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说起非虚构写作的谱系、资源与脉络，一般会提到西方的新新闻主义、美国纪实小说，以及我们自身的报告文学传统等。非虚构在中国文坛再度引发热潮，无疑得联系到《人民文学》2010年推出的栏目，登高一呼，迄今蔚为大观。检视这十年来能够进入后世文学史、代表此期间时代之“新”与文学之“新”的现象，非虚构写作肯定无法绕过。以下论列的四个问题，拟将非虚构写作瑕瑜互见的一面呈现出来，既彰显成绩，也不隐匿症结性的问题与危机。

与此前精英而保守的文学写作相比，非虚构更具新变和“出圈”的气质。在纸质文本之外，新媒体时代各种公众号、订阅号、APP——“人物”“人间”“剥洋葱”“正午故事”“故事硬核”“谷雨实验室”“真实故事计划”等——对非虚构写作有深度介入。目前研究界对新媒体领域的非虚构现象似乎关注不够。如《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等推文都引发舆论甚至市场的关注。不过问题也存乎其间：首先，新媒体非虚构大多定位为普通人的传记，从上述推文标题可知，主人公往往被贴上性别、阶级、地域、职业的身份进行分类，作为非虚构写作初衷的社会问题导向由此可能被简化为身份政治。其次，在注意力经济与算法逻辑支配下，为博取关注、点赞并转化为盈利，普通人的传记也会被过度传奇化。从读者这方面而言，对陌生人生活的关注不应被猎奇心理所捕获。再次，非虚构促使写作主权进一步开放和下移，自媒体时代也为满足个人自述意愿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的非虚构写作课程和平台纷纷推出，在标准化、规模化、产品化的写作样式中，到底谁能够被我们看见？非虚构与新媒体的结合鼓荡起阵阵东风，文学因越界而活力焕发，抑或存在被消费主义釜底抽薪后改头换面再登场的风险？

近十年来获得关注的非虚构作品，努力将中国社会的丰富复杂现实呈现出来，作者们走入生活深处，置身社会田野，发现中国问题。“社会问题”已然成为非虚构写作稳定的取景器：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涉及传销、郑小琼的《女工记》涉及打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涉及乡村治理、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涉及拆迁与上访、袁凌的《寂静的孩子》涉及留守与流动儿童……然而社会问题的满溢也会带来限制。詹姆斯·伍德批评一种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写作策略：“走出去，填满你的笔记本，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这些现实塞进小说。”非虚构写作也会面临类似危险，满足于在社会生活的表面惯性滑行，满足于将来自社会问题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则支付了巨大代价，比如牺牲了人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算是个体。他们全都是从社会的目录表中选出来的”（詹姆斯·伍德：《汤姆·沃尔夫的肤浅和信息问题》），牺牲了社会问题中鲜活的个体，以及与此个体相联系的深广的社会背景。

2021年10月16日，何平与我召集以“文学与公共生活”为主题的工作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五期），邀请众多非虚构写作的作者、研究者与从业者与会。郭爽在发言中提醒道：“当你把录音笔关闭，就是把这个人的东西拿走了”，那么，“他人东西是否能直接为你所用？你真的了解他吗？”（郭爽：《不被夺走的时间》）这里涉及非虚构写作的伦理：既要呈现他人的生活世界，又要深知这种呈现的限度所在。且举哲贵的《金乡》为例，这是一部以温州金乡镇企业发展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为一方水土与一方人赋形，总须凭靠强悍而婉转的笔触，总须以自身的文学观、价值观去加以整合，否则满地碎片难以从泥土中跃然纸上。但是哲贵又时时警惕不要过度掺入自身判断，否则“金乡便成了我的金乡，那将是一座有序却单一的城邦，是一座只有我的标签和气息的城邦。我不要这样的金乡”。写一众人物，神情毕现，那么这支笔既要“以无厚入有间”，深入体贴人情物理的每一处褶皱；又当“止于所当止”，知道下笔的限度，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丰富与活力、无奈与隐痛，都不可能被作家的笔所穷尽。在赋形与虔敬之间，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需要悉心摸索。

在居高不退的热潮中，似乎“非虚构”变成一个定语，后面联缀的“写作”显示出巨大包容力，可以对接文学、新闻特稿、田野调查、社会学报告、历史普及读物……尤其近年来社会学调查、人文随笔、甚至社科领域的专业著作等，都会被归到非虚构名下。当不同的行业、专业背景、学科领域等作为变量，非虚构写作一方面呈现出不同面貌、特征与写作抱负，另一方面也引发主体性之争：“非虚构”与“文学”到底孰轻孰重。《扬子江评论》2022年第4期刊发“非虚构研究专辑”即可见出不同观点的碰撞：作家袁凌痛感文学性沦为“社会学或新闻性的附庸和缘饰”，当务之急是“确立和尊重非虚构的文学性，而不是任其在‘非虚构写作’的漫无边际之中耗散和消退”（袁凌：《“非虚构文学”亟需面世》）；研究者丁茜菡则主张“不应该局限在文学范围内看‘非虚构写作’，如此范围的局限会造成‘非虚构写作’从部分到整体层面均有的意义丢失”（丁茜菡：《抵达非虚构》）。非虚构写作在2010年兴起，背后无疑暗藏着一种“纯文学的焦虑”——以虚构为核心、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与社会公共议题对话、无法回应今天的变局，无法建立与时代真实的关联。莽莽苍苍的生活世界要么无法进入文学世界，要么在进入之后异化为陈腐的格套，所以文学书写的路径、立场与姿态都需要更新——既然非虚构当年的兴起伴随着上述反思意识，那么今天似乎还不必急于打扫战场、画地为牢。在铺天盖地的非虚构写作中，我们可以追问的是：“文学”能够为非虚构提供什么；在非虚构的肌体中，文学独特的基因会带来什么。我和同事康凌曾就爆款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展开研讨，康凌注意到外卖骑手滑倒、买下麻辣香锅自己品尝的细节，进而指出这个“溢出”细节的意义所在：“外卖骑手的身体不仅是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它还具有一个感官的、审美的向度，外卖骑手是具有感官与审美决断之能力的主体。”（康凌：《麻辣香锅与劳动的身体：对一个非虚构文本细节的阐释》）。我们的阅读期待（往往看似真诚）和文学制度，大抵视外卖骑手为残缺、匮乏、受苦受难的人物。一方面，他们的角色扮演如此单一化；另一方面，读者通过对他者苦难的观察来产生怜悯、同情与“血与泪的文学”。上述文学生产与消费程序对外卖骑手的呈现，和算法系统对外卖骑手的处置，其逻辑并无二致，看到的只有木偶和机制，看不到活生生的行动者及其经验。而“麻辣香锅”这个饱含文学性的细节，启动了“感性的重新分配”，再现了普通劳动者不为人知的瞬间，这是文学当为非虚构写作提供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