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极不平凡的十年，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在新时代语境中不断推进现代转化，在理论格局与实践成果上呈现出新的气象。本文综合国内学界十年研究成果，以及古代文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全国学术会议议题，综述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反思“转换”命题，肯定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生命活力
自1996年在西安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以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然而，这一命题经过多年探讨与论争，却始终未能解决中国文论话语在当代发展建设的焦虑。这十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重新反思这一命题，尤其是“转换”一词本身的含义。
2014年8月，曹顺庆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作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中国文论的口号》的大会主题发言，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进行了反思，指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仅仅用西方文论所谓“科学”方法来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方法，加以否定。此后，曹顺庆、杨清、欧婧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反思》《新时期四十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与转换的反思》等多篇文章中指出，某些“转换”论文，往往暗含一个前提，即认为某样东西的原始状态不再保有必要性或合理性，这实质是否定中国古代文论当下的生命力和有效性，认为古代文论在当代已经不能用了，只有“秦砖汉瓦”式的史料价值，所以必须要用“科学”的话语来进行转换。然而，什么是“科学”的话语呢？在某些学者看来，显然只有西方话语才是“科学”的。曹顺庆充分肯定了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生命活力与在当代的应用价值，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树立中国文化自信，要清醒地认识到古代文论在当代仍然活着，要用事实证明古代文论同样也适用于当代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在当代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和探讨文学艺术的现象和艺术创作规律。古代文论不仅仅可以指导当代人的古体诗词鉴赏与创作，甚至可以用来分析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例如“虚实相生”这个中国话语，不仅可以分析中国现当代诗歌，鉴赏古典名著《红楼梦》，也可以评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参见曹顺庆等著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应当立足于中国文论话语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能够参与当代文艺评论与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吕双伟在《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回顾与审视》等文章中，也对这一命题和“转换”一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二十余年的“转换”论争与研究，基本是在谈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当代意义，对“转换”一词本身的含义和范围界定不清、认识不明，就开始讨论“转换”的方法和意义。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转换”，实际上是从“现代阐释”或现代意义的角度来泛化理解“转换”，是用现代视野来观照、考察和研究古代文论，接近于童庆炳先生所用的“转化”一词。吕双伟认为，古代文论不太可能“转换”成现代文论，但可以通过中西对话、古今对话“转化”到现代形态的文论中来。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转换”一说的模糊性和不完善，提出了新的表述和概念。2013年，古风在其专著《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中，提出了“存活论”的新概念，并非纠缠如何“转换”，而是认为古代文论话语已“存活”在当代，并从现实语境特别是现代文论中古代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状况出发，考察和探索这些“存活着的”古代文论话语的状态、路径、机制和规律。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重要讲话中强调和论述了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问题。2016年在汕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二十届年会以“中国智慧与中国文论的再认识”为主要议题，也呼应着重塑中华文化自信、挖掘传统理论资源的时代需求。要反思和警惕“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所暗含的对古代文论当代价值的自我否定、自我取消。学术界对这一命题和“转换”一说的反思，有利于纠正此前学界文化自卑、文化自戕的心理，在充分肯定古代文论当代价值与存活状态基础上重塑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文论的后续发展建设。
二、关注“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积极展开中西视野下的文论对话
2014年，张江在《文学评论》发表《强制阐释论》一文，指出外国理论脱离中国文学实践、“强制阐释”中国文本的问题。“强制阐释论”的提出，让学界进一步认识到西方文论存在弊病，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满足于套用各种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实。继“强制阐释论”后，2017年张江在《学术研究》发表《公共阐释论纲》一文，提出“公共阐释论”的理念和构想，认为中国古人在创造“阐”这个字的时候，就揭示出阐释包含着开放性、公共性、协商、交流的含义。张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应该是建立在互相认可、互相交融基础上的一种公共行为。近年来，“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得到国内诸多学者的呼应与讨论，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受此启发，国内学者转变了此前对西方文论的两极态度：不再是一味认同、赞赏、套用西方文论，而是能看到西方文论的不足与“强制阐释”产生的问题；不再是一味排斥、批判、警惕西方文论，而是更加强调以开放的视野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合理选择、鉴别、吸收西方文论精髓，推动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这种转变也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的新时代理念相契合。
探讨西方文论中的东方元素，是文明互鉴视域中重新认识世界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动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创新往往来自于文明互鉴，来自于异质文明、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对话。自古以来，秉持开放心态，与异质文明、文化展开积极对话，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一方文明、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奥秘。因此，想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古代文论想要在当代找到言说语境并焕发新的活力，就需要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立足当代语境和时代问题，积极和西方文论展开对话，重新激发起传统文论话语中可能孕育的生机，实现中西文论的整合。2021年，由曹顺庆、王超等人所著的《中西诗学对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将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进行系统比较。这本著作分为两大板块，其中上篇阐述了中西诗学对话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并以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和布莱希特的文论思想为例，从影响关系入手，实证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元素，分析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如何实现“他国化变异”，影响和改变当代西方文论发展进程。下篇则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跨时空错位阐释当代西方文论思潮，研究不同文明文论对同一诗学范畴的差异化阐述。这本专著从“以西释中”转向“以中释西”，从“阐释寻同”转向“阐释变异”，从“求同存异”转向“差异互补”，开启中西诗学对话的新时代、新局面。
三、推进“关键词”“范畴”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诸多重要讲话中强调了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问题，而且于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国内学者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话语体系，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均以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与学术传统为理论基础，试图系统地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激活古代文论的当代活力，建构独具民族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如林衡勋201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文论纲目体系论》以中西学术与文论之大别和会通为思想前提，以中国学问大传统为理论背景，以现代理论方式尝试建构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文论概念逻辑体系的古代文论纲目体系。王晓霞2020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则从文学本原论、文体论、文学风格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观、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观等方面，系统地发掘与整理古代文论资源。20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二十二届年会以“中国文论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为主要议题，也呈现出国内学界对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当代建构与完善的需求。
概念、术语、范畴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正如朱立元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一文中所言：“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是由多层次概念、术语组成的结构，从关键词到范畴、再到核心范畴，都是概念，但最基础的是关键词；关键词上面一个层次才是范畴。”朱立元在其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谈及，“这种基础性工作本身也是对古代文论的原始形态作现代性的梳理和阐释、发挥”，能够让古代文论概念、范畴获得现代性的理论品格，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毛宣国在《古代文论“进入”当代的理论思考》一文中也指出：“古代文论要进入当代，范畴的清理与重构是重要的环节。这种清理与重构，不仅有利于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也有利于增强中国文论对于当代文学的阐释能力。”由此，国内不少学者从古代文论的“关键词研究”“范畴研究”切入，扎实推进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工程，十年来涌现出诸多以古代文论“关键词”“范畴”为题的科研项目和论著成果。2012年以来的古代文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多数都以“范畴”“关键词”研究为选题，如“中日古代文论范畴关联考论”（13BWW021）、“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史纲”（15BZW086）、“中国古代文论关键词英译与阐释研究”（20BYY029）等。相关的论著成果也十分丰硕，具体包括李建中的《体：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杨星映、肖锋、邓心强的《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吴建民的《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等。此外，2014年在湖北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也将古代文论的“范畴、思潮、文体、学术史”作为重点议题进行讨论。
四、倡导古代文论话语介入现实，与当代文学批评、创作实践相结合
新时期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古代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话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讨论，这些讨论呈现出国内学者对于古代文论当代价值的集体焦虑，以及长期以来西方文论统治下主体精神的自觉。从2018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的主题“活古化今与中国文论”可以看出，激活古代文论当代价值的诉求一直延续至今。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目标指引之下，国内学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的主体性追求逐步加强。目前国内学者在古代文论如何实现现代转化的理论探索、古代文论传统资源的发掘整理，以及当代语境与中西比较视野下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范畴研究、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系列成果，因而有学者重新关注到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现实应用层面，倡导古代文论应当与当代文学批评、创作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现代转化”。
如贺仲明在《介入现实 化为现实——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两点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古代文论真正实现“现代转化”还有不小的距离，因为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的实践话语，没有在现实文学评论中具体应用，也没有转变西方文论在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中的主导状态。贺仲明认为古代文论需要“介入现实”，其现代转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能够在现实文学中得到应用；古代文论还需“化为现实”，其现代转化并非让古代文论回到古籍之中，而是在对古代文论进行深化、拓展、融合和发展前提下，使其成为现实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一部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吕双伟在《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一文中认为，文学理论要立足当下、关注现实、直面生存，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只能在当代文学批评和实践中逐渐形成，因此要让“古代文论适应当今文学实践、文化实践中的话语精神，融入到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这才是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总体而言，这十年来，国内学界承接此前研究，继续探索如何推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继续推进古代文论在当代语境中的创新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所突破和成就，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新气象，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新高度、新境界。
（曹顺庆系四川大学教授，夏甜系四川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