变”到“变流”，已是不可遏止的时代必然，其所导致的学术范式系统重构，不但改变着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多维对话关系，也改变着学术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作用方式。文学研究不再是批评家跟作者或文本之间的双方对话关系，而是有越来越多的数字、科技、网络、媒介、市场、图像等技术时代的要素参与其中。这是现代文学的“后学科”景观给研究者提供的生长环境，文学研究的健康生长有赖于文学研究者在学科意识、学术思维、学习方法、学理结构等方面调整和适应的程度。
注释：
[1]朱国华.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J].浙江社会科学,2020(12):138-144+161.
[2]张光芒.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构想及其必要性——以现当代文学学术史为例[J].云梦学刊,2015,36(04):10-11.
[3]杨春时,宋剑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J].学术月刊,1996(12):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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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光芒.疫情文学的资源与后疫情时代的文学转向[J].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01):2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