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颖燕：伏脉千里绘江山
一直以来，孙甘露的作品都与忧郁、朦胧、暗流涌动的先锋派文学之风相连，直到这部《千里江山图》的问世。他完完全全换了一副笔墨，转身投入新的写作体系—以情节取胜，且主题明确，重新演绎了对于小说而言，“好看”二字的最初标准。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作者提笔直入地下共产党人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被敌人安插进来的内奸破坏，多人被捕的核心冲突。
腊月十五，离除夕也就十来天。
大约九点三十五分，卫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口，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
工部局允许车主在浙江路这一段停放车辆，平时这里总是拥挤不堪，除了汽车，还有黄包车，商贩的小推车，运送菜蔬的板车，行人进出菜场只能在车缝里钻。
卫达夫忽然感觉今天有点异样，菜场入口两侧秩序井然，虽然路边照旧停着一排汽车，但那些独轮推车、把纤绳勒在肩膀上的板车，这会儿都不见了踪影，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拦住了他们。
他观察了一会儿，注意到黄包车停到路边后，主妇们一下车，车夫就急匆匆拉车离开，就好像周围空气中有某种警示，即使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在禁区里多待片刻。
故事的开头就已经展示了整部小说的风格和特征—句子简短干练，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之下，涌动着一种紧迫和威胁，矛盾一触即发。而这一切又都是以细节为底布，令故事在跌宕的悬念和生活的质感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这些特质缓慢但是充分地流淌在整部小说之中。于是，这部谍战悬疑小说，得以吸引诸多不同层面、拥有不同阅读诉求的读者，再一次提醒我们类型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壁垒是多么不堪一击。
只是这样主题明确的小说要比一般的悬疑小说更难写，因为主题的在场，提前预支了结局的走向，那么所有的情绪—紧张的、激烈的、困惑的—都要依靠抵达这一结局的过程来发酵。这个发酵的过程让故事的层次渐趋明晰：它的情节走向可以离析成两重层面，细化的第一层面，是找出潜入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内奸，而更高一层级的情节则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要如何转移到瑞金并建立绝密交通线。前者隶属于后者，但所有的悬念又必须经由第一层面慢慢打开。
小说采取了冷静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但是这个叙述者并不好当—他有时候必须隐遁，跟我们一起陷入困境，而并非全知全能，但有时候又必须跳出来，直接暴露出众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内奸。但即使是暴露了内奸，作者的笔调也依然保持着不疾不徐。
一段发生在众人被捕、关押在牢时的对话典型地显示了叙述者是怎样化解自己的困境的。在一起开会和被捕之前，这些同志基本都是单线联系，彼此不相熟，于是大家自报家门，就在一问一答中，大家的内心起伏不断。林石、陈千元、易君年……这些在后来的故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此刻都在不断试探别人也被别人试探着。而叙述者有时会故意设下破绽，只是这破绽得要到后来真相大白时回头细想才会发现。譬如，林石在逃离时中枪，因此在牢里时常昏迷而免于受刑，此刻不止一人疑心：他的伤似乎不那么重啊，那么他会不会有问题？这个问号一直贯穿到故事的下半段，直到我们发现林石就是中央特派员老开，直到林石牺牲。但其实早在牢里众人对话时，作者就已经留了一笔：“林石把参加会议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句话实有大义存焉，但巧妙的是，叙述者不曾进一步动用感情對林石多加描述，并且，对待其他人的态度同样是不动声色，甚至包括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内奸易君年，以至于这其中的奥妙被稀释了。而那时易君年还分明是一个资深的地下工作者，几乎成了难友们在牢中的凝聚力。但林石对他是有疑心的：他为何一会儿阻止同志们继续谈论工作，一会儿又挑头谈起这方面的话题？但林石的疑心很快又分散到了其他人的身上，比如没有来开会的老方、成功逃脱的卫达夫。所以，关于易君年的谜团很快被其他的迷雾所遮掩，但暗地里不断盘根错节、延展伸发。
反转再反转，小说中不止一人的身份在悬念中跌宕，比如卫达夫，我们几乎都要认定他叛变了，最后才知，原来是为了迷惑敌人。而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不是这些迷雾重重的悬念，而是在这悬念之下的人性之争。那些有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同志们，甚至是敌人（比如叶启年），内心都有着脆弱和柔软的部分，他们同样会彷徨，会迷惘，会两难。正因此，这个看起来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相去甚远的故事，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情。
叙述者努力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场，相信一切，又怀疑一切，但总是泄露出某种暗示，这种婉转的曲折令这个谍战故事愈显微妙。比如，在出狱后，陈千元在与易君年就谁是老开的问题交谈时，看到“易君年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元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紧接着，叙述者又接管了易君年的内心声音：“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想马上重新开始工作。”只是这“工作”是指什么呢？暗示也在“正”“反”两边移动。这些看似的闲笔，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尤其当一切昭然，我们会愈加感慨作者的伏脉千里。
作者的闲笔并不止于对于情节的暗示，更显露在小说中的细节的拿捏之中。陈千里在大年初一假扮客户去银行执行转移金条的任务时，“穿了件灰色暗花缎面皮袍，貂爪仁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宁绸马褂，头戴一顶貂皮小帽”，这是陈千里特意从估衣铺租来的，为的是扮成大富人家。文中特别提到，他逼着老板拿出真正名贵的货色，并且特意挑了一件成色旧的—“这就对了”，这些细处无不显示出陈千里的缜密和镇定，最后由他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也就不难想象了。
细节除了令情节的延展获得合理的逻辑，更令小说中人的生活场景自成一格—对于过年时上海人习俗和桌上菜式的描绘，对于上海、广州、南京的地标乃至寻常街景的描绘，都逼真地复刻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现实情境。
由此，在第二层情节之上的更大的主宰者—历史进程的作用力逐步显露。作者通过林石告知陈千里“千里江山图”的任务，细述了当时的局势：“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闲着……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次大转移，简要地说，“就是安全地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并且要重建从上海到南方的绝密交通线，“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少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将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
这几乎是小说里唯一一次对当时历史情境集中而完整的描述了。但整部小说都沉浸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下，因为历史情境的可触可感必然要通过现实空间来实现。作者对于细节的把控，夯实了这个现实的空间，就如当我们追随叙述者来到老方被暗杀的弄堂口，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几个巡警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这灰絮似乎也呛到了我们。那一刻的冷冽和悲怆，我们感同身受。批评家托马斯·福斯特说：通过最小的线索和细节，“在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物身上，我们发现了现实;从他们携带的物品中，发现了内在的动机和情感;从轮廓和素描中，构造了完整的人物”。
书后附有作者“仿造”的材料，假托是一位记者写的《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以及《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虽是仿造，几可乱真，足可见作者的创作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虚构出来的人物及其经历与历史上真实的身影重叠，一起被作者从历史的云烟中打捞出来，重新被安放，被还原和编织成当年的风云际会。
掩卷，我们眼前自动浮现的是小说中一幕幕的惊心动魄。作者极具画面感的表述，让小说具有了蒙太奇的效果，也令这个故事获得了恰切的速度和节奏。小说的风格和故事要相互支撐和辉映，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潮汹涌的“千里江山”，也注定要靠这样优雅和俭省的格调来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