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股编撰新诗鉴赏辞典的风气悄然兴起，连同在此前此后面世的多种“赏析”或“导读”类新诗选本，给人造成的强烈印象是，某些关于新诗阅读的具有共识性的原则和范式已然形成。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新诗阅读引起的困惑与争议之声依然此起彼伏，“诗正离我们远去”的慨叹和“读不懂”的抱怨仍旧不绝于耳，以致人们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当代诗歌阅读何以成为问题？”

“不懂”迷雾与“现代解诗学”重建

新诗阅读不完全是一个诗歌内部（从写作到阅读）或文本之内（主题、取材、语言、风格等）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受到诗歌之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不过，从新诗历史来看，新诗阅读面临的最初或首要困难，仍然是对诗歌文本的理解。这是造成一波又一波“懂与不懂”争论的主因。

因此，多数鉴赏辞典和诗歌读本预设的基本目标，便在于打破词句理解上的屏障，进而尝试改变读者的阅读观念和习惯。孙玉石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开设现代诗导读课程，正是在授课过程中，他提出了“重建现代解诗学”的设想。80年代重提“现代解诗学”，有与三四十年代朱自清等倡导、践行“解诗学”相通的理论前提和现实语境；并且，孙玉石的“重建现代解诗学”包含了对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废名、袁可嘉、唐湜等人的“解诗学”观念与实践的梳理与阐发。

不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在80年代，“解诗学”都是克服理解焦虑的产物。而“解诗”对诗歌“晦涩”“难懂”的应对和处理，至少引发了两方面议题。一方面，如何借助“解诗”引导读者重新看待和处置“晦涩”在诗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解诗”的目标是否仅止于通过消除文字障碍、“还原”文本涵义而使诗变得明白、清楚？

为“晦涩”辩护：诗的“逻辑”

尽管“晦涩”在现代主义诗歌中尤其突出，但实际上，“晦涩”也许是所有诗歌进行革新的某种动力。晦涩在诗歌创作与阅读上具有双向效应，它既可以被视为创作者刻意反拨陈腐、松散的语言，尝试或探索崭新诗歌语言的一种表现，又可被看作诗歌文本撼动惯常阅读心理和方式、挑战审美陈规的一种样态。

一般而言，诗歌的“晦涩”部分源于“没有进一步信息或适当的语境”，但也有相当部分源自文本表达的模糊性和涵义指向的不确定性，后者就是英国诗人、文论家燕卜荪所说的“朦胧”。不过，燕卜荪所分析的“朦胧”多为语言层面或文本传达的效果，这就让人不免会把“晦涩”全然归结于作者（尽管燕卜荪也积极地评价了读者对“朦胧”产生的共鸣）。实际上，“晦涩”与读者的能力、方法甚至态度也有很大关联。

由于诗歌特性与读者预期之间的错位，那些连篇累牍的解读文字似乎未能从根本上弥合诗歌创作与阅读的裂隙。一方面，从目的和指向来说，“解诗”也许并非旨在（和能够）超越乃至消除“晦涩”本身，毋宁说，“解诗”的过程是借助不同角度的对文本的释读，进一步彰显诗歌的“晦涩”特性，让读者更加辨清“晦涩”之于诗歌可能具有的积极功用。可是，这样做不是将那些“难懂”的诗歌文本“改头换面”，使之变得浅白易解。相反，“解诗”之后的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诗歌文本的“晦涩”仍保持其本然状态，以其“封闭”“隐蔽”“模糊”的特征期待着一次次新的解读。持续的“解诗”促动了诗歌内涵的不断拓展，同时也推进了处于探索中的诗艺的自我更迭。

另一方面，虽然“解诗”试图清除文本词句、内容和表达上的理解障碍，但对某些“固执”的读者来说，“解诗”也许并不能解开他们心中的困惑。这就显出不同读者在诗歌阅读取向和“思维”上的差异，同时也暗含了读者（及写作者）对诗歌特性的认知分歧。

“解诗”的主体性与细读的限度

朱自清等人的现代解诗学，既在内在需求上与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兴起密切相关，又在理念与方法上得到了英美新批评的实际启发。因此，他们的解诗样态虽然不免带有感性的成分，但其解诗方法颇具学理性。

孙玉石总结现代解诗学的方法时，将之归纳为“开放式的本文细读”和“有限度的审美接受”，并认为“解诗学的文字也就是以自身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给读者一把接近和鉴赏作品的钥匙”。不过，逐字逐行“把任何一种风格的诗解通”或“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的做法，可能要面临诸多悖论性难题。

值得深究的是，解诗是否必须对作者的意图或文本“原义”进行“复原”，“亦步亦趋”地“将看来含混不明的语词、意象，及其结构所包含的意义一一予以落实”，使之明晰化？在洪子诚看来，这种“复原”式解读，既可被看作“解读者主动参与创造的意识的欠缺”，“也可以认为是解读者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而且“有可能造成对文本的感性成分的遗漏”。这就要思虑如何重置解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解读’当然是为了‘驯服’让我们紧张不安的文本，使得它能够加以控制，给予不明的、四散分歧的成分以确定。但是，解读的控制、驯服也需要限度。有时候，要怀疑这种完全加以控制的冲动，留出空间给予难以确定的，含混的事物，容纳互异的、互相辩驳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自身的文化构成的性质，对时代、个体局限有清醒意识的解读者，有可能孕育、开发出一种磋商、犹疑、探索、对话的、不那么‘强硬’的解读方法。”有别于“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这种保留“含混”“不确定”因素、保持“磋商”“对话”姿态的解读，也许更能建立一种良性的“解诗”主体性。

在现代诗的范围内，何为细读的有效性？一种较为合理的认识或许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细读程式，能有的仅是适合于每一首具体诗作的“读法”。此外，还应该去除“本质化的新诗自律观念”，通过考察“语境、策略、心理等对具体的文本样态乃至一种体式形成过程的影响”，突破拘泥于文本内部的狭小格局，赋予细读以更宏阔的视野。

新读者的诞生：通往开放的新诗阅读

“对语言使用的感觉”和对词语活力的感知，是诗歌创作和阅读过程中共有的，此乃解诗得以施行的前提，也是诗歌进展能催生读者的内在机制。后一点，恰好应和了诗人臧棣的预期：“新诗的道德就在于它比其他任何文类更有能力创造出它的读者。严格地说，新诗的读者从来就不是一个被指定的、既存的文化实体或社会群体。”臧棣的论断立足于为新诗这一文类辩护的视角，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新诗确实“有能力创造”与之匹配的特定读者，并且新诗读者一直处于非“既存”、不断生成和衍化的状态；反过来也可以说，新诗读者的诞生既离不开新诗创作，又通过持续的解读“刺激”着诗艺的创新、呼唤着一代代创作者，读者在成为结果的同时也作为手段而存在。因此，新诗创作（作者）与阅读（读者）构成了一种可能的共生关系——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事实上，新诗从出现之日起，其作为一种文类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建立新的读者群和“阅读程式”来实现的。

毫无疑问，阅读首先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阅读能力是读者对作品综合认知能力的体现。阅读是进入文本后所获得的潜能激发与心智开启，没有人会否认阅读带给自己的潜在改变。阅读也并非全然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潜在地受制于读者接受的文化“无意识”及其葆有的“先见”。此外，还有论者提出一种“理想的解读”模式，其中包含了将阅读从文本向外扩展的路径：“理想的解读应涵括四个层面：第一是诗文本，第二是文类史，第三是文学史，第四是文化史。这四个层面就像四个同心圆，处于中心的是诗文本。”

这些都对拓展新诗阅读“思维”富有启发性。实际上，回顾新诗历史不难发现，与新诗长期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相对应，新诗阅读的“向内转”也越来越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倘要让新诗阅读保持鲜活而有效，就必须打破狭窄、琐碎、僵化、悬空的阅读范式，将新诗阅读引向更加开阔、开放的空间。

当然，这样的阅读并非简单地摒弃文本细读，而是摆脱既有细读方式的单一、封闭性，在阅读中置入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视野；也不是阅读视角由“内”向“外”的单向移动，而是力求在向“外”的同时返回“内”，将“外”引进“内”，从“外”的眼光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内”，从而培养一种兼容、开放的新诗阅读习惯乃至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