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树的猪
1
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射击孔照进暗堡的时候，我都会准时地醒来。然后，打开那台古老的电唱机，把唱针搭在那张唯一的唱片上，让那首雄壮激昂的歌曲通过山头电线杆上那只嘶哑的大喇叭传遍整片山坡。
我丝毫不用担心会扰民，因为六年来我都没有发现这个时间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能听到这声音，尽管每天造访这里的人不少。但他们都是在太阳升到半山腰之后才会陆续到来，有的是来买我的猪肉，有的是来看我的猪上树，还有的既买猪肉也看猪上树——反正，基本上都是冲猪来的，好像没人对这个地方的过往感兴趣，更没人对我这个人类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我似乎天生就应该在这里，就应该干着这一行。
2
我们家是村里的独门独姓，据我爹说，以前也是个名门望族，后来衰败了，到他手上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单传。“单传”两个字成了压在我们老王家头上最大的一座山，没有之一。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我爹我娘婚后一连生了五个女儿，村里人称五朵金花——显然是恶搞，却名副其实，因为每朵“花”的背后都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那时候，我们老家那边的规定是超出两个女儿的，每生一胎就罚五百块钱。我们家根本拿不出五百块钱，村干部就带着乡里执法队的来搬东西，生我三姐时牵走了家里的老牛，到四姐五姐，家里的窗户和门框都被拆光了，拆得村干部都不忍心了，老村长劝我爹说，何苦呢，你那点破东烂西我都下不了手了，扎了吧。
我爹腰杆挺得笔直，比现在神炮旅北门岗的哨兵还直，说，扎了我找谁生去？你给我生？
老村长气得一咬烟袋一背手，撅屁股走了。乡里执法队的一拥而上，把家里最后一扇窗户给拆走了。把全村最德高望重的村长给得罪了，家里也没法住了，我爹干脆带着全家老小跑进山里，在山腰上找了块坡地，掏了个窑洞住了进去。我奶奶狠了心，对我娘下了死命令，再生女娃，就离！这句话比村干部罚款搬东西管用多了，第二年，我娘果然就争了气，生下我。见是个带把的，我奶奶乐坏了，把我的小鸡鸡拨拉来拨拉去，最后从兜里掏出一根红绳子系在了上面，咯咯咯咯笑着说，想孙子想疯了，见了小鸡巴都以为是假的，亲手摸了碰了还是不放心，用红绳子系上，怕一转眼又缩了进去……
我爹说，娘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回我保证是真枪实弹的孙子。
满月那天，家里没有凑齐办满月酒的钱，于是我爹狠了狠心，用身上仅有的几块钱换了花炮店最长的一挂鞭炮，缠在一根长杆子上，像扛枪一样扛在肩上，回到阔别一年多的村里，点着了炮走街串巷地转了一圈，像当年打了胜仗的八路军。据说，那次在老村长家门口逗留的时间最长。据说，望着我爹像鸭子一样摇晃的背影，乡亲们都笑：还乡团回来了。而老村长则气得大喊：鬼子进村了！
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是打落地起就享受特殊待遇。家里有什么好吃好喝好穿的首先满足我，然后才有五个姐姐的份。其实当时的家境也没有什么好吃好喝好穿的，撑死了桌上能有个像样点的菜，比如偶尔炒一盘豆腐，多放点油，上面撒点葱花。但就是这样一盘豆腐，我那五个姐姐也捞不着吃，只能望着盘子流口水。如果偶尔出现敢与我争抢的，我奶奶的筷子一定会及时准确地敲在她手背上。
其实不仅是吃的，家里的一切大事都要为我让路。我上小学那一年，我大姐退学了，去了砖窑背砖。我大姐是个聪明且勤奋的人，她上初中的入学通知书是村小学校长亲自上门送的。校长当着我奶奶我爹我娘以及左邻右舍的面说，这妮有可能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状元呢。我奶奶听了一撅那张没门牙的嘴，纠集起满脸的褶子说，就是当了宰相还不是别人家的媳妇。果然，我大姐只上了一年初中就辍学了。因为我要上小学了，学费是个大问题。
我大姐辍学后去了县里的砖窑背砖，主动要求去的，为了给我挣学费。在我大姐的率先垂范下，我的其他几姐也都争先恐后地全心全意为我服务。在她们的精心培养下，我从小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回家就端碗，端碗就吃，吃完就走，刷锅洗碗、洗衣做饭从不沾手，上了初中也没改观，初中毕业了还是没有改观——我能混到初中毕业完全是国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结果，用我爹的话说是受法律保护，不想念都不行，与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
我爹就开始看我不顺眼了。那时家里的几个姐姐都先后嫁了出去，主劳力就又成了我爹，本来应该是我，但我还没做好接班的准备。最终还是大姐心疼我，怕我干农活太累，让我跟着亲戚们去南方打工。
但每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亲戚们撵回来——无论到哪个工地，每天一上班我就抓张报纸上厕所，往里面一蹲就是半天，从头版头条一直看到中缝广告，直到快收工了才伸着懒腰从里面晃出来。
最后一次背着铺盖卷回来的时候，我爹老远见了转身就进厨房。我以为他要给我做饭，谁知再出来时两只手各攥着一把菜刀。我奶奶已经七十多了，但反应还是比我快，扯着没有门牙的嘴冲我喊，快跑，他要杀你！我刚拔开腿，就感觉两块明晃晃的东西已经悬在后脑勺上了。绕着村子跑了两圈，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可扭头一看我爹还在追。我只好又往回跑，至少家里还有一丝希望。果然，一进院子我就感觉到了生机。眼看着快要追上了，我奶奶从屋里跑出来，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爹面前，说，别追了，你还是杀现成的吧，反正他死了我也活不了。我爹把刀举到半空，没落下，仰起脸，嗷的一声竟然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哭得跟黄牛犊子叫似的。我爹边哭边骂我奶奶，老东西，都是你害的。我娘从地里回来，看见我蹲在地上喘气，我奶奶跪在地上搂着我爹的腿，我爹一手握着一把菜刀正在哭，肩上扛着的锄头就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人也像一堆泥一样瘫坐在地，拍着大腿哭道，老爷个天哪，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怀着的时候一屁股坐死他。
我爹扭过头说，别说这些没用的，现在也不晚，一包老鼠药的事。
我娘一听，像是受了启发，立即不哭了，起身就进屋里一阵翻，从墙缝里翻出来一个纸包——那是开春时拌种子剩下的一包“毒鼠强”——却没有往我嘴里灌，而是自个儿仰了脖子要往嘴里倒。我奶奶见状松开我爹的腿连滚带爬地扑了过去。我爹也扔了菜刀冲上去。家里的三个大人一时间号叫着纠缠在一起，像三条在狂风里呼天唤地的绳子……
家里是不能再待了，再待全家都活不成，出门打工又没人愿意要我，我决定去当兵。我爹听了倒十分支持，揣了两包红塔山亲自领着我去了一趟老村长家。老村长早已不是村长了，但他的儿子接了班，现在也不叫村长叫村主任了。老村长见了我们爷俩，依旧用村长的语气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叫你不要生偏要生。
我爹却完全没有了当年回绝村长和沿街放鞭炮的气势，连腰杆也不如以前板直，不知是背驼了还是心虚了，见了老村长竟然像见了日本鬼子的汉奸一样，堆出一脸像狗屎一样稀的笑容说，个个都有您老人家那眼光不早实现共产主义了？不过上进心还是有的，要参军报国呢。
老村长的儿子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舍得送去当兵？
我爹说，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别说当兵，就是上战场都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老村长的儿子仰头看着灯泡说，别唱高调了，家里管不了才往部队送的吧？现在的政审可是很严哪，我听说老鼠药和菜刀都用上了。
我爹非常及时地把一包红塔山递上，说，啥都瞒不住你。老村长的儿子瞥了一眼烟盒，没接，伸手从自己身上摸出一只烟盒，硬中华，还扔给我爹一支。我爹就尴尬了，一手夹着硬中华一手端着红塔山，两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我站后面撴他衣后摆，他才把硬中华夹在耳朵上，把红塔山轻轻地放在村长面前的桌上。
老村长见了，愤愤不平地骂着社会风气往外走。我爹又追上去，把另一包红塔山塞进他兜里。老村长把烟掏出来扔在地上，说我怕。
我爹说，怕啥？
怕哪天在部队犯了事，连我这把老骨头也牵扯进去。
两包红塔山最终回到了我爹的兜里，并在乡里、县里辗转半个月后，于上火车前的几分钟落入我那身满是口袋的作训服的其中一个口袋里。我爹说，自个留着抽吧，别的不敢盼，几年兵回来有人敢抽你的烟。
我用手捂着口袋里的烟上了火车。我知道我最终能穿上军装是因为那年兵源紧张，乡里怕完不成征兵任务。我捂着烟这样想的时候，我那几个姐姐已经哭得跟泪人一样。我的另一个口袋里装着她们背着各姐夫偷偷塞给我的五千块钱，每人一千。听说我要当兵，她们都从四面八方赶到火车站来送我。刚开始还好好的，等要上火车了却突然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哭了起来，哭得天塌了一般，让所有的新兵及家长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一家子。我上了火车坐上了座位她们还在哭。我坐在火车上隔着玻璃看着她们哭，觉得好笑。我不知道她们有什么好哭的。我好不容易离开这个家了，解放了，一口袋香烟一口袋钱，她们应该替我高兴才对。
3
那两包烟一到新兵连我就派上用场了。我哪里是当兵的料，一趟五公里下来我就不想干了，一想到还有漫长的两年以及无数个五公里在等着我，心里就犯怵。最重要的是部队不像工地，可以随便上厕所，部队上厕所要请假，上完了回来还要销假，小便五分钟，大便十分钟，包括来回路程，按时去按时回。这就没有活路了。我决定趁早把烟送出去。我问新兵班长，这里最大的官是谁？班长瞟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不管多大的官，你新兵期间的事都由我说了算。我就说能否帮个忙。班长关上了宿舍门。我说给我找个舒服点的地方。班长问要怎么个舒服法？我想了想说，不用训练的地方，要是连教育也不搞就更好了。班长说，这样的地方在部队可不好找。我就把两包在兜里捂得有些皱的红塔山拿出来。班长看着烟说，你档次不低呀。
我说老家带来的。
班长说你老家云南的？
我说祖籍是。
班长一把抓过烟，一包扔兜里，另一包当我面就拆开抽了。他答应帮我的忙，但要我保证把新兵连熬完，还有，以后不管是谁，只要问我想去哪儿，都说哪儿苦就去哪儿。我很有成就感，觉得比我爹强没边了。班长抽烟的潇洒动作支撑着我熬到了新兵下连。下连分兵的时候，排长问我想去什么单位？我很坚决地说，哪里苦就去哪。排长眉开眼笑地说，放心吧，组织上绝不会让好同志吃亏。果然，下连那天，班里的战友都跟着班长去了连队，只有我被安排上了一辆中巴车，车上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新兵。班长来送我，塞还我两包红塔山，说以后好烟留着自己抽。我没心思琢磨话里的意思，问班长这是要去哪？班长看了一眼车牌说，这车我从来没见过，可能是去军部给首长当公务员吧。我就像电视里一样装出依依不舍的样子说，去军部倒没啥，就是舍不得离开班长。班长一听有些紧张，说我有啥好舍不得的，军部的班长都比我好，该走就赶紧走吧。于是我就心旷神怡地趴在车窗上，像庙里的菩萨看着芸芸众生一样地看着外面提着大包小包步行去各连报到的战友。我想着，到了军部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爹写封信，让他再买挂鞭炮到村长家门口去放。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发现车子走错了方向。军部在市区，我们去靶场打靶时要经过它的大门口，那里最醒目的标志就是有两只巨大的石狮子，石狮子后面站着两个持枪的哨兵，每次粗一看都以为是哨兵骑在石狮子上站岗。可车子却在往郊外开。窗外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破，前面的路也越来越窄，由四车道变成了双车道，又由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最后变成了土路。土路上的浮土估计有一尺厚，车子一碾上去尘土就像烟雾弹似的把整个车身包裹了起来。我们趴在车窗上什么也看不见。等能看见窗外的时候，车已经停了下来。
下了车，我没看到石狮子，只看到一个巨大的操场，但没有任何训练设施，连副单双杠也没有，倒是堆满了草垛，像战术训练场。但仔细看又不像战术训练场，战术训练场的周围是山头或者围墙。这里不是。这里四周是低矮的草房，一排一排的，像码成一圈的麻将牌，里面传来各种动物的鸣叫声。远处的院墙上写着两条白色标语：劳动是最好的教育，劳动是最好的训练。落款字迹模糊，缺胳膊少腿，有的甚至只剩下鸡零狗碎的偏旁部首，有人辨出是“中国人民解放车”几个字，认定是解放牌汽车的工厂。但马上有人纠正说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X部队”，因为“车”字的后面还稀稀拉拉地拖着几个数字。我对这几个字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不管是汽车厂还是部队，我确实是到了一个不用训练也不用政治教育的地方。劳动代替了这些，印象中只有劳教所才是这样的地方。我听见一起来的新兵中已经有人开始低声地骂脏话，骂他们的班长、排长和新兵连所有的干部。我没骂，不管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能怪别人，这完全是我自找的。我问上前帮我拎包的老兵，这是什么地方？老兵说，农场。
我们来干什么？
老兵是个光头，用看外星人一样的眼神看了一眼，从嘴里吐出两个字：种地。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随口说道，早知道是种地，还不如让我爹来当兵。光头老兵说，这思想素质，怪不得让你来农场！
我一听，剩下半截也全凉了。素质差的才来这里，来这里的都是素质差的，那这个地方自然也就是全旅最差的单位了。这样的地方，不走还等什么呢？
走，赶紧走，无论想什么办法。这是我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个念头。
但老兵好像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说，别想着跑，没人成功过。说着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个光头老兵就是我在农场的班长羊献贫。他不仅没头发，连眉毛胡子也没有，长的就像电影《少林寺》里面那个秃鹰，脖子以上没有一根毛，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这完全符合我对农场班长的想象。新兵连时我就听说了，农场天高皇帝远，每个班长在管理上都有自己的一套，否则条件这么苦，兵不听你的，你就当不了班长。“自己的一套”，我理解，就是整人的土办法。像羊献贫这种几乎具备了坏人所有特征的，一定是整人的高手——如果真是，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他整，只要他敢动我一个指头，我就有了和这里说“拜拜”的机会。所以还没到班里我就充分做好了各种挨整的准备。
但羊献贫的损招依然超出我的想象。他从来不对我们拳打脚踢，可能是怕留下痕迹——身上有了痕迹，真要有人上告，一告一个准。他让我们新兵做蹲下起立，肩上扛袋猪饲料，一百斤一袋的，做几个下来，第二天早上就起不了床，上厕所都蹲不下，要扶着墙撅着屁股一点一点往下落。
但就这样的课目他也从不亲自组织。用他自己的话说，班长是抓中心工作管理的，管理、训练是副班长的事。他说的中心工作是农业生产。这跟正规连队正好相反，正规连队的班长是抓训练和管理的，农副业生产由副班长管。
所以，他只在我们分到班里的第一天，算是抓过一次训练：用那双鹰爪一样的手抓着我们的肩膀，像晃树苗一样把全班新兵挨个儿晃了一遍，然后摇头叹气地跟副班长说，就这身板，到了农忙都得死翘翘。副班长像汉奸一样地点着头说，是的是的。这就算是开训动员兼权力交接了——全权交付给了副班长。副班长是个高中生，肚子里有点墨水，据说还差点考上军校，喜欢叽叽歪歪讲大道理，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一样，每次都是一边给我们数着数，一边大讲蹲下起立的重要意义，说什么蹲下起立是革命军人履职尽责的具体体现，是个人提高能力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完成繁重生产任务的客观要求，是为农忙季节所进行的必要体能储备……全他妈是指导员教育提纲的套路。每次做完我们都在私下骂他，说狗日的幸好没考上军校，否则以后当了干部不知道要毒害多少青年官兵。
但没人骂羊献贫，副班长给他当了靶子。这就是羊献贫，他把全班折腾得死去活来，自己却毫发无损。
羊献贫的损招让我不可避免地沦为了重点人。我在家没怎么干过活，体能自然最差，蹲了没几天我就跟不上趟了。别人能做十个，我做五个就趴下了，像死猪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留给羊献贫的第一印象发挥作用了。不知道他对副班长嘀嘀咕咕说了什么，副班长立即心领神会，遵照“重点人要重点培养”的原则，开始给我开小灶。
看着我们吃完大灶吃小灶，被副班长折腾得一个个起不了床，上厕所扶墙，羊献贫也还不满意，直皱眉头，说，唉新兵真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当年我们当新兵的时候，半夜里下蹲完起身就翻墙出去做好事，做完好事再翻墙才回来睡觉。我问班里的老兵，半夜里出去做什么好事？
老兵说，除了喝酒还能有什么好事？喝啤酒，喝完再翻墙回来。
我觉得他们是在集体吹牛，组团忽悠我们新兵蛋子。但事到如今，脱离苦海是上上策，而要脱离苦海只有扳倒羊献贫。我打算告发羊献贫，告他打骂体罚，转念一想，他没打也没骂，只能告他体罚，又转念一想，体罚也不是他组织的。只好从长计议了。
后来，大概分到农场两个月后，我终于找到机会了。我那两颗门牙松了，是虫蛀的。这可能跟我长期晚上蒙在被窝里吃糖果有关。我晃了晃，感觉很快就要掉了，就趁着没有旁人的时候对羊献贫说，班长，反正你喜欢收拾我，你就把我的门牙打下来吧，省得我花钱找医生拔。羊献贫听后一愣，瞪着一双牛眼问，犯病啦？
我说，你不是天天打我吗？
羊献贫这下果真火了，把巴掌一下扬到了后脑勺，说，你个鸟兵胡说八道放什么狗屁！我仰起脸准备迎接巴掌，可惜那只布满了老茧的巴掌像放飞不成功的风筝一样，只在空中抖了抖，就落下了。我又说，你要是不打，门牙掉下来我也说是你打的。羊献贫的脸就涨红起来，青筋像雷电一样从太阳穴劈下来，在晚霞一般鲜艳的面颊上一闪一闪直跳，说我咋就带出你这么个鸟兵，老子现在就满足你。他把巴掌拉到身后，像投手榴弹时的引弹动作，然后画了一个巨大的弧线朝我脸上劈了过来。我听到“嘎嘣”一声脆响，吐了一口气，两颗门牙就掉在了地上。我顾不得疼痛，弯腰把它们捡起来，用纸包好，冒着嗖嗖往嘴里灌的凉风，一路小跑到了连部，用漏风的口齿跟指导员说，指导员，班长把我门牙打掉了，人证物证俱在，要不处理，我就把它寄给首长，旅长政委一人一颗！由于漏风严重，指导员起初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直到看见我手里的那两颗血迹未干的牙齿才明白过来，当即召集支委开会，晚点名宣布撤职处分。
羊献贫被撤职后，我在农场的处境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差了。所有的班长老兵见了我都指指点点，一副恨不得活埋了我才解恨的架势。同年兵们也像避瘟神一样躲着我，无论是打球打牌还是吹牛，只要我一加入，他们就自动散了。一老乡偷偷告诉我，不能怪他们，各班都开了会，要求防火防盗防王蒲东。
我记得原先的口号是“防火防盗防逃跑”，写在场部门口的墙上。
就连班里一起扛着猪饲料做蹲下起立的难兄难弟也不再理我。经过两个多月的蹲下起立，他们的大腿肌肉已经练得粗壮有力，干起农活来像台拖拉机，早已适应了这种强度。他们说，好不容易适应了这个班长，你把他给告了，换个班长不知道又有什么新招。第二天我的铺盖卷就莫名其妙地飞到了窗户外。我从窗户上跳出去，把它抱回宿舍，下午从地里干活回来，它又平躺在了晒谷场上。我抱着铺盖，不敢回宿舍，在晒谷场上绕圈，一圈接一圈地绕着，绕完猛一抬头，我看见了围墙……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不知道是什么节，会餐，但可以肯定不是国家法定节日，因为那天会餐有酒。农场过节基本上跟附近村子里的农户一样，与节气相关，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些国家法定节日也过，但远没有那些跟农事活动紧密相关的清明、端午、中秋、冬至隆重。国家法定节日只会餐，不喝酒，农忙的节日不仅会餐还要喝酒，活越多越累伙食越好，酒越喝得频繁。
那天中午会餐有酒，按惯例是每人一瓶啤酒。但这只是原则上，实际上每次喝到最后都放开了，能喝的不能喝的都要借这个机会合法地放纵一下，老兵油子们会把炊事班的酒全部喝光，如果不过瘾，还要去村里的小卖店接着喝。那天我一口没喝。我主动把自己那瓶酒贡献出来，分到每个人碗里。新上任的班长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说，搞好团结不能光靠啤酒，还要看实际行动。我嘴里应着是，心里却说，一会儿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实际行动。
那天中午除了我基本上都喝多了，摇摇晃晃地一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三十多人的大通铺传出山呼海啸般的呼噜声。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大规模的呼噜声。我想以往这时候呼噜声里肯定也有我的一份。我在呼噜声中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我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张银行卡——新兵连排长给我办的，里面存着我从家里带来的五千块钱。有了这张卡，我就有了逃跑的物质保证。
我把银行卡藏在三枪牌内裤的一个隐形口袋里，朝呼噜声起伏的宿舍里抛了个媚眼，走了。
大门小门前门后门都不能走，只能翻墙。到了墙根下，我才发现农场什么都陈旧破落，只有围墙又高又坚实，简直可与弹药库相媲美，足以说明防财物被盗和防士兵逃跑对农场的极端重要性。我使出新兵时跑四百米障碍翻越高板墙的基本功，费了老大的劲才翻上墙头，站在上面往下一看，头皮一阵地发凉，墙外的地势比里面还低，而且地上全是光溜溜的鹅卵石。我蹲在墙头上转着眼珠子搜寻着最适合跳落的地方。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身影从宿舍那边晃了一下。我咬紧牙闭上眼，学着电视里“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纵身往下一跃，嗖的一声，身体在经历了极其短暂的悬空下落后，咚的一下砸在了硬邦邦的鹅卵石上，我感到骨头们在关节腔里相撞产生的疼痛。但我的胶鞋鞋底在鹅卵石上没落住，滑冰一样从光滑的石头上飞了出去。身体像一棵被砍断的树干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我听到脑袋砰的一声撞在了一个硬物上，眼前闪现出满天的星星，星星闪过之后，天就全黑了。黑夜里，我看到了我奶我爹我娘，以及我爹那两包红塔山……
4
饲养员老李把饭菜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已经醒过来一会儿了。
是猪把我叫醒的。
我住在单间里，这是我醒过来后才知道的。单间就在猪圈的隔壁，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从墙头上跳下来一头磕在树干上撞晕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是我奶奶我爹我娘我大姐我二姐我三姐我四姐以及我五姐都在我眼前出现了一遍后，我就被人晃醒过来了，但没有完全清醒，只是勉强着睁了一下眼。迷迷糊糊中我看到周围都是人，指导员带着应急分队站在我面前。指导员见我眼睛睁了一下，松了口气问，你到底想干啥？迷迷糊糊中我说我想单干。说完又要睡过去，迷迷糊糊中又听见指导员说，你还是先住单间吧。
于是我就住进了单间。单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间。在我们农场，单间特指禁闭室。因为全场上下都住集体宿舍，排长跟战士睡大通铺，场长和指导员共住场部，司务长和给养员镇守财务室。只有关禁闭的是一个人住。
禁闭室在猪圈的隔壁。其实一眼就能看出，禁闭室本身就是由一间猪圈改造成的，只不过门窗经过了专业的加固，里面多了一块供睡觉用的铺板和一套供写检查用的桌椅。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各班班长就带着各班新兵参观过了，第一次扛着猪饲料做蹲下起立的时候羊献贫让副班长又领着我们前来加深过一次印象，再后来羊献贫撤职的时候我主动来参观过一次。那次，里面关着羊献贫。
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头还晕乎着，还可能是没有了任何想法和骚扰，我在单间里的前十个小时几乎全是在铺板上睡过来的。这是羊献贫被撤职后我第一次睡上安稳觉，从逃跑那天傍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直到被猪们叫醒。农场这地方没有大喇叭，没有号声，凡事都是吹哨，起床开饭下地开会就寝抓贼，都是吹哨，像以前的生产队一样。所以农场的新兵一听到哨声就紧张，心理素质差的还浑身哆嗦。
禁闭室听不到哨声，它离宿舍区近一里地。我能听到的只有猪叫声。可能是动物界的鸣叫都有相似的规律，猪叫跟公鸡打鸣一样，一只带头叫，其他都跟着叫，一个圈的叫，所有圈的跟着都叫，嗷一声过后，紧接着就是嗷嗷两声，再接着就是嗷嗷嗷嗷一大片，最后是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个没完，直到饲养员把猪食倒进槽里。猪与鸡还不一样，猪不是天亮了才叫，是饿了才叫，一天吃三顿，一天叫三次；或者是听到饲养员的脚步声才叫。饲养员的脚步声越近猪越叫得欢，反过来说，猪叫得越欢，说明饲养员将越快降临。
我那天在猪叫声中醒过来，说明已经很晚了，部队早就起床了，不仅起过床还洗完漱吃过早饭了，不仅吃过早饭了，还已经下地干活了。只有部队下地干活了，饲养员老李才会提着饭堂泔水桶里的剩饭剩菜挨个猪圈地喂猪。
老李是农场的饲养员。确切地说，他是农场的猪倌。除他之外还有放牛的牛倌放羊的羊倌和养鸡的鸡倌养鸭的鸭倌养鹅的鹅倌，以及负责喂狗的狗倌，他们都算农场的饲养员。老李负责喂猪，也顺便给我送饭——农场人手少，禁闭室由老李兼管，这也可能是把禁闭室设在猪圈隔壁的主要原因。喂猪是老李主业，给禁闭室送饭是副业。因为禁闭室不像猪圈，一年到头都有人（或者猪确切地说是动物或者生物）住，只有有人犯了错误关进去时才用送，谁关禁闭给谁送。大多时候禁闭室是空的，而猪圈是满的。这决定了老李的工作重心。
老李是个主次分明的人。
每次都要挨个猪圈把所有猪都喂完了，才给禁闭室送饭。老李把饭送到我手里的时候，隔壁把我叫醒的猪们早已吃开了。老李肩上挑着两个木桶，手里提着一个塑料保温桶。木桶里盛满猪食，保温桶里装着我的饭菜。
老李把保温桶撂在桌上就出了门，转到隔壁，跟猪说话。他告诉猪他今年年底就要转业了。说老子在部队十二年有十年是在伺候你们这帮王八蛋。说你们这帮王八蛋也不给老子争点气，吃出个冠军来，吃不出集团军冠军吃出个神炮旅冠军也行啊。说神炮旅、集团军这几年有多少饲养员提干，他们有老子养猪养得好吗，不就是因为养出过冠军猪吗。说养猪养得好有个屁用，老子养出的猪个个膘肥体壮，可就是没有一头拿冠军的，拿不了冠军就低人一等。说冠军是个硬家伙，就像奥运会，谁跑第一谁就是冠军，各单位把猪拉到磅秤上，谁最重谁就是冠军，冠军是谁喂养的谁就提干，提到后来谁想提干谁就是冠军猪饲养员，装甲旅旅长的司机连猪毛都没碰过，为了提干竟然也喂出了冠军猪。说实话我不稀罕提干。我是为你们着想。成了冠军猪你们也就不用挨刀了，旅长政委军长政委都要来看，杀了冠军他们看什么呀？
……
平时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响屁的老李，一跟猪说话就像演单口相声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抖包袱。全农场都知道老李想提干，做梦都想。当初他就是冲着提干来当的兵。老李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当过兵，还都混得不错，而且一个比一个混得好。老大当了班长，老二当了班长还入了党，老三当了班长入了党还转了志愿兵。可就是没一个提干的。这成了老李他爹老老李的一块心病，老三志愿兵转业回来之后，老老李就攥着一卷票子上街找了一趟从来没找过的罗瞎子。罗瞎子听完情况猛一拍大腿说，这不明摆着的吗？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台阶，照这样计算，要是有个老四，不就提干了吗？老老李从票子卷中抽出一张五块的拍到罗瞎子手里说，真有。小老李就这样被老老李送到了部队，背负着家庭的希望当了兵。老李当新兵时正赶上军事训练大热潮，提干的都是军事训练尖子，军区的尖子先提，提完提集团军尖子，最后是神炮旅尖子，神炮旅尖子都不够用了才是首长公务员、司机、炊事员、养猪、种菜等杂七杂八的人员。当然，每年的尖子都基本上够用。老李就拼命搞训练，搞到第二年底，基本上接近全旅尖子的水平，就等着开春提拔为班长了，部队突然就掀起了“学习三连，艰苦创业”的热潮，热潮掀到后来成了沙尘暴，铺天盖地，席卷一切。当然包括提干。提干的对象换成了后勤生产能手，其中多数是连队养猪的饲养员。因为养猪几乎是所有连队后勤生产的重头戏。
老李连班长也不当了，写血书，主动申请到了农场喂猪。但老李喂了三年猪也没提成干。除了一直没有培养出冠军猪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外，其次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会表现。据说离提干最接近的一次就是集团军刘副军长来农场检查指导那回。据说那是农场历史上莅临的唯一一个军级干部。刘副军长有个特点，下部队检查指导向来都不打招呼。但那次老李还是提前知道了。向他透露消息的是当时农场一个外号“侦察员”的志愿兵。“侦察员”原本不是饲养员，是炊事班的给养员，刚转的志愿兵，负责买菜，是场部唯一一个军装穿着正规，服饰佩戴严谨，军容风纪严整的军人。他天天穿着三接头皮鞋骑着自行车在院外晃悠，对附近各村的地形道路环境了如指掌，对各村的男女老少也了如指掌，因此人送外号“侦察员”。“侦察员”能转上志愿兵，是因为每次上面来人检查指导，一进炊事班的操作间，准能看到他光着背，汗流满面、灰头土脸地站在烧火间里掏煤灰。
那次“侦察员”不仅打听到了副军长来农场检查指导，而且还打听到行程安排里有参观猪圈这一项。所以，副军长的小车还没进场部大门，他就已经一溜烟跑到了猪圈，跟老李出点子，说首长要来，这可是表现的好机会。说到时候脱了鞋袜站在猪粪堆里打扫猪圈，副军长准感动。
开始老李没搭理他。他早听说有些饲养员为了达到有猪粪可跳的目的，几周几月甚至大半年不打扫猪圈，任凭猪圈的粪便堆积得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关键时刻往里一跳，齐腰深的猪屎就露个头。这种事老李干不了。老李觉得完全没必要。他觉得一个合格的饲养员，猪圈一年到头都应该是干净的。
“侦察员”见老李没心动，又说，副军长一感动还不给你提干？老李听到“提干”两个字就心动了，但老李看不起“侦察员”，想把他支走再跳，就故意说，我这猪圈平时打扫得连根猪毛都没有，上哪儿跳去？
“侦察员”说，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能清理出去就能再清理回来。
老李呸一口说，这事我干不了，要干你干吧。
不料却正中了“侦察员”的奸计，说，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还没等老李反应过来，他已经操起家伙开始往猪圈里运猪粪了，老李平时打扫出去的猪粪全让他弄回了圈里。
那会儿正是冬天，塞外的冬天能冻死牛，运完猪粪他开始做热身运动，绕着猪圈跑了十几圈，跑得满头大汗，直到看到副军长一行人朝猪圈走过来了，才咬了咬牙脱了鞋袜跳进了猪粪堆里。
后来“侦察员”果然提干了，就是现在的司务长。据说，副军长也不太提倡大冬天光着脚站在猪圈里，但满圈子的猪确实养得好，副军长指名道姓说这个兵不错。军里的随从人员也不知道到底谁养的猪，只把猪屎堆里站着的“侦察员”的名字记下了。
不管跳猪粪管不管用，毕竟人家洗干净双脚离开了猪圈，而老李还在绕着猪圈转。
老李又说，你们这批猪总体来说还行，比去年前年那两批强，思想素质比较过硬，遵守纪律也好，就是个别同志……
老李一说上个别同志，说话的语气就变了，就像班长开班务会一样，打起了官腔。其实老李一天班长也没当过。
老李一直说到我吃完了饭才进来，收了餐具，再锁上门。眼看着老李要消失，我喊住老李，说能不能……还没说完就被老李的手势堵了回去，老李的手势就是摆手，很严肃地把一个巴掌竖在我眼前，像交警示意停车一样示意我打住：他只给我送饭，不跟我说话。
老李咣当一下锁上铁门，咚隆一声挑上木桶，就从门口消失了。我啊呸一声朝他消失的方向啐了一口，说，不说就不说，老子正好难得安静一会儿，跟我装什么装！
就这样过了三天。老李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老李，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正赶上农场最忙的几天，不要说班里的战友或者老乡，连指导员都顾不上批阅我的检查。我把指导员扔给我的条令本和写检查用的一大摞稿纸垫在铺板上，当枕头用。我发现没人搭没人理的禁闭室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老李的及时打扫，使得前后左右的猪圈都无异味涌入，比工地的厕所好百倍。我决心把当兵以来吃的苦受的累全都补偿回来。
晚上，我听着猪的呼噜声入睡。我觉得猪的呼噜声比人的呼噜声好听多了，人的呼噜声五花八门，什么音高什么腔调什么类型都有，一个三十人的大通铺，晚上的呼噜声加上磨牙放屁打嗝说梦话就像一个自由市场。
而猪的呼噜声只一种，几乎所有的猪都打一样的呼噜，就像所有猪的叫声都相似一样。这样听起来就像摇篮曲或者催眠曲。
我觉得猪很友好。我的呼噜声跟猪的呼噜声响在一起。我在禁闭室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睡了三宿好觉。三宿过后我开始感到害怕了。我需要有个人说话，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上初中时我听政治老师讲过，有个外国人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几年后出来发现自己已经不会说人话，只能像老虎豺狼猴子一样嚎叫。老李依旧不理我，我只好学着老李和猪说话。禁闭室坚固得几乎密不透风，除了铁门上有一扇用以外界监视的小窗口，与猪圈相隔的墙上还有一个拳头大的砖缝，透着光，猪的呼噜声就是从这里传过来的，从作业痕迹可以看出，是历代禁闭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用手指甲一点一点，像愚公移山一般日积月累打造而成的奇迹。关进来第一天我就发现了，但直到第四天才理解“禁闭前辈”们的初衷。我把眼贴在砖缝上，猪们听到动静，立即凑了过来，也瞪着猪眼看我。但每次我还没说几句，它们就会失望地一哄而散，回原地继续躺着。几次之后，干脆不再理我，任我隔着墙对它们大吼大叫。
我对着墙缝吼了两天，第六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对老李说，李班长，我想跟着你喂猪。
老李冷笑了两声，说，你不是没人跟你说话憋坏了吧。我说，这倒不至于。老李就把嘴巴贴到墙缝，啰啰啰啰叫了几声，墙那边立即传来猪群的回应。老李说，你叫几声试试。我也照着老李的啰啰了几声，结果一点动静也没有。
老李说，你看看你在农场混得，连猪都不愿搭理。
老李终于和我说话了。我赶紧放下碗，抓住机会说，老李，早知道自己啥也干不了还不如跟你喂猪。
老李把猪食桶往地一撴说，你以为啥也干不了的就能喂猪了？看来你还没想明白，需要接着再想。说着提起桶就要走。
李班长李班长——我赶紧用声音挽留。我想我必须把老李留住，解决不了问题，多说几句话也行，否则真有可能憋死。
老李一听到“李班长”三个字，果真就站住了。老李是农场最老的兵，但我从没听人叫过他班长，连新兵也不叫。
老李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还要回去给你们准备午饭呢。
我指指隔壁说，我是真的不想回班里了，就让我在你手下喂猪吧。
老李像听到了上级的口令一样，眼睛顺我手指方向朝墙洞贴了过去，看了一眼隔壁的猪，确保没发现任何异常后才回过头来看着我，冷笑着说，你小子还真敢想。我说，墙头都敢跳还有什么不敢？
他说你知道猪在我们农场的地位吗？这是农场的一笔重要财产，当然农场的土地农机种子化肥粮食都是农场的财产，但同时也是神炮旅的，每年登记统计，每年检查，每年验收。只有这些猪是农场自己的。每年要秋收了，旅后勤部的军需助理就准时进驻农场，胳膊下夹着个本子，吃喝拉撒睡都在田间地头，全程监督，要亲眼看着粮食从地里一粒一粒收回来，再一袋一袋过秤，最后一车一车拉走。但他们去过猪圈没有？没有。因为猪是农场的，用时兴的词说叫自主知识产权，要杀要剐要卖要养随我们的便，旅里不干涉。所以，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对农场来说这些猪比那些土地农机种子化肥重要多了，说是农场最值钱的东西一点也不为过。
那牛呢？
要说牛比猪值钱，可牛是生产资料，旅里也有登记。猪羊狗鸡鸭鹅，猪最值钱。喂猪的猪倌也比其他的饲养员重要。
在农场，饲养员是政治条件兵，比战斗连队管枪库的军械员还重要，必须是思想素质非常过硬的兵，有时甚至超过炊事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般人受了刺激往饭菜里投毒，害死自己战友的可能性不大，但把气撒到猪身上把猪毒死的可能性却很大。这几年农场处分最严重的兵，不是逃跑、私自外出，打架斗殴，也不是把村里小姑娘肚子搞大的，而是偷卖小猪崽、猪饲料和毒死老母猪的！
我说，我可以保证。老李说你拿什么担保？我说拿人格担保。老李笑得浑身发抖，像刚下过蛋的母鸡，说你的人格值几个钱？我想了想也是，我一个陷害班长的逃兵，谁还相信我？我想到了保证书，确切地说是血书，电影里的战士上战场前都写这个，雷锋好像也写过，关键是N年前老李也写过。
老李听了直摇头。
你当我是傻逼吗？他说，尤其是血书那玩意儿，一分钱也不值。
我说你不也写过吗？
他说，就是我带了个坏头，搞得后来农场写血书成风，想入党写，想休假也写，想转士官更写。我敢说，这些血书百分之八十都是假的，有的血是真的，心是假的，有的连血都是假的。以前有个兵想养鸡，写了封血书表决心，指导员把血书展示给我们看，我一眼就看出是猪血的，可场长指导员还是被感动了，把全农场二百多只鸡全交给了他，结果复员的时候一只鸡也没给农场留下，全被他偷着卖了。你知道他怎么卖？
我说他怎么卖？
他说谁都知道老兵确定复员后就要脱岗，所掌管的人、车、枪、弹、密都要立即移交，对于我们农场来说，就是所有的农资农具家禽家畜。对于我们饲养员来说，就是所有的猪牛狗鸡鸭鹅。他狗日的鸡当然也要移交，他也很痛快地按时移交了，连根鸡毛都没少，鹅和鸭那边还有几个鹅蛋鸭蛋说不清楚，狗窝那边也有私自把狗崽子送人等现象，就是他什么毛病也没有，干净利索和谐圆满。为此还在送老兵大会上得到了指导员措辞激烈的表扬。
直到离队的头一天晚上，所有复员老兵都办完了手续、买完了火车票，一个个都换上了便衣忙着写留言、送相片、喝散伙酒，或者忙着和村里、镇里的姑娘们告别吻别，只有他穿着整齐的军装，戴着退伍的大红花进了场部办公室，见了指导员话还没出口眼泪先下来了，泣不成声地说，指导员明天我就要走了。指导员正在聚精会神地翻看一本叫《古今军旅诗词》的书，见他进来慢慢掩上书页神情镇定地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相见时难别亦难，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我就是舍不得农场。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是青山。
更舍不得弟兄们。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人生何处不相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嘛。
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
指导员适时打断：我记得“优秀士兵”给了，党也入了，三等功你也知道……确实是太难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最舍不得自己亲手喂大的那些鸡。
指导员就无言以对了，歪着脑袋看着他。
我今天来就是想请示一下，能不能让我在上火车前到养鸡场再住最后一宿，喂最后一次鸡？
指导员就被感动了，松了口气说，行行行，我还以为啥呢。他狗日的当晚就提着两瓶二锅头到了养鸡场，和新上任的饲养员也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喝开了，三下两下就把新饲养员灌倒了。就在这时候，他狗日的联系好的车也正好停在了养鸡场外。于是，天还没亮，人、车、鸡就全没了个影。
我说当时你在现场吗？
他说不在。
我说那你咋知道得这么清楚？
瞧你说的，老李脸涨得通红，说，难道那些战争片的导演都上过战场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这么老的同志你都不信，怪不得指导员关你禁闭。
又说，就连你那两颗门牙怎么打掉的我都知道。
我就不说话了。他接着说道，鸡没了之后，指导员翻出当初的血书拿到卫生队化验，结果跟我判断的一模一样，百分之百的纯猪血。
我说既然血书也不值钱那什么值钱？
老李说，你自己想想吧，看身上还有啥值钱的东西。
我就想到了那张银行卡。我一个新兵，要职务没职务，要资历没资历，要荣誉没荣誉，身上值钱的只剩下钱了。只有钱才值钱。而且这张卡就在身上。进禁闭室的时候，我身上所有东西都按规定被收缴保管起来了，连同肩章领花以及裤腰带和鞋带。但他们没搜出我的卡。
我当着老李的面把没有腰带的裤子褪下，拉开裤衩绝密口袋的拉链，从里面掏出银行卡，双手捧到老李面前。我以为老李会目瞪口呆，可他一点也不惊讶，无比平静地看着我手里的卡，张着厚厚的嘴唇，缓缓吐出两个字：密码？
老李后来告诉我，他虽然没当过班长但胜似当过班长，他阅猪无数就相当于阅人无数，像我这样连羊献贫这种老奸巨猾的班长都能设计陷害一把的鸟兵不可能光着屁股逃跑，一定会千方百计留条后路。我插话说老李不李班长，凭这点你就该提干，你比指导员精明多了。老李一手捏着银行卡，噼噼啪啪地拍打着另一只手的手心说，比指导员精明那不敢说，指导员没我兵龄长、没我见过的鸟兵多倒是事实。就你小子（他用卡指着我的鼻尖），无论在人品上还是在智商上，跟偷鸡那个兵都属于一个档次的，骗得了指导员，绝骗不了我。
我说，那还不是等于说指导员没你精明嘛。
那倒是……你个兔崽子尽他妈挖坑让老子往里跳，我跟你说，这话要是传出去我就撕了你的嘴。
……
卡最终交落到了老李手里，连同密码。无条件上交，没有任何字据，没有任何见证人。老李说只有死无对证了，才能绝了我小子的后路。这意味着只要他老人家不高兴了，随时都可以把我赶出猪圈，且分文不退，让我人财两空。可就那样老李还不满意，说圈里那些肥猪何止五千块钱？
卡交给老李的第二天我就解除了禁闭，但我没有离开禁闭室。指导员把钥匙给我，禁闭室又改成了我的宿舍。三个月后，饲养员老李向连队请示，要求让我全面接管猪圈。
5
那年年底，农场给了我一个“优秀士兵”。那是老李让给我的。那东西老李已经有五个了，五个也换不了一个三等功，当初只要有一个三等功他就能提干。他不想再要了。他说五个“优秀士兵”是他的耻辱。老李的耻辱却成了我们新兵的最高追求。那年农场二十多个新兵，“优秀士兵”只有仨，另外两个一个是场部的通信员，另一个是场部的文书。
得了“优秀士兵”，我并没有忘记那张银行卡，考虑了许久，还是狠了狠心，对老李说，班长，那卡……
狗改不了吃屎！老李正忙着往麻袋里塞托运的行李，一听我提卡的事，把麻袋往地上一扔说，又跟老子玩心眼，优秀士兵一到手就来要卡，你以为我就缺那几块钱？
我赶紧说，不是那意思。
那啥意思，你不问我就不还你了？
我意思是准备把那张卡孝敬给你。
真的吗？老李的眼睛放着光。
真……的。
老李操起猪食瓢一瓢敲在我后脑勺上说，我入伍十二年带的都是猪，只带了你这么一个兵，可你连猪都不如。
老李像捉虱子一样从身上掏出银行卡，像摔扑克牌一样摔在我脚下，气呼呼地走了。走出去之步又返回来，哗啦一下解开他那根“红皮滚轴”的老式士兵腰带，又嗖一声从腰里抽了出来。我以为他要抽我，赶紧捂住了脸。腰带却“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只听见老李说，给你留个纪念，用这个东西把你那裤裆扎紧了，一分钟也别松。
我放开手弯下腰，把腰带捡起来，扎在腰上，还来不及说个“谢”字，老李已经走了。这回是真走了，到现在也没再见过。
我准备给家里打个电话，好在我爹面前出口气。还没来得及打，我爹已经把电话打过来了。村里一块儿来当兵的三个人也都评上了“优秀士兵”，而且他们都有喜报，唯独我们家没有。我爹打电话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当兵你也不如人家，到哪你都是那个球样。我跟我爹解释，说我其实干得也不错。我爹说那为啥人家都评上优秀你没评上？我说我也评上了。我爹说你评上了，你的喜报呢？我就没话可说了。农场没有喜报，领喜报要到旅政治部组织科，来回一趟四百多里地。指导员说，领几张破纸片就烧一箱油，没必要。一箱油用在拖拉机上能翻好几十亩地呢，没必要，档案里有就行了。
可我爹看不到档案，村干部们也看不到档案，街坊邻居们更看不到档案。我知道一张喜报不可能给我家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能让我们家在村里翻身。从我三姐落地开始，我们家在村里就没抬起过头，村干部大驾光临不是催罚款就是搬东西，要是有个喜报，让村干部敲锣打鼓送到家门口，那就不只是光宗耀祖、蓬荜生辉的事，而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旧貌换新颜，到时候除了蓬荜生辉估计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得生灰——沾上烟花爆竹的灰。
我爹盼的就是这个。我没法替他实现的也就是这个。
放下电话我就想，义务兵不还有一年吗？明年年底要是转上个士官，我爹在全村面前就能挺直腰杆了，我爹在全村面前挺直腰杆了，我在我爹面前也就能挺起腰杆了——不管有没有喜报，人留在部队是铁打的事实，我挣的工资是铁打的事实。到时候我再休假，穿着士官军衔的衣服回去，也是铁打的事实，三样铁打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全村无话可说，我爹当然也无话可说。
可我的想法有些简单了。那年旅里又换了个旅长，是抓作战训练出身的。全旅的工作重心自然又回到军事训练上去了，后勤生产当然也没废，但整整降低了一个档次，以前喂出全旅第一猪能提干，现在只能保证转个士官，这就是那年的行情。我跟指导员汇报思想。指导员听后连说了三个“难”字，他说士官可不比“优秀士兵”，是农场自己能做主的事。除非……
我说除非什么？
指导员说除非你喂出全旅第一猪，有了全旅第一猪，到时恐怕你不想转都不行。
我说老李喂了十年都没有喂出来。
指导员说要是谁想喂出来就能喂出来还能叫第一吗？要是谁想拿谁就能拿，全旅第一还有意义吗？
为了留下来转个士官，我下决心一定要喂出全旅第一肥的猪。老李给猪挠痒痒、分阶段给猪配料那一套早就过时了。青出于蓝胜于蓝。作为老李的徒弟，一个关禁闭又获过“优秀士兵”的第二年的上等兵，我必须站在老李的肩膀上看问题，只有超越前人才能成就自己。五千块钱我不可能再拿去干别的了，但我可以拿去养猪喂猪。我请假跑了一趟县城，买回来一大堆饲养类的书和精饲料。说实话我不爱看书，一看书就犯困，指导员给我们上课，讲古今军旅诗词，念了没几句我就打起了呼噜。但是为了培养出全旅第一猪，我像个好学上进的学者一样如饥似渴地翻那些书，翻得书上每页都有我的口水。
书上说要注意光线，我就给猪圈蒙上了帘子，猪越大光线越小，这样有利于长膘。
书上说，还要配以音乐，我就买了个MP3和两个小音箱，把从军网上下载的轻音乐放给它们听。
当然，既然已经站到老李的肩膀上了，我也应该理所当然地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所有猪都能培养成重点猪，重点猪就得重点培养。我活学活用指导员培养典型、党员、骨干那一套方法，全面撒网，重点培养。我把重点放在老李培养出来的曾经多次冲击冠军均未成功的两头乌克兰大白猪身上。那两头大白猪分别叫作“大肥”、“二肥”，老李精心喂养了它们两年，头一年它们不负“重”望，长势凶猛，后来者居上，迅速赶超了那些老猪，成为全农场最年轻的两头肥猪，并被场长钦点为“迎外猪”。“迎外猪”就是专门迎接各级检查的，只许看不许杀更不许卖的享受猪上猪待遇的特权猪。大肥二肥的跨越式成长进步，相当于直接宣判了原来两头“迎外猪”的死刑，它们在享受了几年猪上猪的特殊待遇后惨遭淘汰，并迅速被农场全体官兵抛弃，在睡梦中被炊事班长张龅牙带领的六个炊事员团团包围，一拥而上，从猪圈里拖出去处了极刑。
但原“迎外猪”被处以极刑，化作鱼香肉丝、京酱肉丝、熘肉片、水煮肉片、熘肝尖、夫妻肺片、爆炒腰花以及饺子馅包子馅，落入全场官兵腹中后，坐稳猪圈第一把、第二把交椅的大肥二肥就像我们农场个别思想不成熟的新兵在所有老兵都复员之后一样，开始油了，疲了，懒了，不思进取，生长极其缓慢，第二年基本上没有任何进步，仿佛在混吃等死。老李曾据此总结出一句“名言”：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兵老毛病多，猪老不长肉。可见他对大肥二肥失望之极——要不是场长钦定，这俩货怕早就被老李判了死刑。
突破大肥二肥的成长瓶颈，就这样历史性地落到了我这一代喂猪人的肩上。为什么大肥二肥喂到一定程度后就再也不往上长？经过深入学习，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老李不懂现代养猪的科学，不知道除了喂食、清理、挠痒痒之外还有配料、光线和音乐。
我超越了老李。我养出了全旅最肥的猪。三个月后，场长把大肥二肥从圈里赶出来，分别赶到农场那辆一开动就浑身发抖的四轮农用车上，再让司机赵本水把农用车开上农场那台称粮食用的电子磅秤上，然后记下斤两，再把大肥二肥赶下车，让车子再开上去，用司务长发工资的那只计算器噼里啪啦一扣除，场长的眼神就直了。他看了看计算器又看了看手里小红皮本上记着的数字，接着又噼里啪啦按了一遍，又对照了一下小红皮本，才向全场慎重宣布：牛逼，搞大了。
场长决定把这事“搞大”。场长是南方人，喜欢“搞”，而且新兵连时就“搞”出了名。初次去卫生队看病，出来时一瘸一拐哭丧着脸，班长问他怎么了，他说被打针的女兵搞了几下。班长惊得嘴里的烟掉到了地上。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才知道，他说的“搞”，就是北方人说的“整”。打针时因为怕疼，跟女兵说了声“轻点搞”，女兵一生气就在他屁股上多扎了几针。自从因勇救落水儿童提干后，场长不再满足于搞，喜欢上了“搞大”。当排长时让全排战士学雷锋，一到周末就去旅部家属院挨家挨户敲门做好事；当连长时带领全连在菜地上挖一条水沟，周围垒一圈矮墙，分别取名“黄河”、“长城”，一到瓜果飘香的季节便邀请机关干部们前来“指点江山”，没几年工夫就把连队的名声搞大了。同时被搞大的当然还有他的职务和军衔，但毕竟不懂军事，“搞”到副营长后就调到了农场“搞”场长。农场山高皇帝远，但场长依然没忘搞大。据说第一次发表施政演讲就说，要把农场的地搞大，把农场的猪搞大，把农场的招牌搞大，总之，除了不能把村里女人的肚子搞大，什么都要搞大，要搞就瞄着最大去搞，不是集团军最大也要神炮旅最大。
场长一搞大，指导员就得往大里搞。为了落实场长的指示精神，指导员决定写个材料，报给旅后勤部。于是连夜开诸葛亮会，召集笔杆子深挖我的事迹，各班稍有点文化的兵都发动起来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深挖”了。当初我关在禁闭室的时候，指导员也发动群众深挖过一回，并分配给每个班至少揭发我三条罪状。所以那次的军人大会非常热闹，除了我自己做了承认自己“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检查，每个班都派上了一名口齿伶俐的代表上台发言，先揭发我，再帮教我，大家热火朝天。只有被我害得丢了乌纱帽的班长羊献贫一句话也没说，一个人坐在最偏僻的角落里，低着头抠指甲盖，好像被揭发和帮教的不是我而是他。
那个当初组织我们做蹲下起立的副班长也进了写作班子。由于他当过我的副班长，一下成了最了解我的人。他从我一分到农场开始写起，写我在工作中如何积极，尤其是做蹲下起立，别人都是徒手做，只有我嫌强度不够大，非要自我加压，在自觉增加数量的情况下，还主动要求扛着猪饲料做，一百斤重的猪饲料蹲几个下来第二天就起不了床、上不了厕所，但我依旧坚持着；有一次上厕所下蹲时我一下没支撑住，一跤摔倒在地，摔了个狗啃泥，当时就磕掉了两颗门牙，但依旧轻伤不下火线，伤还没好就扛起了饲料袋，班长、副班长见了直掉眼泪，不知道是心疼还是感动……
全班人马挖来挖去，最后竟挖出了二十多页事迹，其中有一部分是别人干的，还有一部分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但经过挖掘后都按到了我头上。
我想起老李不愿意跳猪粪池的事，害怕起来，怕羊献贫迟早会知道。羊献贫那时已经复员了，但他知道了一定会告到军事法院。指导员说，这怎么是虚构呢，只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比如说你掉门牙的事，你是不是真掉了两颗门牙？这件事对你后来的成长进步是不是影响很大？
我说是是是。
这不就结了吗？再比如说跳进河里救人的事，你只是没遇到过，真要遇到了你救不救？
我说当然救。
这不就结了吗？
可这毕竟……
行了行了，指导员不耐烦地挥着一只手说，适当谦虚谦虚就得了，别跟我这叽叽歪歪的，你以为搞份材料那么容易？突然猛一拍大腿说，有了，正好还缺点料，就加上这条：一贯谦虚谨慎，淡泊名利，成为先进典型后，多次向组织上提出不要宣传自己的请求……
我只好灰溜溜地退出了场部。
事迹材料呈上去后，还真震动了上面，不久旅里就通知说有首长要来农场莅临指导。
郭副旅长原是集团军后勤部军需处副处长，到我旅新官上任后不是点了三把火，而是点了三包炸药：上任的第二天就命令旅直属工兵连抱着三捆炸药用定向爆破的方式把旅部大院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燃煤锅炉房给炸成了一堆废墟，然后在废墟上建一座节能环保的液化气锅炉房，结果这一建就是三个月。全旅官兵三个月没地方洗澡，只能利用节假日在连队水房脱光了干搓。炸掉锅炉房后郭副旅长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目标和新鲜的口号，当然有时候目标和口号是一致的。
听说郭副旅长要来，我们农场连夜准备，把场部内外收拾得焕然一新一尘不染，当然重点还是厕所和猪圈。这是我们农场迎检的传统课目，优势项目，保留节目。尤其是猪圈那两头“迎外猪”，虽然从未拿过冠军但两年来曾经接受过集团军后勤部军需处两名助理和旅后勤部张副部长的检阅。两名助理都是中校副团，张副部长是少校正营，所以，用它们应付新上任的正团职中校郭副旅长应该是绰绰有余。
我一眼就认出了郭副旅长。我之所以能在初次见面就一眼识别出，是因为他如传说中的一样没戴帽子，又如传说中的一样梳着油光水滑的分头，棱角分明，整齐得像两块黑色的瓦片盖在头顶，用我们老李的话说叫一丝不挂。但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我大姐上小学时就会用的成语暴殄天物——那么漂亮的发型让一顶军帽压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光从外表就足以看出郭副旅长是一位锐意进取的领导。
果然，郭副旅长对我们农场落后的现状非常不满。他先看的是农资仓库，一进门就被里面堆积如山的化肥农药的味道呛得涕泗横流，打了几个连贯的喷嚏后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化肥农药，你们种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要发展有机农业。我们那个初中学历、二十年前因为抢救落水儿童直接提干的场长，只听说过有机玻璃、有机化学、有机结合，没听说过有机农业，问什么叫有机农业，是不是用有机玻璃代替塑料薄膜的农业？郭副旅长说，就是用有机肥料培育的农业。场长又问啥叫有机肥料，这东西是不是得进口，贵不贵？郭副旅长说，就是人畜粪便。场长松了口气，说这好办，连夜就能落实。说咱农场别的没有，这东西到处都是，牲口们就不用说了，它们天生就随地拉随地尿，咱这里的兵也不讲究，没女人这帮鸟兵也跟骡马驴一样，拉屎撒尿从来不进厕所，都在野地里，随时随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早就先行一步，全面使用了有机肥料。郭副旅说，难怪你们农场的厕所比饭堂还干净。场长说，可这确实有好处。郭副旅长问，啥好处。场长说，全体官兵没有前列腺炎，因为不憋尿，不像正规连队的兵，站岗放哨、演习训练都憋屎憋尿，平时还憋跟女人困觉，憋一身的前列腺炎。郭副旅长纠正说，有没有前列腺炎，是家狗和野狗的显著区别，不是用来区分正规军和农场兵的。
……
就这样一路批评着场长，郭副旅长终于转到了猪圈。我早已穿着新买的饲养员工作服军姿挺拔地站在大肥二肥的猪圈门口，抬头挺胸中指贴于裤缝，等着首长莅临指导。谁知郭副旅长往圈里瞥了一眼，估计连猪都没瞅着，就嚷嚷开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们怎么还这样养猪呢，思想跟不上形势太可怕了，都什么年代了还像养猪一样养猪。
场长、指导员听了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了对方一眼，目光在空中相撞后像两粒不期而遇的正负电子迅速弹开，原路返回。其他人则纷纷伸了手去挠头，挠得头皮屑雪花般飞舞。
郭副旅长说，现在的猪肉还有人敢吃吗？泔水猪，垃圾猪，酒精猪……就是没有能吃的猪，肥的没人敢吃，都是饲料添加剂催肥的，瘦的更没人敢吃，有瘦肉精。所以现在养什么好？
场长、指导员带领在场官兵都用崇敬的目光看着他。
养野鸡、野鸭、野兔，越野越好。真正的野生动物不能吃，但可以家养。
副旅长的意思是养野猪？可哪来的野猪苗？
野猪苗？谁说要野猪苗？你想家养野猪？那又OUT了，OUT了呀OUT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正营耽误了副团就没戏，副团调不上去正团就别想。现在市场上的家养野猪，本来是野猪品种，但养殖户为了多挣钱却像家猪一样地喂养，一个劲地催肥，养得又白又胖，肥头大耳，毛色油亮，肚子耷拉着地，撑得连站都站不起来，活生生地把野猪糟蹋成了家猪，要避免类似悲剧，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就地取材，把家猪养成野猪。
他做着指示，目光落在了墙根下。那里有一截树干，像尸体一样躺在地上。树干五六米长、合抱粗，想必活着的时候是一棵参天大树。这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扔在这里，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反正我只见老李用过，他经常蹲在上面抽闷烟。郭副旅长好奇地走过去，一只脚踏上树干，使劲踩了踩，确认结实无疑后，地上那只脚猛地一蹬，身体就站了上去，然后面朝着我们抖了抖身子，像某个著名军旅歌唱家演唱某首著名军旅歌曲时一样，非常有气势。我想精神抖擞顶多也就是这样。
站在树干上的郭副旅长接着说，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出奇制胜，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把野猪养成家猪不算稀奇，把家猪养成野猪才算本事。
你上来。他招呼场长。比郭副旅长至少大五六岁的场长，颠着四喜丸子一样矮粗墩胖的身体，像小伙子一样意气风发地跑上前，噌一下就爬了上去，然后像第一次踏上四百米障碍那根独木桥的新兵一样，摇晃了几下身体才平衡下来，牢牢地站住了，并且与郭副旅长并肩站在一起。郭副旅长指着脚下的树干说，女人们常说，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你觉得这样的树母猪能上来吗？
当然能，我都能上来，母猪更没问题。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培养能上树的野猪，让母猪上树，要用实践证明咱们男人确实靠得住。
现场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除了我。我昂首挺胸地站在猪圈面前，本来正对着郭副旅长，郭副旅长上了树之后我正对着的就是空气。我当然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为了找个人面面相觑而东张西望、摇头晃脑。我要保持军姿挺拔。我想大家都面面相觑可能是大家都和我一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半个月前盛传于全旅的有关郭副旅长的绯闻。郭副旅长上任两个月后就被传出有了外遇，正当大家都在捕风捉影议论纷纷的时候，郭副旅长的老婆，那个刚刚从山东偏远农村随军到塞外、尚未安排工作的大个子女人，一手拉着他们正上初中的女儿，一手像握手榴弹一样握着一个标签上画着骷髅头的塑料瓶子，从家属院一路大喊大叫地闹到机关办公楼前，用地道的山东农村方言吵吵着要见旅长政委，否则就当场服毒自杀。旅长政委那天正好都不在，赴军部参加重要会议去了，就是在也不可能同时出来接见她，那是正师以上首长莅临时才享受的待遇。等了半天不见旅长政委任何一个出来，山东女人再也等不及了，打开了瓶盖，仰起了脖子。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埋伏在办公楼左右两侧冬青树下的两个哨兵恶狼扑食般蹿了出来，按应急方案里处置此类事件的动作要领，一个抢瓶子一个捂嘴，三下五除二就解除了险情。瓶子被夺走的那一瞬间，她用标准的普通话向围观的人群高喊了一句短促有力的口号，那句口号正是：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到时候……见大家都心不在焉，郭副旅长轻声地咳嗽了一下，把大家的思绪都统一咳回现场。
到时候还能拿这两句话做文章打广告。能做到这点，就已经不是养猪的问题了，也早已超越了动物学的界线，上升到了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高度。
6
郭副旅长的莅临指导虽然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浇灭了我正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但并没有给予我毁灭性打击，好歹还指明了一条生路。指导员鼓励我说，离年底转士官还有半年，完全还来得及。
其实我也相信还来得及。就在郭副旅长离开的当天下午，我就开始动手了。我在猪圈的周围扎起了大大的一圈栅栏，几乎圈进去三分之一个场部大院。再把所有的圈门打开，把圈里的老猪大猪小猪全部解放出来，让它们在栅栏里自由活动。
考虑到几乎所有的猪都像死刑犯一样，从入圈再未踏出圈门半步，我没敢把所有圈门同时打开。我担心，在圈门打开的一瞬间，像死囚一样被长期关押的几十头猪会洪水般嗥叫着冲出来，满院子横冲直撞，造成拥挤踩踏，甚至突破栅栏，冲出院外，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为此，我还专门向指导员汇报，请示动用场部的应急分队。我们那位军校刚毕业时曾在旅司令部当过几天作战参谋的指导员听完我的请示汇报，用复杂的眼神看了我足足五秒后才开口说话，先是高度表扬了我考虑问题越来越周到，不仅周到还很敏锐。说现在上下各级对安全问题抓得多紧！说要是你去当煤矿矿长每年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接着还像参谋长一样背着手、踱着步，以口述的方式指导我拟制了一份情况设置全面、应对措施得当、人员分工明确、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具体的做法是，正式放风的时候，全场战士分为三个战斗小组：警戒组人手一棍，间隔十米，围栅栏一圈警戒，发现情况及时处置；搜捕组人手一绳，在集结地域待命，随时准备抓捕逃窜出栏之猪；引导组负责开门放猪。各组以哨音和口令保持通信联络……
应急分队是现成的，平时分散在各班，“战时”紧急集合，快速出击，用以应对突发性事件，主要是抢险救灾、抓捕逃兵。我上次逃跑时就是被应急分队抓捕归队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导员暂停了一切生产劳动，全力以赴配合我放猪。因为不用下地干活，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编入战斗小组的炊事班也偷偷溜出来，躲在墙根下，叼着烟翘首以盼，像附近村子里等着看放电影的老乡。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多余。当所有人员、装备到位，严阵以待，我作为引导组唯一的成员逐一打开圈门，每个人内心都寄予厚望的混乱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十分钟过去，才有几头年轻的猪崽像谍战片里的特务一样从门口探出脑袋，左顾右盼地看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悠悠地晃出来，而且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像踩在玻璃碴子上。
大家对猪的遵规守纪深感失望，垂头丧气地拄着棍子，打着哈欠东张西望。专门跑来看热闹的炊事员们也把烟头一扔，回去做饭了。
就这样沉闷地等了半个小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猪没有出来，它们大多是成年老猪，对敞开的门无动于衷，好像根本就不愿意获得解放，越老越不愿意。
方案里没有预想到的情况出现了，我有些束手无策。为了节省时间，指导员只好临时改变行动方案，命令抓捕组改为驱赶组，进圈赶猪；警戒组改为诱导组，在圈外模仿我和老李“啰啰啰啰”地高喊，发出亲切的召唤。
在应急分队的威逼利诱下，大多数猪比较痛快地走了出来，少部分被迫使用了暴力，只有两头用棍子也打不出来，那就是大肥二肥。它们在蒙着黑帘子、放着轻音乐的猪圈里舒服惯了，看见我撩开帘子、打开圈门，还以为我是喂食来了，但睁开眼发现我两手空空，失望地哼唧了两声又躺下了。我用骂声和手势把它们轰起来，它们只是挪了个地方又重新躺下了。我找了根棍子，连抽带打地把它们往外赶，谁知刚走到圈门口，被外面斜射进来的一束亮光一照，它们就嗷的一声把眼睛闭上了，紧接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一个急转身调过头，直往里冲，像电视里丢盔弃甲、抱头鼠窜的敌人，差点把我顶了个人仰马翻。大庭广众之下，我恼羞成怒，不顾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及喂养之情，举起棍子就抽，可越抽，它们越往角落里钻，委屈得像两个被家长无辜打骂的孩子。
抓捕组的一个新兵看不下去了，告诉我，它们可能是怕光。新兵是山西人，入伍前曾经当过矿工挖过煤，有过几次被人从地下上百米深的矿井里挖出来，蒙着眼睛送往医院的经历。在他的建议下，我学着电视新闻里常见的抢救遇险矿工的做法，把那块黑帘子撕了，像驴罩眼一样把它们眼睛蒙上。然后，山西新兵在前面敲着猪食桶引导，我在后面拿棍子驱赶，它们才从圈里一步三回头地晃出来。而眼罩，是出来一个小时后才摘掉。
黑帘子除了做驴罩眼再没什么用了，但音箱喇叭还有用，只是不再用来播轻音乐，我把它挂到了猪圈的外墙上，对着满栅栏的猪播放重音乐，增肥要轻音乐，按郭副旅长所说的逆向思维，减肥当然就要播重音乐。重音乐我定义就是鬼哭狼嚎、摇滚，什么吓人播什么，把猪们吓得屁滚尿流为止。我就是要让它们心情烦躁、寝食不安，像那些面临退伍却想提干没提了、想入党没入上、想立功没立成的老兵听到《送战友》的歌曲响彻军营时一样。
这些东西只有在每天喂食的时候停止播放，喂食的时候播的是军歌，每次固定地就播这一首。这是为了建立条件反射，便以日后管理。这是我们农场饲养员的一项基本业务技能。农场的牛羊鸡鸭鹅早就在猪之前实现了散养，平时自由活动，喂食时吹哨子、敲盆子、摇铃铛，各“倌”们各显神通。其中的佼佼者是养鸡的二级士官，他已经能让鸡听出开饭哨、就寝哨和紧急集合哨。但他们跟我播放音乐一比，都显得没有科技含量。
所谓喂食也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桶小桶、一天三顿，顿顿袋装饲料，减肥期间每天只有一顿，即使跑累了跑饿了也只有这一顿，即使这一顿也没有精饲料、粗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只有剩饭剩菜。库房里剩余的饲料全部用小车推出去，卖给村里的养殖户。
日子从天堂一下到了地狱，原以为猪们会造反，至少绝食抗议，就像我们基层连队的战士，伙食一差就闹情绪，新兵们无精打采，老兵们摔盆子摔碗，以致我们的炊事班长张龅牙私下里时常以半个指导员自居。
但这次又出乎我的意料。猪们不仅没有闹情绪，还对那些剩饭剩菜情有独钟，就像逮着了山珍海味一样，甩开腮帮子就停不下来，啪嗒啪嗒就像新兵连早操时的脚步声，直到盆光桶净。这让我想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从大城市跑到附近村子里来啃“菜团子”的那些外地游客。那些北京、天津、秦皇岛、唐山的城里人，一到周末就马蜂一样倾巢而出，开着各种各样漂亮的车子跑到塞外，专找偏远小山村，睡土炕，啃菜团子。所谓的菜团子，就是把野菜叶子剁碎，和着玉米面做成的窝窝头，什么调料也不放，嚼在嘴里就像嚼一嘴的锯末，往下咽拉嗓子，吃下去刮肠油，三年困难时期才吃的东西，革命先烈们在敌人的监狱里也吃过，富裕起来的塞外农牧民早就不做了，更没人吃。但城里人却吃得津津有味，他们把这叫纯天然绿色农家饭。据说，因为我们塞外的菜团子，因为来塞外吃菜团子的北京游客，造成坝上草原上的野菜供不应求，牧民们把牛羊都圈起来，像青藏高原的人挖虫草一样，全家提了篮子去挖野菜。菜团子还造成八达岭高速长年累月越级堵车。为此北京的各远郊区县在有关专家的建议下，在本地的山村大力发展“农家乐”旅游，号召已经用上水暖气、睡上“席梦思”的农民们把暖气和床拆掉，重新改造成土炕，各家各户学习做菜团子、贴玉米饼子、拌野菜。但建成之后没招来几个游客。因为北京的城里人嫌它们太干净，设施太先进，砖瓦房地上铺的是木地板，炕上贴着瓷砖，墙刷得雪白，日光灯瓦亮，铝合金的玻璃门窗，白天晚上都窗明几净，根本找不到低矮昏暗的感觉，更闻不到泥土的芳香——所谓泥土的芳香其实就是土坯墙的腥酸味；每间屋子都有卫生间，坐水马桶和热水器一应俱全，既闻不到臭味也看不到蜘蛛网，还被空气清洁剂熏得头晕脑胀。更可怕的是，城里人一口便吃出，菜团子里的野菜是大棚种植的，肥头大耳，还拌了香油味精，既不拉嗓子也不刮油。自然没人愿意去。我们塞外的农家院得知后，骄傲地在北京公交车上打出广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说这些并不是我有意寒碜北京人和城里人，只是想说明，剩饭剩菜在那些猪的眼里，可能就跟北京人眼里的菜团子差不多。更是想告诉你们好景不长，北京人吃菜团子只是吃个新鲜，我手下那些猪吃剩饭剩菜也是吃个新鲜。新鲜劲一过，宝贝疙瘩就成了垃圾。我倒进猪食槽里的剩饭剩菜，越来越不受待见，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便再无猪问津，原封不动地扔在那里。人的剩饭剩菜又成了猪的剩饭剩菜。
我知道它们开始怀念那些袋装的饲料了，就像电影《甲方乙方》里那个做梦都想吃点苦的大款，在陕北农村住了没几天就开始深切怀念城里的龙虾一样。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它们唯一的救星。只要我提着猪食桶的身影一出现在栅栏里，它们就会蜂拥而上，先是满怀希望地围着猪食槽，用动人的叫声催促我往槽里添料。但当它们发现我舀进猪食槽里的又是剩饭剩菜时，便马上扔下猪食槽向我涌来，里三层外三层把我围得水泄不通，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它们围着我，除了用叫声和眼神哀求，还拱着毛茸茸的猪头在我的小腿肚子上蹭来蹭去，用颀长的嘴巴舔我的胶鞋，逼得我无路可逃，连退出栅栏都困难。
说实话，看着它们可怜兮兮的样子，我起初确实有些于心不忍，毕竟是自己亲手养肥的。尤其是大肥二肥，它们曾经一直是我重点培养的对象，为了把它们催成冠军猪，我绞尽脑汁历尽辛苦，现在却因为太肥而成了重点帮扶的“困难户”，就像那些各单位好不容易精心培养出来的先进典型，在立完功授完奖，做完事迹报告后，突然之间就犯了严重错误，一下成为反面典型。比如我们神炮旅的郭副旅长，在某师机关当干事的时候勤奋好学，扎实肯干，夹着尾巴熬了五年才熬成该师的第一支笔，机关干部的楷模，可调到集团军后勤部当副处长后，不到半年就和下属医院的护士传出绯闻，为了减少不良影响，组织上把他安排到我们神炮旅当副旅长，副团提正团，既把他调离了军机关，又让他走得很风光，避免了各种恶意猜测。
继续说猪的事。我最终没有动恻隐之心。因为指导员早就告诫过我，慈不掌兵，慈更不掌猪，饲养员对猪就应该狠一点，当初怎么狠心不择手段地把它们催肥，现在就得怎么狠心不择手段地把它们饿瘦。指导员在论述这个道理的时候还引用了一句古诗：一将功成万骨枯。山西的新兵告诉我，这句诗说的是古代的一位名将。我听了只觉得好笑。我只是个喂猪的，别说将军，就连班长我都没指望过。我只想转个士官——就这，还是为了向我爹、向村里人证明点什么才下了狠心的。
我就这样狠心了。任凭猪们对我怎么抛媚眼、献殷勤，我都熟视无睹，岿然不动，每天雷打不动地往猪食槽里倒剩饭剩菜。山西的新兵见了深受触动，引用鲁迅先生的诗句，表扬我“横眉冷对千猪拱，俯首只为转士官”。
记得我爹曾说过，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果然，在我的狠心坚持下，猪们终于妥协了，乖乖地捡起剩饭剩菜，大口大口地吃。
减肥减到一定程度后，连剩饭剩菜也不给吃了，宁愿倒进粪池里沤肥，只扔炊事班做饭时剩下的烂菜叶子、菜帮子。猪们就像突然扎了眼的车胎，哧溜溜地往下瘪。这样过了一个月，所有的猪都瘦了好几圈后，我又把栅栏搬到了场部外面的野山坡上。那里有一大片除了野草什么也长不了的荒地，还有一个能遮风避雨的暗堡和一口能抽出水的机井。
在野外，我坚持每天只喂一顿，喂的时候用喇叭播军歌——是喇叭不是原来的小音箱，小音箱搁野外就跟在春运期间的北京西客站放屁，一点效果也没有。正是考虑到这点，指导员主动把已经废弃多年的、挂在场部门口大槐树上那个塞满干草和鸟毛的大喇叭拆了下来，把压在文体器材室那一堆旧彩旗下的电唱机翻了出来，让维修组的电工送到野山坡，接上电线，挂在山头的树叉子上。特别要说明的是，指导员竟然还找到一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塑料唱片。这种唱片是分正反两面的，它的正面正是标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而反面则是迪斯科音乐，嘣嚓嚓，嘣嚓嚓，咚咚咚……像打仗似的激烈。这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其中有一首唱的是阿里巴巴，一个男的在里面声嘶力竭地喊：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噢噢……
这是我唯一能听出歌词的歌曲，但我很少播放。因为我很快就发现，猪们对这首歌特别敏感，只要那男的一唱，所有的猪无论在干什么，都嗷的一声惊叫，然后撒腿四处逃窜，就像猪群里遭了颗炸弹。我反复听了几遍后觉得，猪们怕听，是因为歌声听起来特别像是在杀猪。
这歌后来成了解散的信号。集合靠军歌，驱散靠阿里巴巴。等所有猪都能一听到军歌就自动集合，一听到阿里巴巴就自动解散的时候，栅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统统拆掉，由放养变成了野生。
7
关于我住的这个暗堡，其实没什么神秘的。
这个暗堡是日本鬼子留下的。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建个暗堡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在我们塞外有许多这样的暗堡，当然都废弃了，有的当了垃圾池，有的被老百姓做了猪圈羊圈，只有我们农场这个一直闲着。因为它所在的那个山坡没有庄稼，全是野草，少有人去。据说我们场长刚上任时，第一次转到这个地方，就下决心要把暗堡炸掉，把野草铲除，种上苜蓿，让它产生经济效益。
但请来的几家定向爆破公司的人，都在实地勘察后摇头走了。他们宁愿支付违约金也不愿动它。因为太结实了，合同上商定的费用连买炸药都不够，而且真要炸掉，它背后的半座山，前面的百米公路都得跟着粉身碎骨。
就再没人提爆破的事，反正它也不妨碍种苜蓿。指导员带人一把火把野草烧掉，然后撒上苜蓿种子，但长出来的依旧是野草。这时大家才知道，只要是人工种植的东西这里都不长。
后来一个战争片的导演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暗堡，觉得无论是它的建筑风格还是周边的环境，都完好地保持着五六十年前的原始状态。于是，这里开始成为抗战剧的外景拍摄场，农场的兵也沾暗堡的光时不时地当一把群众演员。个子高、长相好的都演八路、游击队，稍差些的是国民党，像羊献贫和老李这样的只能演日本鬼子。
这样火了足足十年，有时一天要来好几个剧组，暗堡每天要被“炸”好几次，躲在里面往外疯狂射击的羊献贫、老李一天也要被炸死好几次。
但在我眼里它是一个天然的野外养猪场。我第一次进去时，就想起我出生的那个窑洞——其实满月后我们家就扬眉吐气地搬回了村里，窑洞成了我们家的菜窖，我常去拿东西，我娘告诉我出生在那里时我不敢相信。但住进暗堡后我信了，这种地方确实可以住人。它里面比我们农场的战士宿舍还大，而且墙体都是纯水泥浇铸而成，厚达半米，冬暖夏凉。场部两个负责营房维修的军工帮我在里面装了个炉子，把四周的射击孔改成窗户，就成了一间地下室。我再把个人物品搬进去，就成了单身宿舍。
夏天的晚上，我把所有窗户都打开，无论从哪个方向往外看都是野外，东面是农场的稻田，西面是农场的玉米地，北面是山坡，再过去是林子，南面是公路，公路的那边是一望无际的苜蓿。星星从四面八方的射击孔钻进来。夜晚就像一床碎花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尤其是刮风时，能听见风由远而近，像梳子一样把原野梳得哗啦直响。
……
8
我还是讲我们场长。
我们场长听说大功告成，在网上搜了几张真野猪的图片，打印出来拿着到山林里一对比，眉头皱成一个大包，像鹅棚里的公鹅，说，还是有差距，不够野。我们这位从八岁起开始种地，当兵后又大部分时间在农场种地，一直种成中校副团、中级农艺师的场长，自从上次聆听了郭副旅长的指示，就像变了一个人，思想转变飞快，以前所未有的耐心猫在屋里翻了几个星期的报刊书籍，还学会了用他办公室那台几乎未开过机的电脑上军网，浏览网页，当然也偶尔联网打游戏。通过学习，他已经比较系统地掌握了有关家猪和野猪的知识，知道了两者其实在外观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比如说，野猪头大吻长，皮厚毛粗而硬，浑身鬃毛，背是直的，肚子下吊着四五对乳头；而家猪头圆吻短，皮薄毛稀而软，无鬃毛，背下凹，至少有六七对乳头等等。但场长并不在意这些肉眼就能看出的明显差别。他说这是人为改变不了的，既然改变不了，就没必要去改，我们只需要改变能够改变的。
场长认为“能够改变的”便是野性——只要把家猪驯野了，游客们照样当它是野猪。因为场长早已不再满足停留在培育肉用野猪的层次，而是继续往大里搞：在农场开辟一个“猎场”。他说，郭副旅长说得没错，现在全国各地搞野猪的不新鲜，光电视上播过的就有好多了，网上报道还有专门训练家猪跑步、游泳、跳水，甚至跑障碍的，既可以表演给人看，又可以提高猪肉口感，他奶奶的亏他们想得出来，把咱们部队的课目都偷走了，肯定是退伍老兵干的。但是，但是，他们还不够大胆，目光还不够远，没有一家想到了搞打猎。
场长得意地把手一背说，国家明令禁止打猎，国内没有可以合法打猎的地方，有钱人想打打猎都去外国，去非洲。我们要搞成了，一定要争取邀请郭副旅长再来个“回头看”，到时候让郭副旅长带着他在地方认识的方方面面的朋友一起过来“打猎”。他们一来，你就把猪放出来，自个儿躲进暗堡。我就向他们解释说，猪都是纯野猪品种，只是为了确保安全提前拔了獠牙。这个时候就得演示几个体现野猪生活习性的课目，现在各种现场会都有演示课目，正规化管理现场会演示叠被子出操，防恐怖袭击现场会演示擒拿格斗和棍盾术，就连装备保养现场会都要弄几辆破车拉着炮在操场上兜几圈热闹一下，没有演示就等于白搞。野猪搞什么课目呢，集体越野，翻地刨食，上树。对，一定要让它们学会上树。这是一个有难度的课目，但越是有难度就显得我们的野猪越真。
场长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野猪不劁也不阉，个个功能齐全，想搞就搞。有这个功能和没这个功能大不一样。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不，应该是所有的生物，生下来就两大任务，一是生存，二是繁衍。要生存就要吃，要繁衍就要交配，所以所有生物从生到死都在争两样东西，食物和异性。野猪之所以比家猪野，就是因为野猪有生存和繁衍的压力，要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找东西吃，找到了相互之间还要争抢。吃饱了，公猪还要为争母猪打架，当然母猪可能也会为争公猪打架。有压力就有动力，为了生存和繁衍，野猪必须保持强壮的体格和凶猛的本性，这就是它“野”的根源。人类最狡猾，为了让家禽家畜多长肉，把它们阉了，使得它们与生俱来的两大欲望就剩下了吃，吃完呼呼地长膘。这种为了满足自己食欲，不惜牺牲动物性欲的做法，使所有动物野性退化。现在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它们的野性。
我说，这个最好搞，阉了的不能恢复，只要新生的不阉就是了，还省了请兽医的钱。
事实也是如此，单凭人就能完成的事都好办，需要猪参与的课目都有难度。
尤其是场长说的上树课目。因为上树根本就不是野猪的习性，那是猴子的特长。但场长说了要搞，那就得搞，否则就前功尽弃了。我决定先易后难。集体越野最容易，想让它们跑，先放阿里巴巴，再拿棍子在后面追着打就行了。翻地刨食稍微要点技术，得往地里埋土豆地瓜之类，像埋地雷一样，起初埋半截露半截，然后越埋越深。猪的鼻子尖，嗅觉灵，埋多深都能给你翻出来。仅仅搞了两个月，我就认不出那曾经的大肥二肥了。它们统统变成了尖嘴猴腮、肌肉结实、行动矫捷的野猪，满山林乱跑，用嘴巴刨食，只在听到喇叭唱军歌时才从四面八方跑回来，显示出家猪的素养。除了没有獠牙，远比那些有獠牙但被喂养得肥头大耳的家养野猪要像野猪。
最后的上树，让我费尽了心思。我找了几个新兵把郭副旅长曾经踩过的大树干抬上车，拉到山坡上，放倒在地，把猪召集起来，拿棍子赶着往树上走，可谁也不往上蹦，走到树干跟前一撒腿就从旁边绕过去了。负责给我运送补给的山西新兵见了说，树这么粗，猪怎么蹦上去，又不是马戏团的猪。我就拿眼神咨询他。我知道这小子当兵前不仅在地下几十米深的井里挖过煤，还在地上几十米高的楼里读过书，说出来的话就跟《新闻联播》似的，尽是新鲜词。果然他又冒新鲜词了，他说，现在城里的公共场所都有无障碍通道，你得人性化一点。于是我“人性化”，按他的指点，模仿着无障碍通道，把树干两端在地面用土石垫起，形成两个缓缓的斜坡——那样的斜坡，我敢说，连八十岁的老太太都能走上去。
可年轻力壮的“野猪”们还是不敢往上爬。每次，领头的猪顺着坡面走到树干顶端就止住了，四只蹄子像被钉子钉在了树干上，再也迈不开腿，如果拿棍子硬赶，就嗷的一声往下蹦，跳楼自杀似的。
威逼不成只好利诱。威逼利诱，这估计是我对付猪的看家本领。上过高中的山西新兵说，这也叫胡萝卜加大棒，美国人常用的伎俩。我说美国人算个屁，我们村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这道理，打一个巴掌给一块糖。新兵就不吭声了，看着我把本来应该埋在地里的东西——土豆地瓜玉米棒子之类，全部一字码开，摆在树干上。猪自然很快就发现了，但没有马上行动，仰着脖子看了半天才有一两头胆大的，从两端的斜坡爬上去，把离着最近的叼了，跳下来啃。依次吃下去，过了一天还有一大半没动。第二天，估计是饿急了，它们终于发起了总攻，一只接一只往上爬，踩着树干一步一步地往中间走，去叼那些充满了诱惑的粮食。我发现它们的腿都颤颤发抖，不断有猪从上面滑下来，摔得四脚朝天，嗷嗷直叫。山西新兵正好给我送地瓜过来，见了说，猪真可怜，为了生存什么都干，让刨地就刨地，让上树就上树。我越听越觉得刺耳，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所有的猪都能从树干的一头平衡地走到另一头的时候，我并没有急着向场长报喜。毕竟，平躺在地的不能算树。我又找人帮忙，把树挪了位置，让它一头斜靠在一个土坎上，使水平的独木桥变成有坡度的木梯，然后，梯子越来越陡，一直陡到大概三十多度角，猪就再也上不去了。我先向指导员汇报情况。指导员听完汇报后没说话，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进去，全部从鼻子里喷出来，显得深思熟虑，说，先别忙邀功请赏，再往大里搞一搞。第二天，指导员就在驻地武装部的介绍下联系上了县马戏团的一位驯兽师，并用场长那台破吉普接到了我的野外养猪场。我用大喇叭把猪召集起来，让他看猪表演翻地、上树。他看得目瞪口呆，问指导员，这真是野猪？
指导员只笑不答。
不可思议。他说，野猪，尤其是成年野猪是驯化不了的，全世界也没听说哪个马戏团有野猪表演。
这下我们放心了，正式向场长汇报。场长听后说，看来已经搞到最大了，就这样吧。说完撅着屁股趴在桌上，开始给郭副旅长拨电话。
但我们却再没等来郭副旅长。就在场长拨电话后没几天，郭副旅长就被免职了。据说是因为男女作风问题，但很快又有新消息说不仅是男女作风问题，经过组织上的深入调查，发现思想上、工作上、经济上都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上面下了决心，要从根子上彻底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决不允许这种人把我们这支战功赫赫、作风过硬的英雄部队搞乱，因此，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以及曾经提拔重用他的人也都将受到处理……据说宣布免职命令的时候，旅部大礼堂里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许多官兵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接替他的陈副旅长看上去虽然不如他锐意进取、潇洒帅气、风流倜傥，但是显得作风正派，沉着稳健。他一上任就叫停了正在紧张施工的液化气锅炉房项目，重新修建燃煤锅炉房，因为经过反复论证，液化气虽然环保，但是不符合我旅实际，从西部管道一路运输到塞外，成本比煤贵多了。他不仅叫停了液化气，还要求各单位举一反三，把诸如此类的各种哗众取宠、劳民伤财的举措全部叫停。
消息以各种方式从二百多里外传到农场时，除了个别不明真相的新兵在察觉到气氛异样之前傻乐呵了几下，全场都掉进了冰窟窿里，大家都自觉地在心情和表情上与场长指导员保持着一致，尽管这与二百里外拍手称快、普天同庆的旅部氛围格格不入。但无论心情表情，我想真正能自觉与场长指导员保持一致的可能只有我。只有我们仨直接参与了郭副旅长的哗众取宠、劳民伤财。尽管我们的项目没有出现在旅里的大会小会和种类文件里，但显然属于举一反三的对象。
我就像刚入秋的苜蓿，在最蓬勃生机的时候，被一场秋风吹蔫了下去。我在暗堡里躺了两天两夜没起床，任凭猪们围着暗堡高声抗议。我不敢去找场长指导员。我想他们的日子肯定比我还难过。但正式传达会议精神那天，场长和指导员却出人意料地正常，像以往所有警示教育大会一样神情自然，表情严肃，眉宇间充满了正义感。尤其是场长，在讲到郭副旅长好大喜功时，还专门脱开稿子痛心疾首地点了旅部锅炉房的问题，最后还以半开玩笑的语气总结道，洗澡也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嘛！大家以一声哄笑，及时地转变了心情。
只有我没能转变心情。我想我绝对比郭副旅长本人还要痛苦。会议结束，我连从小板凳上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像一堆烂泥瘫在那。场长昂着头从我身边走过时，朝我屁股上踢了一脚说，瞧你这点出息，场里啥时候亏待过谁？我一下蹿起来，像炮弹出膛一般利索，仿佛被场长踢中的不是屁股而是火炮的击发开关，问，真的吗？场长已经走远，指导员说，把心放肚子里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该你的还是你的。我跟着他往场部办公室走。指导员说，你别进来了，我和场长还有事要商量。我的脚还是停不下来。指导员又说，你这人怎么不开窍呢？场长说了，搞野猪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受到了个别人的干扰破坏。我这才立住。场长一句话就把我心里的疙瘩解开了。郭副旅长既然已经成了“个别人”，“莅临指导”自然也就成了“干扰破坏”。我们不是“个别人”的帮凶，而是受害者。我如释重负，扭头就走，却被指导员叫住了：别高兴过头，每天蒙在被窝里慢慢高兴。
从连部出来后我特意回到俱乐部，“连队荣誉”栏里已经面目全非。郭副旅长莅临指导的照片一张也没剩下，当然包括那张郭副旅长背着手站在猪圈前，貌似正和我亲切交谈的“特写”。“亲切指导”一栏换成了“警钟长鸣”。好像郭副旅长从未来过农场一样。
我这才吃了定心丸一般，放心大胆地回到了山坡上，白天按场长的指示，坚持正确的方向搞野猪，晚上落实指导员的精神，蒙着被窝慢慢高兴，平均每天高兴一点点。这样一直高兴到年底，士官选取和老兵退伍按部就班地开展并完成。这期间，我既没有接到复员的通知，也没有听到转士官的消息。这很正常，说明我已经转上士官了。这是我们农场的惯例。因为离得远，除了老兵复员的命令能及时到达，士官选取的正式文件一般都要等到春节前夕，用为旅部送猪送菜的车捎回来。在此之前，获悉转士官的信息，一般看复员命令上的名单，上面没有的，便可确定已经转了士官。
送复员老兵的汽车喇叭声一响，就相当于正式宣布我转为士官了。我用被窝捂了半个多月的高兴一下在白天爆发出来。我向老士官借了一副肩章，铝合金的士官硬肩章，在山坡上给自己授了衔。为了把仪式搞得像个仪式，我按标准程序先用大喇叭播了一遍军歌，结果刚喂完跑出去的猪都跑了回来，在我身边聚成一堆，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我站在那里给自己换肩章。我也没让它们白跑，授完衔我没播阿里巴巴，而是把大半麻袋地瓜土豆扔在了猪群里。这是自搬到野外以来它们第一次享受到一天吃两顿的待遇。
晚上，我也不再用被窝捂着了，用场里统一给战士配发的除了接打电话什么功能也没有的手机，连夜给我爹打了电话，把转士官的喜讯告诉了他。
你……不会又是在骗我吧？隔了许久，我爹才说出第一句话，这之前听筒里响的全是粗重的喘气声，像拉风箱。我知道他心脏不好，年初刚查出来，不能受刺激，家里大事要事都得像敲边鼓一样慢慢敲给他听。但我还是脱口而出，骗你王八蛋。我爹骂道，兔崽子，你是王八蛋那我不成王八了？我又说，骗你断子绝孙。我爹又骂，狗日的，你断子绝孙还不等于我断子绝孙？我不敢再瞎起誓了，说，你就准备好鞭炮等着吧。我爹说，我丢不起那人。过了半分钟又说，再说我心脏不好，怕闹腾，你娘炒个豆子我都得堵住耳朵眼。
9
郭副旅长虽然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但还是有人替他回头看了。就在老兵走后第二天，后勤部的一位副部长过来了。副部长到了农场哪儿也没去看，只在场部会议室坐了半个时辰就屁股底下一冒烟走了。他走后场长指导员召集全体人员，包括职工和聘请的临时工开了个会，说部队整编，农场要移交给地方，现役人员回旅部等待再安置。与上次的警示教育相比，这个会的气氛十分沉闷，指导员像小学生读课文似的一页接一页地念文件，就差连标点符号都念出来了；场长在一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仿佛跟那包“钻石”有仇似的，抽得主席台上烟雾缭绕，从台下往上看，就像面前供了香火的两个菩萨。
第二天天刚亮，旅部派来的庞大工作组就占领了农场的角角落落。他们负责监督我们撤离岗位，清点和交接物资器材。野山坡上来了一个排的兵力，一个少尉排长命令我交出所有的猪，然后坐他们的卡车撤离。我说，这里的猪都是野猪，纯野生的，我收不回来，要收你们自己收去吧。
是吗？少尉排长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说，看来你的确跟传说中一样狡猾。他抛给我一个妩媚的奸笑，一弯腰走进暗堡，眼睛稍一扫视就定格在了地上的电唱机上。唱盘上的唱片是正面朝上，我竟然忘了把它翻过来！但来不及了，少尉已经优雅地弯下腰，伸出一根弯曲的食指，勾住唱针往匀速旋转的唱片上搭了上去。挂在山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刺啦”一声像炸了个荷包蛋，荷包蛋炸完是沉寂的片刻，然后就嗓音洪亮地唱起了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
守在暗堡外面的兵先是一愣，但马上就下意识地原地挺了挺军姿，等他们看到从各个方向蹿出的猪时，才反应过来，哄的一下笑散开来。
你太有才了，不愧是野猪王，神炮旅第一鸟兵。少尉表扬完我，朝他的手下一挥手，动手！
他们就动手了。但他们并不急着抓捕，而是往地上投食，大把大把地扔土豆和地瓜。我知道这是诱捕，想冲上去制止，胳膊被两只有力的大手及时抓住了。我被反剪着扔上车，跟在后面被扔上来的是我的铺盖和生活用品。我趴在车厢板上，看着他们鬼子扫荡一样逮捕我的猪。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制定过有针对性的方案并提前演练过，他们用土豆地瓜把猪聚在一堆，趁它们吃食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外围拉开一张大网，将猪包围，然后渐渐缩小包围圈，直到一只只被逼进笼子里，抬上车……
到了旅部，拉着全场人员和个人物品的几辆卡车在院子里没头苍蝇一样摇晃了一圈后，终于被一个戴钢盔穿军警靴的纠察用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挥着在灯光球场停下来。我们从车上跳下来时，发现球场的条石看台上站满了人，大多数是干部，也有老士官，像是在等着看比赛或者表演。他们用一种去菜市场挑菜的眼神打量着每一个从车上跳下来的兵。所有人都下车列队完毕后，场长指导员以及排长司务长就被干部科一个干事领着进了机关大楼。
干部们一走，一个端着文件夹、身材板正得像机器人一样的高个子中尉不知什么时候就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站在了我们面前，端着文件夹开始点名。点到的答“到”，出列，然后被看台上下来的人领走。
这情况有点像两年前刚下火车时在车站分兵。
每个人的去向都与原先预料的不相上下。老兵们被安排到后勤单位，新兵们全部补充到战斗连队，山西新兵到了炮连当炮手。指导员那天念的教育提纲上说，旅里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个人意愿重新分配工作岗位。如果真这样，我想我应该去个后勤单位或者战斗连队的炊事班。这样想的时候，球场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上尉合上夹子准备转身走的时候发现面前还有一个人，惊讶地问，你为什么还不走？我说没点到我。他更加惊讶地看了我一眼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报了姓名。中尉重新打开文件夹，哗地翻一页，眼睛从上快速扫到下，又哗地翻一页，再从上扫到下，翻完最后一页才重新抬起头，重新问道，你说你叫什么，哪年兵，什么地方人？
我重新回答了一遍。
邪门，你怎么还在这？他说，你已经退伍了。
我身体后仰了一下，抬头看见球场上空悬挂在钢丝上的两排大灯，像两排眼睛在嘲笑着我。我听见中尉急促的声音，别激动别激动，我这里应该没有问题，你再问问你们场长指导员。
我总算站稳了，但仍感到有一条腿直哆嗦。是口袋里的手机在振动。家里的电话，五姐打来的。她说，爹放鞭炮了。他见跟你一起当兵的都回来了，就你没回，就相信你转士官了，买了鞭炮要放，全家都劝他，不听。娘更直接，说老东西，别放出人命来了。也不听。大姐夫有钱，打电话叫了120的救护车，在院子外面等着。一小时就二百呢。你听这炮声，三千响，不比你部队的大炮声小吧。
我说你把手机拿远点，别让我听了。她说你咋？不高兴？
我说高兴，可我怕闹腾。她说爹有心脏病难道你也有心脏病？我说还不至于，我只是想静一静。她说这个时候你还想静，真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怪不得你会有这大出息。说部队真是锻炼人的地方。
一边的鞭炮声还在响，听起来绝不止三千响，至少有三万响。
她又说大姐哭了。你知道大姐为什么哭吗？她喝多了。你知道她从来不喝酒的，可今天一家伙就喝多了。为啥喝多？就因为你出息了。喝了酒，大姐跟老校长说，你看我当时多英明，把学让给他上，这不就在部队用上了？大姐没说完就哭开了。大姐一哭，二姐三姐四姐都跟着哭。
我说五姐你别哭。五姐说我没哭，我压根儿就没哭。我凭啥哭？你混得好是应该的，从小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享尽了荣华富贵，你比我们四个多吃了多少豆腐，就凭这些豆腐你也应该比我们强，你不混好你对得起那些豆腐吗，你对得起我为偷嘴挨的那些打吗……
我把电话挂了，我知道五姐也喝多了，她打小除了馋豆腐，还馋酒。
挂了电话，我就联系场长指导员，两个人的手机都关机了。我又像驴拉磨一样在旅部大院转圈，见人就打听他们的下落。绕了十几圈，问了十几次路，也没找到人。
直到晚上，我才等来场长的电话。他嗓音有些嘶哑，气息微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问他去哪了？他说，还能去哪？农场没了，你们当兵的接着当兵，当官的接着当官，只有我和指导员滚蛋，转业！主任找我俩谈话，绕来绕去绕了地球一圈就为了说出这两个字。本来谈完话要请我们吃饭的，我不去，说胃痛，扭头就去服务社抱了一堆酒回来喝，现在才醒。你们指导员那孙子更绝，走出主任办公室就直接去了火车站，回老家了。
我原地打了个颤，说场长你转业了？
嗯，打算自主择业，回去搞个农场。你找我干啥？
我就说我转士官的事。我以为他会骂机关瞎搞，没想到直接开导我说，依我看即使真没转成也没啥大不了。啥年代了，一个士官，至于吗？退伍转业的哪个不比咱混得好？像我一样，看开点，我从中校副团到光屁股走人不照样乐观向上吗？
我赞同他的观点，但还是把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了。说完隔了许久，就在我怀疑电话已经断了线的时候，他才问，真请过客了？
真请过了。
真放过鞭炮了？
真放过了。
场长听完唉一声叹口气说，你家跟我家一个毬样。听说当了十几年干部再回去种地，没一个人信。这话听得我一阵酸楚，想反过来安慰他几句，但场长却不给机会，继续安慰我说，要不先这样，你先回农场，把养猪这块承包下来，自己先干着，士官的事我再帮你问问。
我犹豫了一下，场长又说，据最新的可靠消息，农场马上要分片承包出去，旅里只象征性收点租子，这样的好事上哪找？想包的人多了去了。这么跟你说吧，方方面面有门路的人早就扛着糖衣炮弹包围了后勤部。现在的形势，只怕是旅长政委的亲爹都不见得有把握能搞定。但只要你想包，这事我现在就能给你办成。
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了农场，拿着场长借给我的两万块钱当押金，非常顺利地承包了养猪场，连同那些被抓回猪圈的猪。我和它们一起回到了野山坡上。场长又帮我联系了几家超市和肉联厂，让他们的经理厂长们来看我的野猪上树表演。他们不承认我养的是野猪，只能以柴猪的价格收购，而且要求不能改变驯养方式，他们随时来检查，都要能看到猪上树的表演。柴猪价格也不便宜，不到半年我就攒够了两万块钱，却再也联系不上场长。我曾经把猪扔在山上，单独回旅部找他两次，都被哨兵挡在了大门外。有人告诉我，他回老家了。我不能扔下满山头的猪去他老家找，只能回农场待在暗堡里继续等。这期间，既没人告诉我改转了士官，也没人通知我办理退伍手续。等不到正式的消息，我就不敢回家，一是怕露馅，二是这些猪离不开我。这段时间我只给家里寄钱。我跟我爹打电话说，我的岗位太重要，部队一分钟也离不开我。我爹说，部队这么信任你，你还想回家的事，真是没良心。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你就放心大胆在部队闯吧，能闯成啥样闯啥样……
听得我当场就哭了，发誓不管能不能等到消息今年过年都一定回家。结果刚到十月底就接到了旅军务科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在整理今年退伍退役士兵的档案时，发现了我的材料，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确定我已于去年十一月正式退出了现役，造成我未能接到通知及时办理退伍手续的原因，一是当时处于小散远直单位编制体制调整期间，农场干部提前撤离，导致人员交接出现漏洞；二是机关负责这项工作的参谋当时确定转业，工作交接出现漏洞，导致后续长期搁置；三是这起事件的核心人物、唯一知情者，我们农场原场长赵江河转业回乡后，与老部队失去了联系。为此，造成这起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已经受到了严肃处理。同时，为表达歉意、弥补过失，他们将派人专程到农场来为我现场办公，补办手续……
场长失去联系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忙问。
不清楚。对方很肯定地回答道，反正回去没多久手机什么的就全关了，有人说是回去办农场不太顺，不想让大家知道，正一个人咬牙扛着；也有的说是出家当了和尚，还有的说是去偏远山区当志愿者支教去了，也有的说，是因为你这件事没办好，觉得对不住你……
挂上电话，我在暗堡的顶上坐了许久，直到太阳从西边的玉米地落下去，月亮从东面的稻田里升上来。
10
两天后的早晨，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了暗堡前。从里面下来一个上尉参谋，他把我从暗堡里叫出来，让我在一堆表格上逐个签字、按手印。签完、按完，又从车上下来一个少尉排长和三个身材高大的战士。我一看，又是上次负责抓猪的那个少尉，三名战士都扎着外腰带，穿着皮靴，有两位胸前还挎着自动步枪，以为又要抓我的猪，就随手操起了棍子。参谋见状忙说，别误会，他们是专门为你举行军旗告别仪式的。我懵了，问，就为我一个人组织？
是的，就为你一个人组织。少尉排长笑笑说，谁让你是神炮旅第一鸟兵呢？
可这鸟地方啥都没有。我说。
谁说的。少尉排长指了指山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低头就钻进了暗堡。我知道他找电唱机去了。
没挎枪的那名战士已经从车里取出了军旗，扛在肩上。
上尉参谋扯着嗓门喊道：奏唱军歌——
整齐列队的三名战士——一名旗手、两名护旗手，以及重新换上军装的我都下意识地原地挺了挺军姿。
“刺啦”一声，挂在山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像炸了个荷包蛋，荷包蛋炸完是沉寂的片刻，然后就嗓音洪亮地响了起来。
向前向前向前——
第一句刚刚唱出，暗堡的四周便扬起了尘土，小规模沙尘暴一般向前迅疾推进，滚滚“黄尘”之下，上百头浑身乌黑的公猪、母猪、小猪崽嚎叫着从林子里、野地里、山梁上、沟壑间蹿出，浩浩荡荡，一路践踏着枯草败叶，向暗堡围聚过来，直到看见我才停下，一只只立在原地，等着我投喂食物。
我没有搭理它们，迎军旗仪式已经开始了。鲜艳的军旗在三名战士的护卫下，以每分钟一百二十二步的标准速度向我走来，快到我跟前的时候，战士们突然换成了正步，干枯的黄土地被皮靴砸得尘屑飞扬。
向军旗，敬礼——
上尉参谋及时下达了口令。
我已经快一年没有敬过军礼，但还是迅速地抬起了右手，抬到一半才慢下来，慢慢举到与眉同高，用中指的指尖够着太阳穴，轻轻地贴了上去。
这时候猪都安静下来了，它们有的趴卧在地上，有的依旧站着，一只只歪着粗壮的脖子，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这是我长期训练的结果——在没有得到食物之前，它们会安静地等待。太阳越过山冈照在山坡上，所有的猪都披上了金色的夺目的光芒，在蓝天白云之下，像一尊尊精美的雕塑。
我觉得时间静止了。我知道这是错觉。时间是不会静止的，眼前的一切，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就像场长、指导员，就像老李、羊献贫以及新兵班长一样，以各自的方式与我告别。当然，还有我爹。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想， 很快，很快我就会见到他了。（完）
（原刊《野草》2022年第5期，责任编辑：赵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