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成绩及经验
在“五四”以来现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包括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古典学研究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条现代性转化的道路。学者们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内涵、构建古代文学批评史、更新古代文论研究范式等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由时代提出来的，到了20世纪末，中国文化界几乎从各个方面都感觉到一种“失语”的症状，与此同时，重建中国文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就落脚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议题之上。20余年来，从文化焦虑到文化自信，从民族本位立场到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复兴，这一议题始终占据着古代文论研究的中心地位，既是焦点，又是语境，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运思方向。
转化与阐释
“现代转化”是从世纪之交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开始的。学者们普遍地忧虑于中国话语创造性和表达力的衰退，将思考的重心从对西方理论的消化吸收转移到对本土思想资源的重新开掘与体验上来，提出了诸多现代转化的方案。虽然至今没有转化出完满的结果，但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其中最重要之处便是为古典学的研究增加了反思性的维度，促使人们去思考古代文论在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具有的民族根性，也带动了古代文论从封闭的知识体系建构转向开放的文化阐释，从局限在文学系统内部的言说转向大文学观念和国学通识视野，从依附于西方的言说转向中国话语的独立表达。“现代转化”热潮的最大成绩即在于此，它所提供的古代文论价值论研究的基调、文化阐释与对话的态度以及一种面对传统求更生的治学眼光，一直影响到今天。
最近十余年，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现代转化”的理论反思与观念构型之上。针对诸种转化方案的落空，学者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们先是觉得古今文化之间的异质性使得转化困难重重，后来又认为那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转化态度不可取，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我们自己关于“转化”的观念出现了问题。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在“转化”“转换”“融合”“重建”上抠字眼儿了，也很少谈论“分解”“比较”“激活”“综合”“创生”的方法论了，而是更多地使用了“对话”“交流”“碰撞”“体验”“沟通”这样的词汇。总之，不可能像盖房子那样拿来秦砖汉瓦当材料。当以往那种对待传统文化的资源型思维逐渐消退之后，所谓的“现代转化”又回到了“现代阐释”的道路上。
说起“阐释”，也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一段时间内，“现代阐释”被当成了“现代转化”的副产品，或者被用作“转化”目标没能实现的一个证据。后来，随着国内阐释学热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阐释”并不仅是一种面对现成客体所展开的还原性的知识解释行为，它更是价值和意义的生产、传递和流通的过程。随着阐释观念的更新，今天的学者已经能够释然地看待“转化”思潮中出现的一批冠以“×××的现代阐释”“×××的现代意义”等类似题目的论著了，他们甚至把“转化”的历程追溯到百余年古代文论批评史的早期阶段，并从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新传统和新话语。由此看待百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史，就内化在现代阐释的同一过程之中。以前把“阐释”当作“转化”的一个步骤，现在认为“转化”就在“阐释”之中，而任何“阐释”必然是“转化”。这种从“阐释→转换”到“阐释/转换”范式的确立，背后则是对相关议题从知识论、工具论的思考向价值论和现象学思维的转移，乃是近十年来的一个最大的理论创新。
由此带来的两点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在学术理念上，以往关于传统文化的对象化认知正在逐渐地让位于一种对话的、体验的阐释态度。长期以来，我们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古代文论，把它当作客体处理成一堆关于过去的知识，而研究者充当了知识的还原者的角色。无论见解多么高明，本质上都是对过去的翻译式再现，并没有真正地涉及价值和意义的发现。因为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把古代文论做成死物之后，还要苛求复活它的现代性，压根儿就不符合逻辑。现代转化的很多方案之所以落空，一个根本的症结就在这里。“阐释”则不同，它的精髓在于古今之间体验关系的达成，目的不是还原知识，而是生产意义。只有解除了主客体之间的那种介入式的、对象化的认知关系，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才能够被今天的人理解到；也只有把古代文论当作活物，才能够继续谈论现代转化的问题。
二是我们看待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究竟什么是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问的角度。以前，传统被理解为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一种超稳定的思想结构，或者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比如谈到儒家文学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马上就会浮现诸如温柔敦厚、含蓄中和、尚质尚用之类刻板的印象。这些认识固然也正确，但由于缺乏一种古今对话的态度，它们被隔离在当下生活之外，成为了只属于过去的传统。试问，今天的人们割裂地谈论着属于过去的传统，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它势必会严重地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学意义空间的更深入探索。我们看到，“转化”思潮中产生了大量关于民族审美特性的知识，实际上并不比转化之前来得更加高明，原因就在这里，就在于人们对传统的理解存在着误区。学者们逐渐地意识到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毋宁说传统就存在于不断地被发现的过程之中，乃是当下意识所照亮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在最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当下问题的研究，而那些关于传统的惯常认知往往是不可靠的。
传统的现代化
十余年来，随着“现代转化”的热潮逐渐消退，它就从一个学术焦点转变为学者们读书治学的眼光问题，因之构成了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潜在的语境。就拿这些年围绕王国维美学的相关争论来看，无论是西学移植说，还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更生说，都指向了王国维意境说的理论来源和文化身份，也都是在“传统的现代化”这一问题域中提出来的。其中，罗钢提出了“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的观点，认为意境并不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和最高理想，而是由王国维奠基，经过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编织的一个学术神话，本质上是中国学者为了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所进行的一项现代化的工程，初衷是“传统的现代化”和“民族诗学传统认同”，结果却是“自我的他者化”和“西方美学传统认同”。罗先生一改之前做文化研究时的平稳风格，对意境说的见解和表达都相当的激进。他的一系列文章都似乎急于澄清世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误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百年来西方话语入侵、民族文化主体性丧失的焦虑。这就足以启示我们去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论与美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该如何去选择当下中国文论建构的相关路径。同样的道理，反对“变体说”的学者们也是通过意境说来谈论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发生。只不过在他们看来，意境论固然借鉴了西方的理论思维，但表达的却是正宗的中国艺术经验。因而非但不是西方美学的变体，反倒更见得王国维、宗白华等人融会中西、自铸新语的典范意义；也没有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反倒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文论传统。剥开两方针锋相对的观点，实际上都遵循了同一个学术范式，那便是该如何理解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这多半取决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观察位置之上，并且这个位置是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深谙西方的学者和精通古代的学者都在王国维美学中各取所需、自我强化，且不论意境说是中国固有的，还是西方移植过来的，都是在“现代转化”的同一个问题域下发生的，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期许是一致的。
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学、美学精神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到世纪之交的“转化热”，再到构筑新时代中国精神与文化自信，产生了一批旨在探索民族审美传统的论著。大概说来，在思想大解放的80年代，美学热少不得与西学热相互交织，相关古典美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学的强势影响，生搬硬套的痕迹还很明显。这种弊端很快就显示在“失语症”和“现代转化”的语境之下，由此启发了中西诗学、美学比较的学术热点，并带动学者们向着中西文化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的纵深去挖掘。进入新时代，特别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当前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讨论方兴未艾，器物美学、书画美学和美育实践研究受到重视，而“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成为了指导当下美学理论和文艺实践的重要命题。
与此同时，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关键词、元范畴和基本理论等老问题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焕发生机，总体上表现出从文学话语向文化话语研究、回到中华文明的母体之中去体会中国文学思想特质的发展趋势。正如刘毅青在《文明阐释视野下的中国文论重构》一文中指出的，中国现代以来面临着古今断裂的问题。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只有回到中国文明的源头，才能真正获得自身话语的理论资源，才能对当代文学构成批判意义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十余年来经学文艺思想研究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学者们联系经学的意义生产方式和话语实践方式来谈论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互动及影响机制，解析这种关联在历史上的表现形态及其背后蕴含的时代精神与文人群体的身份观念，从中华大历史观念出发理解经学关联域中的中国文学品格，以期为当下中国话语建构和文化创新提供借鉴。一些研究成果突破了以往的那种背景式的、平行比较的方法论，对古代文论实践性、人民性和道义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从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古典阐释学话语资源。
2014年张江发表《强制阐释论》，引发了关于中国当代阐释学话语建构的大讨论。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阐释学尤其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国内学者即发出建立本土阐释学的呼声。当初，学者们多少是有一些文化焦虑的，他们通过西方视野重新发现了极为丰富的中国古典阐释学资源，也感觉到建立中国本土阐释学的需要及诸种困惑。在当下，中华文化复兴谋求中国话语表达，这种需要无疑更加自觉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前景也更加清晰了。这个过程透过张江教授的一系列理论及其引发的学术热议来看，先是“强制阐释论”通过拆穿西方理论自身的“根本缺陷”，为中国话语的出场创造了条件；继而“公共阐释论”通过回返阐释的公共行为本质及其理性运行范式，从而展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阐释学的中国道路。现如今当我们再提“中国阐释学”的时候，它的思想义界、建构路径及其民族特性都远较当初的设想更为明朗和切实。在今天，中国阐释学话语之路超越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议题，并将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从聚焦于对西方话语的消化吸收，明确地拉回到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夯实其独立性的基础。这也启发了关于古代文论阐释学重构的学术热点。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应当走有别于西方的、体现中国传统的方法论阐释学道路。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包括古代文论之内的中国古典学传统蕴含有足以对视西方的哲学阐释学思想，只是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19ZDA264]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