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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也有刻舟求剑的寓言故事，但是，现实中不甘于失败、重复失败的愚妄之举不断出现，西西弗斯传说是现代人难以拂去又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悖谬。林晓哲发表在《收获》2020第六期的中篇小说《鸭子与先知》，通过讲述一位男性遇到前女友后矛盾和挣扎和心理过程，再度探讨当下世界中不甘于失败却又挣扎无果的虚妄人生。

小说以男性主人公朱盾“我”的叙述视角展开过往和现状的交替叙述，张宛和周芹作为男主人公不同人生阶段的两位亲密女性，分别代表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张宛拒绝俗常生活，她独居，生活单调，素淡的装扮，没有结婚的思想准备，在与男友交往也表现得淡漠和漫不经心。但在艺术追求上，她表现疯狂：墙壁上挂满名家摄影作品，绝大部分时间用于潜心钻研摄影，完全沉浸在艺术营造的氛围中。为拍摄鸭子下蛋，她和男友壮胆深夜潜入鸭棚，疾速通过五条凶狗狂吠的险境，忍受脏臭和耐久地等待拍摄时机。更让人难堪的是，为拍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多次不惜裸露身体潜入臭水河。为此被人偷拍，甚至遇上父亲等极度尴尬和混乱的状况。不管多大困难，张宛坚决不放弃追求艺术的疯魔举止，从始至终一直是拒绝俗常、献身艺术的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当年她急速干脆的分手过程，留给朱盾更是始终不愿“下凡尘”、没有烟火气、不肯屈就的脱俗印象。

与张宛不同，朱盾的现任妻子周芹则是尤其平常的以家庭为生活重心的女性形象。她遵循大众审美观，不能接受“拍下她便秘的样子，不能接受她拿指头枪戳我时我依然举着相机，甚至在她穿上睡衣后也不能拍照……”；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家庭生活中，会把家打理得“窗明几净”，会对丈夫严密防范，“多次查阅我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探寻朋友圈与我互动的某位女性与我的渊源”，记着丈夫上厕所时间长短，跟踪丈夫的行踪；长期的家居生活使她变得繁琐和絮叨，而敏感气质和防范心理更充分体现出她看重婚姻生活的紧张、担忧和焦虑等典型心态。周芹的自我定位、对家庭和家人的密切关注，以及面对可能的家庭危机中表现的惶恐和偏执，都是被日常生活磨蚀心性的中国当下已婚女性的典型表现。

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又经过数年稳定、无味又焦躁的家庭生活，近中年的朱盾在杭州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这么一个修旧复古的空间，陡然遇上前女友张宛时，心里瞬间激起巨大波澜，被克制和被压抑的余情暗流涌动，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层面。他开始急切搜寻相关信息，籍此快速和张宛取得联系。朱盾接下来的记忆倒带，不再只停留在心理层面，也将推动他展开下一步的危险行为。他怀念过往生活越详尽，带出越多的感受和体验，唤起越多的细节，越容易让他回转并沉浸在过往的情感世界。经回忆只属于朱盾和张宛的情感世界中，有关于张宛的形象、张宛的房子和房间、关于和张宛交往的记忆，这一切都被描绘为颇具画面感的情境。其中有静谧的、温馨的、炽热的，也有氤氲的、冷淡的、孤清的、杂乱的和冲撞的，朱盾记忆越细微，越有色彩和形状，说明对张宛的印象越深刻，感情越强烈。不管幸福还是悲伤，所有的回忆都将再次激发“朱盾”我对张宛的强烈情感，并成为当下生活的巨大破坏力量。而与张宛极具氛围和画面感的场景不同，面对周芹，不管是当下时空还是记忆中的，在朱盾“我”这一视角下，都变成了平淡无奇的概述。由情境式的回想到客观理性的概述，这一叙述方式的转换，表明周芹在男主人公心中只是客观和理性的存在，不具备情感色彩。在朱盾的情感世界里，居于中心和主位的是张宛，周芹与朱盾“我”的关系外在又次要，“我”主观上更易于也更愿意进入和张宛的情感回忆，更愿意拉近和张宛的情感距离。由此，即使现实中的张宛本人无意重温旧梦，而朱盾本人也有再度体验激情的强烈冲动。

所幸的是，小说没有落入俗套地变成旧情复燃的简单故事。在激情回顾与张宛情史时一直不减干扰的叙述声音。作品叙述正视男主人公朱盾当下的境况，即已婚并拥有完整家庭。小说中，没有丑化妻子角色的周芹形象，更没有谴责周芹的深度怀疑心态或强加干涉的言行举止。作为周芹丈夫的朱盾“我”，当心理返回与张宛一起的情感世界，或者寻找现实中的见面机会时，在叙述上常伴有强大的阻碍力量，不断地感受到干扰。如此设置朱盾的现实处境，实则表明干扰和阻碍的力量具有足够现实合理性。叙述进展中，在回忆和张宛的情感经历过程中，不时跳出朱盾“我”的“认定”，“周芹毕竟是我的妻子，我没理由让她在去不去见张宛的事上感到不快”，“一大早我就出了家门。我把手机留在家里，以免周芹多虑”……类似的补充叙述，或者穿插周芹的行动和反映，这些叙述者的声音不断地提醒朱盾在当下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角色，与朱盾对以张宛为中心的恋爱的回顾形成角力，构成叙述的张力。

如果小说过于强化妻子周芹的防范作用，那么朱盾“我”将屈服于现实和外在力量，性格表现软弱和怯懦，缺乏主体意识，叙述过程将会相对平顺和缓。然而，作品中的朱盾“我”面对妻子周芹的严密防控时，总能见缝插针地找到机会：借着冲洗照片的由头通过老友打听消息；躲在厕所翻看影集；还能在进电梯的瞬间约定再见面……如此种种，都说明朱盾不是被动性格，自他再见张宛那刻开始，就在极度促狭的空间中争取条件，创造在精神上或是在实际中与张宛“相遇相见”。可以说，周芹防范越紧，对“我”再见张宛的限制越大，“我”想再见张宛的想法就越强烈，情节发展的戏剧性就越强。朱盾和张宛的恋爱基础、以周芹为中心的现实阻力以及朱盾再见张宛的强烈冲动间的冲突，构成了强大的情节动力，不断地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然而，当朱盾冲破种种阻力和张宛在曾经同居的房间相见时，两人并没有演绎激情故事。实际情形是：张宛全副精力集中于影像的感知和拍摄，陡然间朱盾明白了：摄影才是她真正的“情感的需要”，“她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她拍下的景象和人物，她在感知它们的爱与痛的同时又将它们转变成自己的爱与痛，这样一来，反倒对现实生活麻木了”。此番场景对于充满期待的朱盾来说，无疑是悲情的一幕，与旧情人相遇在旧日场景中，唤起的却是他们分手时的类似场面！而这一场面，也是令他梦醒的当头棒喝，让他彻底明白当年和张宛分手的原因，是两人错位的人生认知和选择。由此，故事急转直下，激情瞬间消逝，当他抱着日记本走出曾经与张宛同居的叠墅，而周芹驾着红色的小车适时出现在小区门口，快速返回俗常成为人生的必然，一段充满危险的暗涌情感得以顺利平复。没有输赢，只有空寂。小说中的三位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主要人物形象，在激烈的情感和意念的较量中清晰而确定地表达自我，又保证了各自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性。故事结束了，受旧情诱惑的朱盾再次经历从疯魔回归俗常的人生历险过程，领略的则是现代人类普遍的不断重复的荒诞和悲哀。

身处现代社会的现代人的犹疑、痛苦和无望地挣扎是林晓哲小说的一贯主题，《假如》《音乐的灵感》《闪蝶》《求囡记》等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张爱玲在《白玫瑰和红玫瑰》通过佟振保的婚恋经历，刻画20世纪上半叶，逐步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男性看待女性的隐秘心结，《鸭子与先知》借助于相似的故事框架，再度探讨新的历史时期婚恋关系中的男女心态和行为，疯魔和俗常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情境的成为人生选择的两个方向，也构成了选择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