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阿城文集》
《阿城文集》是没法批也没法评的，只能议。何以故？因为它涉及的行当太宽泛了，甚至无妨说太庞杂了，虽然自有其条理，终是不成系统，虽然有不少有趣的知见，却又缺少理论的严谨，称不得学问。这里面，有知识结构的饱满沉实，有才情的恣意挥洒，有独具慧眼的发现，也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专注执拗。若要“一言以蔽之”，无妨说那都是他个人的看法，便是那些引经据典旁征博采得来的，最后也都成了阿城个人的说法。而在我看来，对于这种样子的一些看法或说法，你说他哪个对或哪个不对，哪个好或哪个不好，其实是没什么意义，更没什么意思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他的“说”，给一点我的“议”，也就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说法。有话可说的便议一议，说不上来的便不议，故曰“漫议”。
我和阿城的关系
其实我和阿城没什么关系。不仅缘悭一面，干脆也从未有过任何来往。我和他的惟一的一次交集，是在阎纲那里，但他恐怕并不知道有过这件事。1984年冬偶遇阎纲，他说编《小说选刊》时有过一次为难，同一时间内有两篇好小说，先是权衡哪篇做头条，后来觉得都应该发头条，又权衡哪篇这个月发哪篇下个月发。两篇小说，一篇更有味道，一篇贴近现实。斟酌再三，决定还是遵循主流的标准，先发贴近现实的。结果，我的《会计》，就比阿城的《棋王》早一期被转载。有了阎纲这个介绍，12期选刊一到，赶紧看《棋王》，结果是越看越——伤心。为什么竟会是“伤心”呢？和《会计》一样，《棋王》很可能也是一篇最终仍没被读懂的小说。您千万别把这个话看得太重，这是很常见的事，这样的小说多了去了。这两篇小说，表面上很不一样，一个贴近现实，直白而浅显，一个回溯古意，内敛而蕴藉，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某种人们不易读懂的东西。人们可能很容易察觉它的“新意”，啊，还没见有人这样写改革的。啊，还没见有人这样写知青的。但它“多”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了。而等到人们已经很容易把这些东西分辨出来的时候，再从一篇老早的小说里去分辨它，就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意思了。比如有一种改革，开几次会一动员，多数人就都成了改革派，然后这多数的改革派就都一门心思去改革别人，那么这种改革恐怕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可疑的。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思吗？没意思了。
《棋王》果然有了这样的经历。它先是被归入“寻根小说”，后来又被剔出，因为它好像没怎么“寻”，或者所寻的也不是那个“根”。然后又被归入“文化小说”，认为它推崇的是道家文化，但很快便被驱逐出境，因为它那个道家文化相当地不地道。还有人做过某种勇敢的尝试，提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儒、释、道合一的，结果不仅跟小说对不上接头暗号，反倒是自己走进了一片沼泽地。它让人觉得这种“合一”，并不是打通经脉之后而融为一体，只是各按不同比例搅拌在一起的混合，而且又没有一个各按多少比例的统一配方，结果比例各不相同，每个人搅拌出来的混合物都跟别人的不一样。如果把这样的混搭也算作文化，更不要说中国传统文化，恐怕是要贻笑大方的。
所以这回读《文集》，开卷第一篇便是《棋王》，开读之前，便提醒自己多加了一个小心——时隔三十余年，重读旧文，总该读出一点新解来。一般来说，读前先有“预设”，其实是读书之大忌，但既然是为了批评而读，还真是不能不加上一个这样的小心。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从《文集》里看到的阿城，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阿城，心中不免窃喜。我知道人家这个话自有人家的语境，但我反正不会也在这个语境里。抛开这三十年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变化不提，起码这三十年里你吃掉的那些窝头咸菜米饭烙饼，岂不都白吃了？
在读出像回事儿的“新解”之前，一连串的新感觉早已喷涌而出。“解”是需要经过一番思考才能得出的理性结果，而感觉是可以直接跳出来的。啪！跳出来一个。啪！又跳出来一个。不能全玩空对空，举一个实例吧。看着看着，便想到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然后，就想起当年初读《棋王》时也想到了《象棋的故事》。接着就分辨出，这回想到的，和三十年前想到的，相当地不一样。这事儿的深处有些问题相当绕，不容易说明白，只说容易明白的。三十年前这个话题引起过争论，有人在说到《棋王》时连带着说到了《象棋的故事》，立即遭到非议，说这两篇小说完全不一样，也没有可比性，你既然说的是《棋王》，把《象棋的故事》扯进来干什么？很抱歉，这儿不得不特别加个说明。前不久看到过一篇评论，黑板报表扬稿那种，说某篇小说写得好，好得不得了，怎么个好法？“太像博尔赫斯了！”您圣明，这是现在流行的批评学方法论，搁在三十年前，这等于直接骂人。在这样的语境里，无论你联想到的是“模仿”、“学”、“像”，或者哪怕只是“受到启发”，无不含有贬损之义。然而无论如何，就算阿城在写《棋王》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篇叫《象棋的故事》的小说，还是挡不住有人在读《棋王》时会想到《象棋的故事》。抛开“学”、“像”之类不论，好像你也很难否认这两篇小说之间有着某种关系。
可是现在再说这些还有意思吗？好像也没多大意思了。
在连续几次啪啪啪之后，我意识到有某种不对劲儿的地方。如果再过十年，我再一次重读《棋王》，会不会再冒出几个啪啪啪？不能说一定会，但恐怕多半会。那么，这是什么在变？谁在变？很明显，是我在变，不是阿城在变，是阅读在变，文本没有变。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做；对经典文本不断做出新的阐释，正是批评的应有之义。但我决定给自己出的是另外一个题。我仍然主要把阿城视为一个小说家，而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七卷本《文集》，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从小说以外，来看看他为什么会写《棋王》，为什么会把《棋王》写成了这样。于是，读完《棋王》，便去读“之七”了。
阿城的电影世界
阿城不常在国内文坛露面，又很低调，大略说，我记得他，但不常想起他，而近期几次想起他却都是因为电影。就在去年，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在一张专业大报上，登了一篇电影评论，讲到我们当下的电影已经完全没有了精神和情怀，以及那个被称为“烂片高票房”的鬼魅现象。这篇文章配发了一个题图，用的却是一个老电影的海报。有趣的是，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到这部老电影，而文章中涉及的烂片高票房中那个为烂片提供高票房的主要群体，依我猜，绝大部分都压根儿不知道有这部电影。事实上，再往前十年，有一次，因为写作上的需要，我拿着一个包括这部电影在内的四部电影的名单，开着车转遍了我所居住的这座省会城市的大街小巷，光顾了所有我遇到的公私影碟店，无论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一个也没有买到。然而，再退回二十年去，也就是这部电影公映之后，它却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大奖。这部电影的第一编剧就是阿城。
《文集》中说到电影的篇什不太多也不太少，主要在“之六”。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是有名的《电影的锣鼓》的作者，虽然他弄出来的那个锣鼓声已经远去，我恐怕还是很难从中国电影史上抹掉，那么电影之于阿城就得算是家传之业了，只是他没有把它当主业去做。读他的与电影有关的文字，里面有许多有趣的看法和说法，但很难说就是一种电影理论或理念。有些段落，看上去他也是在试图梳理某一时期中国电影的走向，但又让人明显感到，那是一个内行观众的眼光，而不是电影史家的眼光。他无法站到自己的身外去看事物，这是他的宿命。实际上他谈到其他话题时也是这种态度，借用佛教的说法，他显然更在意这是否是他自己的知见，倒不太在意是不是“正见”。他推崇费穆的《小城之春》和石挥的《我这一辈子》，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同感，但未必都同意它们是这一时代（纵贯近三十年）最好的两部电影，再无出其右者。这里面就有个人的偏爱。他推崇侯孝贤，甚至还带有私谊成分，并因此延伸到侯孝贤的专用编剧朱天文，而他自己也并不避讳这个。他同样执着于自己的电影理念，其中突出的有两项，一，他认为中国电影的传统是世俗化；二，他向往看电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直到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两个理念是好的，甚至是对的，但时至今日，它们又确实完全无法与当下的现实有效对接。
比较起来，还是一些与编剧有关的说法更靠谱。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是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作用。至少，对于我，它把我此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彻底摧毁了。我一直认同“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一直认为中国的电影拍不好，是因为普遍对剧本不重视。而这个“剧本”，自然是指“文学剧本”。有次我被要求将自己的一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当时还告诫自己，既然是“文学剧本”，就要写得能有独立的阅读价值才好。真让人脸红啊，现在阿城告诉我们——对了，他说是他爸说的，电影文学剧本是专门写给审查者看的，因为他们看不懂工作本。他还讲了他这方面的一些经历，其中那些在国外、境外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有次朋友的电影拍到一多半，实在拍不下去了，就请他帮忙改剧本，人物和人物关系都可以推倒重来，但是已经拍了的素材要尽量用上，包括对着口型另写台词。可不是，这才是编剧能够露一手的地方！作为编剧，他多次说到电影是导演的作品，制片人的作品，那不是谦虚，而是因为他知道编剧的作用。但这是在国外，一个潜在的前提是导演、制片知道自己在编故事上不如编剧。在国内就行不通了，因为国内的导演、制片都认为自己才是那个最会编故事的人，通常都是自己先把故事编好，再让编剧写出来，送去受审查。编故事需要技巧，需要天赋，这个国内的导演、制片也承认，因为这两样都比较虚，他们觉得自己都不缺。编故事还有一个硬要求，就是得有知识，这个他们就不懂了。
所以对这一类导演，包括那些私交不错的，在其他方面的缺陷，阿城还是宽容的，偶有批评，也相当温和，惟独对他们的缺知少识，就不给面子了。比如张艺谋，在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定下的主题是“和”，但在演出时，那个大大的“和”字，却被写成了篆体的左“木”右“口”。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汉字，不是一个错字的问题，而是名人们缺少知识的问题。
阿城的文化观
看阿城的文化观，知识是一个合适的窗口。
阿城的文化观里的那个“文化”是相当狭义的。他所定义的“文化”，向上与“文明”划清了界限，向下与“知识”划清了界限。他强调，“文化”就是，也只是一个与“武化”相对的概念，其余的都与文化无关。《文集》“之六”，书名就叫《文化不是味精》。他这样强调，显然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在当下的现实中，“文化”这个概念已经被毫无限制地泛化了，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大筐。我们都记得那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到处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各种媒体的头版，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话很耐人寻味。搞文化的人不会说这个话，他知道文化当不起如此重任。搞经济的人也不会说这个话，他知道能搭起台来让经济唱戏的是资本。让文化掺和到经济活动里，能起的作用也就是当个味精，有一点调味功能，但不会有任何营养价值和卡路里。
阿城把“文化”与“文明”划分得很清楚。他认为“文明”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而“文化”没有。文化只有差别，但无关好坏。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中国的文明相当落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但几千年下来，差距也拉开得很大了，而已经落后了的要赶上去也不容易。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宝强夫妇离婚闹剧，郭德纲师徒互咬丑剧，都是典型化程度极高的例证，表明在不少地方已经进入后工业文明之际，我们这里还处在农业文明占主流的情况之下。
阿城把“文化”狭义化，虽然很让它失去不少原来那种抽象、朦胧的意蕴，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明确了它的功能与作用，如果换成大白话来表述，就是它该管什么能管什么，就好好把这些管起来，别到处乱插脚。他说，文化就是相对于武化而言。动物都有本能的攻击性，也就是武化，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制订了一些价值规范，来限制和减少攻击性，这就是文化。这个很有意思。战争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武化行为了，人类还对其做出各种限制，例如不得滥杀平民，不得虐待俘虏，不得使用生化武器等等。搞武化时也得讲点文化。这也让我联想到一个作品，即著名诗人郭沫若的一个歌词：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他临到死亡的边缘，胆敢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让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臭虫虱子跳蚤苍蝇一直完蛋！
阿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给“孝”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基本上将其归零了。这位周游过世界不少地方的主儿告诉我们，在外语中，压根儿就不存在一个相当于“孝”的字或词。他指出，在动物界，一般都是母兽将幼崽养到足够大后就不再管它，让它自己去谋生了。人有别于兽，又因为是群居，就不再赶走幼崽，当然，反过来，也不会赶走那些失去谋生能力的老人，而是由这个群体把老人们养起来。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部落首领（酋长、君主）显然比别处的智高一筹，他们从几千年前开始，就通过“孝”，再通过“百善孝为先”，把这个义务转嫁给了个人，即谁的老人谁负责。老实说，我是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但想了想，恐怕阿城是对的。前几年，一曲《常回家看看》，据说曾让多少人潸然泪下，近日更听说有人提议将其立法。恐怕不止是“看看”的问题吧？那些语言里根本就没有“孝”字的人们，老人自有国家（或社区）养着、照顾着，有了空就回家看看，自是一番浓浓的亲情。亲情是双向的情感交流，而“孝”则是单向的道德义务。咱们行吗？到家一看，老人孤独无助，需要的不是临时性的“看看”，而是经常性的照顾，你能留下来不走了？狠狠心走了，下次再来会不会有心理障碍？你不妨打眼看看，会不会越是那些“加大力度”地倡导“孝”行天下的地方，就越是那种政府不肯负起养老责任的地方。
阿城把“文化”和“知识”也清楚地分开了。他强调指出：知识不等于文化，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有文化的人。这个没问题，我们随手就能举出很多例子，开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但是我觉得他对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讲得少了些——虽然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有文化的人，但没知识的人肯定成不了有文化的人。那些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多半就是这种人。实际上阿城对知识看得很重，从他的文字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喜欢那些有知识的人。他说到赵树理：“邻居中我记得还有一个赵树理家，好多外文书，长大之后，看他的小说文章，丝毫不提外国，厉害。”寥寥“厉害”两个字，含着多少钦佩和景仰！对比我们眼下的一些先锋派，根本读不懂外文，却经常高谈阔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语言如何如何地好。再比如他对王朔的交口称赞。这事儿也挺有意思。人们往往觉得阿城和王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阿城为什么赞赏王朔？因为王朔是个有知识的人。你不能因为王朔说过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就真以为他是流氓，或者是痞子，甚至把他的作品称为痞子文学。这正是没知识的表现。王朔不仅有知识，而且好像比阿城还要看不起没知识的人，比如他曾对郭敬明有过一个一句话的批评，那句话里充满了轻蔑，让人觉得他说这句话时肯定是眼睛看着别处，连眼角的余光都不会朝人那边挪一挪。当然，郭敬明终归还是一位“成功人士”，因为人家有能力。在咱们这儿，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不看知识看能力。
阿城的民族历史观
阿城的历史感很扎实。你看他无论说到哪个行当，包括那些对他来说恐怕只能算是业余爱好的领域，比如音乐、绘画、摄影，更不要说考古了，都会有一个历时性的脉络在，哪怕只是作为一种背景。什么叫“历史”？不就是一个“历时性的脉络”吗？
不过他很少直接说到历史观，他的历史观常常是跟他的民族观扭结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叫做“民族历史观”。我承认，这儿不排除可能有一点我自己的主观故意，那是因为我觉得阿城的这种民族历史观太有现实针对性了。
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回答——当然是中国的历史啦。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历史”呢？就变得复杂了。有一种说法，叫“厓山之后无华夏”。连阿城也引用过这句话，不过他说的是汉族文化的延续，不是历史本身。若以此论历史，“中国的历史”在公元1279年农历二月初六就中止了，直到1911年10月10日才重新接续上。以这样的民族历史观看历史，《清史稿》就不用说了，就是正儿八经的“二十四史”，得有一半要从“中国的历史”中剔除出去。没研究过，所以一时真说不好为什么国人的历史观会混乱到这种程度，只能略略猜测其中之一端，那就是某种廉价、庸俗的伪“爱国主义”，给一种伪“大汉族主义”提供了大行其道的机会。
为什么是伪爱国主义？因为他连他要爱的这个国是什么“国”都没搞清楚，你让他怎么去“爱”？在不少人的脑袋里，汉族人当皇上的才是中国，其他民族的人当皇上的就不是中国了，那么“中国”才存在过多少年？阿城把这个问题揭示得特别清楚。他从周朝讲起，指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不知阿城是不是有意从皇家不是汉人的朝代说起，又或者是认为此前并无“汉”的概念。周朝前面的商朝，实行分封制，有“商君夷民”之说，也就是封一个商人当君王，去管理那里夷人的民。您瞧，说的是商君夷民，不是汉君夷民。有人说“汉”作为一个民族的概念，是汉朝以后才有的，可能是对的。那么，孔孟儒学推崇周礼，是因为那个“礼”好，而不是因为它是汉族人的“礼”。由此看来，2500年前的孔孟，比现在的有些糊涂人明白得多。
讲完周文王是西夷之人，阿城接着往下讲：“秦更被称为‘戎狄’。唐的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生‘虬髯’，也就是卷毛连鬓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李家王朝的民族观念比现在的有些糊涂人也开放得多，“皇家重用的军事大员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安禄山当时镇守的河北，通行胡语”。唐以后，除了宋朝的赵家是汉人，再往后就没有汉人当皇上的份儿了。为了唤醒某些糊涂人的迷糊，阿城还特别提醒：“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保存在美国。”
可能有读者会问，产生这类糊涂想法，不就是大汉族主义在作祟吗？你为什么却说是伪“大汉族主义”呢？
答：由汉族人持有的大汉族主义才是真大汉族主义，不是汉族人却拼命鼓吹大汉族主义，只能是伪“大汉族主义”。
你是血统纯正的汉族人吗？你能证明你是血统纯正的汉族人吗？
你会说口音纯正的汉族话吗？
阿城告诉我们：“汉族其实是杂种。”
阿城又告诉我们：“所谓的北方话，其实是鲜卑语的变化。”
这个“所谓的北方话”，就是现在在全国大力推广的“普通话”的基础。它的流行地域正是现在的河北，而这个地域又确实曾是鲜卑人当皇上的地方，包括北齐的高家，是高度鲜卑化了的汉人。一直到唐朝，这地方还“通行胡语”。我确实听到过一个说法，认为现在被列为全国第二难懂方言的潮汕话（榜首是温州话），恰恰是最接近于两千年前古代汉语发音的口语。两千年前还没有录音技术，这事儿不太好证实，但用“大数据”的眼光看，南边的汉人比北边的汉人更“纯”些，倒是有的。即如今之河北一带，南北朝时，就是好几个民族的人杀来杀去。所谓“五胡乱华”，这儿当属最乱的地方之一。胡人杀了不少汉人，汉人也杀了不少胡人，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一个汉族武人发布的“杀胡令”。但又有一种记载，说他们只杀男人，不杀女人，战争中掳获的女人会被当作战利品，分配给胜方将士享用。一场大仗打下来，掳获的女人往往以数万甚至一二十万计，一时这么多的汉女成了胡人的性奴隶，一时又有这么多的胡女成了汉人的性奴隶，不说正常的民族交融，单是这一条，就很难保持血统的纯正了。恐怕也正因为这个，北方的伪大汉族主义者也比南方更多些。
这事儿就没治了？上网一查，有治。DNA分析已经有了鉴定民族成分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足够多的Y染色体的位点，比如16个位点，足够区分两个混血不算太严重的民族。”而利用常染色体技术，甚至能大致算出一个混血者中各个民族的血统各占多少比例。这天晚上睡前想起了这个事，想到某个极力鼓吹伪大汉族主义的主儿，被揪了根头发送去检验，结果他的汉族血统还到不了80%，甚至有个主儿50%以上是满族血统，不免在被窝里偷着乐了小半宿。为了慎重，次日给清寒女士打了个电话。她是我认识的作家中这方面的权威，却被浇了一盆冷水。她说真要可靠，得有更多的位点，现在这个水平，私下里怎么说都行，但拿到法庭上当不得证据。
看来一时还没治。
不是结论的结果
现在，您大概能明白阿城为什么会写《棋王》，为什么会把《棋王》写成这样了吧？如果您还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了。前面已经说了，它本来就是一篇可能最终也未被读懂的小说。
这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不断发生的事，常态。
而《阿城文集》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非常饱满地表达了这种多元、多义的丰富性。正是这一点，让这些文字得以和那些有噱头但没有知识的文字很容易地区别开来。
比如他很看重常识，《文集》“之四”就叫《常识与通识》。但他也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收入了唐诺的评论文章，说“回归常识世界”固然有一种“除魅力量”，但做起来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而苏格拉底认为与其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不如去做“更要紧的事”——“认识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