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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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气从看不见的缝隙渗入，他嗅着。他喜欢这种初冬的气息。温度在一点点降低，阳光照在皮肤上渐渐失去了炙热。库房里，那些复杂的传送装置，金属的合成物，即使在黑暗中也孜孜不倦工作着的“蓝眼睛”，全都变得冰凉。所有的角度——桌角，纸箱，笔尖，门把手，甚至纸页，也变得锐利起来，仿佛能划破那笼罩其上、捉摸不定的寒流。然而，与之相反的是，他的思想正在变得圆润。这是他存在于世的第五十个年头，可是很多时候，他仍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手足无措。无疑，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衰老，面皮塌陷下去，不再像以前那样丰润。眼眸包裹在细细的肉纹中，眯起眼睛时，仿佛那两颗黑白相间的珠子会随时被吮吸进去，成为两个空洞。他的鼻子和下巴倒还残存着年轻人的面貌，肌肤平整，显得富有生气。不过，在一种整体的趋势里——脊背愈加驼下去，双肩紧缩，腰肢臃肿，双腿受一点凉就会麻木——那种余留的年轻活力反而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他非常清楚，由一大堆器官、皮肉、液体、骨骼、血管层层重叠之下的，是那个并没有多少变化的“我”，它似乎是脱节的，一个缓缓走向老迈，另一个却停滞不前，茫然又徒劳地观察着外部的动静，容易受到惊吓，却难以改变。他完全没有适应老去这回事。当别人因为年龄而对他透露某种尊敬时，他会在内心里觉得惭愧，仿佛冒领了陌生人的身份，仿佛被错认而领受了恩惠。

这种形象是如此熟悉，他的眼前浮现起另一个男人的面孔。那个男人站在阴影里，在一众亲戚间显得格格不入。那个男人尴尬而迎合地笑着，如同偷偷混入成人世界却没有被发现的小男孩。那个男人装出大人的样子，抽烟，聊着工作、股票和孩子。但他是假装的，他甚至迫切地想要别人发现这点。但是，所有人都将他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当他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时，也不过讪笑几声，转过话题。他在人群中，但没人看到他。没人看到他梦里全是童年的场景，没人看到他在多愁善感的夜晚因为一首歌痛哭流涕，没人看到他对自己深深的厌恶。

这个妈妈口中“不负责任、没用”的男人，最终消失在了他的生活中。他没有再见过他，并一度在心底鄙视他。但是，当他到了比当初那个男人的年龄还大时，他再一次看到了他。阴影中，那个男人就站在月光里，面对着窗子沉默地抽烟，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他终于看到了那个无助的小男孩，向他投来的哀怨一瞥。目光相接中，那个“我”也变得分明了。他惊恐地发觉，自己成为了心底深处最害怕成为的样子。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背负着沉重的肉身，永远蜷缩在打不透的躯壳中。

毫无温度的阳光静悄悄地稀释了那个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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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半，他准时打开了库房的大门。外面涂了一层橙黄色而里面灰色的大门，缓慢地自动开启。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浮动的幽蓝色晨光像是大片的水，瞬间泄入空旷的库房内部。它们像是憋了太久，带着自身的压力，亟不可待地涤荡空间。他站在大门口，大片阳光围绕着他，却像是避开他一样，无法照到人的内部去。“人”总是一种密封严实的东西，但人的目光总是在向外探寻，这点对于一个初生的婴孩和垂死的老人并无区别。他看到库房旁边的小道上停着一辆车子，车门正在被打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见到这辆车和车里的人。这种场景比任何时候都令他感受到自身的衰老。

他背过身，看着自己在阳光中晃动的影子。

他沿着库房的墙面走动，打开墙上的开关。头顶一排排灯盏亮起，很快就照亮了整座库房。这座库房的面积之大，往往使他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就已经微微冒汗。而每天，他都要在这个空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四千平，还是五千平来着？他已记不清楚，因为库房更换了很多个，比起他刚来的时候，如今的库房简直庞大得像是一头怪物，空旷得如同一座废墟。

那年他刚满十九岁。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生日那天他第一回体会到了饥饿。那可不是以前在家的时候，由于妈妈的疏忽忘了做饭，像个孩子那般哭闹抗议就有饭吃的饥饿。十九岁那天，他体会到的是真正的饥饿——身无分文，躺在花园的长椅上瑟瑟发抖。前一天，他的背包被偷走了，他只是在火车站起身上厕所，将包遗落在了椅子上。回来时，他就失去了所有依靠。真正的饥饿，是一种无望。

他必须快点找到工作。真正的饥饿使人的行动变得简单、迅速，他发觉自己仍然有能够依靠的东西——本能。本能引领他离开妈妈，离开熟悉的街道和城市，展开一种未知的生活。现在，本能又将他带到了库房的门前。那时的库房还掩映在树木驳杂的老城区不起眼的边缘地带，那里一到夏天，树枝上就挂满了有毒的毛毛虫。他是无意中看到了库房招聘临时工的广告。在所有他收集到的招聘启事里，这里离他流浪的公园最近，走路一个小时以内。

迎接他的陈经理很惊讶，一般来做工的人都会提前打电话来询问，要不就是派遣公司统一运送过来。这个地方并不好找，车子也不好进来。他正在为库房搬迁的事做打算。而现在，眼前这个黑瘦的男孩，头发盖过了眼睛，汗水浸透了脏兮兮的衬衫。他像是刚刚躲过了一场追杀，两手空空，想要借这里避一避风头。陈经理四十多岁，有个儿子正在上高中。也许是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他收留了他，并且同意他免费住在库房里。

“我成人了。”男孩害怕自己的娃娃脸引起误会，不停地解释着，“但是证件……”

“饿了吧？”陈经理打断了他的话。

男孩抬头看了看这个中年男人，因为逆光，看到的只有一团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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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身躯可以任意伸缩、必要时能像八爪鱼般伸出数条手臂、一刻不停工作着的智能机器人，永远在他身旁忙忙碌碌。它们有时缩成像是一只横放的旅行箱大小，圆盘形状，是为了将沉重的货架扛在自己身上，并移动到正确位置；有时，则像升高的柱子，高大、立体，轻松地越过他的头顶，取下十米多高的货架顶端的物品。它们都被输入了指令，用不着他操心，可以互相配合完成货物的分拣、装卸、录入、打包、传送、维护、清洁等工作。在它们正常运转时，会有两盏手掌大小的蓝色灯盏不停闪烁，于是，它们的外号就叫做“蓝眼睛”。库房里有二十二台“蓝眼睛”，分工明确，从早到晚，很少出差错。而他，步履迟缓地走在它们中间，像是一名沉默的监工，甚至比“蓝眼睛”们还要沉默。偶尔，他的目光会死死盯住其中一台“蓝眼睛”，直到它隐没在高耸的货架后面。没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他停住，扭过头，看着自逆光的库房大门走来的人。

那是一个男人，穿着厚实的呢子大衣，仿佛刚刚从风雪交加中归来；个头挺高，戴着一顶老派的宽檐帽；当帽子摘下时，会露出一颗近乎秃顶、后脑勺突出的脑袋，只剩可怜的几缕黄色毛发，像是某种啮齿类动物的软毛，黏在脑瓜顶上。他其实比他小三岁，但看起来却老了不下五岁。他正面带笑容，腋下夹着一只文件夹，边摘下帽子边热情地朝他走过来。

他并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和名字，只听到小陈经理管他叫“潘先生”，而后者则坚持自称“潘工”。还有可以确定的是：这位潘工就是研制这些“蓝眼睛”的工程师。

潘工从一台台“蓝眼睛”身旁走过，有时会慢下脚步，眯起眼睛，关切地望着它们，如同望着自己的孩子。它们会认出这是它们的“父亲”吗？他不晓得。“蓝眼睛”们无一例外地巧妙避开潘工，与他擦肩而过。潘工的眼神里甚至偶尔会流露些许落寞。

“小陈经理让你来的？”他不动声色地说。

“你很聪明。”潘工仍面露笑容。他相信这笑容是真诚的，是一切尽在掌握中。

他们总是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大多数时间，潘工独自去检查“蓝眼睛”，看看它们是否正常运作。那时，“蓝眼睛”就会停下来，乖乖地任他在自己体内鼓捣。临走前，潘工会例行拿出那叠合同，问他要不要签字。

他接过那厚厚的一沓纸，由于老花眼，一时看不清上面的字迹。但他知道那是什么。

“我快要干不动了。”他仿佛在冲着纸张说话，喃喃自语。

“你很聪明。”潘工笑得很灿烂。照他的年龄而言，那笑容里却有不同寻常的孩童般的纯真色彩。

这一回，他不像往常那样，毫不犹豫地将合同塞回潘工的掌心，或是干脆不接过来。今天，他把纸张费力卷起来，一时不知该放在哪儿，便用手攥着。

“我得再想想。”

“不忙，不忙。”潘工戴上帽子，笑着裹紧了大衣，走出仓库，回到车里。汽车启动了，引擎的声音里似乎难掩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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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他深陷回忆。他不知道这是否是变老的证明。然而真正论起来，他根本不算什么老人。前几天，他去附近的镇上买菜，无意中听见两个正在打羽毛球的大姐聊天。她们一边注意着高高弹起的球，一边亲密而大声地说话，丝毫不在意身边不时疾驶而过的电动车。她们在讨论年龄。她们说，联合国将青年的标准提高到了六十五岁。他买了足够一周的菜，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便慢腾腾地走回去。守着仓库，他越来越不爱出门了，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外出。

大多数的时候，他都在回忆。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他自认为前半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如果人的财富按照记忆来衡量，他仍然是穷人。可是，不容否认，他的回忆总是绵长而深入，也许在这件事上，他确实有点天赋。当他开始时，不仅仅是陶醉，而是真的进入到了早已逝去的时空里。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记忆里的细节反而愈发真切了。他一脚就迈入了熟悉的客厅里，看着妈妈和那个男人在厨房里做菜。就像在其它几乎任何事情上一样，她处于绝对的领导者地位，事无巨细地吩咐各个细节——土豆片的薄厚，葱姜蒜的放入时间，碗碟码放的位置……而那个男人，就像在其它几乎任何事情上一样，扮演学徒和儿子的双重角色，唯独不是丈夫。不过也无妨，他们配合紧密，那种没人能看出破绽的日子。

他还记得那个男人的脸。阳光灿烂时，那个男人会显得心情愉悦，有时还会吹起口哨来；天气阴沉时，那个男人的脸也像天空一样阴霾。很早的时候，他就看出他们是一类人。但那个时候，他只有朦胧的意识，就像一个孩子对四周的风吹草动过分敏感，即使觉察到了，也想不到某处正在酝酿的风暴——那时，他对生活还缺少想象力。

现在的他，已经多少能够理解那个男人的不幸——那是“你”与“我”之间的分隔造成的不适。在其他人眼中，“你”是男人，是丈夫，是父亲，是所有传统与社会形象的叠加。“你”必须要适应这套身份和规则，就像作为一个大人，“你”不能像小孩子一样撒娇、淘气，否则“你”就不是正常的人类。“你”置身于所有人眼前，是所有人塑造了“你”，没有他们，“你”便不存在。

而“我”又是什么呢？是更本质的、隐藏在“你”的躯壳下的东西？亦或一片虚空？

他明白，当时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安，就在于看到了那个男人并不轻易示人的“我”。对于大多数人，“你”和“我”，他们很难分辨出两者的区别。

他是从何时发现这些连妈妈都没觉察到的部分呢？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一切都是注定的——从那个男人抽烟的姿势，从握紧鱼竿时微微颤抖的手，从削苹果的动作，从尴尬而迎合的笑，从某个夜里不小心看到的那个男人因一首老歌的哭泣，从他身上流淌着他的血……一切都昭示了最后的结局。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他放学回来，看到那个男人削了一半的苹果放在桌上，每天都带着的棕色公文包放在沙发上。后来，妈妈也下班回来了。她没有等到那个男人帮她做饭，因此只好气呼呼地自己做。再后来，他和妈妈沉默地吃完了饭，那个男人还没回来。他们再也等不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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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妈妈对他的称呼也变成了‘那个男人’。”

他走在逼仄的通道内，两旁是城墙般高大的货架，分成六层，最上面的一层即使他将颈部仰到极致，也只能看到三分之一。他已经学会放弃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他每天的工作是用扫描器检查最下面两层货品的数量，核对一下扫描器显示的和电脑录入的数字是否一致。如果有所偏差，他在本子上记下来，然后告诉负责进货的“蓝眼睛”。这是一项“蓝眼睛”在半小时内就能完成的工作，他要花费整整一天。但是他总是亲力亲为，尽管老花眼使这个工作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他必须要做。毕竟他要给一个自己存在于此的理由。

不知从何时起，他喜欢一边在库房里漫步，一边自言自语。讲的都是些过往的事，就像真有听众似的。他走过一排排货架，像是检阅士兵的国王，但他明白，这里是自己的流放地，并且，就连流放地如今都不愿再收留他。

“您在库房干了大半辈子，该换种活法了。”那天，小陈经理把他叫过去，这么对他说。

换种活法，是哪种活法？听起来像是每种活法都是不同的货品，可以任顾客选择。那里是否有适合他的活法呢？应该是有的，只是可能塞到了货架最里面，需要弯下身子，将外面那些其它的、不属于他的活法一一拿出来，耐心寻找只属于自己的那个。他能找到吗？他茫然地盯着办公室那扇明亮的窗子，朝阳的窗子，仿佛所有的阳光都汇聚到窗前。小陈经理有些烦躁地拉上了窗帘。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处、比光更远的地方传来的。

“潘工的建议，您考虑得怎么样了？放心，现在的技术绝对安全……”

深陷回忆并不可耻，人最后真正留下的还能有什么呢？这样炽烈的阳光让他回想起最初的那间小小的库房，还有已经故去的陈经理。那样的日子算是快乐吗？

陈经理是个身材粗壮的男人，心思却很细腻。即使跟随他十年的老员工，也不知道太多他的过往。他们谈论起陈经理时，只说他以前做过生意，但遭遇惨败，之后才开始经营库房；他有一个儿子，正在国外留学，妻子也跟了去；他记忆力超群，各种账目、电话号码、日期全都存储在他脑子里，鲜有误差。

他无法解释陈经理对自己的格外照顾和亲近——也许是想到了自己远在异国的儿子，也许是出于怜悯，也许只是脾气相投……或者，也许应该反过来，是他对陈经理先产生了亲近？陈经理那机敏、果决的性格，快速融入环境的能力，正好与“那个男人”的忧郁、孤僻相对。他在陈经理身上看到了真正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你以后不要像那个男人一样。”这句话常常挂在妈妈嘴边。他确实偷偷想过，如果当初妈妈遇见的是陈经理这样的男人，会不会她的、以及自己的人生，将完全不同？

“你总是爱瞎想有的没的。”

他听到从身后传来的讥笑声。一台“蓝眼睛”正悄无声息地跟随他。即使所有的“蓝眼睛”外表上几无区别，他还是从声音里听出了它是谁——准确地说，曾经是谁。

“长枪。”他轻轻喊着那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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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绰号“长枪”的男人并不看好这个瘦弱、寡言的男孩。

关于他绰号的来历已经没人说得清了，就连他自己都模棱两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总爱语出讥讽，有些话像是朝别人打冷枪，令人猝不及防。因此，他在库房的人缘并不好。可是他干活卖力，又很能镇得住那些爱偷懒和惹是生非的临时工。同时，他面相忠厚，这种反差更使人心生畏惧。

“你这种小男生我见得多了。”长枪对男孩说，“青春期，叛逆，受不了父母的管教，离家出走，自以为生活是一场电子游戏。可是受一点苦，就怕了，赶紧缩回妈妈的怀里去。”

男孩默不作声。他打包的手没两天就布满了小口子。

“别搞得跟个怨妇一样。”男孩的沉默似乎更激怒了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管男孩叫“怨妇”。在库房里，绰号是最容易被记住的。其他人没理由再叫男孩的名字。

事实上，男孩也搞不懂自己的沉默里包含了什么。是愤怒，恐惧，还是不甘？他知道，长枪说得没错，自己确实是个被惯坏的小孩。没过两天，繁重的体力活就让他有点吃不消了。他完全可以回去，跟妈妈道歉。她一定气坏了，伤透了心，可母亲永远不会真的抛弃自己的孩子。只要回去，生活就能回归正轨。

没人逼他，是他自己在逼迫自己。跟其他出来打工的同龄人相比，他的家庭原本优渥太多——没有弟弟妹妹需要他挣学费，没有家人的债务必须偿还。相比之下，他出走的原因多少有些无病呻吟。他理解长枪为何对自己充满不屑。

那个男人离开后的十年间，他和妈妈相依为命。他不知道这件事给妈妈带来的伤害有多大，这是无法衡量的。起码在表面上，她算得上平静。每天，她依然准时起床，为儿子做早餐，送他去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她还是像以前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生活。她甚至都很少在男孩面前说那个男人的坏话，除了那句“你以后不要像那个男人一样”。

在外人眼里，这句话只是一种被抛弃的女人的哀怨，如果连这都没有，反而不近人情了。因此在亲戚好友心目中，男孩的妈妈属于坚强、独立的女性。不过，只有男孩知道这句话的威力。话语对局外人而言是谈资，而对于他，却是实实在在每个字都落在身上。

其实，他并不清楚妈妈的话里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那时他还小，那个男人留给他的仅仅是模糊的形象，还没有真正具备实体。他只是照着妈妈的话去做。穿着、发型、一日三餐，甚至交往的朋友和兴趣爱好，都由妈妈决定。小学六年级时，他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脏话，妈妈逼问他是谁教的，便气势汹汹地冲到学校，狠狠地骂了那个孩子一顿，连班主任都不放过。男孩还记得那个刚刚大学毕业的班主任，如何像犯错的小姑娘一样，涨红了脸，听着妈妈的训斥，泪水在眼中打转。

从此，妈妈每天都要他汇报学校的情况——跟谁玩得比较好，那个同学都说了什么，品性怎样云云。然而，他并没有要好的朋友，自从领教了他妈妈的厉害，每个同学都躲着他，生怕再惹麻烦。即使升入了初中，由于有很多原来的小学同学在，他的“名声”也很快传遍了。他不敢告诉妈妈实情，只好虚构一些故事，怕她失望。

初二时，他交到了朋友，一个同班的女孩，由于家境不好而常受同学奚落。可能是处境的相似，让他俩成了关系最要好的朋友。他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他只是想跟她说话，也想听她说话。跟她在一起时，他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这是如此新奇的感受，此前他未曾有过。

而妈妈是如何发现这件事的，至今是个谜。他被迫转了学。去新学校报到的那天，她抚摸着儿子的肩膀，在他耳边，对他说：“无论你长到多大，妈妈都会保护你。”

妈妈的手柔而暖，可他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他挣开妈妈的手，头也不回地跑进学校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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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这样了，还喜欢挖苦人。”

“我是怎样？”那台“蓝眼睛”敏捷地在他身边绕了两圈，像是在展示自身的强悍与骄傲，“你不是很快也要跟我一样？”

他黯然低下头，看着攥在手里的合同，但他知道，真正被攥着的是自己。这卷合同紧攥着他今后的命运。

“我还没想好……”

“老了还是这么优柔寡断。”“蓝眼睛”回到刚刚的位置，语气中更增添了嘲讽，那双蓝色的指示灯在昏暗中闪烁不定，“心一横，签了就得了，否则你还能干吗呢？”

“我得再想想。”

“好吧，我不劝你。”“蓝眼睛”背过身去，“其实没你想得那么糟。你看我，不也好好的。”

“可是……”他困惑地抬起眼，望着它，“我甚至没法确定你到底是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蓝眼睛”加重了语调，“我是长枪。我还记得你刚来时候的■样儿。”

“那只不过是你的记忆拷贝。”揭示这件事，似乎使他很沮丧，“我认识的那个长枪不是现在的样子。”

“那你不是照样认出了我？”

“因为你的声音是长枪，我太熟悉了。可是……那也不过是声音程序。”

他渴望听到反驳，就像他熟悉的那个长枪，嘴上从未服过软。但是，他颓然地看着它一言不发驶入了其它干活的“蓝眼睛”的行列。稍不注意，它就混同其中，无从辨认。它们看起来全都一模一样，即使有细微的差别，也在过于强大的统一性中消弭了。

记忆似乎缩减了真实的时间——仿佛就在昨天，他还因为干不好事而被长枪训斥。刚刚离开家的那段日子，他像是一株被粗暴移植的植物，栽种到陌生冰冷的土壤里。但是他再清楚不过，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没有干预，没有阻拦，他完完全全要为自己的选择和生活负责。他有一种找到自我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踏实的、完整的。

因此，他很快适应了繁重的工作。他每天都要来回搬运大箱货物，或是将它们砌墙般摞在推车上，或是将它们身上的塑料绳割开，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等待重新打包。仓库就像一个中转站，附近的商户把货品囤放在此，等待物流公司的运输车运走，送到顾客手中。搬完货，他要立刻出现在流水线上，跟临时工一起打包。这项工作往往要连续四五个小时，期间上厕所、喝水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其余时间就是无尽的捆胶带、装塑料袋、放入纸箱的循环往复。长枪作为监工，时不时会过来查看，嚷着“速度太慢了”“你根本没认真啊”之类的话。

他意外地发觉自己干活很灵敏。别人打包好一个纸箱时，他可以打包三个。而在此之前，他连家务都没怎么干过。只管学习就好了，妈妈负责打理一切，他干活反而碍手碍脚的。那时，他很听妈妈的话，但也隐隐感到不安。事后回想起来，他才明白，自己过得并不是完整的生活——那是一种属于“你”的生活，而“我”的那部分缺失了。他只活在妈妈的世界里，活在被那个男人遗弃的废墟中。

时间过去了半年。他感到长枪对自己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长枪会开始主动教给他割塑料绳和捆胶带的技巧，既不伤手，又可以提高效率（半年来，他的双手已经伤痕累累）。有一天，一个小工又叫他“怨妇”，长枪碰巧经过，狠狠地从背后打了小工的后脑勺。

“好好干活。”长枪没好气地说，“别他妈那么多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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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理是一个精力无限的人。他总是整日跑来跑去，整日处理这，处理那。每天都有那么多需要他处理的事务，它们仿佛从一条没有尽头的传送带运过来，解决了一件，永远有下一件。他粗壮而灵活的身形就在事务的层层包围中左突右撞，并且乐在其中。这样一个浑身上下、甚至最细微的神情里都沾满了事务碎片的陈经理，依旧会定期抽出时间，跟自己的员工，自己的兄弟们喝酒吃饭。男孩也是其中一员，尽管他已经二十岁了，已经算不上男孩。好吧，就按他自己的想法，称呼他为男人吧。这个刚刚长成的男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大口喝酒。人生的前十八年，他喝酒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是妈妈严格禁止的事，就连那个男人，也在和妈妈结婚后戒了酒。她看不起男人喝醉酒的样子。

可是在这儿，喝酒是常规，是通行证。喝酒使他们彼此知根知底，并且给了展示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的合理解释。如果在平时，那一面会吓到人，会使人惊骇，从而损害关系。人们无时无刻不生存在关系里，经不起惊骇的猛烈碰撞，必须小心翼翼维持平衡，规避掉惊骇。但在特定的时候，人需要一个被允许的通道，将那些惊骇释放出来。酒精是最便捷的方式。惊骇在此成为合理，甚至是唯一的合理。

据说，酒量是天生的。他的酒量一上来就备受称赞，起码长枪和陈经理在酒桌上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他打心底不喜欢喝酒，那种又苦又涩的味道，他适应不来。比起喝酒，他更喜欢观察酒桌上的人，看他们如何合理地释放自己，成为那个真正的“我”。他对于人最隐秘、也最真实（或许两者本为同体）的一面具有天性般的好奇。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缺少这一面。即使是喝醉时，他依然保持强大的理智。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走。酒局散场后，他会主动为他们叫车，告诉司机地址，然后再返回去查看是否有落下的东西。他不确定别人的醉酒里有多少表演成分，但他羡慕人们堂而皇之地表露心声，仿佛把内心深处最敏感脆弱的地方袒露出来，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没有这样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像长枪曾在一次喝酒时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家？”

“我听说你不也是很小的时候就……”他反问道。

“我是没办法。”长枪猛地喝了一大口酒，“我跟家里人处不来，被赶出去的。你呢？”

他看着长枪布满血丝的眼睛，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寻找自我。”他犹豫着，似乎连自己都不够确信。

“狗屁。”长枪说。

他盯着玻璃杯中泛着泡沫的橙黄色液体，陷入沉默。好在酒桌上从来不缺少话题，人们的兴趣在不停流转。饭菜早已凉了，但它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消磨时间，是将那些平日里的惊骇赋予笑谈。

他发现自己只是凭着某种懵懂的念头，像是小飞虫循着黑夜里朦胧的亮光，来到了这里，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仅此而已。他又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某天深夜，他起床撒尿，却看到那个男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开灯，只是个模糊的黑影。手机里传出微弱的歌声。这时，手机屏幕亮起，他看到被照亮的那个男人的脸，还有脸上的泪水。他吓坏了，连忙跑到厕所，躲在黑暗中，忘了开灯。他后悔出来撒尿了，他宁愿没看到。等歌声停止，那个男人回到卧室，他才溜出来，回到自己房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人的另一面，猝然而至的场景使他恐惧。可他不知道恐惧的究竟是什么。

当他决定离开家时，脑海中反复出现的都是那晚的画面——黑暗中，手机的幽光照在那个男人的脸上，仿佛领路人，将他带到一扇隐秘的大门前，并为他打开一条缝隙。从此，他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说那扇门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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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见到潘工，是在仓库三次搬迁后。那年他刚满三十岁，已成为库房的骨干成员。他没想到自己会在一个地方干这么久，即使这个地方也是在不断地变动。每一次搬迁，都意味着面积的增加，以及设备的更新。他早就不用动手搬货箱了，而是驾驶最新款的叉车搬运；流水线也从半自动化改造成了彻底的自动化，货品从头至尾，机器手臂整齐划一地为它们穿上一层层衣服，不必再请那些笨手笨脚的临时工了。

而为库房设计这套程序的工程师，人们口中的“潘工”，是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虽然年纪轻轻，他创办了智能机器人研发公司，陈经理是他第一个大客户。全自动流水线刚刚启动时，潘工几乎每天都来，带着笔记本电脑，坐在角落里，随时监测数据。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老成，不苟言笑，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

后来，陆陆续续从别人口中他才得知，这个潘工并非只是为了流水线，而是有更大的目的——向陈经理推销他研发的智能工作机器人。陈经理不置可否，出于某种原因迟迟没有答应。

不过，无论是潘工还是流水线，这些事根本不在三十岁的他的眼中。那几年，他爱上了一个曾兼职做临时工的女孩。她是当地一个大学的学生，在寒假来库房做工。他由衷感谢改造后的流水线，虽然不再招临时工，但同时也使他多出了许多与她相处的时间。他们像再正常不过的情侣那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游泳，一起逛街，一起睡觉。他想起初中那个早已湮灭在过往的女生，觉得恋爱这件事不可思议。什么是恋爱？就是两个人总喜欢待在一起吗？现在便是了。可是他内心总觉不安，要说却说不上来。他觉得跟她在一起时，自己总像个假人。她说爱他，他高兴之余，更多的是羞愧。他想如果她真的了解自己，一切就会变化。

女孩提过结婚的事，两人都老大不小。他推诿一番，后来又满口答应。定了婚期，也见了女孩父母。他跟她诉说自己是如何从家里逃出来。她总是那样善解人意，握着他的手，说十年的心结解开并不容易，不会逼他。他不安的心渐渐平静。在她面前，他意识到自己像个孩子，无论从感情还是生活，都开始渐渐依赖她。他好似梦游一般，顺从着幸福。

直到有一天，他照常来到女孩校外租住的房间。打开门，她正在削苹果。她削得认真而熟练，果皮像是从刀子里长出来，垂落到茶几上，永不间断。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光照在她身上，宛如一幅油画。他痴痴地看着，仿佛整个世界都集中在她的手中，集中在不断繁衍的苹果皮上。

他就这样看着，一动不动。不是不想动，而是发觉自己动弹不得。那苹果使他胸口发闷，仿佛一下子穿越到未来的某一天——在另一幅画面里，茶几前不再有她，只剩下那枚孤零零的苹果，凝固于桌面。氧气令它变色，变得又黑又皱。这无处不在的氧。

是的，他终于正视了内心深处他一直想要隐藏的厌恶。

终于，果皮承受不住世界的重量，在她手中断掉了。她笑着喊他吃苹果，一边扭过头，却发现他已不见踪影。他的梦结束了，现实重新将他拥抱。自此之后，他搬回库房。兄弟们怜悯地看着他，寻找着安慰的话。但是在他心中，感受到的却是真正的轻松。某个瞬间，他相信自己看清了那个总是难以捕捉、善于伪装的“我”，如同闪电般重重地将他击中。

他领教了厉害，学会了收敛。怪不得人们害怕清醒，要把自己灌醉；怪不得人们不愿看清自己，那是怕被闪电灼伤。“我”如此可怕又可鄙，人们创造出世间种种事物，就是为了将之隐藏和遗忘。他仅仅瞥得一瞬，就立刻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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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可他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明明不到半个小时。总是有这样的时间，浓稠得令人呼吸困难。那缕蓝色的瘦长的烟，仿佛被天花板吸引、拖拽，没有气流的扰动，它稳稳地上升，仿佛在试探，可是总不到天花板时便消散了。它的另一端系在烟灰缸里未燃尽的烟头上，像是攥着氢气球的手，使它不至于彻底消失。陈经理咳嗽了几声，打火机啪嗒一响，又点燃了一根烟。这个动作像是下意识的，不由他控制。每当遇到难题时，陈经理都会这样接连抽烟，好像这样一来所有问题都会连同烟雾一同缥缈于无形。

会议室的气氛很压抑。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会议室，平日里，这里是供员工吃饭和休息的场所，在库房的二楼。这里还摆着乒乓球台案，以及供人捶打的沙袋。库房的员工有时会戴上拳击手套，在沙袋上发泄过剩的精力，仿佛工作还不够累似的。不过，此时此刻，乒乓球忘记了滚动，安静地待在桌上。没人动它，像是给学生临摹的几何石膏体。

他们围坐在会议桌两侧，沉默不语。他们在心里咀嚼着陈经理刚刚讲过的话，权衡着这些话会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话语投入每个人心中，激起不同程度的水花。陈经理说完话，烟灰自手指间掉落，虽然仍是愁眉不展的模样，但憋了许久的话终于出口，还是令他如释重负。

“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私下找我聊。”

散会了。各人怀着各人的心情，陆续离开二楼。下楼前，他回头看了一眼陈经理，后者仍坐在那把不甚舒适的黑色折叠椅上，抽着烟，思索着什么。他的旁边是一扇大玻璃窗，可以望见楼下流水线的一角。他转过头，继续慢慢走下去。

陈经理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人，做出的决定必然经过深思熟虑。从潘工手中买下的智能流水线造价不菲，也许是陈经理近几年最大的一笔投入，它的目的当然是节省人力，因此裁员理所应当——买了设备，陈经理就雇不起这么些人了。所有的工厂都是这么干的。

他慢慢走下去。一天还未结束，他还要继续工作。虽然流水线已经运作起来，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人去干。事情轮不到他的头上——他清楚，作为库房年纪最小的正式员工，陈经理一直像父亲般关照着自己，并且有意识地培养他做一些对接客户的工作，这些都不是机器人可以取代的。想到这儿，他又有些惭愧，好像自己是个恃宠而骄的人。

“花这些冤枉钱，到底图啥？”长枪嘀咕道，“之前咱们干得不也好好的？”

没人搭话。刚刚开会时的沉默如坚冰还未融化。这里的员工都是很多年的老搭档。

离开的三个人是以前负责流水线的员工，他们是主动辞职的，不愿让陈经理难办。

库房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并未波及到他。全自动流水线很快就成了日常的一部分，它没有辜负陈经理的期望，展现了惊人的效率。一件件货物在传送带上经受洗礼，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打包好，像是一件件祭品被送到远方。库房的员工们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景象，仿佛它一直如此。他赞叹着流水线简洁、高效的工作，突然间明白了自己热爱这里的理由：这是一座由规则、计算、程序构筑的世界，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终会有解决的办法。每个问题总对应着一个答案，每一串数字总能相加减，每一件货物也总能找到自身的位置，每一份订单的收益也都清清楚楚……这里有它的说明书，尽管不乏费解之处，只要按照程序进行，总会得到或好或坏的结果。这样的世界让他安心。

此前，他所处的世界充满了模糊不清。他追寻和恐惧的东西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那些东西都没有答案，甚至连问题都无从谈起，然而人永远也得不到没有问题的答案。也许是年龄的增加，他太想要这种能得到答案的生活了，像是拳手击打沙袋，有来有回；哪怕答案令人失望，也好过永远得不到回应，拳头打进棉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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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微微仰首，看着天空中那道正逐渐变透明的白线。刚有飞机驶过，但他没看到飞机，只有尾迹空留在天际，慢慢失去着形状。这是买菜归来的途中，他左手提着菜兜子，暂时忘记了赶路。他记起小时候，每当看到飞机尾翼缓慢拖出的长长白烟，总会不禁想象飞机上的人。他们会往下看吗？一定看不到我的。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长什么样子？是外国人吗？……奇异的感觉涌现出来，像是在他和他们之间搭起一条纽带，只有他自己知晓的纽带。他们和我同时活着，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想，他们在物理的意义上确实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永远不会有任何交集，从生到死。他们对于我，就像我对于他们一样，属于并不存在的事物。

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生存着，吃、喝、拉、撒，所有的感官也在同一时间细密地感受着周围。但是，对于其中的多数而言，彼此间就跟从未存在过一样，就像这架确实驶过、却只能凭尾迹判断的飞机。

他只是停留了片刻。寒流席卷了这座城市，呼啸的风吹跑了云朵，也很快将那道白烟吹得不成样子——肉眼可见的消失过程。同时，风刮得菜兜子不停拍打他的小腿肚。他重新走动起来，每走动一步，奇异感就如白烟般消失一小块。他不确定离家的念头最初是否受到了这种奇异感的引诱，它使他产生了能够成为另一个他的想象。当他深夜躺在卧室狭小的床上，妈妈在隔壁睡着了。窗外在刮风。他闭上眼，感到房间正腾空而起。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舷窗外的璀璨夜景。那架巨大的飞机正轰鸣驶过他房间的上空，而他是坐在飞机上的人。

如今，他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另一个人”了吗？风推着他的双肩，像是迫不及待地要把他塞回库房，塞回这个世界的暗橱。大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裹紧了衣服，难以辨认。他穿得太少了，冻得哆嗦，好在回仓库的路他再熟悉不过，受冻是暂时的。他回想着天气预报里寒潮的范围，推测什么时候会到达妈妈生活的那座城市。如今，母亲早已与另一个男人重建了家庭。她，他，还有那个不知去向的男人，无论如何，他们正实实在在地活在同一个时刻里，甚至同一种天气中。

回到库房，他取出冷冰冰的蔬菜，却不再想碰它们。他打开抽屉，里面放着那摞合同，上面的每一个字他都反反复复读过几遍了。他知道自己正在拖延。他想要拒绝这项荒谬的提议，可是它仿佛具有魔力，只凭毫无感情的条款文书，就胆敢诱使他签上名字，彻底把自己“卖”给潘工。

结局早已注定，他有些厌倦了。他明白诱惑自己的不是魔鬼，而正是这厌倦。他厌倦了思考，厌倦了无谓的情绪，厌倦了选择和无从选择，厌倦了无所不在的“我”，同时，也厌倦了厌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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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理对仓库有种超越职业素养的温情。当然，一个大前提是：他住在库房里，把这里当成了家。究竟是出于对遮风挡雨之地的必然感情，才促使他如此热爱库房，抑或相反——是他对库房的爱，使他下定决心将这里当做“家”来对待？也许，其中的心理因素连陈经理本人都说不清楚。但所有人都知道，库房就是陈经理的家。他在这座城市的西南边有一套房子，但几乎从不去住。如果说“家”的含义在于感情，而不仅仅是一栋符合社会习俗的标准住宅，那么仓库为什么不能是家呢？如果一个人无比热爱树洞，也没人能够否定树洞即是家的事实。陈经理便是如此。他住在二楼辟出的小隔间里，除了卧室，厨房、浴室和卫生间都是大家公用的。每天早上七点，陈经理准时起床，浇灌绿萝和吊兰，然后洗漱，做早餐。大约七点半，住在休息室的他也醒来了。早餐有两份，一份是给他做的。上班前的这段时间，他们不再是老板和员工，而更像是合租室友的关系。这使他更能看到陈经理工作之外的另一面——在与员工和客户打交道时，陈经理总是活跃气氛的角色，口若悬河，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可是，私下里，陈经理却判若两人——沉默寡言，动作迟缓，如同一具用完即弃的疲惫的空壳。

不，并非如此。随着共处时间的增加，他也不断修正着对陈经理的印象。变成另一副模样的陈经理，实际上并不是疲惫，只是放松。他会换上舒适的棉拖鞋（这座城市的冬天总是潮湿阴冷），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眼睛盯着一处，动也不动。这种完全抛弃了目的性的时刻，对陈经理而言是种休息吗？他暗暗猜测着。每个人都不止一面，由于场合的不同，每个人所展现的面目也不尽相同。不过，哪个才是人最“真实”的面目呢？恐怕难有定论，或许，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真实”，或者每一面都蕴含着一部分的“真实”，只有将它们拼凑起来，你才会认识到一个“真实”的人。

可是，这里面也有些令他无法理解之处。如果说，一切都是“我”，那么也就等于没有“我”的存在了。当然，“我”可能就是不存在的，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或者只是某种幻觉——人自生下来，产生了意识，其实就是被灌输的“你”，每个人都是在“你该如何如何”的教学中长大，而“我”则是后天的发明。所谓的那个“自我”，并不是寻找得来的，而是通过创造——在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创造出来。

但是，这样的创造是个人无法决定的，否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可事实恰恰相反。自我在创造，却是以“最不自我”的方式：一切经历塑造了人，但人对此的干涉力量微乎其微。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滑向一个莫测的方向而无能为力。世界是最不容辩驳的雕刻师，将每个人细细雕刻。人们也许能改变其中的某些细节，却无法决定整体面貌，就像从出生开始，人们就无法决定自己的性别、长相、身高和出身。对于雕刻的过程，名称不尽相同，有人称之为“命运”，有人则称呼为“神迹”。最终，体现的都是人在不可抗、不自明的强力前的困惑犹疑。

他模模糊糊地想到这些，便倒头睡去了，而陈经理的房间总是亮着光——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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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仓库的地址终于确定下来，不再跟之前那样像马戏团般到处迁徙了。他觉得自己仿佛走入了一场大型“家庭模仿秀”中，陈经理扮演父亲，他则扮演儿子的角色。他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交谈很少，但丰富的内心情感使他可以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准确地说，这是他的独角戏，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脑海里，陈经理并不知晓。比如说，他会想象自己下班回来，跟陈经理（剧中的父亲）热情地打招呼；他会想象父亲就睡在自己隔壁，两人咫尺之遥，互相照顾，父子情深。他有时还会特意定好闹铃早起，给陈经理做早餐。他乐在其中。由于是戏，他可以随时抽离。

至于陈经理真正的家人，却没多少人知道详情。即使是如长枪那样的老员工，也并不了解太多。原因是陈经理极少聊起家人。人们只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很小就送去国外念书，他的妻子也定居国外，照顾儿子。除此之外，就闭口不言。员工们私下里会猜测，并煞有介事地出现了几个版本。那些故事无非是狗血肥皂剧的常见情节，毫无复述的价值。总之，人们一致认定陈经理和妻儿的关系比较微妙，甚至有可能早已破裂。否则怎么解释陈经理从不谈论家人，并且也不放他们的照片呢？

他自然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使他的脑中“模仿秀”更顺理成章。他想到小孩子们都爱玩过家家的游戏，也许就是最早的对于家庭生活的稚嫩想象。父母是孩子的最初的模仿对象，会影响到孩子今后对家庭的行为模式。但是，当这种模式突然破裂，孩子便会无所适从。这样的孩子往往会走入两种极端：极度不信任家庭生活，或是极度渴望家庭生活，两种极端有时也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体现——他自知属于此类。曾经的逃婚行为和现在的“脑中剧场”并不冲突。现在的他，正像是某种“返祖现象”，又重新开始了过家家的生活——依靠想象，来弥补心理上的缺失。

可是，就在他愈加沉迷这场“家庭模仿秀”中时，一个人的出现却打破了现状。那就是陈经理真正血缘上的儿子，即日后的小陈经理的归国。

他和小陈的岁数一般大，后者却显得稳健许多。小陈的出现也令一众员工惊讶，毕竟这么多年了，从没人见过陈经理的儿子，仿佛传说中的人突然走入现实。小陈和陈经理长得很像，却比父亲高出一个头，身材也瘦削不少，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他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他回国后请大家吃饭的酒局上。陈经理介绍完儿子，像是以往那样随口说起了笑话。但是员工们只是敷衍地笑着，失去了往日的快意。大家拘谨地坐着，偶尔碰碰酒杯，某种陌生的氛围笼罩在酒桌上。也许是小陈的寡言和那双锐利的眼睛使大家不安？也许是陈经理有意无意提及将让小陈接管仓库令大家措手不及？总之，这顿酒喝得并不舒服。

奇怪的是，总是酒量超群的他，这一次却喝得烂醉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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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陈经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弃的——先是库房，然后是人生。或许两者对陈经理而言本为一体。不过，那个转折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只不过它无法作为陈经理彻底放弃库房管理权的绝对理由。许多事情积压在陈经理的心中，外人无从得知，更不可能提供帮助，何况他本来就是不轻易展现自己的人。无尽的猜测总是会导致不好的方面，于是，大家只好将那件事作为陈经理日后行为的解释，牵强，但总比猜忌强。

那是11月11日的深夜。尽管已过去了十多年，他仍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它曾是库房最繁忙的一天。所有的网站都在这个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消费节日里促销、打折，大量订单在几天前就开始疯狂涌入，库房的员工不得不加班加点。下班后，已是凌晨一点，长枪抽了一根烟，和同事们告别，骑电动车回家。作为库房主力，他已经几天睡不过三小时，体力完全耗尽了。就在回去的路上，凌晨一点二十分，他的电动车与一辆运建筑材料的卡车相撞。事后，长枪几乎回想不起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实在太困了，迷迷糊糊行驶在马路上，夜风吹着他的额头，像是催眠曲。他看见了那辆卡车，但它们明明保持着安全距离。尾灯闪耀。他的眼皮越来越沉。之后再醒来，就在医院里。长枪失去了他的整个左臂和半只左腿。

陈经理将这次灾难归因于自己。库房的劳动量逐年递增，虽然配备了潘工的自动化流水线，但是对于现有工人仍是透支状态。他希望自己的员工是靠谱的伙伴，是哥们和朋友，因此招人总是格外审慎和缓慢，当然也有日益增长的人力成本的考量——这些都导致了库房人手持续不足。正是从长枪出事以后，陈经理便很少再来库房，定期聚餐的传统也终止了。他好像有意躲避着他们。

自然，他与陈经理的“家庭模仿秀”也宣告结束。他成了唯一一个寄居在库房的人。许多个夜晚，他独自脚踏自动平衡车（仍然是潘工采购的）在库房里游弋，某种空虚感占据了他的心。就好像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只有感受，无法阻止。

半年后，他听到了那个传言，起初并不相信，直到亲眼所见。长枪回来了——他失去的胳膊和腿都通过生物手术嫁接了机器义肢。那些年，生物嫁接技术刚刚勃兴，仍处于法律灰色地带，潘工研发了最新款的嫁接义肢，并且免去了长枪的手术费用。库房的全体会议上，长枪和潘工展示了这项最前沿的生物技术。他亲眼看到长枪脱去上衣，挽起裤腿，露出复杂精密的机器肢体。它确实是一种能与人类躯体媲美的造物，并且与人体紧紧相连。神经元、生物液、反应组织……种种他听不懂的词汇从潘工口中不间断冒出。潘工像是展示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带着近乎敬畏的态度为众人讲解。而长枪双唇紧闭，直视前方，犹如古希腊雕塑，任由人们凝视甚至抚摸他新嫁接的肢体，仿佛是现场唯一置身事外的人。

“这并不是尽头，”他还记得潘工在最后总结时说道，“而是开端。这将是一个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使命的开端。”

那年，潘工三十五岁。他看着他慷慨激昂的演说，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不是在对着他们，这些库房员工讲话，而是面向未来时代的宣言。是那种在课本上被照片定格下来的历史时刻。

如果真有一张照片，那中心人物毫无疑问是潘工和展示自己身体的长枪，而陈经理则隐藏在众人之后，默然打量这一切。后者的态度无疑在向人们宣告，他已经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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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初的什么机器义肢，吓到了所有人。”

“那现在呢？”

“蓝眼睛”闪烁地凝视他，毫不掩饰语气中的恶毒成分。

“如果他们看到现在的我，难道要吓出心脏病？”

“不会的。”他回答，“他们只会觉得理所当然。”

他们对视着，一个人与一台机器。“蓝眼睛”沉默许久，就连蓝色灯盏也一时忘记了闪烁。每次对话，他都需要努力在脑中回想它曾经的模样。

不一会儿，“蓝眼睛”轻盈地原地旋转，将灯盏背对他，然后滑入了库房的另一处——库房的各个角落里，数百台“蓝眼睛”正在一同紧张地忙碌着。

他坐在椅子上，看起来有些颓唐。或许这就是人衰老必然的样子。他想着过去的那些年，长枪如何由一个火爆脾气变得沉默寡言。转折点无疑是那次事故，但变化的内部另有某种决定性的东西。长枪的机器义肢比真正的肢体更加灵活有力，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谁都清楚，事情已经发生了。库房里的人们意识到，长枪已不是他们曾经熟悉的长枪，他整日一声不响地工作，没日没夜的工作，从不搭理任何人。当有人想跟他搭话时，他要么背过身，要么沉默地盯视对方，直到令人无法忍受。渐渐的，没人再敢跟长枪说话了，他阴郁的身影成了大家避之不及的东西。

多少年之后，当生物嫁接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深入，他才些许领悟到长枪当时的感受。电视里连续报道了许多因接受生物嫁接而自杀的案例，有些是由于不成熟的技术导致的排异反应（后来这种情况很少见了），有些则是源于心理因素。那些“嫁接人”（网络上带有某种贬义的称呼，曾被不少正义人士痛斥）似乎由于异于身体的义肢产生了心理疾病，自然引起了许多心理学专家的关注。专家认为，患者（这是一个中性词）对义肢感到了耻辱。这是一项最前沿的技术，人类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参照，因此他们对“异类”的感触也就更深。他们虽然不见得受到歧视，可仍然会对自身产生疑惑，毕竟身体的一部分是完全外来的。尤其是当生物嫁接技术愈加成熟，嫁接范围愈加增多，许多患者的嫁接成分甚至超过了原本的肢体。他们无法自控地对自己感到困惑，专家将此现象称为“心灵的排异反应”。专家呼吁，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关注这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

这是之后的事情了。长枪接受嫁接手术时，这项技术仍处于灰色地带，根本不会有人关注其心理状态。大家只是觉得不可理喻。

他注意到，每次长枪与潘工相见时（需要定期复检），长枪的目光中都有掩饰不住的……他无法形容。说是愤恨？或是仇视？似乎都不准确，但绝对并不友好。而潘工总是一副过于亲切的表情，对长枪嘘寒问暖，胜似亲人。他将长枪带进某个小房间里，进行检查。出来时，潘工仍是面带微笑，长枪却失去了表情，就连眼中的不友好也不见了，只余空洞。然后，潘工去小陈经理的办公室，总是一聊就好几个小时。

现在，回想起曾经的一幕幕，他终于有些明白了。当初长枪眼中的东西不是愤恨或仇视，而是屈辱。当他们从检查室中出来，多么像牧羊人引领着自己的羔羊，或是工程师在展示自己的发明创造！而当潘工抚摸长枪的义肢时，就像在抚摸自家最亲爱的宠物。那种亲切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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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陈经理是什么时候了，但他永远记得那个夜晚。他照例睡不着觉，重新刷了一遍牙（这可以让他暂时安静下来），将漱口水吐到库房外的灌木丛里。现在偌大的库房只剩下他一人，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座古堡最后的管家，曾经在里面住过的达官显贵，举办过的无数个舞会，如今都沉寂了。他喜欢驾驶平衡车在空荡的库房内游荡，想象自己是一只蝙蝠，或类似的东西。他想到自己的命运已经与这里紧紧连在一起。

过去的自己已经很遥远了，远到不可思议。想到十八岁前的时光，他感觉就像另外一个人。一个在原地不停挖掘宝藏的人，到最后他抬头看，发现不觉间已置身于幽深的洞穴中，再也无力返还了。难道这洞穴本身就是宝藏？或许无论选择何种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要挖，自己的宝藏要寻觅。他游弋在库房里，即使不开灯也能轻松避开那些黑暗中的障碍物。

那个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二楼的会议室。他先是听到了一些声响，窸窸窣窣，混同于外面的风声，灌木的沙沙响，树枝折断的脆响。他上楼查看，正如预想的那样，是陈经理。他确实在见到陈经理之前就预感到会是谁。

窗口渗入的月光中，陈经理显得从未有过的苍老。他吓了一跳，一时不知该如何登场。陈经理点燃香烟，烟头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亮红的并不连贯的曲线。

“我很失败吧？”陈经理仍看着窗外。树枝晃动，月亮圆润。

“为什么？”他艰难地说出口。

“你们跟着我没有前途，”陈经理吐出一口烟，转过身，用夹烟的手指了指脑子，“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里老朽了。”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以后你们就好好跟着小陈干，”陈经理将烟头扔掉，用脚后跟踩灭，“未来还是要交给你们年轻人。”

他以为陈经理还会对自己说些什么。但陈经理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侧身离开。他闻见他身上浓重的烟味。会议室里的沙袋之前总是长枪在打，自从他出事后，就再也没人动过了。现在，沙袋像是一块风干的赘肉，让他觉得有点恶心。他想不明白人的感情是如何在一瞬间消失无踪的——就在刚刚，他对陈经理十多年积累起来的情感似乎突然逝去了，像是沙袋被刀子划开，里面的东西迅速泄出。然后，空空如也。他想起了“那个男人”，他已经有几年没想到他了，但现在那个男人正与陈经理合二为一。他发现人类的内核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稳定和强大。无疑，那个“自我”是一切软弱的源头，像是一个气阀，可以储存足够的气，但注定会慢慢松动，直到某个时刻彻底衰竭。

后来的一段日子里，陈经理仍不时会来库房，但对他而言，他与陈经理的关系在那个晚上就已经结束了。这像是他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只不过他并未在物理层面上离开。他仍是那个勤勤恳恳的库房老员工，可他自己知道，他已再次独自走向旷野。那里没有坐标，没有提示，也没有道路。只有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和一个个模糊不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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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这一刻，他想。对方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口。他从潘工的眼神里能看出来，这只是一场漫长对峙的结束，而对峙总是要结束的。

潘工拿出厚厚的合同书。即使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但人们仍相信白纸黑字，这最朴素的契约。他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接受潘工的改造。值得骄傲的是，他知道这个决定完完全全出于自己的意志，是他自主的选择，而不是由于常见的生活或身体所迫。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长枪，他认为自己确实是幸运的。

长枪的故事很快就人尽皆知了，尽管当事人从未亲口承认过：他之所以接受生物嫁接技术，是因为他必须要工作养家糊口。他有一个六岁大的儿子，一个常年卧床的妻子，还有行动不便的双亲。就像许许多多的故事里的主人公那样，他是家里的顶梁柱，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后来的几年里，他又分别接受了其他部位的嫁接。与第一次不同，后面的几次长枪主动放弃了健全的肢体。所有人都看得明白，他已经成为了潘工的试验品。人们私下猜测，他与潘工签订了契约，以家人的生活保障交换身体的处置权。

就这样，几年过去，长枪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接受嫁接比例最多的人群之一。先是他的四肢，接着是内脏器官，最后是整个身躯。潘工的监测越来越频繁：对于一项新技术，数据是最重要的。那些年，长枪的数据似乎让潘工非常满意，否则他也不会提出那个更激进的实验。

“可是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问眼前的潘工，这个他认识了二十年却一无所知的老相识，“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是一种新时代里的新生命形态的探索。”潘工眯起眼睛，显露细密的眼角纹，他也老了，“既不是人工，也不是所谓愚蠢的人工智能，而是‘人类智能’。人类的潜能根本没有挖掘充分，在我看来，去研究什么人工智能完全是舍近求远。”

潘工说的话他不懂，但他想要听下去，不错过任何一个字。

“人们认为人工智能无法拥有人类的心灵，认为人工智能很危险，认为它们不可控制，等等等等……讨论的太多了，耳朵都起茧了。但是很多人却忘了，我们眼前原本有现成的更好的选择。”潘工说，“对人类自身的改造。人类原本就拥有心灵，何必外求？人类也比人工智能更了解自己。通过针对性地改造人类，社会将重新焕发活力。这无异于又一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他想，他以前在课本上曾看到过。他以为是一个遥远的词，放进博物馆那种。

“所以你把长枪最终改造成了工作机器人。”他说。

“这是双赢，接受改造的人会得到更丰厚的报酬，而我们得到数据。”潘工若有所思地盯着自己的两个大拇指，让它们彼此轻轻摩擦，“人类智能的优势是，天然就拥有人工智能所无法抵达（或者不得不从头开始进化）的心灵，这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心灵可以做很多事，有时只是被人类固有的肢体和想象力限制了。”

“你想得到我的数据。”他第一次露出笑容，在对方面前。

“是的。”潘工说。

“但我有一个条件。”

潘工盯着他，目光闪烁。

“我不要任何报酬。”他说。

摩擦的大拇指停住了，潘工透过镜片打量他。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为了报酬，这是我主动的选择。”他仍保持微笑，像是一个胜利者。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不是说心灵是最宝贵的东西吗？”他凑近潘工，带着胜利者的笑容，“但心灵也是最捉摸不透的，你需要自己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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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蓝眼睛”在库房的角落里相遇了。它们彼此闪动着头顶的灯盏。

“我们果然还是一样了。”其中一个“蓝眼睛”发出笑声。

“我看起来怎么样？”另一个“蓝眼睛”说。

“还不赖。怎么活着都是活着，不丢人。”

“是的，不丢人。”

“还记得很久以前我管你叫‘怨妇’，后来你的变化真大。”

“哈哈哈，这个外号可不好听。”

“但我还是很奇怪，我变成这样是为了家人，他们能有持续的收入。你是为了什么呢？”

“寻找自我。”

“挺好。”那台“蓝眼睛”转过身，滑动着底盘的小轮子离开了。

它望着同伴的背影。它几乎已经适应了这副崭新的身躯，可以灵活地操作它。它慢慢滑行着，脑子里不断冒出各种想法。它愉悦地想，现在我是纯粹思考的东西了。

李唐，1992年生于北京，高中写诗，大学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我们终将被遗忘》，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月球房地产推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