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们决定在《小说评论》做一期“青年评论家评青年小说家”的专题。说得再精确一点，是1988年至1994年区间出生的青年评论家，评同样年龄范围的青年小说家。事情张罗起来了，很快也做完了。到了写主持人语这天，回头再想，忽然觉得这个想法挺聪明但又不太聪明。

聪明之处在于，青年写作研究在近些年的文学界似乎成为了一门“显学”。青年作家正在成为文学期刊发表的重要力量乃至主体力量，出版领域和“豆瓣”等新兴平台频繁涌现出青年作家作品的“现象级”案例，越来越多的文学荣誉开始向青年作家群体倾斜、并且出现了许多从一开始就定向瞄准青年写作者的文学奖项……关于青年写作个例或现象的评论文章及论坛研讨更是不可胜数。对“文学新力量”的呼唤与关注正在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现场鲜明且正确的姿态。这显然形成了一个“行业风口”：我们寄望于将青年写作纳入某一谱系之中、从中发现文学创作的新趋势新气象，同时也期待由此开辟文学评论研究的新的话题增长点。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青年写作的话题之上，同时担负着我们对过往的当下解读、对现状的局部不满、对未来的总体期待，甚至理论评论话语自身运行的现实需要。它既关乎“扩大生产”、也关乎“制造需求”。在此意义上，“青年写作”注定是一个不怕多谈、常谈常新的话题。

不太聪明之处在于，青年写作的总体面貌似乎还处在相当的模糊暧昧状态之中。在总体性文学思潮早已不再汹涌的今天，似乎还没有一种命名、一个概念、一套话语框架，能够以明确而具有普遍说服力的方式，总揽并诠释当下的青年写作。甚至，我们尚没有发明出一个被公认为真正有效的名字，用以指称那些最新涌现、在近些年高度活跃的青年作家们。与此同时，仿佛是遵循着“正反合”的古老惯性，针对“青年热”的反思声音不断出现。一种声音是，“媚少”之风无异于拔苗助长，过度的关注对青年作家来说未必是好事情。另一种声音是，我们用以谈论青年写作的话语资源正在耗尽，甚至文学界的言说姿态都正在僵化；老调重弹未必有效，“姨味”“爹味”未必体面，谈论者一定要警惕，不要把“新”的事物谈“老”、让“多说”引发“失语”。

于是，谈论青年写作好像变成了一件纠结的事情。这样也好。我们如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太聪明时容易不加自省，不聪明时又急于自我证明。文学的事，在某种暧昧、犹疑、未完成不确定的状态下，是美的。青年写作同样如此。

甚至我们并不否认这个专辑是一次刻意的“媒体制造”行为，一次推动青年小说家和批评家集体出场的行为，虽然这些青年小说家和批评家有的已经相当“资深”。事实上，理想的传媒事件，谁在操盘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操盘了什么。现在，这十二加十二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青年队首发阵容上场。

二

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解答的：为什么是以1988年划线？而不是使用通常的“整十年”“整五年”划分方式，或直接借用“Z世代”“E世代”等流行说法？为了阐释这一问题，让我们先回到一个具体的、看起来已经有些遥远的时间节点：千禧年。

千禧年自身携带着巨大的文化象征意味。它的到来，伴随着强劲的心理冲击力和历史暗示感。当年自媒体还未兴起、但家用彩电已经普及，电视节目尚有能力以“村头喇叭”般颇为古典的方式，集中引导社会关注并强力塑造社会公众的集体想象。现在请唤醒自己的记忆：我们应该还都能记得，千禧年到来前的那段时间，电视里铺天盖地都是“回望20世纪”“总结过去千年”和新世纪、新千年展望类的节目。而到了跨年时刻，许多电视台都推出了24小时直播，无数人在屏幕前见证人类是怎样跨入新的历史，见证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是怎样在不同的自然景观坐标和人类文明地标之上升起。仿佛一切从此都会变得不同。这是另外一种“时间开始了”。

确实会有不同。千禧年前后，时间似乎真的出现了一系列断裂。以诺查丹玛斯的古老预言为底本，“1999年世界末日说”一度广为流传、并出现了多个版本。如果说“世界末日说”产生于古老神秘主义的时间眩晕，那么计算机“千年虫危机”则属于纯粹的技术性断裂，这种断裂显然更具象征意义：它属于数字时代的文明休克。这一危机在本质上属于纪年跨千过程中产生的智能系统漏洞，计算机系统传统使用的某些运算和标记方式，令其无法在数据层面正确辨识公元2000年及其以后的年份，这一技术漏洞导致了2000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数据库和智能运行系统崩溃情况、进而引发社会公众不知所以然的恐慌情绪。

数字上的断裂是一种心理暗示、或仅仅是仪式花絮。但变化显然不只局限于数字。就拿2001年为例，这一年发生的几件事情，在事实上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在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高潮抵达中国大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物价房价）即将迎来一段“冲刺式发展”；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国家政治预期和普遍性的大国心态开始同步上升；国际上发生“911”事件，“反恐战争”和“文明冲突论”成为热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剧烈动荡中开启新的改变。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近乎系统性的变化。野蛮生长尚未结束，新的秩序开始形成，多元、竞争、上升、丰饶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词，随之到来的是仿佛能永开不败的“全球化文明之夏”。今天回头再看，千禧年前后那段日子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疑是标志性的，它们的影响延续至今、直接塑造了我们的此时此刻：我们今日所熟悉、甚至所认定为常识常态的许多生活形态、价值观念和“空气”氛围，乃是从那时肇始。

甚至，千禧年经验中还暗藏了对其自身“不稳定”的预示：2001年我们身边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没那么重要，却颇可玩味，那就是中国男足历史上第一次“冲出亚洲”、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这是行业腾飞的完美契机、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升期的起点。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金元狂热下的中国足球一度号称“世界第六大联赛”、多位世界一线球星登陆中超，但紧接着便是泡沫破裂，曾经的繁荣几乎在一夜之间无以为继，一系列政策闹剧伴随着“联赛冠军当年解散”等荒唐笑话出现，花费近三十年辛苦打造出来的职业化体系有“毁于一旦”之虞……“上升的起点”最后被证明是“坠落的起点”。中国足球的轨迹构成了另一种“新世纪隐喻”，甚至提供了一副“从膨胀到崩塌”的微观历史模式——它告诉我们，那种畸形偏执的狂热、根基不稳的繁荣、缺少系统保障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土崩瓦解的风险。我们所认为的常识公理和常态生活，或许并不稳固；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随时都可能掉头转向、而我们对此竟完全无能为力。在经历了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逆全球化潮流和国际性经济衰退之后，这种担忧显然已不难理解。表面的丰盛热烈背后，“安全感缺失”和“确定性焦虑”也成为极其典型的症候难题，它们正从宏观的社会历史感知层面，悄然渗透进微观的个体情感结构之中。这种“不稳固”“不确定”，同繁荣开放、欣欣向荣一道，构成了“新世纪经验”的一体两面。

现在终于可以回到我们的专题了。此次讨论者/被讨论者的年龄设定，是1988年至1994年间出生。从文学界以往惯用的出生年份角度看，这类似于“85后”或“泛90”式的定位。问题是，出生年份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重要：一个初生的婴儿懂得些什么呢？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一个人甚至都难以保留个体记忆。相比出生年份，更加重要、会实质性地影响到生命底色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年份、是他或她“开眼看世界”进而三观成型的年份。1988年及之后几年出生的这批人，恰恰是在“千禧年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换言之，“千禧年经验”是他们的经验底色，“新世纪世界”是他们的世界底本。相比于前辈作家，世界和生活在他们的生命中尚未发生过特别巨大的断裂或翻转，“当初”亦是“当下”、人生常如初见。他们的生命经验从一开始便被嵌入到21世纪全新的“超稳定结构”之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所迫切需要面对并言说的许多新主题、新关系、新经验，他们生而熟知、并因此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故而，我们在此着眼和设计的，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年龄代际”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漫向社会历史层面的“精神史”“经验史”向度划分：在心理学的“自我同一性”概念中，12岁具有分界线式的意味，而1988年出生的人在12岁这一个人的历史时刻刚好遇到千禧年。我们首先是在心理学史意义上确认他们作为一代人的可能，然后去查勘他们和他们的时代。

三

“自我同一性”概念，出自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关于个体自我意识形成与发展的“人格渐成论”。埃里克森将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不同阶段中个体的人格成长面对着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其中，对应于12至18岁青春期的特殊矛盾，是“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在继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埃里克森将“自我同一性”概念设定为其人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用以强调个体自我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换言之，这一概念强调的，乃是个体人格/内在自我的形成，同外在世界状况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这种意义上，1988年以后出生的人是真正属于21世纪的。2000年，是新的一代人出场的精神原点。

与“12岁”紧密关联着的，是“我”的角色认知问题、“我”与世界的对接问题。这恰恰是文学的核心关切所在。说到底，这个专题面对的，是在世纪更迭语境中展开自我认同、社会认知和历史想象的这部分作家及其作品。他们的写作在背景和样貌上毫无疑问地存在诸多共性，但作为“共同体”，也绝非严丝合缝。如同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一书中所说，“当今世界，现代性毫无疑问地处于散逸状态，它并无规律的自我意识，人们对它的体验也并不均衡”。无规律、不均衡的体验认知乃是必然，即便同为出生于1988至1994区间段的写作者、评论者，他们各自对自我和世界的印象及理解也会各不相同。恰恰是关联着性别、民族、地缘空间和教育背景等的个体差，敞开了同一心理起点一代人成长的个体开放和歧异，其间也孕育不同的写作者以及诸种审美可能性。因而，我们在对象人选的选取方面，也进行了各种结构元素的考量：专题中多数青年作家的创作显示出鲜明的城市背景或都市气质（如王占黑、三三、李唐、余静如、大头马），这无疑体现了当下中国文学现场的整体潮流趋势；但同样具有特色及代表性的，还有新语境下的乡土/村镇书写（如郑在欢）、对地方性知识及特定历史经验的深度挖掘（如周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维度的在地写作（如丁颜）；就风格来说，其中既有智性缜密的路数（如王苏辛），也有天马行空的写法（如陈春成），甚或以异质性及冒犯性贯穿其中（如索耳、慕明）；甚至对作者的“出身背景”也有所考量，既包括大学科班出身、从传统文学期刊出道的写作者，也纳入了“野生”成长、从“豆瓣”等新兴文学社区走红、或具有海外经验和创意写作教育背景的作家；同样纳入考量的当然还有男女性别元素。我们希望这样一个专题，能够更加充分、全面、多维度地展示当下青年写作的现状。就我们的工作现场而言，与其说在定义和命名一代人和一代写作者新的审美原则的崛起，不如说为每一个小说家建档和备案，也希望批评家和小说家之间有一个存续长远的关系，随时可以回访。

除此之外，这次的专题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图乃至野心：在展示新一代小说家同时，也展示新一代评论家。不要居高临下、不要老调重弹，就让同代人评同代人、自己定义自己，且看他们怎么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评论队伍建设”问题。要知道，评论领域跟文学创作领域一样，正面对着“更新气象”的热切渴望，这种更新同样不能简单等同于年龄问题。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下调子，评论文章不必太长、单篇6000字左右即可，而且尽量要写成“自由写作”式的：文风挥洒漂亮一些，不要那种流水线化的“注水论文”风格，根据具体行文情况，注释都可要可不要。一言蔽之：强调的是生命体验、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彼此发现，是要“创造”而非“生产”，要有“见识”而不是干巴巴地只有“知识”。这涉及到文学评论的风气、活力和魄力。专题里登场的12位青年评论家（行超、相宜、赵依、唐诗人、刘诗宇、刘欣玥、顾奕俊、贺嘉钰、陈若谷、贾想、赵天成、李壮），都已在同年龄段的同行当中崭露头角，回看他们近些年的文章成果，可以相信他们既有意识、也有能力实现如上意图。总而言之，此一专题的深层目的，乃在于通过文本的形式史、风格史、题材史，考察一批人和一个时代的心理史、经验史、精神史——这里的“文本”，既是指小说、也是指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