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人：小说《千里江山图》，先锋的“转型”
作家的任务不在亦步亦趋地模拟业已发生的事，而在演绎其中可能发生的事。他在历史题材和实现自我价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次身份认同。在这种感同身受的认同中，展开文学想象的翅膀，令各种奇思妙想如落英缤纷附丽于情节结构、细节描写和性格刻画之上。
在读者的印象中，孙甘露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作家之一。他的处女作《访问梦境》初露“先锋”端倪，令人瞩目。后来，《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呼吸》等作品，可持续地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文学界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降，有的先锋作家不再发声了，有的并未歇手，从小众走向了大众。孙甘露则惜墨如金，基本进入创作静默期。他曾经提到，“现代派这张桌子已经早就撤走了”“在先锋思潮中看到了软弱、无力、缺乏等种种征候”。对于这一清醒的告白，评论界似乎缺乏关注。我在2008年发表的《解读孙甘露》一文中，也仅仅提及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守夜人”，同时“希望他在讲究艺术趣味和品位的同时，更多地介入时代”。
在长篇小说《呼吸》出版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等来了近几年时时风闻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仅从这个借自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青绿山水画的书名，约略可以推知与一个大时代的宏大叙事有关。至于具体在哪个时期、叙述怎样一类事件、涉及何等人物，则无从揣测。等到近日读了刚出版的书稿，我才恍然大悟，拍案称奇。这是一部完全超出我想象的全方位转型之作，并让我们释疑解惑：为什么在两部长篇之间，可以相隔如许漫长的岁月年华。
一
文学的转型可能涉及题材、风格、所写到的与读者关系等诸多方面。涉及的方面愈多，转型的幅度和难度也就愈大。《千里江山图》所涉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历史，其前因为1931年上半年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国民党展开了疯狂的搜捕行动，使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决定一些负责同志陆续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秘密转移。到1933年，整个中央机关迁入苏区。《千里江山图》就截取了转移的最后阶段，起讫时间在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总共才一个月零几天，显得集中而紧凑。
在实写秘密转移前，作品先写上海地下党组织因开会地点被泄露遭到严重破坏。敌人欲擒故纵，用无形的监狱代替有形的牢笼，以便在叛徒内奸和军警宪特的里应外合下，一举捕获准备转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而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新特派员的领导下重新集结，历尽艰险，挫败内奸和外特的险恶阴谋，开辟出新的交通线，实施“千里江山图计划”。计划的名称实为这一转移行动的暗号，转移路线是周恩来确定的。应该说与此相关的题材在文学上还从未表现过。所以，有很大的表现潜力和文学意义，以及相应的认知价值。
作者确定这个题材，显然是经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查证、披阅和考量。随之而来的，便是围绕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艺术虚构。作家的任务不在亦步亦趋地模拟业已发生的事，而在演绎其中可能发生的事。他在历史题材和实现自我价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次身份认同。在这种感同身受的认同中，展开文学想象的翅膀，令各种奇思妙想如落英缤纷附丽于情节结构、细节描写和性格刻画之上。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故事的发生地直接关系到题材的展开面。《千里江山图》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大都会，把它作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斗争前哨阵地，又是“千里江山图计划”的实施地和始发地；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和特工总部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重要地点，广州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场所，小说中的几个重要角色当初曾相识于广州。三点构成一个有着时间线索交错的立面，展开了与根据地的围剿与反围剿相对应的城市斗争，以及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从城市迁至农村的战略大转移。作者在创作的准备过程中，仔细查看了当时这三大城市的地图，以及当年的报章新闻、历史档案和风物志，从而得以在写作时一一复刻三城的历史风貌、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为人物的活动乃至穿街过巷，提供真实生动的历史、地理和生活环境。这部小说正面展开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但也辐射到当时社会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不主张用单一的色彩概念来归类这部小说，以避免忽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审美的多样性。
二
艺术风格的转型同样十分明显。先锋小说是以反传统反小说为己任的，孙甘露在作为先锋小说家时也不能例外。当年他的创作是一种内省式的写作，倾向于含糊其词的叙述。除了迷宫的风格、想入非非的叙事、晦涩的故事，还有精神漫游式的梦呓和狂想，充满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在现实中，他是一个清醒和理智型的人，读的理论著作也很多。而在他独处的沉思中，却始终有着非理性之想。他把这珍贵的一角让渡给了他的小说，让他的人物成为梦游人或白日梦者。他的叙事方式常常反过来控制了他自己，使他在后来的创作中难以自拔。
然而，在经过漫长的时间隔离后，《千里江山图》在艺术风格上也显露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对写实主义的一次致敬。这与作品涉及的题材有关，但本质上可能来自作者由来已久的自我蜕变的潜意识冲动。在整个写作的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他始终在道阻且长的历史通道中踯躅，在那个中国社会的黑暗时刻和焦灼乱世躬身入局，描绘出一批英雄形象。与此同时，小说也不吝笔墨，刻画了一批苟且偷生的叛徒或作恶多端的特务。在这两类人物中，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共产党特派员陈千里、对人和事有直觉判断力的女作家凌汶，老谋深算、曾经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中央特务总部副主任叶启年、长期打入共产党秘密组织的特务“西施”等，在性格塑造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方面都相当出色。这对于以往习惯在先锋小说中渲染人物的布尔乔亚情调或波希米亚风貌的孙甘露来说，实属不易。
三
说《千里江山图》是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一次写实主义转型，并不意味着他就此为止。
这部作品共34章，从第一章《骰子》开始，某些类型小说的写法就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汇聚到他的笔下。与“千里江山图计划”有关的秘密会议就是以牌九赌博为掩护的。参加这次会议的预定人员有12名，每人带几个骨牌凑成一桌牌九，而最后拿出的两个骰子，便是接头的暗号。可是人员尚未到齐，该拿出骰子的老开还没露面时，军警已冲了进来，于是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最后，有6人被抓到地处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发生在腊月十五的围捕，说明了有内奸通风报信。小说从一开始就写得惊险紧张，既先声夺人，又令人疑窦丛生。究竟谁是内奸？
第五章《身份》写牢房里时有议论，为什么老卫第一个冲出去逃脱，好像事先知道？为什么易君年屡屡提出有关话题，又说牢房里不宜议论？老石伤口不是很严重，为何动作似有夸张？为什么要把不同职业的他们聚在一起开会？总之，“谁是内奸”是最大的悬疑。
第六章《老方》写陈千里从伯力训练学校归国，目的地临时改为上海。因为原定在上海开的那次秘密会议拟组成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与中央最近所作重大决策，却因泄密被捕。陈千里的任务是尽快肃清内奸，保证“千里江山图计划”顺利完成。
从以上列举的几章，就可以看出孙甘露在这部转型之作中为了引人入胜，也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吸取了悬疑、谍战等小说类型的叙述方法。悬念是对情节做悬而未决和难以预测的安排，以引起读者产生欲知究竟和最终结局的叙述技巧。
在小说《千里江山图》中，代号“西施”的特务（易君年）长期卧底于共产党内。他不仅是《骰子》一章中地下党会议的告密者，而且在此前和此后，还是亲手杀害多人的毒辣凶手。在小说中，他虽然是一系列悬案的制造者，但作者的叙述非常节制且有章法。有时不动声色，有时旁敲侧击，有时欲说还休，造成疑窦丛生、悬念迭出、险象环生的戏剧效果。只有他的对手才真正了解他：“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者脱去一件衣服。”
即使在这部大幅度的转型之作中，孙甘露仍然保留了作为先锋小说家在叙述语言上的某些独特之处。如《趟栊门》一章，写凌汶与易君年共赴广州办事，凌汶坚持要查旧报纸，找至天官里后街。路遇一老者设摊算命，给他们指点一凶宅。到了那里易君年脸色铁青，觉得有人一直在注视着他。凌汶也觉得此屋有点蹊跷，发现老易靠在砖墙上注视着她，震惊、恍惚。小说除了写凌汶对老易说“我觉得你心里有鬼”外，没有写双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只是写易君年一人出来，撕下门帘，擦了擦手上的血；路过卜卦摊，又把多嘴的算命先生也顺带掐死了。这一段写得阴森恐怖，一个老宅引起了双方的回忆和联想，并且都察觉到对方的心理活动，在潜意识中感到恐惧。于是，“西施”先发制人，用暴力手段灭口，并连带杀了算命先生。这种看似内心的直觉感知和非理性行为都是非逻辑的，却是文学作家值得研究的深度心理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