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篇小说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性价值和意义毋庸讳言。它的文体优势和创作实绩共同决定了其能够成为文学高端成就的代表。在“文学已死”、“文学危机”的悲鸣之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时代中，中篇小说始终凭借着自身的顽强，静默地抵抗着现实的喧嚣和芜杂，温情脉脉地润泽着我们的文学生活。很大程度上，中篇小说以傲然绽放和风光无限的姿态坚守着文学行将消逝的正义和尊严。这条文学江河中流淌着的全部隐秘和狂欢亦是洞察和烛照现实人生的源头活水。王松《红骆驼》、王凯《荒野步枪手》、艾伟《过往》、索南才让《荒原上》、葛亮《飞发》构成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风景”，它们讲述的中国故事及其建构出的美学范式和审美经验不仅光耀了近年来中篇小说独步天下的文学格局，同时更预示着新的“文学革命”时代的到来。

王凯是新生代军旅作家，军人身份与经年累月的军旅生活已经慷慨地赋予他独特的情感记忆和文化心理，铸塑了他迥然特异的生命质地和生活本色。即使置身在烟火漫卷的城市中，飞沙走砾永不止息的荒漠与军队生涯也总是无法释怀，不禁重新浮现、形诸笔端，这也根本上决定了王凯建构的军队、军人和军营的生活如此真实，如此温婉动人。王凯曾坦言；“在我看来，辽阔的戈壁大漠不仅是最好的武器靶场和战术训练场，同样也是绝佳的文学现场和心灵试验场，把年轻的男女军人们放在此地，也许才能更清晰地展现他们的抉择与放弃，才能更尖锐地呈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现他们的相聚与别离，也才能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视的军营世界与迷彩般斑驳的军人内心。”《荒野步枪手》敛容静气的格调和气质与王凯此前的《导弹和向日葵》《沉默的中士》等一脉相承。王凯规避了传统意义上充斥于军旅文学中的刀光剑影和万丈豪情，刻意并成功地消解了那种浮泛的宏大叙事，转而在情感零度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人” 的意义上的军人和“文学”意义上的军旅。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意义上，王凯将军旅文学推向了新的写作高峰。小说实际讲述了两代人的军旅生涯，叙述者“我”的身份虽然只是精通文墨的创作员，但是内心深处始终充盈着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激情。中士步枪手庞庆喜的举止言谈重温往昔的峥嵘时光，那种久违的期待和呼之欲出的热望“像是生命之河中的一道瀑布，深藏于时光丛林，途经蜿蜒又漫长的流淌后飞流直下，溅起弥天大雾，又生出迷人的虹彩”。中士身上浸润的并不是那种铁骨铮铮的硬汉个性，而是有着鲜活灵动、青春朝气的战士，他不阿谀奉承、敢于跟领导干部据理力争，在固定伪装网、冲泡速溶咖啡、车大厢度过寒夜的细微琐屑的平凡生活场景中展现出现代军人的侠骨柔情。庞庆喜与无数戍边战士一样，将全部清澈的爱给予伟大的祖国，但是他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圣徒和苦修者，他们既拥有普通人喜怒爱憎的情感，亦有着市井凡俗的生命体验，他们既有着难以尽数的孤独无眠的夜晚，也有着仰望星空的诗意和遐想。中士曾在国际军事竞赛中功绩卓著而声名大振，而后在军校中因饮酒被迫退学，如今已经成长蜕变为荒野中的步枪手，其中的缘由虽不得而知却也不再重要。狂风中回旋着中士爽朗愉快的笑声，而这大漠中激荡的欢声笑语便是王凯为军旅文学带来的一抹灿烂夺目的光。

艾伟一如既往地勘探着人性的幽微复杂，用抵达人心的震撼故事讲述着难以言说的亲情和源自生命本能的爱。中篇小说《过往》依旧殊途同归地延续着《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盛夏》等长篇力作绵密细腻的笔致和深邃幽远的韵味，一位越剧名伶和一个另类母亲在明与暗、轻与重之间演绎出活色生香的生命传奇。冰心说“世风里爱是信物，人海里善乃慈航”，人世间的那些莫名的温暖与感动正是源自爱与善的交织，真挚的人性与情感总是会在历经沧桑后迸射出耀眼的光晕。“一个人的瞬间选择和瞬间行动构成一个人完整的生命史。单个瞬间的选择与行动由深埋于体验、记忆和情感结构中的‘过去史’推动。”艾伟通过那些深植于叙事内部的生命瞬间诠释出“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与三个子女的命运沉浮，善念与恶意的堤坝被无情地摧毁，或许人性中的美好会在某些时刻被短暂地遮蔽，但是它终将冲破阴霾，闪现出迷人的霞光。小说中的母亲是那种典型的天生具有让人谅解气质的女性，她的身上积聚着自私、说谎、逃避责任和不懂人情世故的弊病，可是一旦穿上戏服走进戏中，就立刻变得流光溢彩，令那些缺陷显得无足轻重，戏里戏外恍如隔世、判若两人。

在艾伟的理解中，“关于母亲，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有着神格化的寓意，母亲这个词自带光环，代表着仁慈、奉献、宽容和爱等美德。其实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母亲，我们生活中的母亲个性各不相同，也并不全然是那么完美的。”艾伟正是通过秋生母亲这个不尽完美的形象表达了爱与残缺的诗性哲学，使得我们可以挣脱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桎梏，诠释出具有“异质”意义内涵的母亲。母亲戚老师凭借着父亲的《奔月》而成为众星捧月式的越剧名角，从此享受着生命的高光时刻，她选择无情地抛弃丈夫和子女，母亲离去的巨大阴影造就的伤痛成为“我们”无法忘却的刻骨铭心的记忆。父亲在某一天离奇失踪，直到多年后才知晓他在与母亲相识的小岛上终结了生命，而秋生、夏生与冬好则因母爱的缺失走上了不堪回首的人生道路。小说中母亲罹患绝症时回归子女身边，风烛残年的她犹如破败凋零的花朵无人问津。母亲的悔恨与自我责难无疑是真诚的，然而作为子女所历经的如鲠在喉的屈辱和伤痛却历历在目，这在人性的天平上构成了悖论性的难题。面对母亲，旧日生命中的帷幕被重新开启，这也意味着秋生们要重新咀嚼那些难以名状和无法逾越的疼痛。然而，艾伟平静如水、温情从容的叙事中却隐藏着扣人心弦的波澜，曾经无情无义的残酷母亲却暗中亲手杀害了儿子秋生的仇敌；秋生表面上冷峻孤绝，然而却能够为了妹妹冬好身陷囹圄，同时也无私地接济夏生帮助他实现演戏的愿望。此刻，炽热的人性烈焰终于融化了往事的坚冰，所有的是非随即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人生的死结常在一念之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皆生于一念。”正所谓“情之至者文亦至”，“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有情的艾伟如泣如诉地为我们讲述着有情的“过往”。关于小说《过往》艾伟曾这样讲道：“对我来说，小说是一种迷人的文体，我写下这些小说，我希望这些小说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隐秘的想象、情感和欲望。如果有什么奢望，我希望读者会记住《过往》里的这位母亲，希望这位母亲能以虚构的方式活在人间。”虚构乃小说之能事，然而，我们曾苦心孤诣选择铭记或遗忘的那些生活的细浪与微漪，真的会成为随时间而逝的“过往”吗？

小说《荒原上》充沛地彰显出索南才让的才华横溢，从早期的《野色失痕》《哈桑的岛屿》到迄今的《巡山队》《荒原上》，索南才让自由地想象和建构了自己的“小说荒原”，在这个世界中有着洁净的天空大地，有着行将消逝的游牧文明，更充盈着芸芸众生的信仰与执念。索南才让的小说中异常明晰地流淌着藏地的生活密码和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和带着神秘气息的现实空间，天然地赋予他小说宗教和救赎的气韵，这也内在性地决定了索南才让的诗性与哲思在时间的荒原中生长游荡。因此，“荒原，它是空间更是绝对的主人公，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它仁慈而冷酷……大荒之上，吾土吾民，那里有我们中华远古文化里的大荒山，一片需要当代人声音讲述的土地，尽管青涩而天然，但索南才让的意义首先在这里。”小说中六个不同人生经历和个性迥异的人组成了奔赴冬牧场的灭鼠工作队，乌兰、确罗、兀斯、南什嘉、金嘎在渺无人烟的寒苦荒漠中演绎着动人的人性故事，他们当中有的穷尽力量追逐着诗意和远方，有的在漫无目的疯狂中亵渎爱情的神圣，更有的以文学的力量驱逐茫茫荒原上的孤寂，当然，更有以死亡抗争的方式叩问着灵魂的高贵。在人迹罕至的极寒之地从事着枯燥乏味的灭鼠工作，生存境遇的凄苦与百无聊赖让他们内心经历着漫长的煎熬，这种生活犹如“追着时间奔来的疼痛从骨头里溢出来，这条路被无限拉长了，我们仿佛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时间里”。于是，“我”讲述的故事便化作一道温暖的光抚慰着那些无眠的长夜中空虚寂寞的心灵。

小说在灭鼠的明线叙事之余还渗透着情感的暗线，确罗和南什嘉暗地里幽会着陌生的情人，那是世俗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两性之间的肉体故事，并没有忠贞的天长地久的誓言，而仅仅是原始欲望的呈现。“我”（卡尔诺）与银措之间彼此的倾心爱慕则带着青春、浪漫和唯美的情愫，在不间断的通信交往中缔结和燃烧着爱情的“神话”。应该说，“我”与银措的冰清圣洁之爱维系了真正爱情的美好，但纵使这样，“我”依旧在银措匆忙的诀别信中丧失了这份纯真而弥足珍贵的爱意。或许，这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爱情只是单纯美好的幻象而已，它终将以忧伤和悲痛的方式消隐于坚硬的风雪中。卡尔诺感受到“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雪，又开始飘下来。”当“理想”的花朵重新枯萎凋零时，我们依旧要孤独地行走在时间的“荒原”中。小说中的金嘎是爱与美的化身，他不谙世事并有着天使般稚气未脱的纯真和善良，没有俊朗秀气的长相，即使被人欺侮也默不作声，心甘情愿地充当着“我”与银措的爱情信使。金嘎渴望用别人的故事丰富自己荒芜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他对爱情懵懂未知，想用识字和诵唱诗歌的方式找寻到属于自己的自信和豪迈。然而，当属于金嘎的青春期的秘密被确罗发现并公之于众后，人们给予他轻蔑和嘲讽，这带给金嘎前所未有的心灵震颤和无地自容。为了自己最后的尊严，金嘎选择以终结生命的方式对抗那些无情的语言锋刃，他披戴着一身霜雪涅槃重生，带着宗教般的虔诚与敬畏成了人世间真正伟大纯粹的诗人。金嘎以死亡的方式献祭了喑哑寂寥的大地，他宛若精灵一般决绝地走向了自己向往的“大世界”，他让我们懂得了“如果没有死亡，无论是现实还是精神，我们都将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们从死亡的一边出发，走向死亡的另一边。”金嘎是人性和希望的火种，他的永远离去意味着活下去的人再次跃进精神的黑洞。艾略特在其《荒原·死者的葬礼》中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在艾略特笔下，荒原表达出的是万物的萧瑟死寂，浸透着失望和悲哀，那些没有灵魂的万千幽灵飘荡其中。而在索南才让的笔端，荒原是时间初始的鸿蒙，是四海八荒凝聚而成的无穷无尽的生存空间，那里的生灵万物和山川河流都带着坚韧和顽强，广袤无垠的大地无声地见证着人类的渺小和卑微。总之，《荒原上》如一曲悠远古老的清音般的民谣，它开启了索南才让的小说之门，与其说他是智慧的小说家，毋宁承认他是自由的行吟诗人，他是本雅明寓言意义上的现代“讲故事的人”，更是辽阔大草原和青海湖畔的精神游牧者。

王松的《红骆驼》是向新中国第一代核工业者致敬的现实主义的中篇佳作，小说没有惊心动魄和层峦叠嶂的谋篇布局，而是透过一个群体的时代肖像映照出一代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家国情怀。母亲顾芳、父亲潘大兴和云姨一辈人是真正为国家和民族抛洒青春和热血的有为之士，那一代人是一道光，他们照亮着无数后来者前行的道路，在个人荣誉与家国责任之间毅然地选择在茫茫的戈壁滩寻求生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内心深处时刻回荡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强音。父亲潘大兴与母亲顾芳意气风发地来到苦寒的荒漠之地，他们曾热血沸腾、立志扎根于此，这也铸就了他们此生要用全部的生命时光去实现心中伟大的梦想。那一代人经历的磨难和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们铸塑的精神传统理应成为今日中国青年人的人生座右铭，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而是要将这种无形的人间大爱融入血脉深处。

小说中的母亲顾芳没有像父亲潘大兴那样将生命留给为之奉献的热土，而是多年后选择回到城市，这样的抉择也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曾经海誓山盟的爱情，而留给自己的是绵绵无尽的苦楚和漫长的没有归期的等待。如今，在病态垂老之际的顾芳选择重新回到当年曾“战斗”过的地方，重温那些温暖感动的瞬间及其消逝在记忆深处的爱情，可是昨天已然成为只能告别的过去，那时的人与事终究恍如隔世而曲终人散。父亲潘大兴已经故去久矣，“我”（顾莎）也终于破解了困扰自己多年的身世之谜，而芳妈在努力摇着轮椅奔向父亲墓碑之际似乎也不再纠缠于她对父亲的责难和不理解。云姨转交了父亲潘大兴留给“我”的名为“沙漠漆”的极为罕见的石头，那固然有着父女情深的感情挂牵，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精神的赓续传承。小说中的“骆驼草”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骆驼草俗称“不死草”，是生长在荒漠中的一种常见植物，多见于戈壁滩、悬崖边和石缝中，根系极为发达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实际上，骆驼草扎根大地艰难求生的高贵精神就如同那些隐姓埋名的核工业者，用尽全部的热情和力量永不止息地生长。中华民族正在加速行进在伟大复兴的历史征途中，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实现“中国梦”，潘大兴一代人就是当下时代永恒的精神丰碑，他们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这种意义上，王松的《红骆驼》因此熠熠生辉。

葛亮的《飞发》是其“匠人系列”小说中的名篇，作为岭南篇的《飞发》曾与江南篇的《书匠》和西南篇的《瓦猫》共同收录于其小说集《瓦猫》中。自《北鸢》《朱雀》始，葛亮便建构了想象中的历史风情，那种穿越时光的怀旧和别样的抒情让他的时间和故事拥有了轻盈的美学质地，以此形成了他愈发强烈的辨识度和自成一家的风格。《飞发》中记叙的老旧香港和上海往事以毛果的眼光凝望了大时代中的风云变幻、光影流动，只不过它以内聚到“孔雀”、“乐群”和“温莎”理发店的兴衰中摹刻出双城的历史更迭和文化变迁。葛亮的小说中始终隐藏着他的“野心”，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史诗之卷，还是小人物的日常光景，涌荡于其小说肌理的是久违的乡愁和跃动着感伤落寞情绪的疼痛。于是，葛亮不断地寻找着抵达历史的抒情之道，“把持续的书写作为抵抗时间的方法，让落在字面上的文字成为生命与历史的见证，葛亮在历史加速的时代践行了叙事的抒情考古学。”然而，葛亮的仿古或者拟古之思并不意味着他要成为绝对的历史复古主义者，而是试图在“飞发”的体察和追忆的文脉中明鉴未来。那些谙熟特定技艺的匠人不仅单纯是手工艺人，更重要的在于他们还是民间世界中文化传播的使者。

在葛亮看来，“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历史感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而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感，而匠人精神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匠人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对于行业的热爱与尊严感，都会鼓励我们一路前行。”就现实的历史体验而言，葛亮将南京视为写作的温床，而将香港确指为其写作的磁场，从南京到香港既是空间地理上的位移之变，同时更是启悟葛亮历史书写的精神原点，如同小说中的翟玉成和庄锦明一般，从香港的“孔雀”到上海的“温莎”，“飞发”的故事便始于斯而终于斯。“孔雀仔”翟玉成本是深爱着电影和戏剧的理想主义者，而后中断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转而成为打理理发公司的生意人。在香港工业繁荣的历史契机中，翟玉成短暂性地成了商业场中的“弄潮儿”，而工潮令其瞬时陷于窘境而难以独善其身，只能够在《岁月无情》的旋律中读懂壮志难酬并有滔滔不绝的感触。与翟玉成商业神话的覆灭相伴随的是香港早期历史的变化，于是，个人的奋斗史与家国之骤变以辩证的方式彼此掩映。“飞发”是庄锦明家的世业，彼时虽说上海的理发业未成夕阳行业，但是全球化的既定现实也迫使其失掉了昔日不可一世的辉煌，上海本身所代表的繁华、时尚和前卫却也只能成为昔日不可复现的传说。于是，当庄先生选择在春秧街另开新店时便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革命意义。时过境迁后，“孔雀”只能“存活”于人们对于过去时代的眷恋和谈资中；“温莎”被迫停业，只能成为港岛民俗博物馆的陈列之物；而“乐群”只能安放翟师傅晚年无所寄托和无法斩断的执念。总之，“飞发”所牵动的是作为时间的历史与文化想象之间形成的巨大裂隙和沟壑。葛亮以翟师傅的死亡为叙事的终点，让毛果以“现代人”的目光完成了对于“前现代”历史光景的文化想象和认同。“他把时间带给人事的迷乱与惶恐，通通化作怀旧的凝视；又把怀旧的凝视再度还原为大时代里人们的挣扎与无奈。”此外，《飞发》之特质还在于葛亮对于“飞发”小考、“飞发”暗语、“三色灯柱”之详尽考证，当然，葛亮绝对无意于建构小说中的知识考古学，而是意在以此复活那些行将被遗忘的“历史”。广府、上海与香港，三重文化镜像中折射出了带着情感温度的历史，葛亮借由历史的时光机确指了新的自我认同。

英雄气质、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匠人记忆以及日常生活成了本届鲁奖中篇小说创作整体性的美学范式和价值面，使它们成功地摘取桂冠，获得莫大的荣耀。作为讲述中国故事和表达中国经验的典范之作，上述五部中篇预示着新的文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其内涵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想象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质素，它们自身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也会伴随其经典化的过程被不断彰显。中篇小说必将以更持久的热情凝聚时代的声音汇成甘洌的清泉，在文学的江河中永无止境地奔流不息。

[本文系2022年度辽宁省教育厅“‘新时期’以来五四新文学传统重构与论争”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