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摘 要

范小青始终感受着时代的脉动，敏锐地抓住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思考、书写这些问题是她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以呈现变化的时代镜像、建构起不变的叙事伦理。她从日常生活的细部，挖掘现代社会的症候，在“大”与“小”的对撞中，用文学的语言书写了我们时代的“主体解释学”。同时，她从中国古典历史小说、传奇乃至志怪中汲取滋养，将古典风格与现代气韵对接。所有这些建构了范小青文学叙事的“辩证法”。

● 关键词

范小青；叙事伦理；古典与现代；日常生活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范小青无疑是一位非常勤勉而高产的作家。从1980年发表处女作《夜归》伊始，写作似乎已经内化为她的生命基因。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作问世，从未有过停顿。迄今为止，她已经发表20多部长篇小说，400余部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随笔，数量之浩瀚，堪称著作等身。作为一位出生于1950年代的女作家，能够如此笔耕不辍，的确令人惊叹。但是，惊叹之余，或许我们应该思考，在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写作密码？这种高密度的写作与作家生活的时代又有怎样的精神联系？或者说，范小青40多年的文学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学经验？我们是否能够从中审视中国当代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与流变？我想，只有对这些问题做深入探讨，才能够真正理解一个作家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才能管窥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风貌。

一

在范小青研究中，“变”是一个出现频度很高的关键词。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范小青的创作历程，便能够看到她创作流变的清晰轨迹。1980年代的初中期，受到时代的影响，范小青主要创作知青小说和以大学生生活为主的青春小说。“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她的小说陡然一变，向‘外’转化：她立足于苏州小桥小巷，在一种地域文化的辐射圈内，寻求小巷生活与社会及整个民族文化共振的频率和不和谐变音，探索生活指向和时代精神。这种‘外化’，实则是她摆脱外在技巧而走向塑造人的更阔大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透视和历史现实观照。”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本讲述裤裆巷三号几户人家普通到再不能普通的日常生活。没有“亮点”人物，如同一幅《清明上河图》，一个个人物依次排开，共同勾勒出裤裆巷的人情世态，即使褶皱里都散发着浓郁的苏州文化气息，呈现出地域文化小说的韵味，开创了“苏味小说”的新局面。《裤裆巷风流记》的成功并没有停滞范小青“变”的脚步。1990年代中期，她实施了“中年变法”，开始接触比较重大的题材，《百日阳光》《城市民谣》《女同志》《城市表情》《城市片段》等一系列城市题材、“干部”题材的长篇小说引起了学界普遍的关注。尽管这些作品仍是苏州文化背景，“但是人物、题材，都有变化，记录乡镇历史变迁，故事情节强了，人物个性鲜明了”。这些小说已经不再是散点透视的风俗画，而是深深聚焦到人物内心，向我们展现社会变革与人物命运之间的镜像关系，以及改革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在城市系列之后，范小青依然延续着“变”的节奏，每一部新作都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南帆在读了《赤脚医生万泉和》之后，惊异于其风格的变化之大，“犹如激烈运动之后的调节呼吸”。的确，《赤脚医生万泉和》中的乡土题材、异质性人物塑造、现实主义题材与现代主义手法的“合璧”，都是对此前创作的颠覆性变革。其后的《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灭籍记》等，基本延续了这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底色上的荒诞叙事，但每部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又有所不同，特别是2021年出版的《战争合唱团》更是脱离了现实的羁绊，呈现出寓言小说的意味。

范小青创作之“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诚然，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会不断自我挑战，渴望破茧化蝶，但“变”仅仅是因为“影响的焦虑”吗？我想，并非如此。我们摸索一位作家创作变化的轨迹，更多的是应该探究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变化背后潜藏着作家怎样的叙事伦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一位作家，读懂他（她）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他（她）写作的意义。

实际上，在范小青“变”的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不变”支点，那就是书写一个时代的强烈使命感。从范小青开始文学创作的1980年至今，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现代化的进程，面对扑面而来的世界，人们在应接不暇中，既兴奋又惶恐。变化与接受的错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古城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城乡矛盾、体制改革以及社会风气、日常生活变化导致的世情人心变化，都在重构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范小青就像是一位时代的“书记员”，忠实地记录着时代变迁的表情。她说：“我只注重生活给我的感受，甚至可以说，生活要我变化，我不得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构建了范小青的叙事策略，时代之变是文学创作之“变”的根源所在，而“不变”的是她用文学与我们当下生活建立的联系。

从早期的《裤裆巷风流记》来看，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聚焦到文化上，认为《裤裆巷风流记》将苏州人的日常生活细部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勾勒出小桥流水般古典而浪漫的苏州风情。这种理解的确能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阐释范小青的“苏味小说”。然而，我认为，在另一方面，《裤裆巷风流记》也奠定了范小青小说创作“不变”的基调，即对当下社会改革中热点问题的关注。《裤裆巷风流记》通过裤裆巷里几户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折射出的老城改造问题，这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建设面临的重大难题。《裤裆巷风流记》中推动叙事的主线就是裤裆巷的拆迁。裤裆巷三号原本是“气派得不得了”的状元府，而今即便是状元府鸳鸯厅这一角落，也挤进了三户人家和两户租户，让昔日豪阔的状元府沦为逼仄肮脏的平民窟。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过度拥挤的空间不仅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还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甚至引发犯罪。所以，“螺蛳壳”一样的生存空间，也就成为裤裆巷居民烦恼的源头。张师母为儿子的婚房绞尽脑汁；三子因为没有房子，与谈了多年的女朋友一直不能结婚；裤裆巷三号的住户“吵来吵去，争来争去，哭的哭，气的气，为来为去，为点房子，为几个钞票”。显然，只有裤裆巷拆迁，才能让这些城市贫民融入现代生活。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住户都祈盼搬迁，像裤裆巷三号的房主吴老太太一家就极力反对。吴老太太的孙子吴克柔一再“上书”，希望政府保护古建筑。可见，不同的群体都想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改革必然遭遇的难题。就像文本中王珊所说的，“那自然，他们要拆旧房子，搬新房子，也是对的，你们要保旧房子也不错，各人有各人的拳经……”最终，裤裆巷因为三号院的状元旧居没有拆迁，“张师母他们终究没有遂心愿，搬新楼房”。然而，鸳鸯厅毕竟太老旧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吴家的房子“倒塌了一只角，断了一根横梁桁条砖瓦砸了一房间，这是吴老太太的房间，断梁对准老太太的床”。吴老太太死了。吴老太太的死无疑是一个象征，那就是“破旧立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破”与“立”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辩证关系呢？应该如何去“破”，如何去“立”呢？在文本的最后，针对地建委列出的长长的关于裤裆巷未来10多年的规划建设清单，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笑的问题，两千五百年而不变，可喜乎？可悲乎？这个问题很幼稚。没有人回答他”。沉默的失语似乎在言说一种无奈的挽留。

《裤裆巷风流记》创作于改革浪潮初期的1987年，此时，现代性进程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人们的预期，心理延迟导致的困惑让人们对旧事物保留了些许眷恋之情，这也是范小青早期城市书写中的基调，比如《城市片段》中对豆粉园、绢扇厂、鹰扬巷以及苏州茶馆等古文化遗产的抒情叙写以及典故追述，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无不流露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惋。但时代的脚步不可能因为眷恋而停滞，所以，在之后的苏州城市书写中，范小青注入了更多理性的思考：像苏州这样的文化古城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如何辩证处理“破”与“立”的关系。其中，《城市表情》便是一部直接切入城市建设的长篇，对古城建设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做了高倍聚焦。如果说《裤裆巷风流记》为古城的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是宏观的理想预案，那么，《城市表情》书写的则是这些预案实施中的艰辛历程。文本围绕古城南州市的改造和建设，成功塑造了秦重天这一改革者形象。秦重天是南州市常务副市长、锦绣路工程的总指挥。他建设锦绣路，搬迁豆粉园，打造文化园林，炸掉违章建筑，严守“城市天际线”，新建博物馆，改造老字号……然而，所有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造和建设，都面临着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艰辛。起初，他的想法比较简单，仅仅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加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但他逐渐意识到，城市的改造不仅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同时，也要时刻关注城市的“表情”，每一座古老建筑都凝聚着城市的记忆，营造着城市的精神空间，这些建筑一旦遭到破坏就是毁坏城市的历史气息，让古城沦为一个失去灵魂的物质实体。所以，如何平衡现代化与保护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是古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每一座古城的文化基因早已渗透在一代又一代古城人的身体里，转化为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与这座城市中的古老建筑发生着“互文性”的对话，构建起一座城市的精神谱系。古城改造的最大难题，不是着眼于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现代化城市规划，而是如何让文化基因在古城人的精神脉络中延续。正像文本中南州老人吴一拂所指出的：别让城市失去记忆。我想，范小青正是借吴一拂之口说出了自己对老城建设的理念——以人为本。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在焊接历史，只有将满足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人的需求并非仅仅是物质的，还有很多精神的需求，这种需求就包含着他们对城市文化影像的依恋，诸如裤裆巷、锦绣路、鹰扬巷、豆粉园……如何将这些文化地标融入到现代都市中，这是一个时代难题，也是范小青在她城市书写中不断摸索，寻求答案的叙事动力。

实际上，范小青始终感受着时代的脉动，敏锐地抓住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思考、书写这些问题是她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在生活中是会考虑到其它的方方面面，更加强调一种需要去践履的责任意识。”城乡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村医疗问题、民间信仰问题、土地问题，还有消费主义时代工具理性导致的人性异化问题，传统割裂问题……“范小青确确实实是带着她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去‘介入’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她创造出带有鲜明的现代特色的‘问题小说’。”聚焦于最受关注的时代问题正是范小青不变的叙事策略，而纷繁变化的社会生活自然引发范小青在创作题材、手法上的一系列变化，由此构建了一种文学叙事的“辩证法”。我认为，在当代作家中，不乏能够深度剖析现实的作家，但是，像范小青这样不间断地去观察、发现、思考的作家并不是很多，她“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

二

范小青对社会变革“痛点”的书写，记录了时代发展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让她的小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她的文本所呈现的并非是一种空洞的宏大叙事，而是把时代问题融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讲述时代变革对普通人的影响。她说：“从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我的目光一直聚焦现实、关注底层。因为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与其说是我主动观察他们、走近他们，深入他们的世界，不如用另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生活扑面而来，你想躲也躲不开’。” 走入寻常百姓家，书写时代“痛点”在个体生命中的印记，让范小青的创作有了触手可及的体感。

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发展，日常生活叙事已成为文学叙事中的“显学”。从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到都市的欲望化叙事，以及城乡空间的互望，底层民众的苦难叙事等，都从不同层面推进和丰富了日常生活叙事。就范小青而言，她的日常生活叙事有着清晰的辨识度。一方面，她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中折射出时代的痛点，日常生活叙事呈现的是宏大叙事的主题；另一方面，她将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异化特征以荒诞的手法呈现出来。正像列斐伏尔所指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异化，消费主义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因此，应该从日常生活批判出发去寻找生活的本质形式。基于此，范小青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一个创作母题就是“寻找”。从寻找“物”，到寻找“人”，再到寻找“身份”，由此在寻常的日程生活中搭建起了一个关于寻找人“本体”的形而上的世界。

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讲述了由一本账本引发的错位寻找。文本开篇呈现了城市人逼仄挤压的日常生存空间。“自清喜欢买书。买书是好事情，可是到后来就渐渐地有了许多不便之处，主要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本来书是人买来的，人是书的主人，结果书太多了，事情就反过来了，书挤占了人的空间，人在书的缝隙中艰难栖息，人成了书的奴隶。”书原本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浓缩载体，却意外挤压了人的物质生存空间，这显然蕴藉着某种反讽的意味。于是，为了寻回生存空间，文本衍生出弃书、遗失账本、寻找账本等一系列戏剧性情节，言说着城里人的精神空虚。本来，一个日常记账本的丢失，不应该影响生活。但自清“心里却一阵一阵地空荡起来，就觉得心脏那里少了一块什么，像得了心脏病的感觉，整天心慌慌意乱乱。……自清坐不住了，他要找回那本丢失的账本，把心里的缺口填上”。自清的病态象征着现代性营造的精神黑洞，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成为串联起人生命记忆的唯一链条，由此，人失去了精神的主体性。最终，不是人在生活，而是生活规约了人的生命。而乡下人王才一家呢，一本小小的账本竟意外勾起他们无穷的欲望。账本中的“香薰精油”，这个远远超出他们日常认知的东西，彻底改变了他们“要通过王小才的念书，改变命运”的理念，他们倾其所有，举家进城去寻找能够看到香薰精油的生活。一个从城市到乡村，一个从乡村到城市，反向寻找的结果尽管失之交臂，却最终让他们成为邻居，共同湮没在充满欲望的茫茫的人海中。

在这类寻找母题中，范小青写出了一种类似怪圈的循环。寻找的结果是迷失自我，而迷失自我更刺激了寻找。那么，到底是什么驱使人们如西西弗斯般不停寻找呢？我认为，那就是对身份认同的渴求。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曾指出，“自我的根本中心是人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来自两个方面：自我识别和群体识别，也就是说，身份既是个体概念，也是群体概念。因此，真正获得身份认同包含着身份内在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统一。然而，现代性引发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想的僭越，工具理性在加速现代社会建构的同时，也导致人在各个层面的异化。人只有不断迎合飞速发展的时代，才能够获得自我在社会中的认同，获得自我的社会身份。身份的社会性不断膨胀，挤压着身份的个体性，从而导致人对身份的渴求并非是以个人主体性的完善为目的，而是以生存机制为轴心的主体性蜕变，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由此，身份对人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异，成为导致人性异化的一个重要元凶。

长篇小说《灭籍记》讲述的就是身份问题。一家三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主人公吴正好寻找祖宅房契，是在确认自己作为郑氏后代的身份；郑见桃因档案遗失，寻找可以“借籍而生”的他人身份；郑见桥、叶兰香夫妇则靠虚构的身份获得了革命干部的身份。文本的荒诞之处在于，最终确立每个人身份的竟是“纸”。“虽然我们知道一张纸不等于一个人，也不等于一座房，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纸，你试试。你是谁，你不是谁，你有房，你没有房，没人能说了算，就是一张纸说了算。总之，一张纸就是有这样的力量。”“纸”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它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户籍、房契、档案、介绍信、契约……，于是，“纸”上之“籍”的符号性意义远胜于其现实意指，强大的实证性价值令符号本身无限膨胀，最终僭越主体，成为禁锢人自由的无形枷锁。人→身份→籍→纸，这个从主体到客体的“正名”链条，被彻底颠倒过来，“人”被“纸”全然遮蔽，这是现代性导致的荒诞。实际上，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颠倒，从本质上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身份政治的困境。人们对身份的诉求，就在于实现身份内在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意义。然而，随着后物质、后现代、后工业时代的价值体系导致身份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隙，《灭籍记》中“纸”上之“籍”引发的荒诞，正是对两者之间裂隙的呈现。虚构的郑永梅活在一张户籍上，却拥有了应有的一切社会身份；而真实存在的郑见桃却不得不顶替叶兰香的身份，才得以安享晚年。正像郑见桃所说：“我没有身份，我不是我，当然，‘我不是我’这个难题纠缠了我大半辈子，我大半辈子就在和‘我不是我’做斗争，让一个 ‘我不是我’的我，正常活下去。”一个一辈子都在寻找身份的人，却始终无法做回自我。当身份的社会性彻底遮蔽了个人性的时候，就会产生虚无、孤独、没有确定性的生存困惑，这也是所谓“现代病”的症结所在。实际上，在后现代语境中，身份认同成为了一个引发人们普遍焦虑的大概念。范小青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细部里挖掘社会症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用文学的语言书写了当下的“主体解释学”。

三

从艺术上看，范小青的创作同样表现出文学叙事的“辩证法”，那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张学昕认为，范小青的小说叙事“与中国小说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范小青的早期创作中尤为突出。《裤裆巷风流记》开篇便表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引子”中介绍了苏州城的历史，从远古时期茫茫大海中涌出的海涌山，到公元前11世纪的“吴子城”“阖闾城”，以高速大跨度的时空形态，携带着苏州城的文化密码，为小说奠定了强有力的“起调”，让我们在“前人田地后人收”的历史厚重感中，感受苏州文化的坚韧和强大生命力。接下来，范小青从排山倒海的宇宙长河中抽出，一下子将目光聚焦到苏州城中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小巷——裤裆巷，拉开裤裆巷中几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全景。这种以巨大时间跨度的超叙事层开篇，是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叙事模式，杨义称之为“叙事元始”。“鉴于中国叙事文学对开篇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以及开篇在整体性时间观念和超越的时空视野中的丰富的文化隐义，有必要给它起一个独特的名称：叙事元始。所谓‘元始’，意味着它不仅是带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叙事时间的开始，而且是时间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所带来的文化意蕴的本原。”可以说，叙事元始是中国古代小说非常常见的开篇模式。比如，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开篇。

不到100字的文字概述了700年的历史，叙事速度的高倍跳跃，融合了虚与实、疏与密、天道与人事，生发出浓厚的文化内涵。《裤裆巷风流记》也是如此。开篇的叙事元始在巨大的时间跨度中，让我们感受到悠久的古城文化即将遭遇现代性冲击的苍凉感，体现出中国古代叙事特有的以时间整体观为精神起点，以历史盛衰的超叙事层引领文本叙事，寄寓着包举大端的历史哲学。

范小青小说的古典性还表现在她对中国古代传奇叙事的承继。可以说，“传奇性”是范小青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这种“传奇性”在于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谲诡奇幻。《城乡简史》中王才一家因一本账本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桂香街》中林又红被居民们固执地误作蒋主任；《灭籍记》中三代人的离奇经历；《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中一张名片引发的追忆；《短信飞吧》中由短信导致的同事纠纷；《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中手机病毒对老龚生活的影响，等等，每一个故事讲述的都是极其偶然的离奇事件，但范小青正是在这些罕见之奇中深入反思和批判现实。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诡谲幻怪非常理测者固多也。”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是从日常生活、平凡故事中挖掘其中的传奇性，达到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审美效应。显然，范小青的叙事策略，同样是通过“耳目前怪怪奇奇”搭建通往当代生活深层的通道，以文学陌生化的审美效应解读生命逻辑。

然而，范小青这种“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叙事策略，又与中国古代传奇有着本质的不同，她在奇幻之中以反讽的形式最终营造出一种荒诞的效应。“范小青小说从整体上说是现实主义的，但她酷爱荒诞的风格，荒诞是她写作的重要宝典。”提到荒诞，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西方的舶来品。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文精神的回归，荒诞便出现在西方的作品中。尤其是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人们意识到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的理性、正义、自由、博爱等传统价值观念背后隐藏着杀戮、罪恶、侵略、伪善，由此产生出怀疑生命价值的痛苦和虚无。卡缪、尼采、克尔凯郭尔、萨特都表达过对人的无意义和理性方法的不适用之感。存在主义哲学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荒诞在文学中成为越来越醒目的主题，从而也波及到中国。尤其是1980年代初，宗璞、王蒙、刘索拉、残雪、陈村等人的创作都具有荒诞色彩，对固有价值体系的消解，以感官体验对理性的冲击，都是对人本体性意义的思考。这些创作无疑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图解。尽管随后的余华、莫言、阎连科等作家的荒诞叙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但他们往往是在对现实夸张、变形中展开批判，追求的是对人性的终极思考。对照来看，范小青的荒诞叙事有着鲜明的独特性。一方面，她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荒诞，立足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另一方面，这种终极追问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上，是对社会问题揭示，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褶皱里去挖掘导致人性异化的原因所在。所以，范小青的荒诞叙事不是消解意义，相反，她努力在日常生活的反常中诊断社会病症。

《南来北往谁是客》就讲述了一位房屋中介关于寻找的荒诞经历。作为一名小中介，与房客和房东“天天扯皮。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这种日子很无聊，我总是幻想着有什么奇遇，让生活有点刺激，让好运降临”。然而，好运没有降临，倒是遭遇了梦境般的奇遇。一位租客没有如期缴纳房租，人不知去向，于是，“我”开始了漫长曲折的寻找。“我”先是通过微博，“跪求诸位大神伸出援助之手”，结果租客没有找到，“我”却被“人肉出来”，陷入了对黑中介的声讨。随后，“我”发现了更严重问题，“房东原来根本就不是房东”。更离奇的是，中介公司的老板被怀疑是网上的通缉犯。房客的父母千里迢迢从乡下赶来找儿子，尽管所有的信息都准确，却始终无法确定房客是他们的儿子。就在一切都如梦般虚幻之际，自称房客的人突然回来了。然而，“他不是我要找的房客”，“因为我根本就不认得他”，但在“我”还没有揭穿他的老底之前，他却反咬一口，说不认得“我”，“我”是假中介。文本在无比荒诞中结束了故事，房客把租金交给房东，根本不认识房客的房东只管收钱，其他并不在意。于是，我寻找的结果是，“唯一的可能就是我自己是假的”。文本主人公的寻找是荒诞的、错位的、令人怀疑的，乃至最终丧失了自我，可以说范小青是用文学形象阐释了存在主义的理念。但是，与存在主义不同的是，范小青书写的荒诞并非是寻求生命哲学形而上思考，而恰恰是现实生活中被工具理性扭曲的人伦关系。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时代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样，《我在小区遇见谁》也以艺术的镜像映照出变形的荒诞。文本的主人公是一家代理公司的职员，一次，他收到一份子女委托代理看望老人的业务。依照指定地址，他按图索骥来到小区，却几次三番找不到委托人的父母。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委托人的父母竟是他自己的父母。父母与子女相见不相识，需要用符号化的名字来见证他们的血缘关系，如此人伦亲情，可以说淡薄到令我们怀疑人生。而文本最后的反转更像是进入了聊斋中的鬼魅世界。主人公去的小区竟是一个无人区。那么，他遇到的那些老人是谁？他的父母是真实存在的吗？或许，这就是一个缺乏亲情的社会营造的一种令人惊恐的荒诞吧。

实际上，类似的荒诞已然成为范小青小说创作的突出特质，《我在小区遇见谁》《五彩缤纷》《梦幻快递》《人群里没有王元木》《我们都在服务区》《我在哪里丢失了你》……都发掘出日常生活中的谲诡荒诞。范小青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着生存的荒诞，是因为来自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她说：“在现代社会，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或听到或接触到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许多骗局，许多花样，前所未有，前所未闻，许多奇遇，天方夜谭，天马行空。”所以，范小青叙事的荒诞是对现实生活的挖掘，而不是对生命哲学的追问。毕竟，社会发展的速度早已超越了我们认知的速度，由此造成许多的错位和不和谐，传统的伦理道德在被现代性不断挤压中，像沙漏一样静静地消失。哪怕是人伦亲情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世态炎凉，人情淡薄都给生活罩上了一层冷漠的色彩。

范小青荒诞叙事的独特性与她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是紧密相关。她从古典历史小说、传奇，乃至志怪中汲取滋养，在我们最为日常的生活中，发现不寻常之处，以批判的眼光理性地审视这些“变异”，最终回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底色中。我想，这一切都没有偏离她始终不渝的叙事策略，即时刻保持对现实问题、时代痛点的关注。她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在古典与现代的对接中建构了文学的辩证法。或许，这正是范小青文学创作最为独到的地方，她在文学的张力中彰显出一位优秀作家的力量。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记忆视域下新世纪文学的东北叙事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BZW154。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