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村子
1
去年秋天，日子刚踏入农历八月的第二天，村主任黄大青给我打电话，问我中秋节能不能回去。
大青和我是发小儿，我们从小学一起念到高中，他高考失利后去广东打工数年。这家伙脑子活，为人耿直，前些年村里招他回来干村委副主任，前年选上村主任。几年来，遇上稍大的事儿他都爱跟我说，要我帮他出主意。
我说，还有十几天呢，哪里这么快就能够确定回不回去，今年中秋节调休，农历八月十三起放假三天，要回去也只能十三那天才回。
他说，提前一两天回来嘛。
我说，没放假我可不好离开单位。
他在那头儿嘿嘿地笑，你倒和我扯起规矩来了，你说过在文联工作很轻松，这回你就不能随便找个理由提早一两天溜回来吗？
我问，这么早催我回去，你是不是要搞点什么事儿？
他还是嘿嘿地笑，没事找你干吗，不抽烟不喝酒的，有时跟你待一起我都觉得没意思。
我说，别扯没用的，你有事儿说事儿。
他说，是真有正事儿，中秋节过后，也就是八月十六那天我们村要办大宴，有些事儿要找你帮着合计合计。
我问，为什么偏偏选八月十六？他又嘿嘿地笑，日子是村里老人测算出来的，说这一天是大吉日子。
村宴是老辈传下来的风俗，逢村每十年办一回，也就是全村人聚在一起吃顿长桌宴。
我说，年份和时间都不对吧，多少年以来办村宴都是逢十年份，而且铁定在年初六，你给我听好了，现在是2021年秋天，你瞎办什么宴。
他说，按说应该是2020年春节办，可不是遇上了新冠疫情吗，那时候不要说大伙凑一起吃饭，人和人说话都得隔着两步远，刚过来的这个春节吧，因为疫情还紧，乡里也不许聚集，就耽误了一年多。
我说，真要办也应该等到过年，眼下已经是中秋，还有几个月就要过年了，到那时办才好。
我原来也这么想，但大伙儿不同意，去年年底逢村全部脱贫，大家心里都憋着这个天大的喜事，非要尽早找个机会庆祝庆祝，要求把村宴一起办。他清了清嗓子，又说，我有时纳闷，过去人人爱说自己穷，好像人穷有多么光荣，可现在不同了，个个都敢挺起胸膛说自己已经脱贫，我们的村子真是变了。
我说，脱贫的事儿是该庆贺，这样，等到过年时你办个晚会，村上不是有戏班子吗，让他们出几个节目，我带市歌舞团来唱几首歌跳几支舞，热闹一个晚上，让大伙儿乐一乐就得了。至于村宴，那事儿太麻烦，我建议就不办了，耽误都耽误了，反正也是疫情防控的要求，又不是你黄大青成心不办。
他“嗐”了一声，你说得倒轻巧，逢村一千多口人都举手表决了，我能不办吗，那么大的事要是在我任上枉过，往后我还怎么在村里走动。再说了，东京奥运会都可以推迟一年再办，我们村子的大宴怎么不可以推迟一年多办。
我揶揄他，你小子胆子可真不小，都敢拿一个村宴去和人家奥运会比了。
他说，不是跟奥运会比，是要和国际接轨。
他在那头笑，这回不是嘿嘿地笑，是嘻嘻地笑，我竟听出了几分可爱来。
我说，不是还有村支书吗，支书才是第一把手，你村主任是第二把手，可不要搞错了位置，村里的事该由支书掌舵，你在旁边帮吆喝吆喝，给他搭把手就好了。
他哼了哼鼻子，不说你是不知道，前几年搞精准扶贫，县里派人下来担任村第一书记，大事小事都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村支书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他心里不爽，就索性什么事都不管了，我要是也不管，逢村的人个个都要骂我的祖宗。
2
我是农历八月十二那天中午回到逢村的。
在村口停车恰好看到黄大青，他骑在摩托车上，撇出一条腿支住地面，笑着问我，领导是调研乡村民俗文化来的吧？
我在他肩膀上擂了一拳，说，按你的指示，我几天前给县文联主席打了电话，问了问中秋节期间准备搞哪些文艺活动，约好了要到他那里去看看。今天上午我去县文联晃了一圈，完事儿就顺路回来看看自己老娘。
他哈哈地笑，好，好，这就对了嘛，我就说，找个借口回家这种事儿哪难得住你，你在家休息，晚上我回来找你细聊。
他正要去乡里汇报办村宴的事，顺便求领导出面，请县食品监管局八月十六派个人下来。他说，一千多号人凑在一起吃喝，食品卫生可不能马虎。
我夸他考虑周全，顺手递给他一条烟。每次回逢村我都要送他一条烟。
进了门刚放下东西，娘就问，能在家待几天？我说，今天到八月十五都待在家里陪你，哪里也不去。
娘偏脑袋问，这么说你是八月十五晚上就要回去？
我说，是，吃了晚饭就回去。
娘说，不行，村里八月十六办大宴，你要回去也得八月十六晚上再走。
我以为她只是随便说说。过去这几年，不管中秋节还是春节，每当我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回城，她总是在一旁唠叨，就不能多待一两天吗？我都八十几岁的人了，你还能见我多久。
我笑笑，村里办宴办他们的，我可不能为了吃顿饭就耽误上班。
只是吃顿饭的事？娘脸色一下就变了，要是光吃一顿饭我留你做什么，留你是要看到你那天坐到主桌上去，风风光光给我撑一回面子。这么多年来办了几回大宴，我们家从来没有人坐到主桌上去过，我费心神供你读书，你现在出息了，不应该给自己祖宗光耀一回？
老太太急呼呼地说，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串长长的咳嗽拦住去路。我连忙俯身在她后背上又轻拍又抚摸。
我娘有时挺逗。五年前我调到市里去，她问我去那里做什么，我说当文联主席。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盯住我问，你都当到和毛主席一样的官了？我说，我这个官很小，和毛主席比，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她问我现在管多少人，我说市文联才十二个人。她歪过脸一笑，你还不如在县里当回那个副县长呢，和县长分，你好歹能管几万人。她又问，你日常上班做些什么事？我说，多数时候陪领导开会，再就是写写书编编戏。这下她高兴起来了，嗯，是好活计，开会时你不想听可以眯眼瞌睡，但写书编戏你要上心，多编几个打鬼子的戏，像电视上那样，手榴弹扔到鬼子的飞机上去，把他们炸得稀巴烂。
稍后我进里屋去，老弟悄悄对我说，娘知道村里要办宴特别高兴，叨咕了好几回，说可等到时候了，老马家要风光一回。她让我叫大青专门来过家里一次，当面对大青说，这回不管横竖都应该轮到我家元忠坐主桌，你要是办不拢，日后不许打我屋门前走。
我禁不住在心里笑，这老妈可真是上心。
一个村的宴会，自然比平常人家的婚嫁喜宴庞杂得多，我没出去工作之前吃过两回，知道个中的一些事。
逢村大宴的地点自古不变，都设在村前的广场上。广场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春夏两季芳草萋萋。我叫不出那些草的名称，只知道它是一种细矮的草，最高刚没过脚踝。草长到绿嫩时节，附近人家的鸡鹅会到里面去叮吃虫子。常年有嬉闹的孩子在上面打滚，相互追逐。秋季以后草渐渐枯萎，站在场边望，眼前铺展开的是一片稻黄色的宽阔草甸。遇上学校放假，一群半大孩子在上面踢球。到了春节，外村的学生组队来和我们村搞足球比赛，把一片草甸弄得满是欢乐的笑声和喊声。逢到村里办大宴，全村男女老少都会自觉进场打扫，草甸转眼就变成一片干净的广场。踩在软乎乎的草皮上，富有弹性和绵软的感觉，能让人生出喜事在心的愉快。在广场上摆上数量众多的桌子凳子，一村子人围桌而坐，享受面前的菜肴饭食，畅谈日子的家长里短……亲临那种热闹和壮观，你才明白这个场子生来就是为了逢村办宴的，逢村的大宴就应该设在这里，假如换个地方，一切都可能大打折扣。
我常常会想，那么多年过来，村子圈地建房打得火热，却没有人敢在广场上动过心思，那块地儿还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一尺不多，一寸不少，变化的只是上面的草，在四季里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想必逢村人心里共同守着一个规矩，就像守着村宴那个老俗一样，期望它一辈接着一辈往下传。
先前的村宴从腊月中旬就开始谋划，各家管事的男人聚拢到村主任家里开会，商量事务，指定大工小工各色人员。小年一过，各项事务就基本落实了。要宰杀的猪鸡牛羊统一拢到一个地方关着，谁管红案白案，哪些人掌勺颠锅，谁负责挑水煮饭，碗筷瓢盆怎么收集，桌子板凳在哪里借，大大小小的活计都落在指定的人身上，所有事务安排得妥妥当当。初三过后的几天，全村老少谁也不会闲着，大家都愿意为办宴搭把手出把力。
宴会上桌子的摆放，素来依照广场的南北走向排布，几十张桌子分列左右两旁，从头到尾摆得整整齐齐，形成长长的宴阵。后来村里人口逐渐增多，两旁桌子的数量也跟着增加。上古传下来的老礼，两边的桌子无论怎么增加，宴会上的主桌只有一台。主桌是一张八仙桌，放在最南头儿两张桌子的中间位置，那阵仗很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皇帝设宴犒赏众臣的样子。坐到主桌上去的，都是经过村民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之人。我从我娘的几次讲述中得知，先前坐在主桌上的多是乡绅，或者富甲一方又愿意施舍邻里的大户。八仙桌共有八个座位，但据我娘讲，逢村宴会的主桌上从来没有坐满过八个人，我估摸过去对坐主桌人选的甄别相当苛刻，有宁缺毋滥的意思。后来跟着时代脚步，坐主桌的人选也发生了变化。我吃过的两回村宴，坐在主桌上的有学校老师，有孩子考上大学的家长，有从火堆里救出小孩子自己却烧坏了一只脚的青年。有一回村上的兽医罗保全也坐到了主桌上去。那几年闹猪瘟，邻村的猪都死光了，唯独我们村的猪连感冒咳嗽都不犯，归功于罗保全提前给猪打了预防针。
主桌的菜肴和两边桌子上的没有两样，区别在于那张桌子本身。青冈木打出来的八仙桌厚实沉重，每次办大宴，由两个壮汉从村委抬到广场上去，途中要休息好几回。桌子表面最初涂的大概是朱红，由于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偏暗，但它依然光滑锃亮。作为专用主桌，设计者特意把桌面四周放宽，比一般八仙桌大约宽了两拃，桌子的四条腿也高了许多。桌子高，四周的凳子自然也不能矮。这样一来，坐主桌的人自然就比其他桌子边坐的人高出一截。位置显著，座位突兀，坐到主桌上去的人，气色一下子就和其他人显出不一样了。那种神气和端庄，是山村人一辈子在最重要时刻才有的，让人一看就生出几分崇敬来。我娘说，罗保全平时缩着脖子走路，像一只被雨水淋湿的柴鸡，可他坐到大宴主桌上去立马就像换了个人，有模有样。当然，坐到主桌上去并非仅仅供众人观瞻和光吃一顿饭。每个人跟前的桌面上都搁着红彤彤大封包，那是各家各户自愿凑份子送给他们的敬礼。而开宴之前，村里主事人还要手执话筒，给全村老小论说他们每个人做了哪些好事善事，历数他们的功劳，颂扬他们的品德，启示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才是村宴重要用意之所在。逢村人骨子里崇尚善举善为，在主桌就座的人，是大家由衷推举上去的，人们把这些看得很重，能到大宴主桌上坐一回，那是无限荣光的事。
3
八月十二傍晚，在黄大青家。
我问大青村宴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说，吃喝的事都安排得差不多了，眼前的问题是坐主桌的人还没有初选完毕。
我瞬间一愣怔，有初选，那是还要来一次复选吗？
大青说，那当然，初选由各姓氏家族代表提出名单，大伙儿合计是否采纳，所有初选人在大宴前一天晚上由一百位村民代表投票再选，进入复选的人数要是超过八个，就按得票数从高到低确定谁上主桌。
我调侃他，你这个民主作风发扬得够可以了，选几个坐主桌吃饭的人，弄得像人大代表投票选举一样。
他嘿嘿地笑，在乡村，凡事都得讲究公平公正，你要是不想被人指着脊梁骂，做事就要按正规路数来。
我问，现在进初选的人有哪些？
他说，不多，就几个，有李姓家族推荐的李正章，他是县水电局干部，大前年在单位拉到项目，给逢村修了一座跨河的铁索桥；张姓家族推荐的张云强，他在县扶贫办工作，五年前给村里修了一口大水池，把之前各户凑钱买的几公里塑料引水管换成了铝管；吴姓家族推荐的吴天高，他是县交通局的干部，前年拉来十多万块钱投资铺了进村的水泥路；周姓家族推荐的冉米芳，她家婆婆脑血栓瘫在床上，她服侍十年毫无怨言；还有陆姓家族推荐的陆彩艳，就是村头儿开小卖部那个驼背妹子，她身体残疾，生活勉强能够自理，可就是因为有她捐钱，村西贫困户班安在的两个孩子才能顺利读完初中。
我问，主桌上每个人的封包打多少？
他说，每人两千，以前都是各家各户凑份子，现在不用大家凑了，村里有这个钱。
大青还说，再晚一点儿还要开会，看其他姓氏家族代表还有没有推荐的人。
我说，你火急火燎催我回来，就是要我跟你合计几个坐主桌吃饭的人？
他说，不是，不是，有别的事要你帮着思谋。
大青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吐出浓烟后咬了咬下嘴唇。
他说，我觉得办这个大宴不能光吃顿饭和给几个人说道说道就完了，应该把村里三两件大事抛出来，让大家商议商议，虽然不能指望在宴会上马上商议出结果来，但那些事终归先挂在了人们心上，说不定日后商量起来会更顺畅一些。
我问他打算在宴会上说哪些事。
他说，我们的村子是去年底宣布脱贫了，但我自己感觉很不踏实，用场面话来说，就是觉得脱贫基础不牢固，弄不好那十多个贫困户过几年又要返贫。主要问题是村子没有像样的产业。长期以来虽然各家各户也养猪养鸡养羊，但都是小打小闹，一户人家一年养一头猪、十几只鸡、五六只羊，这样够卖几块钱呢？如果再遇上疾病，禽畜死了，那肯定连成本都拿不回来。不能怪群众小规模散养，因为他们手上缺钱，想多买几只鸡苗羊娃猪崽都拿不出钱来，你叫人家怎么大规模养。我就寻思能不能在村上成立个合作社，动员大家合伙养禽畜，尤其那十几个刚脱贫的农户，把他们归拢进合作社里来，按五六户一组，或者十几户一组，搞禽畜养殖，把规模搞上去。村里负责和县里的养殖公司联络，村合作社和公司达成购销协议，由公司先提供鸡苗羊娃猪崽和饲料，公司派人负责日常防疫，村民养大禽畜卖给公司后再扣除成本，一个组一年养两三批禽畜，刨去成本后应该还有一些赚头。不管多少，只要长年有收入，谁家都不至于再受穷。
我说，你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先在宴会上抛出来，让大家议论议论。
他说，成立合作社合伙养禽畜，这个做法在外村外乡早就搞了好几年，而且搞得很成功。逢村自然条件不比别人差，懒惰的人也少，合伙养禽畜估计行得通。
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又抽了两口烟后说，另一个事儿是水田丢荒，逢村每户人家都有五六亩水田，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多半出去打工了，在家的老人侍弄不过来，就只种一两亩水稻，打下的粮食够自己家吃就算完了，剩下的水田随便丢荒，任由它疯长野草。我寻思着把那些丢荒的水田全部拢在一起，出租给外面的老板种火龙果种蔬菜，这样一年下来各家各户干手净脚的就有几千块钱租金收入。这个事我去找过县农业局几回，人家已经帮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老板，还是有实力的专业种植企业。眼下就怕村民不同意租，我私下和几个人探过底，他们担心水田租出去会不会被搞坏，要是田里过量施放农药化肥污染泥巴，以后收回来就种不成水稻了。事实上，种火龙果种蔬菜的这种专业公司更加重视环保，应该不会有那些事。
我说，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你就抛出来，让大伙先斟酌斟酌，他们会想得通。
大青摸出手机看时间，说等下要在村委开会，还有四十分钟。
他站起来要走，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转过身来跟我说，对了，被提名上主桌的还有你一个。
我吓一跳，你怎么能这样，办宴是村子里的事，你把我掺和进去干什么。
大青故作严肃说，哎，哎，怎么说话呢，村里的事你不掺和，你是要撇清和逢村的关系吗？我跟你说，村子是大家的，村里的事谁都不能不管。
我说，当然要管，可我毕竟在外工作，村宴这么隆重的场合我掺和进去不合适，你不能把我也扯到初选名单上去，万一复选选上，我可怎么办？
大青嘿嘿地笑，复选你铁定选上，这个没有话说。
我问他凭什么这么肯定。他说，我们这一辈人就你最有出息，现在官当得最大的就是你。
我说，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上去占一个位置，多少回村宴，坐到主桌上的人都是为村里干了好事的、有贡献的。
他说，你不也给村里建了个漂亮的大戏台吗，怎么说没有贡献。
我胃里忽地一阵反酸。
事实上，建逢村戏台不是我的功劳。大前年春节，村里戏班在原来的小学操场上演戏，我去看了一场。旧操场是泥巴地，因为腊月以后都没下过雨，地面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台上的人只要跳起来，或者走几个花步，膝下随即旋起滚滚尘烟。坐在我旁边的大青嘟囔，跟乡里说了好多回，要求建个戏台，回回落空。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帮村里建个戏台。我当时含糊说，容我考虑考虑。建个戏台要十多万块钱，以我的权限，基本上跟水里捞星星一样渺茫。可是后来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在县政府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小兄弟打来的，他写了一篇小说，想要投稿到市文联管的文艺内刊。我问他现在哪个单位上班，他说在县文体局当局长。我眼睛一亮。此前我问过，建戏台的事归县文体局管。我就把事情跟他说了。他说，广西推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县里二十几个村建戏台的方案一年前就上报到了自治区文化厅，方案里有逢村戏台，资金上月刚到，马上就要动工。天底下的事有时就这么凑巧，几个月后逢村戏台就建好了。不知道大青怎么跟村里人说的，人们都以为戏台是我拉过来的项目，连我娘也竖起拇指说，我儿子本事真大。老太婆特别爱看老戏，村里戏班子演的戏她一场不落下。
我捉住大青的手臂，再三要求把我的名字撤下。
他说，我有我的想法，你坐主桌能帮我做事。
我被他的话懵住，我坐到那里去能帮你做什么事？
大青把一截烟蒂扔在地面，脚板踩上去一拧。
他说，过去几年搞精准扶贫，我们村那十几个贫困户多半是文盲，家里没有一个人读完小学。没受过学校教育，没有文化，脑子比别人迟钝，什么活计都干不好。大前年县里搞过一回控辍保学，我们村劝回来八个到外地打工的学生。这两年管得有点儿松，孩子们又不好好上学了，有些孩子刚读到初二就跑了。我私下调查过，孩子辍学主要责任在他们的父母，有的家长对孩子接受教育很不上心，孩子去不去学校上课他们根本不管，孩子学习成绩怎样也从来不过问。不是我要说大话，精准扶贫以后接着就搞乡村振兴，逢村振兴说到底要靠现在正读书的孩子，大家都不关心孩子上学的事儿，这样下去我们的村子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就想让你在宴会上说说，有个词语叫什么来着，对，叫现身说法，你是靠读书出去的，你就把自己走过的路和掏心窝子的话都讲给大家听，乡村人就服讲真话的人。
我说，吃饭的场面，我像开会做报告一样，不合适吧。
他说，合适，全村人凑在一起，机会难得，你就把道理说清、说透。
我说，要我在什么时间讲？
大青说，宴会上不是有个主事人向大家介绍主桌上每个人做了什么好事善事吗，那天主事的是我，我介绍完，接着就是每个人讲话，也就像电视上那些个获奖的人发表获奖感言，其他人肯定说不了两句，时间集中归你，你用四五十分钟都没问题。
我说，那我就跟大家讲讲，但你不要让我坐主桌，我拿话筒站旁边讲就行，你不能因为我娘说两句就瞎搞。
他笑着在我肩膀杵一拳，我瞎搞什么，提你名字的可不是我。
我说，不是你还有谁。
大青说，马姓家族代表马金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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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