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推荐语

“我”从小辗转于各种培训班和竞赛班，被虚荣严苛的母亲寄于厚望，在疲惫和恐惧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长大后，去了国外留学和工作，却并没有成为母亲所期望的数学家和教授，而仅仅做着一份在他人眼里无法被定义为成功的护理工作，但“我”却在繁琐的工作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当“我”因事回到国内，跟少年时代的同学旧友相聚，看到了各人的成长经历和现状后，通过一步步回首、一步步和解，终于豁然开朗，省悟到他人“给我们定义的东西”，“我们”不用再一味追逐，并永远都不需要为自己所谓的不成功向他人说对不起。

鸟蛋蓝

□淡豹

冬天的沈城和我记忆中相比，大变样了。据说如今常常是整个冬天都下不来几场大雪，下也存不过夜，堆雪人成了稀罕事。我回来十多天了，从隔离在酒店开始，每顿饭都是守着窗户吃的，紧盯着楼底下空荡荡的停车场，就盼望着能看到一点雪的影子。到现在，进了我从小长大的屋子，似乎用手掌抹开玻璃上的哈气，就能跟从前一样，带着艳羡，看着一群群裹成小毛熊的孩子在院里追逐着打雪仗。可惜，地皮始终是干的。一场雪都没见到，好几天里最高气温还都在零度以上，这可是十二月！

下午，戚媛发来消息，聚聚吧？正想问都有谁，语音电话就打过来了。还在家窝着呢？出来吃饭吧。全是老同学，约六点，我去接你。

她新换了一台车，说让我检阅一下。我没有国内的手机号跟银行账户，用那些程序正好有点困难。昨天去医院是坐公交，沈城只要不下雪，公交车就开得很顺，挤挤挨挨地就晃荡到了医院。现在去赶马上要开始的饭局，再坐公交就有点来不及了。

很久没回家，礼数有点闹不清。要带礼物去吃饭吗，路上停下来买瓶酒？怎么结账呢？要是AA制，我先去取点现金。戚媛说，酒肯定不用带，咱们女同学用不着管那套，正好开车了，我都不准备喝。谁请客的问题嘛，看情况，我也不爱欠他们人情。你肯定不用出，客人、远客、稀客，能去就是他们的福气。

我说，一路没看见雪，还有点不习惯。

戚媛说，全球变暖了啊。

在“清平乐”楼下，戚媛熄了火，转过头来，拉下口罩，一乐，两只酒窝从口罩边露出来。隔空，她冲我啵儿了一下，亲爱的，别紧张，就是聚聚，大家也想你。

推开包间门，里面的人还没注意到我们。戚媛带着我往衣帽架走，桌旁已经坐下的几位转过头来，“两位女神来了！” 戚媛挂起羽绒服，灵巧一转身，“老鼻子喀嚓眼儿啦。” 这里有些中西结合的味道，一架几乎到顶的中式屏风隔开了休息区和用餐区，桌边一圈餐椅和墙边放置的罗汉床都是近于漆黑色的硬木质地，很像宫廷电视剧里的款式。大圆桌的活动桌面是某种石头做的，树枝般的奇幻金色花纹在桌面上生长铺开，几盏吊灯错错落落，悬在竹编的圆灯罩中，又像到了东南亚。茶几上两瓶白瓷瓶身、打着红领结的酒，从背后也认得出来是茅台，我小时候常在广告上见，看到真身还是第一次。桌上放着一整提红葡萄酒，很有准备大来一场欢宴的气氛。

戚媛向我介绍，莫丽，这是吕思扬，咱们上学时还叫吕扬呢，能认出来吧？旁边这位小夏老师是吕夫人，也在医院上班。这是吴江涛，我们的班副，历次过年期间的同学聚会都是他召集。

再过来这两位，不知你熟悉不，人不熟脸也熟。骆宇宙，当年我们隔壁班的班副，在银行指导工作，刘洋刘教授，海归著名学者，青年博导，比自己学生都年轻啊，我没说错吧？你们这座位，是按班级排的啊？接下来就是四班的了，曹爽，曹曹，四班第一大美女，平时驻扎在上海，这次也难得回来。

我一位位看过去，他们也一位位冲我欠身微笑。多年没见了，自高考后就没见过，走在马路上，我真认不出来。脸庞是熟悉的，但比上学时胀大了，大概唯独吕扬妻子年纪轻一些，其他人眼角都有了忠厚的、不藏不躲的道道沟壑，泛着油亮，让人几乎想伸出手去擦一擦。我自己也是这样。

“什么情况，隋老板人呢，他组局，自己没来？”戚媛指指圆桌最里侧空着的那个中心位置，盘筷已经摆好了。

路上我听戚媛讲了，隋超是同学里的成功人士，做游戏分发生意，常年在深圳。这次吃饭，就是他招呼大家一起见面，由吴江涛张罗的。

“深圳大雨。南方怪啊，冬天还有台风，昨晚隋超没回来成，现在还在机场候机呢。今天是来不了啦，派人把酒拿过来了，咱们喝。”吴江涛说。

“可以明天嘛。”曹曹说。

吴江涛解释，隋超母亲长了个东西，手术定在明天，已经进了病房。他这次专为看母亲而回，老人就安排在吕扬工作的医院，阳历年底，住院不易，请到了吕扬科主任出马开刀，明天吕扬自己也得在医院值班。咱们聚咱们的，不碍事。下次人齐了再重约一次。

再说，今天不只隋超到不了，还有肖励。

听到这个名字，我有点怔，脑袋震了一下，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吴江涛那边已经不期然地拨通了视频电话，吆喝着，“能来的都来齐了！” 对面是隋超，大概在机场休息室里，桌上一只大面碗沿上架着筷子，他的脸在碗上起伏，显得很喜庆，迭声说着对不起，招呼大家吃好喝好，说“精茅”手头没有，两瓶普茅，凑合喝喝，又专门向小夏问了好。吴江涛起身，举着手机转了一圈，让他看清桌上各位，好像要记录下这一刻似的。

包厢里外有三位服务员，配合着倒完葡萄酒，行云流水地端上一圈凉菜，模样都很玲珑，数量则多得很，已经把桌子占得只剩个心儿了。吴江涛主持着开始碰杯，很幸运大家聚在这里，都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杰出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展开了精彩的人生，还不忘深厚的同学情谊。服务员穿梭往来，很有一些莺歌燕舞的感觉，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让人很自然就举起了杯，没顾得上想已经灌下一口。我许久没参加这样的场合了。杯子盛得很满，杯沿又宽，想的是抿一口，可张嘴就喝了一大口，鼻子几乎也跟着冲进葡萄酒中去，还洒了几滴到餐巾上。慌忙擦掉，馥郁的香气充满鼻腔，甚至有些辛辣，我不知不觉就高兴起来，有些飘飘然了。

“莫丽怎么回来了？前天才听戚媛说你在国内，意外之喜啊。” 吕扬问我。

其实我父母也在吕扬工作的那家医院住院，妈妈犯肾病，我爸是肿瘤。那是整个地区最大的综合医院，无论是病人有关系，还是病症有难度，只要占上一样，基本都会设法送去那里。我父母两个人分开住这么多年了，在我小时候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没有正式离，但早就不在一起过了，关系也不算好，没有分手变朋友的戏码。而生活就有这么巧，这次同时进医院，居然住在同一栋病房楼，病号饭都由同一辆小车送。特殊时期，家属不能进病房探望，只能隔玻璃看看，病人也不能串病房，结果，我妈妈有次没订到饭，我爸居然通过护工给她送去了馒头和小米粥，两个人化干戈为玉帛。估摸着戚媛叫我来吃饭大概是想让吕扬帮忙，不过我没提他们住院的事，只讲了他们身体不好。为此，四趟航班，隔离十四天。

小夏说：“父母都需要照顾，那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回来了。咱们都属于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三十五往上这两年最难了。您母亲多大岁数？”

六十二啦，我说。真难想象我那个强横麻利、声音嘶哑得像男人一样、总是用反问句的妈妈已经拿老年证了，坐公交车都半价。几年前，过六十大寿的那天，她给我留言：“你怎么不祝我生日快乐？”我照例没回复。可是作为中国人，对这个数字总还是很敏感。上次见到她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她还是中年人的样子，这次，看着她穿着蓝条纹病号服躺在病床上，等着护工过来翻身、洗头发，样子无助甚至有些懵懂，皱纹隔着两层玻璃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是个老人了。

刘洋慢悠悠地说，“当年我们都羡慕你有那样的妈妈。你妈，还有肖励他爸，都是全心投入、教子有方啊。不像我们，纯靠自学，想使劲都不知道从哪使。”

骆班副在旁边拿起筷子，轻轻敲了下桌子，“咱们还是乖，爱学习，还想着家长要能给加把劲就好了。现在小孩可不是这样了，两岁就开始叛逆。”

大家都笑了。聊起孩子总是开心的，让什么都不再显得沉重。

吕扬问，莫丽如今在美国哪里高就呢？定居哪个城市？这些年都没有你消息了。

我说，我去学了护士，在佛罗里达，天气特别热。地方是在城市里，附近有个迪士尼乐园，可论繁华程度，其实大不如沈城。

曹曹圆溜溜的眼睛瞪大了，“一直以为你会读到博士呢，大家心目中当仁不让的高级科学家！你数学那么好。”

我也曾以为自己会一直读书，即使不是学数学，也是工程学、环境科学，成为用脑袋去研究什么的人。现在则是脑袋带动身体去工作，有时是反过来，身体带动脑袋。护理讲究专业技术，但它是具体的、手停口停、奔波劳碌的，和大家说的那种多么“高级”的生活状态不是一回事。

他们问我在美国护士收入大概有多少。我说，有工会，我刚上班两年，在这家医院这种初级资历大概是三十多块一小时，高年资、西海岸会高一点儿。病毒肆虐以来工作特别忙，准点吃饭的时候很少，加班多，收入稍微好点，但是也累。我习惯那里了，暂时没想到去别的地方。那儿生活成本也低。

吕扬算了算，一小时两百人民币啊，一天一千六，每个月相当可以，比我们主任高！我说，哪能干满三十天呢？税又高，到手没多少钱。

吴江涛示意服务员给我布菜，每样凉菜各来一勺，在盘子里堆成了八宝盒，说，“莫丽大隐隐于市啊。”

我是喜欢这个选择的。刚学护士时压力很大，医学名词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特别难背，绕来绕去的拉丁词多，经常担心不及格。上班以后也累，可是，一旦渡过了考试、拿执照，以及最初工作时最焦虑的那一段，感觉就是又忙、又静，工作时转得像机器，到休息就可以关掉脑子，心里反而轻松。

这两年我还胖了，比以前结实光润了一些，或许还变好看了，甚至收到过两次来自病人的小纸条。不像之前，还在学校读硕士再到刚结婚那几年，人特别瘦，时不时坠入说不清楚的黑暗深渊里，看着屏幕上的论文就会恍惚起来，不知道面前的这页是刚翻进来，还是已经看过一遍了。那时经常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坐在电脑前还不如去做家务有意义，清理一遍起居室的地毯，多少算是做了点儿什么，会有些没有完全虚度光阴的安慰。这些感觉，乱七八糟，很难在同学聚会上说清楚。轮到要解释自己的选择，总有些不舒服，就像已经愈合的创口重新割开见骨。无论是当初的状况，还是今天的处境，我最不愿意引来敬而远之的好奇，或者我更不想要的同情。

也是在那个我消瘦、失眠、整夜睡不着的阶段，“群”出现了。戚媛通过我妈联系到我，拉我进了同学群。热乎劲过后，我趁着群内沉寂的时候退了群，后来联系的只剩戚媛一个。上学时，我们同校了十年。先是周末同学，从三年级由各自小学选拔进区里的奥林匹克学校开始，每个星期六都见面，在同一个辅导班学数学。她妈妈和我妈总是在奥校栅栏外门卫室旁边并排站着，各推一辆自行车等我们下课。她妈妈长得和她很像，当年理着女人中少见的丝毫没烫过的短发，接近男式，人很挺拔，鼻子带点鹰钩，在门口“翘首期盼”时，还真的有点像一只鹰隼。

中学，我们都幸运地进了一中。我被分入人数很少的竞赛小班“十一班”，她在普通班，都在同一层楼，共享女厕和同一条青绿色的水磨石长走廊。十一班之十一，并非来自排序，从第五到第十班，其实都是空着的。一中有这么项特殊制度，每届选拔出十几个人搞理科竞赛，无论总共招收几个班，竞赛小班都一律编号为十一，显出不去与凡间论短长的特殊。我们年级从入学起，一直在那幢位于校园中心的四层老楼上课。建筑是解放前留下来的，举架极高，法相庄严，窗框比通常的东北窗户要大上好几圈，表演着殖民时期的外来者才有的那种毫不计较采暖开销的慷慨。因此缘故，走廊格外阴凉，夏天的穿堂风仿佛能吹进五脏六腑的角落，水磨石地面泛出蓝幽幽的寒光，像冰冷的玉。那条走廊两侧墙壁上都挂着油画名人像，从孔子、老子、孙子，到柏拉图、欧几里得、爱因斯坦、高斯，还有堂吉诃德，这些平常感觉不太沾边的人物汇聚在一起，现在想来，也许是一起从某家工艺品商行订购的。

一中当年搞的是竞赛教育，整座学校很小，全年级和邻近年级的人几乎都相互熟悉。上学时，戚媛和我关系并不近，她嘴巴快，说话狠，我有点怕她。席上的吴江涛当年号称喜欢围棋，说那才是真正的智力运动。戚媛问，你喜欢谁？他答，常昊，真正的天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看来了棋手常昊的新闻。她笑他不懂装懂，嘲弄夹着笑声从他们班能一直传到走廊尽头小小的十一班静寂的教室边，还没过完午休，段子就散播到了全年级。还有一次，她因为什么事质问一个同学，“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了呢？”当场把那个男生说哭了。当年我也畏惧她，反倒是我消失的那几年，戚媛一直联系我，聊得多了，感受到了她非凡的热心肠和持续的不靠谱。我跟家里停止联系的那几年时间里，她还去拜过年，我妈妈的情况都是戚媛从她妈妈那里时不时听来，再传达给我的：开始做瑜伽了；学会在关节上贴暖宝宝了，托人网购了几包，收到又觉得买多了想退货；去老年大学上烘焙班了；手腕烫伤了，没大事；跟朋友去海南了，准备过完冬天再回来。我开始能欣赏甚至向往戚媛身上那股似乎与生俱来的轻松。这真重要，我以前不懂。

吴江涛说：“医疗行业好啊，明智。医疗才是真正的朝阳产业，从咱桌上的职业道路就能看出来。我们搞工程的随时要让机器人给淘汰了。”

上学时我对他印象不太清晰，就记得有一次升旗仪式时他把旗弄掉了，全校哄堂大笑，想不到现在这么会说话。他提议再碰一次杯，我随着大家举起胳膊，又放下，终于把一直想问的事说出口，“肖励现在是在哪？”

在北京。搞金融，几年前创业了，自己当基金公司老板。还是踢足球，拉着员工组了队，有同学去北京，就约一场五人制。人开朗了，在同学群里很活跃，在座的，从曹曹到刘洋，从骆班副到江涛，有一个算一个都给他推荐过客户。

大家七嘴八舌，拼凑出他这些年的情况。本来近期他也要回来的，有业务，但是北京管得严，说怕回了再出现病例就进不了京了。不如给他也打个视频？说打就打，嘀了四五声后，那边接通了。

骆班副拿出一个手机支架，推开一碟炸得金灿灿的洒了黑醋汁的嫩牛肉，放在圆桌的大理石旋转台面上。肖励的方脸笑嘻嘻地转过来了，“领导！有何指示？”

干啥呢不回来？领孩子采摘呢。冬天还采摘啥呀？是不是跟美女出去玩了？草莓，火龙果啊，都有，大棚里摘，没在外面。肖励厚道地呵呵一笑，调了个方向，远处他妻子朝我们招招手，小一点的那个男孩子冲着镜头跑过来，摔了一跤，电话那边嘈嘈切切。领导，先喝着，过会再给你们打过来。

一晃，这一整桌的人都三十五六了。席间仅有我没孩子，别的大多都是二胎。才知道吕扬和小夏是重组家庭，各带一个，那加起来也是两个。同学里结婚早的，孩子已经接近我们当年的年纪了。时代变了多少啊？那时沈城把计划生育从政策变成了文化，感觉不到所谓多子多福的传统，同学个个是独生子女，闺女当儿子养，全副精力都投入在养大独苗、让孩子有出息上。直到上大学，我才知道同为“八零后”，有好多地方的同学是有兄弟姊妹的。我家院里有一对双胞胎女孩，简直是“罕物”，都漂亮得像画中人，走在院子里是一道风景，可旁人照样说，双胞胎等于胎里就把一个孩子的营养分成两份，可不是没有独生子女好？还领不到独生子女补助呢。

当年孩子多的家庭，就好像势必是没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或者一个城市户口本值得珍惜，低人一等似的。连双胞胎这种生物学事件也概莫能外，仿佛携带着跟旧时代关系更密切的传染病。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什么都拧劲了。要是我爷爷奶奶活到现在，看到有人竭尽全力人工生下双胞胎的新闻，得有多惊讶！

吕扬正在讲学区房。孩子明年上小学，保证进重点学校还不够，下一个核心步骤是挑班，而挑班的关键在于老师。小学毕业时，不同班级的第一名在全区排名里能差出几百名来。我插不上嘴，听得入神。想起当年改名字是个时兴，也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儿。他能从吕扬变成吕思扬，有女同学能从单名一个佳字变成珈涵，叫小雨的能变成雨甯，或者，请仙人算大运，改一个吉利的四字名印在身份证上，都是家长有能力的证明。那时有多少司空见惯的怪事啊，改名之外还有改年龄的，能早一年上学就好像是抢占先机，我有个小学同学是从八月改到了转年一月，“小一岁”以后机会多很多——而且只改四个月，她妈妈私下说，就算学校测骨龄也不会被揪出来。

肖励也是我在奥校数学辅导班认识的，最初比我低两个年级。他爸爸和我妈妈一样，是教育上的狂热分子。他爸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受过伤，腿有点问题。我不知他爸究竟在什么单位，只记得上下学接送都是爸爸来，在当年这很少见。只有他爸，当时几乎把教育他当成一份全日制工作，送完他上学就去炒股票。也是他爸，来奥校找到主编了《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训练题大全》的杨老师，要求给肖励升班，我们才成了同学。

在我们那个高年级班里，肖励比大家年纪都小，个子不起眼，人很沉默，数学则好得光彩耀目，就好像佛祖在他脑门开过光。一道题，他不用像别人那样记解题技巧和公式，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杨老师说，肖励做练习册时，眼神都和别人不一样，从眼睛到题之间像有针线穿着，唯独考试状态差了一点，要多练。

那个阶段我父母正在闹离婚。我爸这人没啥能力，事还多，用我妈的话说，每个月拿给她两百块买菜钱，到月底他都觉得该剩下一百五。五年级开学时，杨老师把我从大阶梯教室选拔进额外上课的五人小班，运气叠加，夏天考试时好几道题是杨老师讲过的——小班中大概唯有我因为实在不会做而把步骤原样背了下来。结果，从小班考进了一中给小学生设立的周末尖子营的，居然是我。

我妈大喜过望，实现我的数学才能成了她的目标，足以证明她靠自己能撑起一个家，把孩子带成人才。她等着我下一年再考进一中的竞赛班，学得好，未来能拿块金牌。

每周五下午，她提前把我从小学接走，送去奥校上晚课。周末晚上，电视插头拔下来垂在桌子旁边，她坐在桌旁守着我做题。趁她去厕所，我翻到书后，用最快的速度在脑中记下答案，她回来后再抄到前面，在演算纸上胡乱写些公式，做冥思苦想的样子。

我已经知道我数学不太行，至少不是我妈妈盼望的那种行，我跟早慧、奥林匹克、天分这些词没有太多关系。为什么要让我蒙受恩典，进入小班？为什么把戚媛和芸芸众生甩在后面，定义为普通，把我备选为可造之才，在我脑门上印一枚假章，让我妈大受误导，从此走上歧途，让我对自己半信半疑，又怕又想又逃避？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是我。也没真正去想。要到考护士执照那段时间，夜里看了无穷多的深宫电视剧，才觉得世上有些人靠驭人之术活着，就爱摆弄人。奥校那片小国土上，杨老师是唯一的君主。皇帝说：数学靠天分，解题靠努力。于是每个人都疑神疑鬼并十分努力，不明白为什么另一个人会被选拔上去，直到对数学的努力变成吸引皇帝注意力的努力。你的努力要让人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你就不够努力。皇帝灌注给我们一系列新概念，冲刺班，重点班，加强班，提高班，周一到周五单独辅导小班，周末A班，周末B班，这些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分类，当年从父母到孩子都铭刻在心。于是我们拼命表现，努力在竞争中超过别人，观察、献媚、求祷，揣摩、监视、举报。皇帝喜欢分类和考验，他提拔你又悬置你，抚摩你又观察你，精心策划出多重竞争。某一个机缘中他对你青眼有加，让你觉得自己特殊、有价值、有才能，之后你再怀疑他错看了，自己其实一文不值，焦虑地等待伪装揭开的那一天，小脑袋里全是灰飞烟灭身败名裂这些大词。皇帝的数学是分配制的。

皇帝喜欢不确定性，他用悬疑来统治。

……

（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五期）

淡豹，写作者。1984年生，辽宁沈阳人，2013年开始小说写作。作品曾发表于《小说界》《花城》《十月》等杂志，202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美满》（上海人民出版社）。作品曾入选《青年文学》杂志城市文学年度排行榜，得到《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入选《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