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将“代”的概念引入对文学创作的考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常见方法之一。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开篇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胡适认同文学进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在这些论述中，“代”生成于漫长的岁月沉淀，其意多指向于朝代、年代和时代等，着重强调因时代不同而引发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审美的变迁。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伴随着代际理论的传入与发展，这种“代”在保持宏大时代之意的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为更具体更微小的、具有某种“现时性”的种种“代际”：“新生代”“中生代”“中间代”“晚生代”“第三代诗人”“70年代作家”等指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产生，在世纪之交，以出生年代命名的“80后”一代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70年代”作家到“80后”作家，以年龄代际为划分的“XX后”这一指称也逐渐从“80后”蔓延到“60后”“70后”“90后”“00后”等。

文学场域中“XX代”与“XX后”的流行，实质上是从代际视野出发对文学现场观察、批评和研究的一种路径。近30年来，代际批评迅速发展，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众多争议。

一、“代”与“代际”：从生物学、社会学到文学批评

代际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兴起，而后传入中国，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但“代”这一学术概念本属于生物学，涉及时间的延续与生命的更替。因着时间的流动，生物有了年龄之分，从这一代生物到下一代生物，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代代相传，生命由此绵延不息。这即是所谓代的“自然属性”：“代首先是一个自然（即年龄或生理）范畴，具有自然属性。”

从人（生物）的年龄与年代到社会和世界的年龄与年代，“代”的含义逐渐延伸到“时代”“朝代”乃至于世界从诞生至今的无比漫长的“代”“纪”区分，“代”也逐渐从生物学概念演变为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概念，逐渐从“自然属性”延伸出其“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代”的划分标准逐渐脱离其“自然属性”的唯一性，而着重依托“社会属性”的异同：“人们已经更倾向于以社会文化标准来划代，即赋予代以社会文化属性——一代人区别于另一代人的实质性内容是其社会文化特质而不是其自然属性。”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代”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代”，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甚至有学者认为，直至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才真正存在：“无论是在以血缘和以阶级为尺度的社会中，‘代’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它的生物学意义远远超过它的社会学意义（几乎不存在社会学的意义）。”究其原因，一方面代际理论在20世纪中后期才兴起；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冲突与断裂相对较小，它隐秘而微弱地，而不是显性地存在。

一方面，代际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而在此之前，中国学界尚未全面重视“代”的社会学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外有学者开始从代际角度出发，分析社会学相关领域问题，如关于代际与职业流动问题。1957年，伊夫·德·约卡斯和罗彻的《魁北克省的代际职业流动》（“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Province of Quebec”）从代际视角切入职业流动和职业稳定性研究，探讨索罗金提出的“代际职业流动”问题。1958年，B.本杰明在《职业上的代际差异》（“Inter-generation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中探讨社会流动中职业转变的代际变化。而后出现代际理论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B.G.史黛丝将代际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在1965年起先后发表了《成就动机与代际流动》（“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关注状态与代际流动》（“Concern with Status and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代际流动与投票》（“Inter-generation Mobility and Voting”）等文章，分析不同代际在成就动机、关注状态和社会行为上的异同，探讨由代际关系产生的心理问题。1970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代沟》一书，提出了“后象征文化”（后喻文化）、“互象征文化”（互喻文化）、“前象征文化”（前喻文化）等代际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了代际理论研究与运用的重要基石。

“后象征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长辈文化——长辈即权威，即知识，即经验。在这种文化中，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显得迟缓，乃至凝固。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且保持一种封闭状态。“他们的长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事情就该是这样。孩子是长者身体与精神的后代，是长者的土地与传统的后代；兹事体大，不容混淆，孩子的身份意识和命运意识都是不准改变的。只有外来的暴力事件的冲击，如天灾或军事征服，才能改变这一点。”在这种文化中，晚辈继承的不仅仅是房屋、土地和生产资料等物质存在，还包含完整的、持续不变的精神存在，大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小到解决生活问题的历史经验。于是，祖辈的生活即是后辈所要“继承”的生活，“祖辈的过去”即是“后辈的未来”，两者之间并无本质性的区别，不过是在一代死亡新一代又出生之间的不断轮回和重复。于是，代的数量与代的传承显得无比重要：代的数量越多、传承越完整，其文化影响则越深入、越坚固。

“互象征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同辈文化。在“互象征文化”中，尽管长辈仍然是权威，仍然代表着秩序的制定者与守护者角色，但他们已经无法为后辈提供有效的经验和知识。因为，“互象征文化”是对“后象征文化”的突破，它发生在原有社会文化发生某种巨变之后，长辈无法向后辈提供新的、相适应的生活模式。这种巨变有多种形式：“或是经过一场大动乱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领导地位十分关键的老年人死伤惨重；或是新形式的技术发展的结果，老年人对这些新技术不在行；或是由于迁徙到一个永远把老年人视为移民和陌生人的新国度；或是一次军事征服的后果，屈服的人民不得不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或是改变宗教信仰的结果，成年的皈依者试图培养儿童去体现新的观念，而他们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未曾有过这种经历；或是有目的地搞一次革命，为年轻人引进一种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无论出现以上哪一种情况，一个事实是：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而长辈并不比年轻一辈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因此，在“互象征文化”中，年轻一辈“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新的形式，并向同代人提供榜样”。在“互象征文化”中，外在环境远不如“后象征性文化”中外在社会环境那般稳固、封闭，它总是变化的、波动的，甚至是颠覆的。于是，“在我们这种社会变动性很大的社会里，在教育和生活方式方面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代与代之间的断裂”。代际的断裂，带来了代际的隔阂，也带来了代际的冲突：长辈在面对年轻一代不同价值观念时，常感受到自身权威被挑战；而年轻一代在“凡是在没有祖辈人或祖辈人失去控制权的地方，年轻人便会堂而皇之地蔑视成年人的标准，或采取不同于他们的态度”。但是，正视代与代之间断裂的存在，正视长辈与年轻一辈之间有着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处事风格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同，恰恰是不同代际之间能够真正相互交流的基础，也是现代世界文明的特征。

“前象征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晚辈文化。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不可逆的巨变，“世界变成了一个共同体，尽管它还没有组织形式和政治团体可以运用的制裁手段”，“知识的冲击是世界范围的”，“我们在理解过去、解释目前或展望未来等方面都毫无准备”。这种巨变导致的情形是：我们处在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秩序的边缘，晚辈在接受能力与创造能力上都表现出超越祖辈的倾向；未来是属于晚辈的，属于那些尚未出世的孩子，而不是长辈；新的道路、新的创造方式、新的经验将在晚辈中产生；长辈并不比晚辈懂得更多，甚至他们在新的社会文化中需要或不得不向晚辈学习新的经验与生活方式，即晚辈反哺长辈。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中老年人向年轻人学习网络、计算机、智能手机、各类软件等的使用，即是一种典型的“前象征文化”现象。玛格丽特·米德在20世纪世界各国青年运动风云涌动之时对代际的研究，使得代际理论迅速地成为一种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新视角，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冲突和断裂相对较小，它隐秘而微弱地，而不是显性地存在。按照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中国传统社会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在“后象征文化”中：在数千年中，中国始终处于农耕文明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且相对稳定；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着世代中国儿女，展现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长辈权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存在，始终处于专制地位；“天地君师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众多伦理纲常在道德层面与宗族层面约束着每一位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后辈大多遵循着长辈的意志、经验与规训，重复着祖辈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模式。当后辈在思想、认知和行动上表现出与常规不一致时，就容易被视为“不忠”“不孝”“不义”之徒，成为封建社会中的“异端”，从而受到伦理纲常的剧烈批判与猛烈打击。二者力量的极度差异使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便代际之间有隔阂、代沟与冲突，也并未完全地显现，而总是隐秘而微弱地存在：或被毁灭于萌发阶段，或是隐藏于心默默忍受。在巴金的小说《家》中，高家长孙觉新接受了新潮思想却又深陷宗族礼法、伦理纲常而无法真正付诸行动，真切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在《家》中，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已经被打破——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各类工业革命以来的新科技、新事物和新思潮等均涌入中国。相比中国数千年的封闭状态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接连而至：抵抗外国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废除帝制、建立民国政府、军阀内战、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科技革命……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代与代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比以往都要明显：青年群体反抗权威，竭力发声，身体力行，为寻找中国自强道路而不懈奋斗，“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必须找到它”。

这种代际冲突显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各种不同政见相互碰撞，各类社会变革接连而至；在教育上，科举制度废除，传统秩序分崩离析；在文化与思想上，争斗日益剧烈，西方现代思潮影响深重，引发众多中西之争，青年一代发起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青年一代相继发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凡此种种都显现出社会变革时期代际的隔阂与冲突。社会性因素而非生物性因素成为代际划分与代际研究的重要依据。在今日，代际传承、代际传递、代际差异、代际隔阂、代际冲突、代际公平、代际伦理、代际流动、代际正义、代际心理、代际批评等都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代”与“代际”也从生物学领域走向了更为开阔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之后，代际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与新颖视角被广泛运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为文学研究和批评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20世纪90年代末期，“80后”群体的“特立独行”与“横空出世”引发了广泛关注。21世纪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创作逐渐引起主流文坛与文学研究者的注意。2004年2月2日，春树的照片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春树与韩寒被杂志文章称为中国“80后”的代表人物。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热议，直接点燃了“80后”写作群体内部关于“偶像写作”与“实力写作”、“谁能代表80后”等问题的激烈争议，也引发了文学评论界对于“80后”作家作品的关注。于是，在2004年前后，一大批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相继面世：“偶像派”与“实力派”、“市场化”与“主流文坛”、“80后写作特点”与“80后写作局限”、“80后文学”命名的有效性与合理性、“80后”文化现象等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论争。2004年11月22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的“走近‘80后’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举行，白烨、曹文轩、梁晓声、杨匡汉、程光炜、高旭东、陈福民、郑万鹏、路文彬、谭五昌、徐妍等众多知名学者、评论家和作家与会。这一会议“意味着‘80后’写作首次得到学术界的大面积关注”。我们且以2004年的几项研究成果为例。白烨在《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答问》中表示：“主流文坛对于‘80后’，不能说完全没有关注，但确实关注得不够。目前我们知道的这种‘关注’，还主要是个别的和个人的现象”。江冰在《试论80后文学命名的意义》中梳理了“80后”写作群体内部的“偶像派”与“实力派”之争，认为“‘80后’不是年龄段的概念，同样也不是商业化的概念”，“《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另类’这一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意义，至于‘年龄段’只是一个限定词，更多地指称在于社会学上的‘代沟’与文化学上的‘亚文化群落’”。在江冰看来，“80后”的命名事件“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载入文学史。其意义在于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当下中国文学界的心态，并且成为从网络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写照”。而曹吟对于“80后”写作者的命名事件表示坚决反对：“仅仅以作者出生年代为差异的命名方式是难以想象的暴力认识论的结果。”在曹吟看来，“80后文学的写作者的一个特点是创作呈散点分布”，这种散点分布的状态是一种无法命名的征符，因而研究者恰恰应当在正视他们的创作的差异性与无法归纳性中发现“80后”写作者的创作特点。关于“80后”命名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是“走近‘80后’研讨会”重要内容之一：陈福民认为“80后”这一概念充满了商业色彩；徐妍认为“80后”并不是一个整一性的精神实体，而是一个指代不清的命名，在不同的语境论述中，具有众多不同的所指；侯桂新认为“80后”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是“莫须有”，作为一个出版市场的概念却闪着耀眼的光芒。

以上争鸣仅仅是开始，自2004年以来，代际理论不断从“80后”延伸到“70后”“60后”“90后”等其他代际的文学创作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就如同对“80后”命名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论争一样，代际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与研究路径，同样也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时至今日，代际批评的“有效”与“有限”，仍然是一个未能完全阐释清楚的问题。

二、争鸣：代际批评的“有效”与“有限”

代际批评在整体意识的基础上，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紧密联系起来，分析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差异，探究不同代际作家书写题材、书写风格、书写路径、审美意识等与社会变革、文化环境、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为当前的文学观察与文学研究提供一条新颖的路径。这一研究方法在21世纪以后被广泛使用，显现出其“有效”的一面。洪治纲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从不同代际的成长环境与社会文化入手，分析了新时期以来不同代际作家的整体风格，最后得出结论：“50后”作家群作为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代人，他们自幼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启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60后”作家群成长环境有别于上一代，他们主动回避对宏大叙事与现实场景的正面书写，清算并反思集体主义带来的诸多问题，自觉卸下了社会历史使命感，而注重对社会历史内部的人性景观的书写与刻画；“70后”作家群立足于“小我”展示庸常的个体与日常现实生活之间的百般牵连，完成对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80后”作家群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充满消费主义、娱乐文化、市场化写作等因素。在成长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差异中观察代际作家书写风格的差异，洪治纲的代际研究带来了新颖之气。但是，在代际批评发展的过程之中，它的“有限性”同样饱受争议，学界对代际批评的批评与质疑也持续不断。

代际批评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代际如何划分？代际划分的标准是否合理、有效、科学？这些问题直接涉及代际批评对象的确立与研究领域边界的确认。按照玛格丽特·米德的代际理论观点，划分一代人主要依据的是现实社会文化的变革与差异，即社会学特征，而不是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年龄之分。

然而，在21世纪以来的代际批评中，代际的划分大多却是以精确的出生年龄为标准，以10年为一代，如出生于1980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的为“80后”，出生于1990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的为“90后”。事实上，1989年12月出生与1990年1月出生的两个不同代际作家，其所处社会环境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亦无显著的变化。按照严格的、硬性的出生年月为标准，将他们划入到“80后”“90后”两个不同的代际之中，多少显得过于简单与粗暴。相比较而言，生于1980年与生于1989年和生于1990年与生于1999年同一代际中二者之间的差异更为巨大。

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不少青年作家与研究者对代际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10年一代改为了5年一代，于是就出现了自称或被指称的“85后”“95后”等新一代。但是，对代际的年龄边界进行精确划分是无比困难的，比如对“青年”“中年”“老年”的划分至今都无定论。另外，对代际的年龄界限进行精确划分，容易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淖，使代际批评与研究走向“为了代际而代际”的、脱离实际的“生搬硬套”中去。在李遇春看来，“85后”“95后”等愈来愈清晰的代际划分，彰显的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焦虑，即一种时间焦虑症，且这种划分越细致，焦虑越显著：“在现代化高速运转的时代中，我们都害怕被时间遗忘，所以我们拼命地强调我们每一代人的特殊性，甚至还有65后、75后、85后这样的提法，这样的划分越来越细，也越来越让人焦虑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将代际的边界定位为“10+X”——它不是对代际进行细化，而是进行泛化，即以10年为基本划分，前后浮动2—3年。如洪治纲在他的研究中为代际划分设立了弹性的时间过渡区间，“这个过渡性的区间段，应该包括前后2—3年，至于在这一区间内出生的作家究竟属于哪个代际，则要根据其创作的主要特征与哪个代际的共性倾向更接近”。

也有研究者试图摆脱这种简单的硬性规定，重回以社会特征变化为依据的代际划分上来，从物质生活、社会环境、群体经验、精神风貌等入手对一代人进行划分。如此，跨代的代际就产生了。比如，贺仲明就认为“1965—1975”应当为一代：“我们这代人的划分不能将出生时间以1960年作为分界线，而是应该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前几年结束。我感觉，这年代人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历更为相似，精神特征也接近些。”“90后”作家黄帅更是独辟蹊径地提出“90后”的文化代际应该是1992年到2012年，而不是1990年到1999年。理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90后”最主要特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化社会中成长，这是和前人的本质不同——“90后”天生就是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的。显然，在黄帅的论断中，年龄之差别并无划分的意义，相同的成长环境与社会环境才是代际划分最重要的依据。在商业化社会环境中，“90后写作者对待资本话语的态度，与前人已大不相同。或是身处现实生活的直观感受，或是‘想象的彼岸’，商业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对90后写作者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还有一种观点：代际划分只是代际批评一种暂时性的策略。这一策略的使用是基于目前我们暂时无法从文学流派、文学题材、文学风格、文学主张、文学地域等以往常用的划分根据，来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种种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进行特征鲜明的划分与归类。换而言之，当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21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创作面前“失语”，丧失了“命名”的能力时，我们只好暂时使用以年龄为划分标准的代际划分，从而更便捷地关注、分析和研究新一代文学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代际批评失去了其作为一种融合社会学与文学的新颖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的身份，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常被使用却又不被认可的尴尬的、暂时性的替代品。比如刘大先认为：“代际划分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代际划分不应该是硬性的时间切割，‘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无论从生长、教育和传播环境都更像是一代人，即所谓的后革命、影像电子媒介和消费主义时代的一代人。当然，‘70后’、‘80后’这样的提法本身有着易于操作的策略性因素在里面，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方便说法，并不构成学理上的意义，这一点在很多批评家那里也都有着明确的自觉。”申霞艳也认为，代际划分最初只是在“命名焦虑”中大家约定俗成的一种命名，但它从最初的“饱受质疑”走向了“普遍认可”：“当初‘70后’、‘80后’兴起的时候学界也并不认同，质疑声无处不在，但是后来我们还追加命名了‘60后’、‘50后’。回头看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最为响亮的文学命名就数代际了。”

代际批评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同代际是否存在根本差别？代际批评的难度之一在于它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不是简单地对某个作品进行文本修辞、文本主题等内部分析，而是综合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探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精神共性等之间的紧密联系，分析不同代际创作之间的“继承”“抗争”与“突破”。这就要求代际批评者不仅要熟练掌握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相关知识，还必须能够全面把握不同代际社会文化的异同，分析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生态、技术革新等对于一代人的意义。而事实上，代与代之间的延伸与发展并不是一个断裂式的、阶梯式的、带有明显特征的，而是延绵不绝的、渐变式的、缓慢而内敛的变化过程。如何在这“静水”之中挖掘出深藏的“潜流”与“波动”，成为代际批评的一大困境。更关键的问题是，代与代之间，除去年龄差异，是否真正存在本质上的或具有颠覆性的差别？倘若将视野放大——再过一百年、两百年，无论今日的“50后”“60后”“70后”，还是“80后”“90后”“00后”，其实都可以称之为“同代人”。既然如此，今时今日的代际划分与代际批评的意义和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了，这也成为学界对代际批评的质疑之一。

代际批评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代际批评是否会遮蔽创作群体中的个体特征？相比较而言，代际批评更多地是从整体出发，以一代人的整体创作风格、精神风貌、审美趣味为研究对象。一代人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构成，但在代际批评中，个体的独立性往往容易被整体所“概括”“归纳”“总结”，成为代际共性特征中的一部分。当某一作家作品在书写风格、审美姿态等方面无法被纳入到代际共性中时，它甚至很有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与“遮蔽”。代际批评追求共性，而文学创作恰恰是强调个体独立性、讲究个人风格的艺术创作，它的珍贵往往就在于它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保持整体观察与共性研究的基础上，保证对文学创作个体性与独立性的发现和分析，就成为代际批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这恰恰也是许多人对代际批评与研究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在《“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一文中，雷达表达了他对代际批评的深深忧虑。雷达认为，代际划分与代际批评进入文学评论界，成为风靡一时的“学术摩登”，至少带来了三种负面影响：一是错把年龄当成最重要的价值和审美依据，而丧失了以文本为根本的批评原则；二是代际划分容易使得作家囿于其代际中，恪守代际规范，而不敢勇敢地打破种种界限，书写自己的独特；三是助长了作家的“溺爱需求”与“自恋情结”，使作家生成较强的依赖性，不利于作家的成长。基于以上判断，雷达否定了代际批评的意义，而重申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在突破桎梏和打破俗规陈见上的异质性之可贵：“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不同凡响，正在于他们突破了年龄、身份、职业以及社会对他们的一般性规定，完成了其年龄几乎无法完成的时代高度。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某种划分和定位，而是反抗这种框范和要求；他们不是小心地求同存异，而是敢于标新立异，与不同年龄层次的广大人群进行对话。代际划分理论的‘求同为本’和‘排异倾向’对文学生机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它要把千姿百态的创作现象嵌入一个个方格子里，让活生生的、多样的文学变成他们的一个注脚。”

综上所述，代际理论和文学批评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后，既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受到研究者的喜爱；但也因为“代际划分的模糊与不确定”“代际差异的显著与否”“共性研究与个性发现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而饱受质疑。赞赏也好，批评也罢，无法否认的是，在这漫长的争鸣中，代际批评作为一种方法，正一步步茁壮成长，成为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与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三、代际批评：作为一种方法

21世纪以来，代际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与路径被广泛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尽管代际批评有着它自身的局限性，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它同样有它的优势：作为一种方法，代际批评敏锐地抓住了社会、时代与创作个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助于从宏观上对创作群体嬗变进行观察，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提供另类路径，从而使研究者发现那些尚未被发现的“风景”。因而，我们不能够因为它的“有限”，而彻底地忽略它的“有效”；同样也不能因为它的不完美，而完全地否定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代际批评敏锐地抓住了社会、时代与创作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文学向来强调社会现实、时代风貌与文学书写的紧密关系。但是，这种紧密联系更多的是作品与现实的互动，换言之，文学评论更多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等与社会历史现实的相互呼应。无论是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还是底层写作，文学文本内部要素的“历史性”“现实性”“时代性”都受到充分重视。文学文本的独特性、现实性等实质上来源于创作主体对于历史、现实、时代的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来源于创作主体的独特书写。然而，创作主体与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而言，代际批评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分析历史、现实、时代给创作主体带来的深刻影响，继而探究其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双向互动，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创作主体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政治运动、经济变革、科技革新、文化发展等时时刻刻在改变着创作主体。时代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嬗变，导致创作主体在物质上、精神上都产生新的社会体验，从而使得代际作家群体产生文学理念、创作风格、审美趣味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与此同时，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接受等机制也在时代发展中产生了巨大变化。当下的“80后”“90后”作家群体的成长环境与上一代作家都有明显差异，消费社会、商业化、新媒介、现代性、城市化、身份焦虑等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基本底色。“发达社会的青年一代，不再为油盐柴米愁眉苦脸，但他们却为自己的内在世界的残缺而忧虑重重；他们不再为自己的行动自由而义愤填膺，但他们却为自己的内心自由而哀声叹气；他们不再为现世的天堂而怀疑游移，但他们却为自己的心灵归属而焦虑不安。”李新华所描绘的这一景象，正是当下青年的普遍面貌。郭艳从代际与现代个体身份焦虑的角度出发认为：“代际以及代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成为现代社会身份意识多元混杂的根本标志。现代个体身份焦虑源于权威瓦解、传统崩溃、宗教祛魅，现代个体陷入‘我是谁’的现代性困惑，从而徘徊于自我、他者，此在、彼岸，工具理性与自我欲望的无边黑暗之中。”因此，相比着重文本内容与历史现实之间关系的“社会—历史批评”，代际批评敏锐地注意到创作主体与历史现实的双向互动。

其次，代际批评有助于从宏观上对创作群体嬗变进行观察。代际批评本质上是将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带有典型的跨界性质。因而，在代际批评中，文学文本的内部分析不再是唯一内容，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与时代、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科技革新等外部条件变化的关系得到广泛关注；代际批评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者某一流派，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一代作家。相比较而言，代际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宏观视野，能够在更漫长的历史线条中，挖掘新一代文学创作者的“继承”“发展”“新变”，观察新一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的共同特征。因此，代际批评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梳理“共性”也分析“个性”，既是文学的也是跨学科的，既能够进行宏观观察也能够进行微观分析。正如李遇春所说：“文学代际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它既可以做宏观研究也可以做微观研究，宏观代际研究更强调共性，微观代际研究更强调个性，二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代际研究的功能。”

最后，代际批评对青年一代作家的成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尽管雷达一再强调代际批评会加重作家的“溺爱需求”与“自恋情结”，但是就近20年的文学发展来看，代际批评作为一种推动力，在青年一代作家出场和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80后”为例，2004年前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对于“80后”写作现象的关注，使得“80后”作家从最初的“各自为战”进入到了“群体关注”之中；“80后”的代际文化、创作风格、市场化倾向、亚文化特征、类型化写作、新媒介生产等诸多问题都得到了进一步梳理；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到王威廉、孙频、双雪涛、甫跃辉、林森、刘汀等人的文学创作备受关注；不少期刊开辟“80后”作家作品及研究专栏，使得众多“80后”作家走向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前台。再以“90后”作家为例，2016年前后至今，《人民文学》《诗刊》《作品》《收获》《中华文学选刊》等众多传统文学刊物集中发力，力推“90后”文学新人，并不断邀请评论力量加入其中，在短短数年之间，数百位“90后”青年作家以群体姿态进入当代文学场域，其中数十位“90后”佼佼者已频频斩获各类奖项，作品进入各类权威选本，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表现突出的青年一代。

结 语

近几十年间，代际批评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受到了诸多质疑，但终究还是在不断茁壮成长。代际批评不是单纯的文学内部机理与机制的批评和研究，而是融合了社会学等不同学科、文化的一种新型路径，对于文学现场的把握与文学代际特征的宏观梳理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代际批评的“有效”不意味着它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样，代际批评也有其“有限”的一面，但我们不能草率地将其彻底否定。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代际批评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它对当代文学进行观察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