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请原谅我扬起灰尘”

这是多萝西·帕克的墓志铭。多萝西·帕克去世后，人们把这句话刻在位于巴尔的摩的一块纪念碑上，那块碑所在地就是多萝西骨灰的安放之处。人们在多萝西·帕克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上概括了她尖刻的幽默，这种幽默使她在鼎盛时期成为美国文学界的宠儿。然而，最发人深省的当属她建议的另一句墓志铭：“如果你能看到这句话，那么你站得离我太近了。”

和大多数有趣的平民百姓、批评家、诗人及短篇小说作家一样，多萝西·帕克是位颇有深度的女性。她尖刻的话语让大家觉得她很高冷，甚至还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写成了喜剧。1968年的《时尚先生》中，帕克的朋友怀亚特·库珀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无论你认为多萝西·帕克是个什么样的人，她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正如这篇文章写得那样，她“对苦难情有独钟”。不过，这样来看，帕克童年的不幸倒也不是件多么不幸的事情了。

多萝西·帕克的惊人才智与悲剧人生

多萝西·罗斯希尔德·帕克1893年夏天出生于新泽西州的家中，她承认自己“相貌平平，脾气不好，头发细长稀疏，但渴望写诗”。她早产了两个月，母亲是美籍苏格兰裔人，不到五周岁时母亲去世了，没多久她就多了一个令人厌恶的继母。她父亲是犹太人，曾是一名成功的服装制造商，但是1913去世后生意便没落了。帕克只能自食其力，先是在一所舞蹈学校演奏钢琴，后来又去了一家冷漠而世故的纽约出版社工作。

帕克身材娇小甚至有些娇弱，但才华横溢，这让她一开始就脱颖而出。自从她将诗作《Any Porch》寄给《名利场》魅力超凡的主编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帕克就踏上了自己的好运之旅。不久，她就从《时尚》的作家晋升成为《名利场》的专职作家，最后成为该杂志的戏剧评论家。1920年，帕克却因才思敏捷栽了跟头，她经不住调侃了女演员比利·伯克——《名利场》最大广告商的妻子，结果被解雇了。

即便如此，20世纪20年代是帕克的黄金时期。这十年间，帕克在各种杂志上出版了大约300篇诗歌和自由诗。1926年时，尽管《纽约时报》瞧不上帕克的诗集，将其定义为“随意女郎诗”，但帕克的第一卷诗集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并获得各方好评。同时，她也给《纽约客》写短篇小说，帮助从1925年开始创办的《纽约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当然，也是在这几年间，帕克站在了时尚潮流的最前沿，她参加了位于阿尔冈昆酒店的文学午餐沙龙，这种突然流行的非正式俱乐部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圆桌俱乐部。

未实现的渴望

不幸的是，帕克的作品主要反映当时那个年代人们愤世嫉俗和多愁善感，这种相互交织的情感近乎发狂，而经济大萧条期间，人们无心再开香槟，战争的阴影也逐渐笼罩了欧洲，这个时候，帕克的作品已经不能契合这样的时代背景。这似乎预示着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帕克晚年和她的狗狗一起生活在曼哈顿岛上东部的一家宾馆，此时的她想写的对一切最简单的回应，就是她仍然活着是件奇事。（而这并没什么用，她很多诗都跟开玩笑似的，滑稽又古怪，表达了自己想自杀的念头）

有些批评家鄙视帕克本人，对其作品也嗤之以鼻。中年时期的帕克也看不上圆桌俱乐部的其他同事，她指出这一代的文学巨匠们，无一人参与其中——没有菲茨杰拉德，也没有海明威，以此来淡化自己的成就。随着年纪变大，她开始否认那些话是出自自己之口，顺便调侃自己说：“我一直效仿埃德娜·圣·文森特·默蕾优美的步伐，可是很不幸，我穿了双丑陋的运动鞋。”

写作绝非易事——任何好的作品都是如此。“越简越好才是女士内衣的灵魂。”“如果你想知道上帝视金钱为什么，瞧一瞧那些有钱人就知道了。”“你可以栽培一个妓女，但你不能让她思考。”大家可能觉得这些句子能够脱口而出，信手拈来，而且又脍炙人口，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会觉得矫揉造作，但帕克曾讲过，每五个单词她就要改动七次。

与此同时，帕克的私生活一片混乱。在诗中，她尖刻的讽刺之下，流淌着非常私密和未实现的渴望，那些懊悔的感悟背后是帕克艰辛的经历，她和很多男性关系不清不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些人就是缺爱一族，或者闪婚族。帕克曾经写道：“带我走还是离开我；或者先带我走，又离开我。”

她的第一任丈夫爱德温·庞德·帕克二世是一位证券经纪人（多萝西随了他的姓氏），他酗酒成性、吸食吗啡成瘾。他们1917年结婚，1928年离婚，但在离婚之前，这段婚姻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艾伦·坎贝尔是个双性恋演员，也是一名作家，比她小11岁。人一旦对婚姻不忠诚，就会到处拈花惹草。他们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但后来又复婚了，他们因跳舞重新走到了一起，在坎贝尔去世之前，他们一直相互陪伴。（和第一任丈夫一样，坎贝尔死于药物摄入过量。）她也一直自己服用药物（她开玩笑说自己并不是一个酗酒成性的作家，而是一个痴迷写作的酒鬼），而且一向对自己的财务管理不当。帕克曾有过两次自杀的念头，有一次是在流产之后。42岁时帕克又怀过孕，但没几个月又流产了。

独立的灵魂

大概是质疑帕克在时尚及男人方面的兴趣，女权主义者们小心翼翼地称她为帕克夫人。即使她想要成为其中一员，修女会也会很快因为那些像“只要你的短裙够短，很多晚会都会邀请你”这样的话，把她拉入黑名单，说那些话可比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字还奏效。帕克被指控对女性不忠，抨击女性，专为男人写作，不从女性视角女权主义看世界。第二代女权主义者对帕克表现出了更强的兴趣，开始模仿帕克的幽默风趣，将其视为一种反抗男权公约的社会抗议。

当然，大家所熟知的大多数名言是帕克的诗句或者在圆桌俱乐部讲过的妙语，但是她小说中描绘的女性角色们，则努力让振奋人心的新选择契合当时社会期望由来已久的束缚。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有些是单相思并且具有自杀倾向的酒鬼，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性格刚毅的女性。她们一时沉浸在20世纪20年代的享乐之中，生活矛盾重重，充满挑战——这样的生活，21世纪的女性再熟悉不过了。

帕克的短篇小说涉及家庭问题、种族问题、战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她的作品并没有注明她对这些话题感兴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帕克混乱的私人生活成为了大家说三道四的谈资，而她的公共生活却被人抛在脑后。她这一生都积极参加运动，维护社会公正。1927年，她因参加了波士顿游行示威被罚款5美元，这次示威是为了抗议处决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克和巴特洛·万泽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她前往欧洲进一步发展她的反弗朗哥事业。帕克成了反法西斯联合难民委员会的国民主席。按照她的遗嘱，她把大部分的个人财产给了牧师马丁·路德·金，这把我们带回到巴尔的摩这个城市。

帕克并不知道自己会与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有所关联，对在美国西海岸稍作停留的她来说，这也不可能会成为她的休息之地。像很多作家一样，帕克来这里的目的是争取好莱坞的稿费，但最重要的是她仍然是一个《纽约客》的作家。她去世后不到一年，马丁·路德·金就被暗杀了。她的财产转给了马丁·路德·金所在的组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其总部位于巴尔的摩。

帕克的骨灰在一位律师的档案柜里大概已经存放了15年，才有人去认领这些财产，这是多么令人悲伤却不得不接受的命运。我们也许会认为她是圆桌俱乐部的明星，微醉而伤感的酿酒者。作为《纽约客》的作家，她定义了兴旺的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这些身份都可以定义帕克，但是任何一个身份又不能完全代表帕克。就像她的朋友莉莉安·海尔曼在悼词中说的：“除了做她自己，帕克既不属于任何事，也不属于任何人，她独立的头脑和精神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这一点使她成为这样一个经久不衰的偶像。

（本文选编自BBC，编译：王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