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谷若(1903.09.30—1994.08.18)，原名张恩裕，字榖若，山东烟台人，杰出的翻译家、学者，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20世纪30年代因翻译出版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而一鸣惊人。北大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又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一生从事英国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代表性译作还包括哈代的《无名的裘德》、狄更斯的《游美札记》《大卫·考坡菲》、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以及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萧伯纳戏剧《伤心之家》和部分唐诗英译等，其译作忠实畅达、注释精赡详尽而享有盛誉。日前，张谷若先生之女、曾翻译《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等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家张玲所著的《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由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张玲在书中深情回忆并描绘了张谷若先生百味杂陈的一生、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和独立严谨的治学精神，以“一个漂泊二十余年、根归故里的中年女儿”的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父亲，并为父亲的形象敷上了多层次的色彩。

中国作家网特选摘书中记述张谷若先生翻译英国作家菲尔丁名著《弃儿汤姆·琼斯史》的一段往事，帮助读者回顾译著诞生始末和老一辈学者为文学翻译倾尽心血的感情。

作者: 张玲

出版社: 文津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0

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史》问世二百周年后不久，英国生产了一部据此小说改编，与主人公同名的电影，后获第三十六届（1964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导演、编剧、音乐等众多奖项。导演托尼·理查森，编剧约翰·奥斯本，恰是其时英国新兴新潮电影和戏剧领军人物，这部获奖电影，也成为英国新潮电影代表作。历史又推进了半个世纪，抚今追昔，似乎也令人依稀看到，当年这些“愤怒的青年”，是如何早已驰回他们二百年前的远祖，行其穿越。

中译本《弃儿汤姆·琼斯史》在中国刊行，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对这部小说的关注、研究、翻译，却是先行久矣。姑毋论上世纪前期前辈学人的探索，至少60年代初，中国出版、翻译界及其相关主管，在统筹世界文学经典出版工作时，就已将这部小说纳入视野。先父张谷若担负此书翻译之初，其实非其全部。大约1964年夏，那正是父亲大体完成《大卫·考坡菲》翻译的时期。我再从西北回京省亲，就听父亲提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年轻编辑施咸荣、王仲英诸先生曾专程来访，谈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由人文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有关专家学者组成）正为已计划列入该丛书的《弃儿汤姆·琼斯史》组稿并物色译者，此时人文社恰巧收到西南一位大学教授对该译作的自动投稿。经慎重审阅，大家认为，应该珍视译者对这样一部文字艰深、内涵厚重经典所付出的劳动，因此特请人文社人员做了通篇校订、加工，但尚需重译、补译相当篇幅。编委会经过研究，才特派当时的青年编辑前来，约先父担负这一任务。

计划经济年代，文化工作同样有严格计划。当时各个国家出版社，担负出版物种类都有明确范围。人文社及译文社是主要两家可出版外译中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两家出版社又依具体作家作品各有分工。比如我所知哈代作品，由人文社负责，狄更斯作品则由译文社负责。先父当时已在人文社出版过《德伯家的苔丝》等三部哈代小说、一首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与一部萧伯纳剧本《伤心之家》；又在译文社出版了狄更斯的《游美札记》，手头正为该社译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当时两社的责任编辑以及社、室主管本人，大多也是翻译家，对于父亲的译笔多有了解，或可谓欣赏。此次他们又来约稿，其时先父已年逾花甲，在校任课不重，过去参与莎士比亚、萧伯纳、狄更斯翻译，都是出版社先已经过和父亲所属单位北大西语系沟通，再与父亲相互约定；此次，可能也是先已经过此程序，出版社来家面谈，父亲立即欣然接受。一向内敛，与世无争的父亲所以立即欣然，我深知是因为，他向来爱好翻译胜于教书，尤其乐于面对高难度名著挑战；又何况，施咸荣等人文社编辑在来访时还说，确定将这部书选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后来所谓“网格本”）时，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曾经说“苏联有的我们都要有！”；更何况，施先生还特别说了一句：“大家认为，菲尔丁那种18世纪的英语和他的风格，只有您能传达出来！”

人文社和父亲的互动十分快捷。不久，施咸荣又到父亲家中亲自送来一笔预付稿酬，说是按出版社不成文的特例。当父亲将手头即将完稿的《大卫·考坡菲》杀青后，本将立即转向投入《弃儿汤姆·琼斯史》，“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至，一切正常工作戛然而止。再不久，父亲收到人文社革命造反组织便条一纸，勒令每月取工资后，抽十五元退还预支稿酬。从此，每当我从大西北回京省亲，匆匆帮父母料理家务当中，就多了一项去邮局向人文社寄十五元退款的任务。此事大约延续三年，据此粗略估算，当初那笔预付稿酬大约在三百至五百元间。“文革”风浪渐趋平静之后，大家都在收拾自己的风帆舢板，重新起航，父亲是率先回应出版社领导及年长编辑重行定约，并立即拿出译作的译者之一。因为他从70年代早中期风暴宁和的间歇，即已开始认真重新整理自己此前出版的全部旧译。

补译《弃儿汤姆·琼斯史》的重点，是这十八卷大部头作品各卷的首章，按中译文计，约六万言。这是菲尔丁文学艺术理念、小说创作主张的表述。其中，菲尔丁以其雄健如椽之笔，尽情挥洒，旁征博引，纵横辩证，明引暗喻，表达了一位以社会担当为己任伟大小说家的胸怀和技艺。先父酣畅地迅速完成了这部分译文，正值北京大学新晋副校长季羡林先生亲顾的《国外文学》杂志约稿，遂委托我们的通家中年好友，不久即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士沂先生代此编辑部向父亲约稿，并于不久后发表。此部分译稿全文连载于该刊第二、三期，反应不俗；与此同时，这些译文手稿也交付人文社，受到上下编审赞赏，这是当时责编亲来告知先父。又经若干时日，人文社、室负责人孙绳武、蒋璐及徐日珪、任吉生多位编辑先生女士一行又来造访，称许补译稿后，却又恳切言说，出版社在将此译作三位译者稿件汇合，具体编辑处理过程中，遇到某种难题，特来征求父亲意见。最后，经父亲和来客共同商定（其间我也非礼插嘴略抒愚见），索性由父亲再独自译竣一部全书，纳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出版。

80年代初，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协会，这类计划还都是作、译者与出版社口头协定，无书面合同文字。记得是从1983年秋凉后，我家已从城中心搬到西郊双榆树，年逾八十已鳏居十余年的父亲，终于喜获宽敞读写、起居、待客空间，匆匆安置好桌椅文具，就开始了他的新一程翻译之旅。每天晨起，依他终生习惯，草草梳洗、简单餐饮，遂后立即开始伏案读写翻译，约从9时开始，至13时午饭止，无论周末，亦不顾节假。

尽人皆知，翻译最首要，也是最浅表的意义和功能，是不同体系种类语文之间的对应转换与互动。译者完成这一艰辛过程的满意程度，首先自然决定于其准确把握起始语和目的语的能力。文学翻译，不言而喻，在把握上还要求更有层次的深度，以期传达出包括语文意义与风格方面不同层次的内涵与韵味。先父毕其生，始终致力倾自身中外语文技能修养于每部译作，力求从原文再创作出较满意的译文。

语言文字又是随时光潮流律动而演变的文化存在，18世纪与19至20世纪初或当代的英文，在词义语法以至修辞手段等方面，都有不同。为区别作品中古今有别的语文，父亲翻译《弃儿汤姆·琼斯史》这部二百多年前的经典，基本用语是一种古典味儿白话，或谓略近似明清时代白话。又由于菲尔丁是一位学识渊博精深、语言丰富多彩、行文潇洒磅礴的大师，父亲处理他的叙述、论辩语言及不同身份人物对话、独白等各种用语，也撷取力求对应的不同中文用语；对于英文原文中的拉丁、古希腊等欧洲古文，也采用古汉语对应。为解决途中难点，自然尚需借助参考书及工具书，其中难以自己解决的，便向东北韩井涛主教（1921—2020）书信讨教，韩先生擅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语种，对世界古典文明造诣精深。父亲本来富有藏书，“文革”中已四去其三，我们就在国内外公干之余，或通过中外朋友辗转之间，帮他搜购、求索。如今回想，那也并非一段简捷蹊径。

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通常会遭遇无数表面文字背后隐形的异域文化、历史、民俗成分和谐谑、隐喻、反讽、调侃等等独具作家特色的修辞技巧，读者不一定尽皆直捷深切理解和欣赏，因此，父亲从早年出版翻译处女作《还乡》《德伯家的苔丝》之始，就很注重译文注释，而且因此在学界颇受尊重。他是结合研究作注释，这是他身为译者以自身学识修养做研究的用武之地，也是将中国传统古籍研究中训诂、注疏方法，引用到研究翻译外国文学中的实践，远非简单地解释词语或“字典搬家”。此类注释，在我国古典名著中，读者已习以为常；而且确已从中获益匪浅。

如此，经过1983年至1987年，略相当于他80至85岁的五年间，约一千八百多个早晨，他终于满面含笑。随着长出一口气说道：“《汤姆·琼斯》的翻译已经完工，我从此不再翻译了！”

那时再过数月，他就整整八十五周岁。

大约两年后，一次在南方开会，我偶遇人文社新一届外文部主任秦顺新先生，他趁会间休闲散步，看似随意而又语气神情都甚庄重地对我说，他们社在安排处理父亲这部《汤姆·琼斯》译稿出版事宜时，又遇到某种未及预见情况，经与丛书合作者，又是兄弟出版社的上海译文社商议，上海方面非常乐于接受出版这部书。现通过我再征求父亲意见。

大约也是秉承了一些父母遗传，我是先天思维简陋、行止粗率类人，加之我混迹外文编辑行多年，人文、译文诸位领导、编辑又大都是我的同行长者，对这两家出版社如此两全的策划，自然易于理解接受。会后回到北京家中，即告知父亲出版社此一新设想。

父亲毕生从事翻译，首先是兴趣，在那一千八百余个上午终日伏案，又对原作那样详加脚注，着实辛苦；别人看来是那样不合时宜，以致吃力不讨好，他却以此为乐。他享受了这一快乐过程，交割了任务，即算万事大吉，至于哪个出版社怎样处理，对他并不那样重要。他既已封笔，就在阅读、赏画、听曲中自得其乐，只在静静等待面见他这最后一部大书。

那时出版周期实在是慢！1994年春，病榻上的父亲终于收到由上海寄来的一部《弃儿汤姆·琼斯史》样书；仅仅一部，不是按当时常规，由出版社送发给译者的二十部，而是此书在下印厂印制后，大规模批装之前，预先装订制作出极少样书，仅供出版印刷等各要隘最后检阅一番，签发退还工厂，再正式开印之用。父亲从1992年的除夕，突患中风，已缠绵病榻数月，亲切关怀老译者的人文、译文两社领导、编辑早对他的病情时予关注，译文社所以如此急迫寄送此一特别样书，确实体现了上海人工作作风中的细腻体贴；同时也令人由衷赞叹先父的幸运。

我至今记得，那时父亲半倚在床，用尚能动作的右手和勉强配合的左手，吃力地捧着这部比《现代汉语词典》还大还厚的书，微笑着吐出这几个字：“这辈子，我没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