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数字及其衍生出的诸多技术形态正逐渐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凭借自身迭代反演的媒介逻辑嵌入社会文化环境的底层土壤，以实际行动印证着彼得斯（Peters）所言的“媒介是我们‘存有’的基础设施，是我们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物”的论断。无论接受与否，日新月异的媒介都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态势全方位重构着人与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当媒介保持与日常生活深度互嵌的发展节奏，并成为形塑新型文化场景与传播样态的关键力量时，作为技术和文化共生体的媒介也就毫无疑问成了与现代社会诸多文化现象关联的“风暴眼”。然而，有学者指出，传统诉诸“使用—效果”路径的媒介研究已不足以应对当下社会生活中由媒介引发的诸多转变。国内外研究者试图在新的理论视野下重新阐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联，肇始于生态心理学的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为研究当下的媒介化社会提供了新的通路。时至今日，传播学领域对可供性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媒介技术的功能属性，即从用户思维看待技术所蕴含的利己潜能。本文认为，探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媒介逻辑，需要将平台媒体等非人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置于平等地位，重新审视动态的、生态性的、系统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各行动者间的关系属性和多元实践逻辑，其本质是技术内嵌背后的互动关系投射。

伴随着技术发展而诞生的网络文学如今不断“升温”，呈现出媒介化、交互性等特征。网络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受制于媒介技术，其所牵涉的多元行动力量也服膺于当下的媒介生态。基于此，本文试图引入可供性视角，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网络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媒介化转向。通过立足“环境—行为”关系结构追溯媒介物质性，在媒介化背景下探究网络文学“生产—流通—消费”所牵涉的行动力量，关注环境、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变革和交互实践，及媒介化现实与构想共同导向的多元网络文学样态，以期搭建起媒介研究与网络文学勾连的认知桥梁，追寻网络文学发展的可能方向，重塑媒介化社会的新型文化生态。

嵌入：网络文学发展的生态变革

——可供性视角观照

网络文学诞生于“文学终结”等论调甚嚣尘上之时，一些悲观论者基于“诗学”分析策略，批判网络文学缺乏逻辑的文本形式和反传统的符号意义表征使得文学不断边缘化，消解文学神圣性，然而这种保守的文学性视角却未能阻止其势如破竹的发展态势。即便未能带领文学走向彻底解放，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也已在争议中逐渐成熟，从90年代诞生之初的艰难探索稳步迈进提质增效的“网络文学3.0时代”，彰显出主流化、精品化、规模化、国际化等典型优势，成为推动我国内宣外宣联动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特色力量。

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并且正在经历由经验研究迈向体系建构的转型过渡。此前研究者对于网络文学的探索大多停留在文学范式本身，关注文本的叙事、审美、意义表征等，呈现出以文艺学、美学、哲学为重的态势。随着数字化浪潮愈演愈烈，新的媒介生态促逼网络文学研究进行根本性变革，在经历了一番动态、波折的探索后，网络文学研究逐步实现了文化、媒介、传播研究的视角转化，即网络文学研究的“媒介转向”。遗憾的是，网络文学的媒介研究长久以来存在原子化的物理叠加的现象，“媒介”被视为孤立的传播平台，学术研究呈现出“网络+文学”的价值取向。然而，研究网络文学的媒介转向，如若停留在功能主义视角下看待媒介的物质本体，仅仅将其视作文本内容创作和传播的技术平台，则是忽视了媒介作为社会发展网络中关键节点的重要作用，极大地弱化了媒介逻辑对于现代社会转型的自主性影响，断裂了技术与人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人类行动者早已不再只是简单接触和使用媒介，而是生活在由技术构成底层逻辑的媒介化社会。因此，厘清媒介的本质，透析媒介与网络文学的动态关系，对于参透当前相关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内卷化、浅表化的伪繁荣景象，破除网络文学媒介研究的内生性困境至关重要。

网络文学的繁荣与孕育它的技术土壤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在媒介渗透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技术席卷日常生活的同时，文学也势必受到技术革新的润泽。依托于新媒介而生的网络文学具备显著的工具优势，诉诸互联网的天然亲民属性满足传受主体的使用期待，从而打破传统文学的话语权威，构成现实文学一支关键的新生力量。提及工具属性，网络文学以超文本为结构形式的内容呈现机制较单一文本更受青睐正是其技术优势的典型表现。媒介作为连接文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纽带，在打破旧有结构的同时，容纳社会环境选择的特定结果，创造性地在其技术基质构成之上将各要素重新组合排列建构出新的关系，深度嵌入了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接受范式。事实上，媒介作为技术与文化的共生体，在将技术与本身文化属性结合中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媒介逻辑。在这样的逻辑驱动下，关注技术自身的文化配置、既有文化结构与新技术间相互调适的过程，成为思辨技术与文化力量的必然趋向。更有研究者指出，“媒介化（mediatization）”作为最能够体现媒介重要性的概念之一，为媒介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媒介化是在发挥微观和中观层面的转换、桥接作用之上，进一步延展宏观社会效应层面上的媒介效果，其本质上是“社会和文化以及互动模式由于不断加剧的媒介影响而发生改变的社会进程”。

因而，主流研究在将网络文学作为“媒介环境”进行范式探索的过程中，对于网络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的探索，应当超越将技术作为中介生产网络文学作品的物质本体讨论，避免孤立地将技术或行为作为相互分离的要素进行考察，而忽略了行动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与特定情境的互动。正如泰普斯科特（Tapscott）所言，“网络时代的文化核心就是互动”，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考察网络文学活动，理应重点关注多元参与者的交互实践，关注技术、人、环境及其间性，探讨网络文学的系统性规则及其对于行为结果的实现和潜在限制。这种研究思路与可供性的底层逻辑不谋而合。

“可供性”作为生态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吉布森（Gibson）于1979年提出，用以表示行动者行动取决于特定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在吉布森体系中，可供性的研究重点在于强调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意指环境的可供性相对于有机体行动可能性而存在，而这种相对属性不受制于有机体的感知而存在或消亡，不因有机体的需求和目标改变而改变，同时又会为不同的有机体提供不同的可供性。吉布森所述的可供性象征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这样一种独立的关系属性，跨越了一成不变的主客观的二分法，本质上是某种意义上的“主客体间性”，为生态感知提供了先见而有力的研究视角。在诺曼（Norman）将其引入设计和人机交互领域后，可供性这一理论得到推广和普及，成为研究社会与技术关系的重要切口。不同的是，在诺曼看来，行动者从已有的文化经验出发对环境可供性进行判断与筛选，用户感知成为决定产品设计以及用途的关键因素。

随着可供性概念在传播学领域推广开来，吉布森最初所强调的生态环境中的有机体行动者往往被引申为技术对象，尤其是诸如移动终端等物质实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数字媒介，逐渐远离可供性概念最初的生态系统指向，可供性成为观察技术与实践活动的一种“中距理论”，与人类行动者在个人、团体和组织层面对技术的更广泛理解联系起来。面对技术在环境构成中的强势地位，可供性概念很快被广泛应用于当下的数字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研究中。莱昂纳迪（Leonardi）等人将社交媒体使用概括为四种媒介可供性：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施洛克（Schrock）认为移动媒体具有便携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属性。国内学者潘忠党从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界定“新媒体”，成为国内学界对于可供性概念的最早引介，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于新媒体可供性框架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探讨将其作为新路径予以新媒体评估的可能性。

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可供性的解读拓展了解释空间和研究视阈，在社交媒体具体实践研究之外，一些研究者在可供性作为技术属性的思路之外提出可供性作为关系属性对于特定情境和行为的建设性。伊恩·哈奇比（Ian Hutchby）突破横亘于决定论和相对论之间的分野，认为可供性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以不同的方式促成或限制参与”：一方面，技术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它赋予有机体的行动以支持或限制；另一方面，技术又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行动的潜力因物种而异，对于同一环境下的不同有机体而言，其潜力的实现可能各不相同，这一视角所实现的重大跨越，为可供性研究贡献了宝贵的理论价值和范式转向。Nagy和Neff提出“想象可供性”，强调可供性很大程度上诉诸用户想象，因此其潜力的释放需要突破用户的主观感知，而这条研究思路应该与物质性、情感和中介化三条脉络加以连接，研究者通过在将理论化为用户感知、态度和期望之间的关系网络的过程中描述技术可供性，并将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带回到学术对话中。

面对主流研究者对于抽象的与具体的技术所具有的可供性进行的众多语境化的分析成果，有学者指出，将可供性作为视角（perspective）来看待文化的方式为阐释“环境—行为”关系提供了更为开放的认知框架，这也为可供性概念介入更具中层和微观特征的学科提供了可能性。对此，本文在研究网络文学活动时，倾向于借助可供性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视野之外指向的“第三条通路”，立足更加多维的、关系性的视角，将环境、技术、人纳入同一生态范畴内考察其关系结构。换言之，探讨网络文学的媒介化转向，关注当下媒介环境中基于物质性展开的网络文学实践活动与联结关系，对于认识数字媒介技术在网络文学生产中的行为逻辑和对人们行为惯习（habitus）、思维方式乃至实践活动的形塑作用都有着重要意义。

联结：网络文学生产中“环境—行为”关系结构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使得数字媒介日益渗透入网络文学生产、流通、消费的每个细节，网络文学赖以生存的空间愈发受制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学生产牵涉的多元行动力量也服膺于媒介环境提供的行为可能。伴随数字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社会各领域的发展空间俨然获得整体转型扩张，由互联网、算法等数字媒介组合构成的新型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正在崛起，通过全方位嵌入公共生活和日常活动，破坏旧有规则与秩序，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成了秩序本身。换言之，媒介早已不再仅仅作为信息的传输渠道和简单工具存在，而是以其内生的逻辑搭建起组织和生成社会的平台，行使当代数字技术赋予的权力。在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创造的“媒介域”语境下，媒介被视作一种文化环境（或者说生态系统），对于社会的影响尤为重要，在一些学者看来，媒介甚至存在“引起既有社会控制无效和失灵”的可能，“每个媒介域都会产生一个特殊的时空组合，改变社会联系的机理”。

在深度媒介化的现实条件下探讨网络文学生产的特定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一个前置语境便是媒介的物质性对于形塑特定传播或沟通环境的行动能力。然而关注媒介作为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并非延续基特勒媒介本体论的研究谱系，即便一些学者指出其对于“处理媒介与文学在根本意义上的共通性问题”作出重要贡献。在媒介理论的范式中，作为传播的基础设施的媒介绝非简单化的内容、机构指称，我们同样反对将其还原为“物质特性”的思考路径，而是强调媒介的联结性，强调其所构成的传播网络在媒介实践下的关系。媒介的物质性意味着在当前社会情境下隶属于物本身的固着性能够对建构活动产生影响，是人类意图性之外的属性。因此，本文借鉴学界当前较为认同的广泛物质性概念，其内涵和外延覆盖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媒介的本身物性也在无穷的层次和维度中得以重现。

可供性理论对于解释特定类型环境与行动之间的作用关系同样具有关键性意义。可供性概念为行动者与具体环境之间的连接关系提供一种更为确切的阐释逻辑，它不仅是关系的，更是实践的，更重要的是，它让文学活动研究不再停留于技术依赖或文本内涵，而是关注互动关系和行动模式，使我们能够更好把握当前社会语境下文学活动的生成系统。将可供性概念引入网络文学生产活动，势必仰赖于物质的具体作用，进而考察媒介作为中介物所提供的行为可能。对于网络文学生产行为而言，媒介的性能对于有机体感知、态度和行为的改变有着强大且无可避免的影响，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技术由于其便携性、移动性、可获得性、跨媒介性等诸多属性，使得网络文学较传统文学有了补偿性发展，文学生产活动成为更加注重感官刺激、更加强调互动与连接、更少受到时间与空间要素限制的实践行为。数字媒介所提供的物质性原动力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作用于人的思维和习惯，形塑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行为，不仅重构着作者、编辑、读者等参与者对于个体身份的主体性意识及对于时空的感知意识，也通过介入日常生活场景和文化实践，改变着网络文学活动的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经历了印刷文学到数据文学的范式转变，网络文学诉诸互联网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实现书写范式的颠覆性革新，呈现出数据化的信息形态与创作模式。网络文学诞生于以计算主义为底层逻辑的网络世界，因此从诞生的那刻起，网络文学便带有数据化生产的特征，作者（也被称为“写手”）在进行内容生产时，其写作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输入的过程”。一切表意符号都将转化为比特存储进计算机网络，无论是通过敲击键盘、语音录入等行为进行自动化输入，还是凭借搜索引擎、写作工具、自行纠错和组词软件等智能方式加速内容生产，数据化都已深深植入网络文学的创作环境。置身于数据化的网络文学生态中，作者的创作思维和模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随着文学网站以结构性力量渗入网络文学的生产环境，数据愈发成为衡量和审视作品的标尺，阅读市场数据不仅成为编辑把关的第一顺位，也影响着作者的创作选择。作者身处数据化的写作环境，难免会以用户逻辑代替艺术创作的逻辑，对于题材选取、人物构型、情节设置往往自觉遵守受众市场偏好取向。网络玄幻小说作者逆苍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传统作家可以让人郁闷，这是艺术成分，我们不能，我们要让读者爽，让读者开心”。当下网络文学创作中，读者对于“爽”“甜”等基调的追求使得玄幻、修真、重生、甜宠、种田等题材占据网络文学的半壁江山，呈现类型化、标准化的写作景观，甚至近乎复制粘贴的流水线工艺，导致文学作品“灵韵”的消失。

媒介技术的介入使得网络文学曾经的生产流通秩序悄然发生新的变化，资本和算法的联盟成为网络文学场多方博弈格局下的强势力量。移动社交时代，数据和算法日渐成为当前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架构。用户在接触和使用文学网站和阅读软件时，往往要主动或被动地交出部分隐私主导权，通常情况下用户的使用痕迹会转化为后台数据存入平台储备的庞大数据库，在对数据加以分析后平台据此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类型化区分，再以“固定类型模式”签约网文作者进行批量化、标准化内容生产，对读者进行情感驯化，循环往复，直至形成作品的粉丝群体。商业化模式下用户的情感需求成为作者和平台共同追逐的目标，“类型文”则保证了平台引流和创收。

算法则是通过内容推荐和协同推荐的组合方式，构成内容分发的底层逻辑。算法物质性表现在将个性化理念贯穿于其中，从而对用户感知加以揣测并利用。如今各大网络文学网站呈现零和博弈的局面，资本争相创建算法吸纳用户，一旦用户习惯某种算法逻辑，便会相继产生持续使用该平台的依赖心理。高寒凝以晋江文学城的积分算法公式为例，指出文学网站诉诸积分算法将其运用理念贯彻入“每一根毛细血管”，一方面通过征用读者的阅读时间和审美能力将小说的遴选任务分摊给用户，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算法引导和控制用户行为，实现网站的引流和增收。

对消费环节而言，新媒介形态下“竖屏”这一物质载体的出场正在加速用户使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时空“液化”。当前网络文学消费呈现出网页版与移动端协同发展的态势，以“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为代表的文学网站和以“QQ阅读”“掌阅iReader”为代表的阅读软件形成多元并举的作品依托。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达到372.1亿元，2022年有望达到453.9亿元，经过多年发展，用户移动阅读习惯已逐步养成，行业市场规模呈现稳步扩大的发展态势。回到网络文学生产的物质维度，以手机界面为代表的“竖屏”正是移动传播时代人机交互的产物。“竖屏”的出场不仅重构手与眼的关系，极大地解放了身体，赋予身体更大的流动性，更是促逼人与媒介的关系自此转向流动和动态的有机模式。对文本叙事而言，竖屏模式下的内容编排呈现出全新的样式，交互性成为内容生产的重要元素，相应地，网络文学所遵循的生产逻辑和在此逻辑下呈现的信息形态也随之改变。一些网络文学阅读界面倾向于将图像、声音元素容纳其中，使读者可以调动多重感官补偿视觉的单一接受模式，并且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表达观点，与作者进行即时社交互动。然而，窄幅的物理属性限制也使得内容形式势必以碎片化、轻量化为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于文字逻辑和语言逻辑的压制。

“竖屏”所代表的移动终端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带来的深度影响，使得新媒介环境中的网络文学消费行动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和流动性。移动媒介嵌入日常生活后，传统文学所依赖的固定场景被打破，地点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不再紧密，商场、地铁、公交站乃至任何一个流动场所都能够为用户提供“数字劳动”的空间，文学消费不再受到物理区隔的掣肘，“读者的阅读空间和消费空间由实体书店的在地性转变为数字化、移动化和碎片化”。空间“液态化”的同时，时间的流动性也一并增强。数字媒介使得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活动逐渐日常化，只需一个轻便窄小的屏幕，原本隐性的时间便在媒介技术介入后唾手可得。工作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消融，资本的触角伸向用户更多的闲暇时间（包括工作间歇的“忙里偷闲”），碎片化的时间为用户消费网文注入动力，媒介成为施拉姆所言的“时间窃贼”（the thief of time），资本对于用户的剥削也在不易察觉中愈发深入。

驯化：“媒介化”导向多元网络文学样态

潘忠党在援引西尔弗斯通、米歇尔·徳萨图等学者对于“驯化”概念的论述时指出，这一概念“给‘中介化’带来了对传媒技术使用者在消费过程中重新创造的强调，对他们将新传媒技术策略性地纳入其日常生活空间和节奏、使之服务于‘搞掂’自己的世界的强调”。由此可见，驯化理论将研究推向强调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对媒介技术不断采取着接受、拒绝和利用等行为，力图描摹技术在社会环境和日常生活中的定位及与人类行动者的关系，这与致力于诠释物质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化集成（即可供性）的底层逻辑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不同于文化研究的文本化趋势，本文重点在于立足可供性视角，研究网络文学生产实践中共同作为行动者的平台与用户，是如何在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情境中实现对于网络文学本身功能的转译和再开发以及带来多元呈现形态的。沿此路径，从“驯化”概念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在当下媒介生态中为网络文学生产提供手段和机制支持，行为主体又是如何通过创造性运用媒介技术，在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叙事—流通—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了日常交往与文学实践。人们“驯化”媒介技术以服务于开展关系逻辑下的社交行为需要，将其“驯化”为日常习惯的一部分，并尝试通过挖掘网络文学作品的多元价值去实现意义的重构和再现，参与社会文化建构和生态塑造。具体来说，媒介化的社会现实与构想共同导向了网络文学的全新样态，表现为更加多元化的创作主体，更加强调互动性的文本形态以及注重多重感官享受的审美体验。

（一）多元化创作主体：网络异质空间中的去中心化、圈层化行为主体

毋庸讳言，如今的网络文学场中，作者早已不再拥有文学生产中至高无上的身份地位，过去精英视角下对作品内容拥有强大话语权的作者，随劳动平台和劳动形式媒介化转变为受雇于数字资本从而进行数据内容生产的“数字劳工”。不同于传统专业价值和免费网文诞生之初的兴趣取向，付费网站的网络文学作者以引发用户兴趣和引导点击为导向，文学场开始如经济场一般受制于市场裁决，商业逻辑运作下资本抢夺原本属于文学专业价值带来的规则书写权，究其根本则是“媒介场域对其他场域的他律能力”不断强化的结果。面对良莠不齐的文学市场，近年来宏观力量逐步渗透网络文学生产中：不少传统作家纷纷“下海”，为网络文学作家队伍带来专业生产力。作家白领如来于2016年开始涉足网络文学写作，凭借深厚的诗词功底，其作品《剑荡群魔》《巫医觉醒》等很快便在一众仙侠小说中脱颖而出。在题材方面，网络文学反向融合主流价值，出现众多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脱贫攻坚等现实题材宏大叙事的精良作品，如工业史题材网文《大国重工》正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通过描写几代工业人为中国重工业崛起不断努力的奋斗历程，展现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发的艰辛和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荣获第二届全国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特等奖。不仅如此，一些主流媒体如凤凰网等，也开始“入侵”网络文学场域，转型开启网络文学内容生产，依托旗下凤凰网书城频道、翻阅小说客户端等阅读平台输出原创内容，布局以“文学IP”为核心的全产业链IP运营内容生态。

另一方面，庞大的读者群体也正在成为网络文学生产中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经由数字媒介进行内容生产的形式，使得作者对作品内容的书写权部分让渡给技术和读者，媒介技术促逼网络文学作品在“叙事—流通—接受”的过程中去中心化，消融了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壁垒，读者（即平台用户）成为网络文学实质上的产消者（prosumer）。新媒体赋权用户参与信息流通和观念分享，网络文学读者已然不再满足于扮演消费者的单一角色，就其用户行为而言，读者不仅参与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同时拥有通过评论、转发、分享等行为对网络文学进行把关和推介的多重身份。无远弗届的社交媒体也延伸、重构着网络文学生产所牵涉的空间、交往和人际关系，在关系逻辑下促成粉丝群体圈层化聚合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例如，在2020年因肖战粉丝疑似投诉举报同人文学网站AO3引发的“2·27事件”中，肖战粉丝在意见领袖@巴南区小兔赞比号召下达成合意，群体内部情绪在群体暗示、传染等心理作用下加速扩散并不断激化；与此同时，以AO3、LOFTER等平台用户为代表的同人圈群体也通过自我赋权不断党同伐异，圈层之间异质性加剧网络巴尔干化，圈层化的网络传播结构推动群体极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者通过社交行为与私域流量内的粉丝群体形成对话，以情感和兴趣为纽带形成的趣缘共同体以即时或延时反馈决定作品形态，倒流汇入作者的话语生产，读者的意见往往可以左右作品的情节走向，有些作品甚至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协作完成。

（二）交互式文本形态：视觉逻辑下的互动行为

媒介技术的演进推动着视觉逻辑的崛起，一个视觉化转向的时代正在接手现代社会。不同于文字所强调的连贯的、深度的、线性的叙事逻辑，图像叙事追求的是强烈与直观的视觉刺激和即时体验，更多时候图像都是作为主导表意的语言和文字逻辑之外的一种内容扩充，服务于延展叙事空间的目的。图像时代的网络文学，借助媒介力量展现出更为显著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在文本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探索摆脱传统文学的规制性束缚的方式，创造了融合文字、图像、声音等于一体的超文本，而超文本建构起的文本系统为文本形态和网络文学生产行为赋予了更大的整合性和流动性。通过节点、链接和网络，包括文字、声音、图像和动画在内的不同独立文本被超文本联接形成非线性、交互式的树状网络文本系统，网络文学由此实现了各要素的转型升级。

视觉逻辑同样改写着媒介环境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交互方式。新媒体文学的出现令人类行动者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互动增强，用户在使用移动媒介时通过点击、输入等行为完成与技术的交流，随着屏幕内容中动态元素的增多，用户还需调动多重感官适应交互式的文本形态。不仅如此，由于网络文学活动在实践中被赋予了行动意义，创作者与接受者甚至发展出文本语境之外的社交关系。如一些用户将微信聊天内容组合形成的“拼贴诗”，经由微博平台发布并在评论区交流互动，原本的文学生产衍生出社交可能。同人文学常使用的“微信体”，便是通过构建去语境化的碎片故事情节完成内容生产，其在社交媒体平台和饭圈内部的流行，也正是以图像呈现文本，即“文本图像化”的形式成为网络文学的支流。

（三）多模态审美体验：复媒格局下的意义再生产与多元价值开发

技术迭代为网络文学改编提供了多样化的媒介形态选择，全觉传收的方式满足用户多重感官刺激下的审美体验。从网络文学诞生之初仅以文字形态呈现作品，到如今出现以图像为载体的漫画、以空间场景补充叙事的影视、以沉浸式互动体验为主的游戏等，不同的媒介形态离不开技术发展形成的复媒格局。具体而言，一方面，得益于数字媒介发展和技术接近权的不断下放，全民参与网络文学的意义再造，通过不同叙事形式对于原初作品的解构和再现，实现对网络文学作品本身意义再生产，网络文学成为音视频的重要内容源头的同时，短视频通过二次创作和制造“迷因”（meme）的方式也在助力着网络文学的破圈。另一方面，网络文学采取全IP（Intellectual Property）运营生态的发展模式。通过打造IP，将网络小说的文字本体实现立体化传播，以影视剧、广播剧、有声书、有声漫、漫画、动漫、游戏、周边产品等多重样态进行跨媒介传播，满足用户期待，并从中实现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多元价值开发。有学者指出，优质IP追求立足长远的审美体验，具备跨媒介适配改编潜力，能够适应至少两种以上媒介形态延伸。目前咪咕文学探索出“网文+剧本+X”的内容生产新范式，深耕优质IP全版权运营孵化，在数字技术的行动逻辑下，不断拓展网文边界，打造VR剧本杀、沉浸剧场等具有强社交属性的多元互动内容，突破各类圈层壁垒。以科幻作品《37度战队》为例，依托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平台赋能内容创新，开展线上短剧+线下VR/AR全形态版权开发，满足受众沉浸式内容体验，为网文行业带来新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202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0年网络文学优质IP影视改编持续升温，全年改编影视剧目在140部左右。当前网络文学网站市场呈现以阅文集团为龙头的“一超多强”局面。阅文发展至今，已成功输出包括《琅琊榜》《庆余年》《择天记》《全职高手》在内的影视、动画、游戏等领域的IP改编代表作，“书影漫音游”跨界协作打通了IP联动的重要渠道。《赘婿》是阅文作家愤怒的香蕉的作品，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在各大平台获得全民广泛关注，成为2021年一大现象级IP，由此“赘婿文”也作为具体标签嵌入网络小说类型化的格局。除影视剧外，“耳朵经济”主导下网文有声书、广播剧市场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仅有喜马拉雅、荔枝、猫耳FM等音频平台进行网络小说的内容改编，以网易云音乐为代表的音乐流媒体平台也开始与网络文学IP合作，进一步打开音频市场。

结语

回顾媒介发展史，我们早该习惯媒介一次次颠覆着人类社会。文字为哲学家提供了思考的武器，印刷术成就了宗教改革，无线电架起跨越时空对话的桥梁，技术似乎永远在自顾自地前行，引导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然而在媒介技术兀自向前发展之时，秉持“数字媒介对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无益”等观点事实上已经不再适应于现代社会。面对被媒介热潮裹挟的世界，我们必须摆脱对技术的乌托邦情怀，同样也应当放下对印刷时代“乡愁”般的穷追不舍。无论接受与否，技术都已全面接管现代生活。

引介可供性理论作为网络文学研究的参照视角，是为了能够激发媒介研究中的想象力，并提供另一可供参考的研究路径。在传播学的主流叙事中，一些研究者习惯于长期专注于传播内容与效果而（选择性）忽略技术的深刻影响，无异于沉湎于技术制造的假象和景观之中，这将无法抵达技术自主性发展的本质和根源。诉诸媒介技术在赛博空间内组织起来的网络文学生产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是技术容纳或限制人类行动者拓展物质与具身之间多维度互动关系的体现，沿此路径便是在尝试突破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建构论的二元视野。至此，我们期待搭建起桥接媒介研究与网络文学的认知桥梁，追寻网络文学研究的前进方向，重塑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