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四”是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社会的转型引起了语言的剧变。社会的转型与语言的变化是什么关系，这种剧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语言的近现代区别在哪里？这些问题可以从语言本身和语言社会两个层面看。

语言本身方面包括以下内容：

1. 语音方面，北京音取代了南京音的地位是最显著的变化。

2. 语法方面，笔者认为进入20世纪以后汉语实质性的变化有二：一是定语修饰成分的长大化；二是体词谓词之间的词性转换可能性。两种变化促成了二字介词（如，对于、基于、关于）和二字形式动词（如，进行、加以）的发生。

3. 词汇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新词语的剧增是时人强烈感受到的现象，当时的媒体充满了对新名词的责难。来华的外国人也意识到汉语即将发生质的转变。欧化语法+复音词是汉语近代与现代相区别的基本特征。

语言社会方面包括以下内容：

1. 使用者的变化：汉语书面语的使用者从少数人迅速向全体国民扩展。这是废除科举实行新学制（义务教育）的结果。

2. 表述内容及语言形式的变化：语言传递的内容逐渐摆脱旧有知识体系的束缚，转向学校教育的科学常识；语言活动的形式也以讲述、听解为主。四书五经等古典的背诵退居次要地位，乃至消失。语言在形式上有时代特征，就像时装一样因时而变。形式的变化常常是非功能性的，不为人注意。

3. 传播媒介的变化：除了传统的书籍以外，教科书、报刊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声音媒体的加入，教室成为话语活动最重要的空间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变化。

进入20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是汉语词汇的剧增期。具体而言，新增加的成员主要有以下四类：（1）二字名词，主要是科学用语、抽象词汇（以下根据行文或称为“新名词”）；（2）二字动词、形容词（以下根据行文或称为“新谓词”）；（3）二字区别词，即非谓形容词；（4）新词缀、类词缀以及以新词缀、类词缀为构词成分的三字、四字词。

第一类词又被称为“新名词”，时人认为这些词是为了应对新概念的涌入而产生的，新的文物制度需要新的词语，这是表述新知识所必需的。但是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很多新名词并不表示新的概念，只是提供了新的形式。在新名词创造上，来华传教士有所努力，但并没有取得成功。现代汉语中包括科技术语在内，很多词语是借自日语，或受到了日语影响的。《英华大辞典》《辞源》等真实地反映了汉语接纳新名词的情况。

第二类词笔者称之为“新谓词”，迄今为止并不见系统的讨论。现代汉语为何需要大量的新谓词？谓词与名词不同，固然可以对既有的概念、动作、性质加以细化和限制，但并非时时刻刻与新概念紧密相关；与名词的情况相同，更多时候，新谓词提供的只是新词形，而不是新概念；其目的有实现精密描写、增加修辞效果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使新时代的话语行为得以成立。在白话取代文言的过程中，新谓词的获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三类词作为形容词的补充，主要功能是细化、修饰名词性概念。二字非谓形容词的发生（即来自何处）及定型还有很多事实需要廓清。以上三类词在《辞源》中收录有限。新谓词的缺位反映了当时汉语科学叙事的局限性。

第四类是指“—性、—化”等新词缀，及“—员、—手、—品、—机……”等类词缀。“—性、—化”借自日语，具有改变词性、添加语法义的功能，和西方语言中一部分suffix性质相同。“—员、—手、—品、—机……”等的功能是对名词进行归类、整理。笔者认为“类词缀”应该是分类的词缀，而不是类似于词缀的意思。新名词的大量发生引发了词汇系统性整理的需要，类词缀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新词缀和类词缀引发了三字词的大量增加，改变了汉语的节奏。

20世纪初叶的新词增加，根本性地改变了汉语的词汇体系，笔者称之为“汉语词汇体系的现代重构”。新增的词语可以分为内容新词与形式新词两类。内容即词义，形式即词的结构，在此特指词的长度。二者相交织，有以下三种具现方式。

1. 新词形，词的形式不见于汉语典籍，是全新的，至于词义则有新有旧。

2. 旧词形I，词义得到了更新，即旧词形新词义。

3. 旧词形II，词义并无实质性变化，但在本时期内词频突然升高，成为该概念范畴的中心成员。这一类词，笔者特别称之为“激活词”。

而所谓汉语词汇体系的现代重构包括两个方面：“基本词汇化”与“单双相通”。

王力和吕叔湘之所以认为词汇不能成为汉语时代区分的标准，是因为其中的基本部分，即基本词汇没有发生变化。

词汇研究通常将词语分为古典词、现代词；或者常用词、次常用词、一般词等，以使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将词汇体系中一部分要素视作基本成员，名之曰“基本词”，这种主张本身反映了某种朴素的直觉，但是一些书籍只是不断重复基本词汇的三个特点，即“稳固性”“能产性”和“全民常用性”。至于成为基本词的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客观的筛选厘定标准？基本词有多少、包括哪些，基本词是如何构成基本词汇体系的，等等，管见所及，似未见相关讨论。

笔者认为，词语分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在认知的基本层级上概念范畴的数量是一个常数，所谓的基本词的主要部分应该是位于基本层级上的概念范畴的中心成员，即认知语言学理论上的原型。迄今为止的认知语言学中，围绕原型展开的讨论所涉及的并不是语言知识，而是在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百科知识。例如在北美，robin是bird的原型，而在中国，“鸟”的原型是“麻雀”。这种认知类型的探讨固然重要，但语言知识的认知机制是语言研究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所谓语言知识就是在某一概念范畴里，构成成员之间在使用频率、语体特征、修辞效果上的差异以及距离中心点的远近。具有汉语知识的人知道，“妻子”比“老婆、媳妇、拙荆”词频更高，意义特征更加中性。笔者认为，这种原型性应该是基本词汇的主要判定基准。如果承认共时状态下的词语原型是历时演化的结果，就意味着原型并非一成不变。与生活层面的词语（笔者称之为“文化词”）相比，用于科学叙事的词语（笔者称之为“文明词”）的原型化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完成的。笔者曾考察了形容词“优秀”力压“卓越、卓绝、杰出、优良”等，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最终取代“优美”成为原型的过程。并曾指出，在“五四”前后广泛观察到的“基本词汇化”现象是近代同义词群的爆发性扩展所引发的。总之，所谓具有稳固性的基本词都是单音节形式的日常生活词汇，用于科学叙事的词语并不在其中，而汉语的现代性正是由这部分词语提供的。

本文的新词语都加了一个限定成分：“二字”，新词语为什么必须是二字词？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精密描写，二是为了以科学叙事为目的的言文一致。

一字词是综合型的单纯词，二字词是分析型的复合词（联绵词、音译词除外）。构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限定型与联合型。前者包括定中、状中、谓宾、动补等结构，对概念进行限定，通过精密描写，对事物、事态加以区分。近代以后各种概念日益增多，需要在词语上应对，但仅靠单纯词已经无法进行区别性命名了，大量的二字词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前文所述的非谓形容词在词汇系统中承担的也是区别性的功能。但是，新词语，尤其是新谓词不乏并列结构，并列结构的词语由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成分构成，对精密描写并无实质性的贡献。这类新词的出现，是言文一致的需要。

复音化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特征。新旧词汇体系的转型，在语词形式上具体表现在：

第一，新的概念用二字词表示，如果新概念是通过翻译导入的，就可以说译词必须采用二字词形式。

第二，对于表示旧有概念的一字词，需要为其准备一个（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组）同义的二字词形式。

上述两条，笔者称之为“单双相通的二字词原则”。第二条保证了新旧词汇体系在词义上的连续性，是实现言文一致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