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付秀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野望》之前，2018年初，付秀莹在一篇创作谈里的表述是值得留意的：“我写乡村，也写城市。有人说，我写得好的，还是乡村，是我的‘芳村’系列。我听了只是笑。我是不大赞同以乡村和城市来把题材区分开来的。文学是人学。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写的是不同生活场域中的人的处境、人的精神境遇和心灵遭逢。乡村也好城市也罢，文学处理的，是人类内部的精神事务。文学是心灵的事业。无论如何，小说所着力探究的，是人的内心，是人性的波澜起伏和幽微明灭。总觉得，这样的题材划分，终究是把小说弄得狭窄了，僵硬了。”（付秀莹：《在虚构的世界里再活一遍》，《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

付秀莹在讲这段话之前的2016年，是长篇小说《陌上》问世，而这段话之后的一年，则是长篇小说《他乡》。以狭隘的题材角度而论，《陌上》是为付秀莹赢得广泛声誉的“芳村世界”的接续，《他乡》却是“芳村的儿女”一波三折的“进城记”。但结合付秀莹2018年的创作谈所言，以“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视角观照付秀莹晚近的小说创作，显然并非是精准的切口路径。而假如联系到《野望》，尽管其聚焦的是新时代的乡土中国，可我们又似乎很难将这部长篇小说归入传统意义上“乡土文学”的范畴，由此也延伸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当下很多人所讨论的“乡土文学”，究竟指涉的是怎样的“乡土”？

先看《野望》。《野望》以芳村妇女翠台的日常视角展开。翠台生于芳村，长于芳村，她的生活半径几近未曾长久地离开过芳村。不过有意思的是，翠台尽管熟稔芳村的一切，且为人处世精明泼辣，但很多情况下翠台似乎更如同芳村的陌生人。应注意到，有关翠台的心理动态与言行表现，小说《野望》频繁使用的一个字是“恨”。她“恨”丈夫根来的执拗与懦弱、“恨”妹妹素台的没主见与使性子、“恨”儿子大坡的不争气、“恨”女儿二妞的不成体统、“恨”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似乎芳村既有的世情面貌都令翠台不由不“恨”。但此处的“恨”，又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极端化的情感属性，而是暗含着一种混合强烈焦虑感的特殊的情感结构，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翠台、根莲、喜针等“老芳村人”，在乡土因特定情势而形成的新的社群秩序面前的隔阂。而同翠台素有嫌隙的香罗在获得事业的成功后重返芳村，却能娴熟地游走于各类人情关系网，成为村里颇有声名的能人。因此，翠台的“恨”并不基于明晰化的情感态度，相反，由“恨”牵扯出的是翠台充满困惑的“妇女简史”。

与之相呼应的细节是，翠台的老父亲多次以“庄稼主子”自示身份，同时也以“庄稼主子”的角度提供了一类蕴含“祖宗之法”意味的观念逻辑与行为规范。翠台的老父亲在评判他人言行时始终不忘以“庄稼主子”作为依据，但恰恰是这一“庄稼主子”的“祖宗之法”，却在芳村显出不合时宜的一面。或者可以说，二十世纪初期乡土文学脉络源流下积势的某种传统，在《野望》构建的“芳村世界”里面临着新的境遇与新的问题。

需要指出，现今多数乡土小说呈现的“乡土”，实质上是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接管的“乡土”，而不是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不断形成变动转向的乡土空间，继而也就出现了付秀莹提到的“终究是把小说弄得狭窄了，僵硬了”的问题。当依循相应文学史法则的小说家们看似驾轻就熟地叙写“乡村”“乡情”“乡民”时，他们勾勒的乡土景象其实与同期的乡土现实具有显而易见的割裂感。而《野望》里翠台等芳村妇女因与新的人伦关系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困惑，反而击中了这个时代当中乡村社群结构的内核。而借由《野望》，能清晰地看到自改革开放时代以来谈“乡土”、论“乡土”，尤其是近十年来风起云涌的乡土中国，已然是被强行嵌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屡屡强调的“城市/乡村”这组对立的结构关系的一环。具体到芳村，“城”与“乡”的那种始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不断被凸显的差异性，实际上已在趋于弥合。而结合上文引申出的“芳村的陌生人”这一说法，这也是由于作为乡土的芳村，正形成城乡交互以后的空间结构与情感结构的重置。在此前提下，如果“芳村的儿女们”依旧保留的是传统农耕的思维逻辑，她们在芳村之中就必然是局外人。

翠台在小说中习惯性地做着两件事：一是串门儿，一是算账。这是我们颇为熟悉的以往乡土文学里多见的“庄稼主子”的行为活动。“串门儿”是试图对乡土的固有的人情关系（即“熟人社会”）进行巩固，而“算账”是指向家庭经济状况的筹谋规划。但正是在串门儿的过程间，翠台对芳村男女老少中涌现的新现象显然是措手不及的。至于算账，翠台开始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精打细算，似乎总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将会发生，从而打破翠台以美好的个人愿景所编织的“账单”。这两件事的结果就是生出了翠台的“恨”。与“恨”相伴随的，是翠台在自我身份认知层面暴露出的矛盾性。当老父亲以“庄稼主子”身份对翠台、素台姐妹进行“教导”时，翠台明显清楚像父亲这样固守己见的“庄稼主子”在今日之芳村的局限，但同时，她又对“芳村世界”以外的新生事物与价值观念表现出排斥态度。她在注意到女儿大学期间的种种变化而生出的失望与偏执、她在别人传授新知识时的刻意拒绝，都是相应群体或个体的情感结构的佐证。无疑，翠台正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乡土社会进入转型期的一类典型的人物形象。

而这种因变更的乡土情势与人际关系所引发的身份问题，也是小说在叙事方面的重要的支撑点。《野望》寄托了作者付秀莹旨在传递“时代乡土大地上正在不断生成新的气象,新的风貌,新的格局”（舒晋瑜：《付秀莹：小说家一定要热爱人间烟火》，《中华读书报》2022年7月13日）的宗旨目标，故而《野望》投射的“乡土”并不纯粹是一种被现当代文学史简化的“乡土风景”，而是以“芳村世界”为聚焦点、真切发生在寻常百姓家的乡土现实的“变”与“不变”。至于“芳村的陌生人”或曰“乡土的陌生人”，也是付秀莹对当下乡土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对象群体的精神动态的勘探与追问。芳村在书写层面蔚然可见的“广阔天地”，恰是通过翠台、根来、大坡等人的情感疑云与身份矛盾而触发的。“庄稼主子”以二十四节气为表征的言行准则与小说写到的播放新时代讯息的大喇叭，不时牵扯着“翠台们”的日常，而其中也包含了指涉未来的更多人生选择。

小说《野望》后半部分强调的，正是“翠台们”怎样从乡土的陌生人转为归来的主人翁。丈夫根来养猪为业、却因瘟疫损失惨重，儿子大坡一直以来浑浑噩噩、没有稳定工作，包括儿子儿媳之间无休止的家庭闹剧等，都是让翠台烦恼不已的“账”，而这些恰恰成为翠台一家重新调整内部家庭关系与外部社会趋势的契机。如传达至芳村的新政策、新思路，推动根来、大坡、增志、素台等人形成生活自救与精神自救。根来便是在政策学习与技术培训期间，使翠台感受到“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一套一套的，又是政策，又是技术，头头是道”（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14页），至于向来令翠台爱恨交织的儿子大坡，“说话，做事，竟然一板一眼，有模有样的了”（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25页），这些新变无疑是因芳村的“新的气象,新的风貌,新的格局”而出现的。但付秀莹叙写相应人物的“变”的同时，也没有强行抹去这些人物固守的一面。事实上，至小说结尾处，缠绕于翠台精神结构深处的某种“不变”的因子，使得她在听到女儿二妞大学毕业后有志于回乡建设时仍然会“气得嘴唇哆嗦”，并以“庄稼主子”的身份口吻直言“我活了半辈子，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页）。但这对母女关乎未来职业规划的争执，实则也映照出以“芳村”作为特定考察对象的中国乡村的新故事、新经验，也即我先前指出的为何芳村会是“广阔天地”——正是“母”与“女”在“桥”与“路”之间的分歧、“芳村的儿女们”在“庄稼主子”与“新芳村人”角色关系之间的矛盾与重新审视，促成了“芳村世界”充满新颖感的叙事方向。芳村指向的“广阔天地”，是交织着各种“新”与“旧”、“变”与“不变”的意味深长的空间场域，而付秀莹在《野望》里对芳村家长里短的细致书写，恰是以其对长久以来关乎乡土中国的偏见的有意识背反作为基底。《野望》写出了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中国广大乡村的更深层次、也更多元的现世面向，而“芳村的儿女们”在情感结构维度呈现出的复杂性，她们从乡土的陌生人试图转变为归来的主人翁，也是“芳村世界”引人关注的缘由所在。

（顾奕俊，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任职于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