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科幻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科幻作家们尝试深入探讨的话题。1981年，郑文光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把它叫作科幻现实主义。”“科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科幻作家们文类意识的逐渐成形。进入21世纪，科幻现实主义这一口号又被重新提出。2012年，陈楸帆在第三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演讲中提及这一概念；2013年，他在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暨“科幻照进现实”高峰论坛上发言，将科幻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话语策略。如同韩松所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给现实提供新的表现方式”。

时至今日，科幻现实主义成为国内科幻界颇有影响力的提法，其内涵也发生演变，从话语策略转化为创作趋向。具体而言，早期更强调科幻的讽喻性，不论是郑文光的“折光镜”说法，还是陈楸帆所认为的话语策略，都看重科幻小说的工具性，“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随着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的不断积累，科幻文学更多地转向“未来考古学”的创作姿态，因为现实本身在科技的影响之下急剧变动，“科幻文学却由于其边缘性及封闭性的文类特征，保留了真实社会空间中的一块想象性飞地”，得以继续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对科幻现实主义的讨论，需要关注到科技的维度，并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诞生于晚清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科幻小说，和“科学救国”的思潮密不可分，启蒙者试图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来改造国民的思想，进而完成文化和社会的变革。小说的功用被拔高，如梁启超所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科幻小说更是引起先觉者的关注，中国重振雄威成为晚清科幻的重要想象方向。与此同时，由于将科幻视为普及科学的利器，鲁迅等人积极翻译引进“科学小说”。在百余年的中国科幻发展史中，科幻承载着中国人关于“光荣与梦想”的追求。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现实经验发生整体性改变，在新的科技背景下，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不被传统文学所重视的话题不断出现在科幻文学作品中。正因此，当下的科幻现实主义体现出中国科幻的独特性，它深深扎根于迅猛发展的中国现实土壤之中，通常以现实或近未来作为背景，探讨在科技的影响下现实社会的诸多变化，或是中国未来的可能性以及人的变化。科幻创作的变化引起我们思考：文学如何表现科技的惊异之美，扩大审美尺度？如何呈现科技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拓展创作题材？如何探索科技与人的关系，深化对“人”的意义的终极思考？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表现震惊体验

科技是科幻文学的书写对象，表现科技的美是科幻文学题中应有之义。科幻现实主义将科技之美与现实关怀相结合，与科普型科幻、儿童科幻拉开距离，为文类正当性和影响力的扩大提供助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大众的日常体验和感知也发生变化。本雅明曾用“震惊”一词来描述社会转型给现代人带来的心理变化，这里借用“震惊”这一概念来概括科幻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之一，即科幻现实主义关注到科技给心灵带来的现代性经验。

科幻文学之美，首先在于“陌生化”和“认知性”结合所带来的“惊异感”，展现出科技之美，进而体现对真理的求索，让读者体会到震惊之感，这也是科幻文学与其他文学的本质区别。尽管至今“科幻”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但是科幻的“惊异之美”已成共识，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所提出的“认知性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成为目前被广泛接受的科幻理论。这个概念继承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的“使陌生化”（ostranenie）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间离效果”（estrangement effect），认为陌生化手段可以带来惊异的审美效果。与此同时，为了将科幻小说与神话、民间故事、奇幻等超自然的文学区分开来，它还强调认知性（cognitive），关注“来自经验环境中的可变因素和显现未来特征的种种因素”，指向科幻的动态性和创造性。这体现在对科技的想象上，人类通过探索和发现自然规律，“用坚实的物理法则和潮水一般的细节”打造全新的世界，体现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往往会给读者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

刘慈欣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着科技展开，带给读者“震惊”的心理感受。他在《球状闪电》中创造了一系列以“宏”作为关键词的名词：宏电子、宏原子、宏聚变；在《微纪元》中提出与“微纪元”相对的“宏纪元”。《流浪地球》所使用的“宏细节”写法，即“把宏观的大历史作为细节来描写”，这在描写现实的主流文学中几乎难以出现。《流浪地球》建构一个历史的大框架，在有限的篇幅内叙述人类带着地球逃离太阳系的历史：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Ⅰ（加速）、流浪时代Ⅱ（减速）、新太阳时代。《三体》将三体人和三体文明作为整体描述，地球人和地球文明亦凝缩为一个整体。《三体》既有对地球现实的真实描绘，塑造了叶文洁、罗辑、章北海、程心等典型人物，又对三体文明进行细致刻画，而对“二向箔”“水滴”等意象的设置更是超乎想象。可以说，科幻文学在不断挑战、拓展、重塑审美的边界。

科幻文学给读者带来的震惊体验更体现在通过宏大叙事，将对于人的思考放在宇宙的背景上，以此来重塑精神品格。“文学是人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要求文学将人物作为描写的中心，探讨幽深而复杂的人性。而人类的背后是宇宙，与宇宙相比，人类是那么渺小，于是，“科幻给文学一个机会，可以让文学的目光再次宽阔起来。”

《乡村教师》叙述的是癌症晚期的乡村教师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在贫困的西北山区，现代科技尚未普及的落后之地，这位乡村教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坚持给孩子们讲授完牛顿三定律，希望用科学知识点亮他们的生命。如果小说只写到这里，不免落入启蒙叙事的窠臼，乡村教师的形象也只是如鲁迅小说所描绘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出乎意料的是，小说在宇宙的尺度上展开另一重叙事，视域宏大寥廓。银河系的碳基文明与硅基文明之间正在进行惨烈的生存竞争，碳基文明随机选中这群孩子进行3C文明测试，以判断是否摧毁地球。在这场决定地球生存的文明测试中，十八个山区孩子凭借最后一课所学通过测试，从而保全地球文明。可是，孩子们并不知晓他们的数字复制体所完成的壮举，“娃们决定自己掩埋自己的老师。他们拿起锄头铁锹，开始在学校旁边的山地上挖墓坑。灿烂的群星在整个宇宙中静静地看着他们”。这两重叙事在此相逢，微小的个体与宏大的宇宙，牺牲自我的教师与壮阔的太空史诗，究竟哪一种因素更能带来震撼体验，制造出古典浪漫主义？

答案或许是前者，而这是一种矛盾修辞学。从普遍意义来说，刘慈欣对宇宙的宏大想象令人惊叹，丰富的技术细节营造出真实感，但在宇宙这一背景下对人性的探讨更为内核。他重提“启蒙”，重视科技，关注到现实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对宇宙、生命、道德等进行追问，对人生价值进行重估，这才是真正让读者感到震惊之原因。类似的书写，在何夕的《伤心者》中也出现过，唤起了读者强大的情感共鸣。屈原曾在《天问》中向天发问，表现出大胆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而今科幻小说亦将目光投向寥廓的大自然，试图以整体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来触及和观察当下现实社会。

二、隐喻社会之变

科幻现实主义关注到科技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从科技的视角来书写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为科幻创作拓展题材范围。对于主流文学而言，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科技维度的思考，加大文学对现实关注的力度和深度，也是有益的补充。

科幻文学在诞生之初，就严肃地探讨科技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多重焦虑。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出版，被视为现代科幻小说的源头。小说所提出的议题涉及认知、情感、伦理等多个角度，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制造新生命，如何看待创造物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伦理底线在哪里？从玛丽·雪莱以降，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新浪潮群体、厄休拉·勒奎恩等对现实社会关注较多的科幻作家们持续观察科技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从不同的侧面感知到了科学与技术对于社会形态、人类本质与文明要素的深刻影响”，进而试图发掘其社会意义和审美形态。

科幻的“寓言”或“预言”属性，让科幻承担起文明预警功能。《弗兰肯斯坦》有一个副标题是“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造人的泰坦，小说将制造科学怪人的科学家比喻为“现代普罗米修斯”，以此来提醒不当利用科技可能造成的恶果。当代科幻理论家朱瑞瑛（Seo-Young Chu）也强调科幻的隐喻功能，在《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吗？——关于再现的科幻理论》中将科幻视为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模仿性话语（mimetic discourse），它再现的对象是非想象性的，因此，科幻是对现实的高密度模仿（high-intensity mimesis）。隐喻的事物对于科幻而言，都可能是现实。实际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实不断超越日常经验的限度，以至于科幻文学中的幻想比现实更真实，如同韩松所言，“科幻原来竟可以比现实更现实”。

韩松的作品注重将现实与超现实结合，以隐喻的方式描述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形象，尤其关注科技对社会的异化，“承接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风格，如同梦魇一般，制造出令人惊悚不安的现实寓言”。

地铁、高铁等交通工具承载着韩松对现代中国的独特观察，《地铁》《高铁》《轨道》被称为“轨道三部曲”，或可视为技术时代的社会寓言。轨道交通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志，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悄然出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深刻改写日常生活经验，并潜移默化地转化观察世界的视角和重塑思维方式。科技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变化、给个体生命带来哪些认知困惑，这些问题都反复出现在韩松的作品中，成为讨论的重要命题。

《末班》是组成《地铁》的五个短篇中的第一篇。叙述者“他”在末班地铁上目睹“怪现状”，看见怪人搬运工将昏睡的乘客装进盛满绿色溶液的大玻璃瓶。他试图发掘事情的真相，却意外发现被掩藏的历史隐秘，并让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境之中。韩松在小说中设置了叙事的迷宫，通过地铁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起来，并对现代文明持有批判反思的态度。所以，叙述者不断发出质问，“这是哪儿？”“难道，竟真的有未来吗？”他仿佛是荒谬时代的独醒者，又或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于黑暗中发出警示，警惕个体被现代生活所吞噬与异化，从而丧失了进入未来的可能性。对于异化的探讨，更鲜明地集中于《惊变》与《动车》。当人进入地铁、高铁等封闭性空间时，这些高速运转的轨道交通工具会将人带往何处？当人一味地追求高速时，会不会给未来埋下隐患？或者，还有未来可言么？对于速度和方向的诘问，既关乎轨道交通，又指向当下中国。科幻文学以独特的想象方式为文学介入现实提供抓手，去呈现人类社会在科技驱动下进行的文明演变和可能产生的异化，进而建构对未来世界的认知和想象。

《惊变》将叙述空间设定为不断前行的地铁，但车上乘客并不知晓地铁到底开往何处，于是为了抢夺生存资源，不同车厢开始文明演化。等到站台终于出现之时，人类已经异化，“以蚁的形态，以虫的形态，以鱼的形态，以树的形态，以草的形态……”如果说《惊变》是人类的动物化隐喻，那么《动车》更像是另一版本的人类文明史。在动车这一代表文明进步水平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上，人们寻找未来希望，“技术之后是哲学，哲学之后就是宗教了”。小说对于“速度”的质询，在情感上是颇为微妙的，一方面在“追赶”心理的驱动下，提高速度和效率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受到认可的，发展离不开争分夺秒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对速度的过度追求，可能会影响到发展的方向和质量，出现《动车》开篇所描述的事故。即便事故发生，动车依然没有停止继续行驶。更让人感到惊悚的是，小说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设定。高铁不仅能进行空间旅行，还能进行时间跃迁，人类在高铁中进化出崭新的文明，而新的文明则以细菌为宿主。这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如《末班》一样，《动车》在结尾处再次出现“孩子”的意象，救救孩子亦是救救未来。这是科幻文学发出的文明预警，也是其所体现出的独有的思想实验性与现实批判性。

“今天的科学技术，又像一列欲望号特快列车”，我们都是车上的乘客，感受到列车的高速前行，但却不知道这列“欲望号特快列车”正在驶向何方；更致命的是，没有乘客能够从列车上下车，登上列车便别无选择。韩松将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察转化为地铁、动车等意象，表达对发展速度过快的种种担忧，体现出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频繁出现在韩松小说中的《读书》杂志，或许是另一种隐喻，呼唤着思想启蒙的重启，以人文关怀来抚慰技术时代的心灵，让人重新找回主体性。

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的问题，还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以科幻文学来建构技术中国，关注现代中国，提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在太空歌剧等传统题材之外，从新视角去思考历史、现实与未来，表现民族国家意识，可以说，“面对时代，科幻仍做出了真诚的思考和回应”。

三、思考人之未来

科幻现实主义还进一步思考科技和人的关系，从关注科技之美、观察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深入和内化到科技对人的改变。这也丰富了对“人”“文学是人学”等概念的思考，这是时代给予的新命题。

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将科幻小说划分为六个阶段，依次为：历险阶段、科学阶段、社会学阶段、主观性阶段、美学阶段和数字朋克阶段，并认为科幻是“一种先兆式的考古学”，这种表述方式存在着时间悖论，它意味着“这些陌生的人造物品其实正是我们自己将来的遗迹”。科幻是从未来观看当下，从他者检视自我，进而完成对现实的批判性认知。进入数字时代，科技正在改变我们对人的理解。

由于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的发展，真实与虚拟、现实与科幻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对或然情境下的人类境况进行推测性想象便成为讨论的焦点。哲学的传统历来是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到哪儿去？这是关于“人”的终极追问。在科幻文学中，“人”的概念被重新建构，意识可以与身体相分离，信息属性比生物属性更为重要，不同文明的边界也正在被跨越与超越。换言之，后人类时代正在到来。

早在1985年，当娜·哈拉维就宣告赛博格时代的到来，“迄至20世纪后期——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吐火女怪（chimera），是理论上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是赛博。”如今，人工智能、算法、赛博格、元宇宙等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热点话题。仅以算法为例，就有陈楸帆《人生算法》、杨晚晴《拟人算法》等作品。当我们惊叹“我们所处的时代比科幻还要科幻”，科幻不得不更“努力”时，科幻还能书写什么？科幻还能提供怎样的认知视角，还将如何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的终极意义？

陈楸帆的《荒潮》作为国内近年来的科幻力作，将背景设定为东南沿海的硅屿。这是一座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电子垃圾岛，环境污染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暴力犯罪横行，同时还面临着国际资本入侵。科技的发展并没有消解性别、地域等方面的歧视，反而放大了一些不平等的地方。用途不明的危险义体被当作电子垃圾出口到硅屿，负责分拣处理电子垃圾的“垃圾人”小米发生疯狂变异，从此成为赛博格，拥有肉体和机械体两种不同的身体形态。何为赛博格（Cyborg）？这个词语由“控制论”（cybernetic）与“有机体”（organism）组成，意为机械化有机体，依靠机械装置来维持生命。技术机器嵌入身体，人与技术机器共栖共生。这引起了新的问题：身体日益技术化和数字化，我们将如何来定义“人”，身体和意识是否可以分割，确定人之为人取决于肉体还是灵魂？科幻经典《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情感作为判断标准，某些机器人比人类更有同理心、拥有共情的能力，那么，“这些创造物（creatures）究竟应该被称为人，或者是应该最准确地归类为仿真机器人的‘物’（things）？”而《荒潮》提出的问题则更进一步，当作为“人”的小米分裂为小米0和小米1时（显然，“0”和“1”的命名来自二进制），小米的意识可以从肉体中抽离，进入机械体中，如何看待意识、肉体、机械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小米，是否能够将小米继续视为拥有主体性的“人”？

《荒潮》将小米的性别设定为女性，让她面临技术、资本、性别的多重压迫，进而将其转化为女性赛博格，为陷入困境的被压迫者提供一种想象性解决方案。“我是偶然。我是必然。我是一个新的错误。我既是主宰又是奴隶，是猎人又是猎物。”但是，小米1（赛博格形态）的出现是否真的能够为小米0（肉体形态）和其他被压迫的电子垃圾工们带来自由，引领他们去反抗资本压迫？答案是不能的，这只不过是资本披着技术的外衣重新演绎古老的故事，向我们宣告了乌托邦的无力。

对科技与人的关系的思考，让科幻文学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囿于人类个体的情感，而关注到物种文明的层面。《巴鳞》中的动物来自神话传说中的狍鸮族，叙述者“我”将之命名为“巴鳞”，这是父亲送的礼物。巴鳞善于模仿人的动作，“我”原本将其用作实验，但它对父亲的模仿却意外消弭了父子情感隔膜，并引发“我”对情感与文明的思考。“衡量文明进步与否的标准应该是同理心，是能否站在他人的价值观立场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其他被物化的尺度”。当巴鳞感知到人类的情感结构时，人类能够克服自我中心主义而展现出对其他物种文明的尊重吗？《丽江的鱼儿们》《鼠年》《动物观察者》等，都以动物来反观人类和人类文明。正如德里达从猫的凝视中去洞察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通过反观作为他者的动物，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将动物视为平等的生命主体，人类达到对生命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也是科幻文学创作带来的独特思考。

这种后人类主体想象击中时代的焦虑点，对未知的恐惧、对变化的不安，都深刻地镌刻在人类基因中。科幻文学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让人类体验更多可能性，以“未来考古学”的方式，在更为广阔的时空尺度中安放个体的焦虑，从而获得个体的超越与想象性解放。

科幻是现代化的产物，以科技为故事基础；科技与未来是科幻现实主义的两翼；观察科技如何影响人类生活，如何影响人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为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提供总体性框架。科幻现实主义创作呈现震惊体验，表现科技惊异之美，将对宇宙的探索和对人性的思考结合；用隐喻洞见科技给社会带来的异化，用寓言的方式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关注科技与人的关系，从后人类角度思考“人”的终极意义。作为面向未来的科幻文学，直面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发出未来的文明预警，“让我们在现实中真正有勇气去面对未知和他者”。科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勃兴，为科幻文学提供了一条观察和介入现实的独特路径，而对科技和人的细致观察、深入反思，则为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把特殊的文学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