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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2年第5期|雷平阳:铁桥(节选)
来源:《江南》2022年第5期 | 雷平阳  2022年09月22日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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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中凭空架起的铁桥见证了一场神秘的会面,“我”倾听了一段封尘已久的故事:青春里摇滚与艺术燃起的热血仍历历在目,因一次酒后冲动造成的意外伤害,让他从边境逃到境外。三十年来他在异国山林中幸存,带着赎罪之心回到故乡,而真相却并不是他所预见的……诗人雷平阳用灵动的语言、跳跃的想象力来叙写故事,自成格调。富有冲击力的隐喻,为读者构造了诗一般的画面,既激烈又舒缓,既执着又悲悯。故事里既有人生无常又有世事沧桑。

 

铁 桥

□ 雷平阳

多数日子,我都在无精打采中度过。

电话中,一个想要与我“单独谈谈”的人,把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座铁桥,指定为我们见面的地方。并反复强调——不准报警,也不能带人同去,否则他将“又一次”选择逃亡。

那一天下午,我顿时来了精神。

准备与我单独谈谈,也准备继续逃亡。这说明只要我按照他说的去做,逃亡就可能终止——单独谈谈有着催生否决逃亡理由的可能性。这个人目前肯定还处于逃亡状态,但对逃亡起了疑心,不想再一意孤行。能让他止住逃亡的步伐,我有一种预感:我暗淡无光的生活中也许会发生一件大事,极有可能是一次诓骗或者绑架。但我还是决定按他指定的时间去一趟电话中所说的铁桥。

父亲是小火车站站长的阿根廷诗人罗伯托·胡亚罗斯写过一首名为《万物都始于别处》(董继平翻译)的作品:

万物都始于别处。

无关紧要的是某些事物

依然留在这里

甚至结束在这里

虚无从这里开始。

因此严格地说

这词语、这沉默、这桌子

花瓶、你的脚步从不在这里。

万物总是在别处:

它在那里开始。

上午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还苦笑了一下,这样的诗歌经验其实就是我的生活经验。当我迷上独处但又无法将书房改造成养老院或精神之旅的小火车站,或新观念顽强生成的孵化车间,我就开始感到“至关紧要”的万物不在“这里”而是全部汇集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一次次看着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篇《坛子轶事》发呆,我书橱顶上摆着的那个同样的坛子,却没有神力唤醒它——让散乱的荒野以它为中心,向它涌来,俯伏四周。而且,我还发现:当你选择了独处,你事实上就是为万物遗弃你提供了理由或说借口。中国古代的隐逸诗家在脱了城垒之困后,去到山中,总有妙法又从山水中脱困,人和诗篇都能自己站起身来成为绝境之上的宝塔。因为他们,他们屁股底下的石头长出了青苔,窗外松树底下酣睡的老虎心肠变软。而我不仅不能在独处中自起峰丘,还一身长出青苔,内心之虎也不能像心肠变善之前的松下之虎那样嘶啸、逐豹、撕马。

所以,摁断神秘电话后,我把“铁桥之邀”当成了脱困的一个机会,甚至觉得这件事里也许存在着拯救与被拯救的双向福利,眼前的幻景中——手握平衡杆行走在钢丝上的人,身前身后挺立着深渊中的两面绝壁。

以前有十二个人爬进过月亮: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小查尔斯·皮特·康拉德,艾伦·拉文·宾(比恩),艾伦·谢泼德,艾德加·迪恩·米切尔,大卫·兰多夫·斯科特,詹姆斯·本森·艾尔文,约翰·沃茨·杨,小查尔斯·莫斯·杜克,尤金·安德鲁·塞尔南和哈里森·哈甘·杰克·施密特。登月史是从1969年开始又在1972年终止的,其间,NASA搭乘阿波罗13号宇宙飞船前往月亮的两位匿名者未能爬进月亮,因为发射火箭上的一个储槽爆炸将他们弹出了飞船。爬进月亮的人中,小查尔斯·皮特·康拉德在月亮里跳了一次舞蹈;艾伦·谢泼德在月亮中打飞了两个高尔夫球;艾德加·迪恩·米切尔自称在月亮内遇到了外星人;詹姆斯·本森·艾尔文说在月亮里他“感受到了上帝的力量”,回地球后很快就辞职,组织了一个宗教组织——宣称:“耶稣在地球上行走比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更重要”——终身祈盼耶稣的归来。第四个爬进月球的艾伦·拉文·宾从月亮里带回了不少尘土,掺入油画颜料,去世之前一直在创作有关月亮的油画,灰色的月亮在其作品中有了不同的色彩。他曾说过:“自从登月之后,我再也没有抱怨过天气,也没有抱怨过堵车……我回家就去商场,看着人来人往,心里想:天啊,能生活在这里太幸运了。”

赴约的前夜,翻阅以前收集的登月史资料,心里回旋着“从月亮归来,从月亮归来……”这句古怪之语,一点儿睡意也没有。找了个铁盆,来到阳台上,把一撂登月史资料扔进去、点燃,火焰将一盆盆栽金竹的叶片烤卷了不少。抬头望见了月亮,它清凉的白光并无什么异常,不像是人造巨人眼眶内散发出来的电光。它们把能照白的地方尽量照白,照不到的地方也就任其静静地存在于黑暗中——任何光都有其局限性和大面积的盲区,比如我们称作“内部”和“下面”的场所就很少有公共之光抵达,人的心脏也正是因此而永存于黑暗。几只野猫出现在小区林荫间的路上,夜深人静,有着足够的安全感,它们边叫边大摇大摆地走着,在它们此刻的神态中我能看出老虎的样子,但又不忍心把它们与老虎相提并论:即便它们心藏老虎,可它们对人根本形成不了丝毫威胁,反而被人当宠物豢养并随时抛弃。它们快行进到我家阳台下的路段时,我看见黑的、白的、灰的猫体上都有着月光的粉尘——应该与艾伦·拉文·宾掺入颜料画画的那种尘土差不多。但当楼上一对年轻夫妇半夜刺耳的叫骂声响起来,它们马上化整为零,分头疾窜,从月光中逃掉,不知所往。而我也遽然觉得这么多人爬进去过的月亮已经不是旧时代的月亮,远不如旧时代的月亮那么清迈、圣洁——月亮不再是避难所,寓言中的白玉盘上镶嵌着十二张真实的人脸。

对河流上的铁桥我没什么兴趣,在流水与风的槽道之顶横卧那么一个人工的钢铁巨兽,所谓彼岸其实就变成了巨兽脊梁上的荒诞现实,所以我一直怀念需要摆渡和有摆渡人的时代。但在荒野草丛中凭空架起的这么一座铁桥令我着迷:我想象不出投资人和设计者的真实用意,可我还是觉得当铁桥存在于不该有桥的地点,它可能会是一则预言中提前备下的某种通道。铁桥的两个端头,立着两棵破破烂烂的巨型桉树,而且认真一看,这两棵巨桉在移植到此之前显然早就枯死,那些钢索勒出的痕口和刀斧剁出的枝条断头上,木屑和肌理全是腐烂的,没有一点儿生机。在桉树底下,还分别堆放了两副完整的马骨架,就像是四匹马在奔跑中抖掉了身上所有的皮毛和肉,到此就突然停了下来。见此场景,我倒吸一口凉气,却又觉得这也许是建造者有意布置下来的两个物化向度:第一,死树、马骨和铁桥单纯就是一个类似于装置艺术中的美学综合体;第二,如果真的存在一则神秘的预言,等到预言变实的那一天,枯树和马骨必然会复活,因为荒野中隐藏着唤醒它们的咒语。但不管怎么诠释,缺少黏着性和革命标的的这几种物件出现在这儿,虽然无伤大体却实在显得奇崛,带着不切实际的沉缅和忧伤,虚构产生的力量既莽撞又虚无。

约我的人没有按时现身。靠着铁桥栏杆抽烟,吹着草尖上涌过来的风,望着遍布着一个个土丘的荒野,我不禁想到了年轻时代写过的一个虚构故事——几个死去已久的雕塑家化成幽灵重新回到人世,前往某个歌戏院寻找世上最美的女郎作为他们最后一次雕塑女神的模特。而这个歌戏院最美的那个女演员,又一心想与雕刻过女神但已经死掉的雕塑家结为夫妻,在雕塑家们的幽灵抵达歌戏院之前,穿着婚纱去到了墓地——他们奇迹般地没有在同一条路上相遇——每一块石碑上的名字都令她心醉,艰难的选择最终让她在墓园中孤独地度过了一生。同样,为了等待最美的女郎归来,几个雕塑家的幽灵在歌戏院的剧场里观看了几十年的各种歌剧,失望地返回墓园时才看见世上最靠近女神之美的人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于是,他们发誓要为人世雕刻更多的女神,而且都按那白骨的形状和尺寸进行雕塑,结果所有的作品,每一件都是至美无比的骨头而非女神。

“您好!”声音是从铁桥下传上来的。我以为是自己的灵魂被吓掉到桥下又反过来向自己问好,但我还是回应了一声:“你好!”接着桥下响起了吉他弹奏的乐曲,我以前模仿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荡》所作的一首歌词,由嘶哑的嗓音平稳地唱出:“……我要从月亮上搬运多少石头,才能在人世修筑宫殿,而这宫殿里早已不需要皇帝……我要在大海上掀起多大的风暴,江水才能重返雪山源头,而混入了血液的江水不能结成冰……”一边梦想,一边哭泣,一边提问,写这歌词的时代是个三角形的时代,不会再重现了。乐曲与歌声停止,铁桥下伸出一只举着红棉牌木吉他的手,哐啷一声把吉他放在桥面,手顺势握住桥沿,又伸出的一只手也握住桥沿。它们的皮肤一紧,青筋毕露,一个头发花白、脸色黝黑的中年男人腰部已经抵在桥沿上,身体再往上一提,整个人就搁在了铁桥上面。

他并不善于用声音和词语讲述,像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接受审判的艾希曼一样,“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而且,“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作者注:艾希曼因此而成为屠杀580万犹太人最大的‘纳粹刽子手’,整个欧洲的犹太人被运送、收容,最终被集体屠杀,他的工作是负责监督有效的屠杀机制),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我面前的这个人也是如此,艾希曼杀人是因为接受指令、谋求升迁,而他并非杀人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只是因为恐惧和保命而不遗余力地逃亡,从来也不思考逃亡意味着什么。令人惊诧无比的是,他同样和艾希曼一样“中等身材,体型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脖子干瘦”。整个讲述过程中,也一直朝荒野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我,凌乱的风不时将其灰白的头发吹到半秃的脑门上又吹开,他从不用手去掠拨。话音干涩,词语不连贯,吞吞吐吐,仿佛不太明白某些词语准确的语义并在尽力地寻找,偶尔还会用孟高棉语系中某个支系的语词来替代汉语中的某个词。

1992年6月的一天,大学毕业前夕的狂欢:他与几个写诗和玩摇滚的同学,头上扎块红布,穿过黄昏一个个无比喧闹的街区,一遍遍地唱着《一块红布》和《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步行前往拓东体育场参加崔健的昆明演唱会。世界是他们的,世界又不是他们的,世界就在眼前,世界又在“远方”,他们得对着世界撕心裂肺地提问,无所顾忌地用拳头锤打、用脚使劲地猛踢世界的高墙。他们发疯,大喊大叫,身体里的魔鬼和天使平衡不了他们狂躁的心脏,无论是在街头或在体育场战栗着跳跃的人群中间,对着陌生的女孩,他们也会弓着腰,血红的目光死死盯着对方,面孔变形,跺着脚,捏着拳头,气势汹汹地吼叫:“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意外的是,他们已经走到了护国广场,拓东体育场已经近在眼前,他们正对着流过那儿的盘龙江高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身边走过几个满身油彩的青年,说栗宪庭正在云南艺术学院旁边麻园村里一个行为艺术家的家中喝酒聊天。看了看腕上的电子表,距离崔健演唱会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哦,栗宪庭,他的又一个偶像,他立马掏出身上所有的纸币,不够,又从同学那儿借了几十块钱,打车直奔麻园,买了两瓶二锅头提着,去敲行为艺术家的门。朱发东、何云昌、唐家正、李志旺和苍松等一大堆人正围着栗宪庭高谈阔论。他没说什么,把一瓶酒咚的一声顿在栗宪庭面前的桌沿上,自己扭开一瓶,说声敬了,仰起脖子咕咕咕开喝,一口就是大半瓶。转身欲走,问唐家正:“你的自行车呢?”唐家正正在讲述“打捞盘龙江垃圾”的项目计划,有红色胎记的脸常常因为激动而红得像一块红布。

骑着唐家正那辆“只有铃铛不响其他部件全部在响”的自行车,他出了麻园,朝着拓东体育场一路飞奔。骑到博物馆前两条路交叉口,猛然看见红灯,他一捏刹车,发现自行车根本没有刹车,就用皮鞋死劲地去阻止飞转的车轮,自行车一个侧滑,他左肩着地,和自行车一起滑出了几丈远,一辆北京吉普急刹之声无比刺耳,刚好停在他还贴在街面的脑袋旁边,司机和坐车的人都伸出头来,气急败坏地对着他大骂。他没解释,扶起自行车,跨上车,接着飞奔,到达拓东体育场,停车棚里把车停了,找到入场口急得同样气急败坏对着他大骂的同学,在崔健开唱前五分钟找到了他们的座席。一个对绘画一窍不通的同学还在骂:“什么狗屁栗宪庭,他是你爹吗?”他装聋作哑,心想难道崔健也是你爹?他们像几个没爹的孤儿——整个体育场又是尖叫又是挥舞着各种物件蹦蹦乱跳的人那时候都像是没爹没妈的孤儿——正等着崔健劈头盖脸地对着自己咆哮。而且大家也清楚,崔建也是个舞台上的孤儿,除了手上能抓住一把吉他、一个小号和一个麦克风,他什么也抓不住,他向着大家咆哮,大家也像一群铁打的鹦鹉,学着他的声音和样子,发出金属撞击之声,集体性地向他排山倒海地咆哮。大家不明白的,他也不明白,他不明白的,大家也不明白。他撒野,大家也满地打滚;他在质问在试图说出自己的名分,大家癫狂地跟着;他解构、诠释、愤怒,听懂的没听懂的甚至连歌词也听不清的人们,全拼了命似的跟着声音大汗淋漓地上蹿下跳——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那时候就得有个人把歌唱成这个样子;就得有个人把尖锐的词语塞满口腔含糊不清地朝着你脸上吐唾沫;就得有个人像怒目金刚似的站在你摸黑回家的小巷中吓你一跳,让你转身朝着世界跑去;就得有一个声音替你喊魂,用手粗鲁地抓住你的头发,把你从深渊中提上来,扔在地上。

演唱会结束后,他和同学们坐在看台上,等所有的人散去后再走,绝望而虚脱。表面上大家都跟着崔健在电闪雷鸣中登上了浮图之顶,得救了,可声音一停,世界鸦雀无声,万物即使隐身于暗中但也显露出它们并不向谁妥协的棱角,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刚刚无非是怀抱着一棵仙人掌跟着声音向前冲刺,终点到了,手心里全是自己的血——犹如飓风掠过,满地全是折断和吹歪的植物,瓦砾和衣衫。所以,作为被吹歪的“植物”,他和几位同学出了体育场,又来到了烧烤摊旁东倒西歪地坐下,等着酒精把自己扶正。特朗斯特罗姆把飓风称为“天震”,是一群透明的巨人运动员在有岩浆的平原上奔跑,人在其中,犹如“一只拖着货船的蝴蝶”。此时,他去了一趟厕所,才发现自己的左臂已经无力帮助右手把脱下的裤子拉回腰部,来时路上重重的一跌,也许伤到了肩胛内的某一块骨头。之前在栗宪庭面前牛叉哄哄地喝下的那大半瓶酒也开始发力,头脑发蒙,双脚也有点发飘,但他还是又回到同学们中间,一人两瓶“小二”,吆三喝五地喝了起来。一瓶没完,就有人开始扯着嗓子唱起刚才的歌,被飓风吹歪的植物拉直了茎秆,大伙也就跟着唱,结果惹怒了另一桌的几个年轻男女,甚至有个男子冲到他们桌边,指着声音最大的他一阵乱骂,谁也没有想到,他突然抓起一只木凳,站起身来,重重地就将木凳砸在了那个人的头上,那人脑袋开了花,眼睛也有血泡冒了出来。

东风东路人行道上的两排高大的银桦,几年后被全部砍尽,唐家正提着红油漆去把一个个树桩涂成血红,受到人们的干涉、阻止,可在当时它们像这条喧闹之街通向天空的一条条笔直小径。庄严、肃穆、伟大,仿佛随时会有天空里的人从上面走下来,向人们传递消息。

诗人陈衍强高高举起一瓶啤酒,哗啦啦倒在头上,在深夜北京路与东风东路的十字交叉点,空酒瓶当麦克风,左手捂着心脏,时而猛烈下蹲,时而猛烈站起,双脚狠狠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落在街面,忘我地唱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声音犹如红彤彤飞溅的铁水。街上无人无车,旁边的邮电大楼、工人文化宫、震庄宾馆和检阅台,在昏暗的街灯照耀下,像几座飘荡的山丘。我斜靠在邮电大楼边的银桦树上,抽着烟,像是在看一个疯狂道士在这个城市的心脏上做法事。

也就是说,那一场演唱会我们也去了现场,同样意犹未尽,类似于猫鬼附体的人在身体上寻找脱身的咒语,而高声吼出的咒语又总是让猫鬼更猖獗,反复将我们的灵魂啮噬出一个个破洞。可在这个逃亡者的心目中,我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苍老、矍铄、出尘,眩惑困顿的样子夹杂着神经质的敏感和戏剧化的孤傲,他觉得我不是天生的梦想家,而是一个屡遭痛击的某种世界观的布道者或布道者丧失了信心的门徒。特别是当我背诵箴言一样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应该止步于死亡,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事情与你有关!”说话的时候,我还用手指指了指枯树和马骨。他仓皇地望了我一眼,又伸直脖子望着荒野,冷得像一条盘为肉塔的大蟒,话题出现了转向虚构的风险,有几分钟时间他数次喉结滚动,咽唾沫或吐纳,一句话不说,但他终于还是平静下来,恢复了之前的语调,只是话语中出现了更多的孟高棉语系中的词语。

 

……

(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五期)

雷平阳,著名诗人。云南昭通人,现居昆明。出版诗歌、散文作品集四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