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姨走了。

继外婆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母亲那头的至亲。

接到表姐电话时，我们一家四口正围桌而坐，享用着周日的午餐。疫情反反复复，近三年来，我们已逐渐习惯放缓脚步慢慢生活。

上个月初，听母亲转述，大姨已经到了靠打杜冷丁止疼的地步了。我的心开始一点点往上悬。此刻，听着表姐微微颤抖而又努力克制的声音，我那颗悬吊许久的心瞬间摔碎。沉默一阵后，我忍住悲痛安慰她：罢了，大姨的离去是给了我们时间做心理准备的，我们尽力了，你也尽孝了，节哀吧。特殊时期，我无法回老家给大姨送行，估计其他在外的表亲们也回不去，你多多吃苦，多多保重。

搁下碗筷，我不由自主地点开手机微信，去翻寻一年前和表姐的聊天记录。

去年夏我在北京培训，表姐慌乱无章地联系我：妹子，我妈得了肠癌，情况不太好，你帮忙想想办法吧。我想起一个女同事，她先生在省肿瘤医院大外科主刀，我跟表姐说，你赶紧带大姨去找他。

待我培训结束，大姨也做好了手术。我去医院探了几次，表姐偷偷告诉我，主任说晚期了，情况不太好。我若无其事当着大姨的面削苹果，有一搭没一搭跟大姨聊我母亲的坏话。

大姨跟我说：芳啊，切一小片放姨妈嘴里好不好？姨妈都个把礼拜没嚼过吃的了。

表姐朝我使眼色，意思是不可以。

我说：大姨，我给你切一小片，你嚼完以后一定要把渣子吐出来哦。

六十五岁的大姨直点头，乖得像个孩子。

大姨是外婆家的长女，外公去世早，长子大舅早早成家立户，出嫁前的大姨，一直帮外婆照顾着家中的七个弟妹。

听母亲描述过，小时候她和大姨之间时常“闹矛盾”，有趣得很。

外婆下地挣工分，出发前给孩子们分配好任务，打猪羊草、揪萝卜秧子、搓玉米棒子等，嘱咐大姨盯着大家干完。

作为外婆家唯一上学堂的女娃，母亲听到大队部里村小的铃声在响，心急如焚，拔腿就想跑。大姨眼疾手快，一把将母亲拽回来，搡到草堆上：你倒懒得好，不干完活，休想上学！

母亲只得一边咒骂哭泣，一边拼命揪萝卜秧子，直到一旁的二姨心软做好人，答应替母亲干完活，母亲才得以逃脱。

母亲打小爱美，不知哪里找来的耳坠子，摇头晃脑地戴着到处显摆，一日因某事和大姨发生口角，大姨上手就把母亲的耳坠子一拽：细婊子，让你怪！

母亲拖着血滴滴的耳垂，哭哭啼啼找外婆。外婆放下搅猪食的舀子，搂着母亲大骂：个混账东西，下手狠哩，我养的细小的，怎么样都轮不到你来打，以后自己有本事，养下娃来自己打。

母亲说她顿时就不疼了。

大姨后来嫁人了，大姨父是个胆小老实的赤脚医生。

自我有记忆开始，大姨和大姨父就一直生活在船上了。

母亲说，大姨父不小心医死了人，再也不敢给人看病了，大姨也只好跟着辞去村妇女主任的职务，跟着里下河那帮弄大船的青年人一起，篙子一撑，铁锚一甩，背井离乡到江南卖瓷器去了。

1991年的春节，我九岁。和之前所有春节一样，舅舅舅妈、姨娘姨父带着各自的娃们，齐聚到外婆破旧的老屋里，大人们打牌喝酒嚼舌头，小孩们嬉闹吵架翻跟头。

直到，我听到了大姨近乎失控的嚎啕声。

那两天里，我凭着高超的察言观色本领，结合从大人们零碎谈论中得来的讯息，大致把大姨崩溃的原因拼凑了出来：大姨父兄弟六个，老父亲为给六个儿子娶妻成家，偷偷向人借了高利贷，后来利滚利导致债台高筑，老父亲扛不住了，索性挑明了话，将债务按排行摊到每个儿子身上，大姨父是长子，摊派的债最多。

大姨和大姨父冒着被江水淹没的危险，辛辛苦苦在江南江北之间撑船卖缸，每年年底拿回来的钱，也只够付利息的。看不见底的债务，盼不到光的日子，让大姨再也撑不住了。

我甚至看到，父亲用铅笔在香烟纸背面算出的五位数，第一位上的数字是2。彼时我刚学完乘法口诀，还不能准确估算两万多元大概是多大的洞，我只知道，那时父亲上一个月的班，工资大概百十来块。

第二个嚎啕大哭的是表姐，她刚念完村小，大人们一致认为，成绩一般的她没必要再上中学了，早点到船上帮大姨干活挣钱才是要紧事。

我一点也不同情表姐，当时村里的孩子能读完小学就很不错了，何况她老是跟我争抢斗嘴，斗不过我就动手，可我打不过她。但是，我说了一句后悔终生的话，我骂她：穷鬼，你爸妈都不能让你上学了。

表姐哭着跑去跟所有的大人告状，说她被小妹子嘲笑是穷鬼。我知道自己闯祸了。我的嘴巴肯定又要被母亲撕到耳朵根。

我主动去跟大姨道歉，跟她说是因为表姐先打我，我才骂她的。大姨什么也没说，只拿了把梳子，慢慢替我把蓬乱的头发梳好，然后叹口气：丫头，你说的对哦，大姨家是穷，可我也没想到会穷成这样。

那几天，外婆让几个姨娘舅妈轮流陪大姨睡，不让大姨回河西生产队的大姨父家。外婆是智慧的，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她很清楚，农村妇女在绝望的时候最常做什么。

第三天轮到母亲陪大姨睡，天快亮的时候，母亲用脚一探，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大姐不见了！

母亲慌忙喊醒西厢房睡觉的几个姨父：快，快去找大姐啊！

大家急：怎么找？

外婆说：老头子坟上、田头河沟边、老大自己家附近，分头去，快！

天大亮时，四姨父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后座上坐着抽抽搭搭的大姨，眼睛肿成了一道缝。

外婆指点得对，四姨父赶到大姨家门口时，看到大姨两脚正蹬在长条凳上，往院里的老梨树上绑麻绳。四姨父一个健步跑上去，把大姨拽跌下来。

大姨嚎丧：你们找我干什么哟！我走了一了百了哦！你们把我拉回来，我后头的日子还是不得过哦！

外婆搂住大姨：兰啊，妈妈的呆丫头哦，人在，就什么都能有，人不在，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而后的好几个春节，为了躲避年关追债，大姨一家三口都是到镇上我家过的年。我很开心，不仅因为人多热闹，父母打我时就会有人护着，还因为家里很多打扫擦洗的活，大姨和表姐都替我做掉了。

大姨告诉我：芳，你们镇上人吃的自来水，有一股味道，很难闻，不如河水好吃。

我去问父亲：我们吃的水有啥味道？父亲说：是漂白粉，自来水厂都要用这个消毒，只是我们吃习惯了闻不到。

几年后，我的几个姨娘舅舅也和大多数里下河的弄船人一样，先后卖掉大船，去镇上租起门面房，开店做生意了。从贩卖布料到零售糖烟酒，从洗化护肤品再到五金装潢材料，几个姨娘舅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各自混得风生水起。

再后来，大姨家的债也慢慢还清了，可他们一家仍住在船上。

母亲说，女儿大了，总在船上怎么行？父亲托人给我表姐在镇粮食厂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好歹有个工作傍身。母亲劝大姨上岸生活，姊妹们也好有个照应。大姨同意了。

大姨没有本钱，只能从最辛苦的青货（蔬菜）生意做起。卖青货不需要租门面，大姨父把水泥船停靠在镇棉纺厂大桥下，开始了贩卖青货的生活。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白天在菜场摆摊的人，无论寒暑，每天半夜就得起来，他们要去菜贩子的卡车上抢青货，稍晚一点就抢不到最新鲜的了。

老实巴交的大姨父做生意总是被同行欺负，表姐神气，算账吵架一把好手，索性辞了厂里的工，一家三口一起卖菜。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基本就围着镇棉纺厂大桥转，桥南桥北分布着我三个开门店的姨娘舅舅，桥下停着我大姨的一条住家船。放学后，谁家饭菜好了，我就晃到谁家吃。

在大姨的船上吃饭最有感觉。

淘米洗菜，直接蹲在船帮子上搞定，炉子支在船舱口，炒完菜，直接端上舱板，饭做好后，大家屁股一抬，在舱板上盘腿围坐一团，大姨父抿两口小酒，我们可劲嘬着螺蛳。

吃吃聊聊，船舱两边不时吹送夹杂河水气息的自然风，两岸行走的人和过往的船只，都成了我们眼里的风景。

不过，船上吃饭也得讲规矩。比如，吃饭不让泡汤，可以吃完饭再喝汤；吃完饭后，不可以把筷子搁到空碗上，这些都是行船人的讲究。我跟大姨说：你们不行船了，不碍事。大姨说：这么多年行船，能平安无事，都靠河神保佑，总要有点敬重在心里。

后来，我遭河神惩罚了。

一个大冬天的傍晚，天黑得早，我揣着刚买到手的考试题库，得意忘形地冲上跳板，准备去大姨船上蹭饭。鬼使神差地，我竟踩空掉水里了。我高高举着题库书，大喊救命。大姨出来一看，水正好没到我的脖子，根本不用喊救命。

迈进新世纪，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表姐也嫁人了。表姐夫是镇东南一个村子的小木匠，手艺不错，他给我家打的六门衣橱，母亲用了好多年。几个姨娘都说，表姐夫这孩子人品不错。表姐有家了。

隔年，生了儿子的表姐，到底劝说表姐夫放下木匠活，一起去昆山给儿子挣钱，他俩的宝贝儿子，就交给了大姨和大姨父。

大姨也不再卖青货，她和大姨父回到自己乡下的家，用这几年积攒的钱，把老屋里里外外翻新了一下，亮堂堂的，两人开始了没有任何负担的农耕生活。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祖孙三人倒也自在。

后来我到外地求学、工作、成家，家乡便成了逢年过节时候，游子心头的牵挂。

里下河的水昼夜流淌。

几乎一夜之间，我的姨娘舅舅们，以及我所认识的叔伯阿姨们，都开始承包蟹塘，做起了蟹老板。我的家乡，逐渐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螃蟹养殖基地。

活泛的表姐又劝说表姐夫一起回乡，跟着一帮亲戚开启了包田养蟹的生涯。作为表姐最可靠和最节约成本的劳动力，我的大姨和大姨父，从此便长住在蟹塘边的活动板房中。

早几年，吃螃蟹貌似也代表一种时尚，城市越大，螃蟹越贵。每年螃蟹上市季，正逢中秋国庆时，我但凡回老家，一顿饭吃五六只螃蟹都算稀松平常，吃完后还各种评价：今年四姨家螃蟹不如小姨家养得好，肉不紧实；二舅家螃蟹大小不均，估计塘里蟹苗放多了；许胖子家今年赚大发了，人家都在养螃蟹，他去开店卖螃蟹捆绳和礼盒，真精！

人人皆言蟹肉美，几人知晓蟹农苦？

七八两月，暑气逼人，住在活动板房里的蟹农们，须一天几趟，顶着烈日撑着小船给蟹投食，还要及时打捞被螃蟹钳断的水草，蟹农们鼻头肩头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

遇到暴雨天气，蟹农们更须不眠不休地守住蟹塘，就怕漫水决堤。二舅家蟹塘曾被大水冲垮过一次，据说二舅当即泪如雨下，一年的辛苦白费了。

待到螃蟹上市，全家上阵连夜打捞，挨个称重捆扎。蟹农们的手长时间沤在水里，人均每日绑几百只蟹，那手上的粗糙裂缝让人看了心疼不已。蟹绑好后再按重量分好类，包装成盒成箱运往全国各地，或依托物流运输，或养蟹人自己开车送。

大姨常年戴着布手套，手套里的手贴满了胶布。

表姐夫有一次跟我说：芳，你们是不晓得夜里开车往苏南送螃蟹有多辛苦，眼睛困到睁不开，手根本握不住方向盘，真想把车停路边，睡一觉算了，管它螃蟹死不死的！

辛苦换来了收获。那几年，表姐一家买上了好汽车，房子从镇上换到了县城里，儿子也转到县城就读。

后来，表姐夫和表姐离婚了。我也有了家庭，到了一定的知人世的岁数，自然明白其中的必然性。只在某次过年回家探望长辈时，突然发觉大姨和大姨父一下子苍老了太多太多。

母亲偶尔来我这，都会捎带一些鸡蛋和菜油，母亲说：鸡蛋是大姨蟹塘上散养的鸡生的，油是蟹塘边种的油菜籽榨的，大姨硬要带给你，她说你们细小的难得回去一次，还特地给她带茶叶和酒，她心里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的，是我。

渐渐地，我不再喜欢吃螃蟹了。渐渐地，螃蟹也不再受到城市人追捧了。越来越注重养生的城里人已经明白，螃蟹是寒物，多吃对身体不好。

去年大姨手术完回去，我时常在电话里向母亲打听大姨的近况，母亲说：还好，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只是在化疗时难以忍受，说给她用的什么毒药水，让她浑身难受生不如死。

年底，我九十多岁的奶奶寿终正寝，考虑到天寒娃小，我独自回去奔丧，姨娘舅舅们也都来吊唁了。也许没想到我会回来，大家都感到意外。第二天上午我要走时，母亲让我等一下，说大姨夫妇一会就来。

我便站在圩上等。

大姨父骑着电三轮出现了，三轮车后堆放着一蛇皮袋的菜，一大壶菜籽油，两只活母鸡，一箱子鸡蛋……中间坐着我那裹着棉服围着头巾的大姨。

我注视着大姨裤腿和脚上的泥，想象她和大姨父如何起个大早，从几十公里外的蟹塘上，把这些新鲜的青货收拾出来，然后骑上电动车，顶着刺骨的北风送到我这里，再一点点往我后备箱里放。

我低头假装收拾行李。临走，我硬是塞给大姨一点钱，让她自己买些麦片藕粉吃。

最后一次见大姨，是在今年暮春小姨表弟的结婚晚宴上。推却不过小姨小姨父的再三邀请，我和先生下班后立即长途驾车，赶回老家参加表弟的婚宴。

那天晚上，我们给老家熟悉的亲戚长辈一一敬酒，一一打招呼，到大姨这桌时，她笑眯眯地拉住我的手。

我说：大姨，你看上去很精神，真好。

大姨说：嗯哪，丫头，大姨也感觉很好，你有空就多回来看看，大姨蟹塘上的母鸡多哩，带几只回去给宝宝吃。

我说：好的，等放暑假我就带她们去您那儿逮鸡。

那一刻，我注意到大姨已经不染发了。当一个以前染发的老人开始不染发的时候，我以为，她开始真的服老了。

没等宴席散客，我们先行告辞，姨娘舅舅们送我们下楼，我的后备箱里头，照例装进了大姨给的鸡蛋和菜籽油。

写完这些文字，我将额前滑落的一缕长发顺到耳后，一根白发执拗地滑下，我索性将它拔去。

而后又觉得不解气，我拿出小圆镜照着，一根、两根、三四根，拔到第六根时，我放弃了。当一个女人开始放弃和冒出的白发作斗争的时候，我以为，她是开始同岁月和解了。

欣慰的是，傍晚，一直值守交通哨口的弟弟给我发来短信：姐，我请到了半天假，明早开车回乡下一趟，替你们给大姨送个花圈吧。

第二天，弟弟在吊唁现场发来一张图片，配字：特殊时期，一切从简。

无论从简还是从繁，我的大姨已经走了。我里下河的长辈们，终究又少了一个。相隔几百公里，我表现得似乎有点太冷静。

可是，人生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我们总要慢慢适应这样的别离。

王亚芳，女，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硕士，现居南京。曾在《电影文学》《戏曲艺术》《艺苑》《电影新作》《新华日报》等发表评论和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