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六月十九日，我从上海飞往成都去隔离，当时选择成都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研判了各地的隔离政策，发现这里最简单利落。七天，不管你来自哪个区域，一律七天，结束后拉倒，“鱼翔潜底”。

我这个阶段出去的上海人还没有那么多，走到哪里都会被格外看重，冷眼加呵斥。但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高大威猛的天府机场小哥就不这样，显然他近期的工作就是给上海来的人分流，一遍遍重复着，基本还是礼貌的。天府看门人，防护镜后一双冷淡的眼睛，不期然想到了进庙山门里的韦驮。

“你们要离开机场我们不阻拦，但你需要自己有社区报备，需要酒店接收。”一次次机械地重复，恍如科幻电影里外星人的广播。

确实没有地方去，开放的酒店都不接收上海来的客人，只能去集中隔离七天的酒店。我和伙伴在机场徒劳电话一小时，各种寻找市区里的酒店，唯一可以接收的是希尔顿，只提供早餐，不能外卖，不能出房间。最后发现今天的运送大巴要离开，赶紧扑上去，“等等，等等”。小哥还是彬彬有礼地拒绝，刚才没有登记的，请你们等待下一波的安排。

知道今天的隔离酒店在成都的郊区新津，也就认命了。到哪里都是隔离的话，我宁愿去郊区，至少空气和蔬菜新鲜。“我们可以自己去酒店隔离吗？”“酒店接收就可以。”

联系好酒店，打着车，凄惶地拖拽着行李，我和朋友一起去新津。记得小时候超市里永远有塑料袋真空包装的新津泡菜，也不好吃，酸菜，辣椒，黑暗的一大袋，像是一块用旧的抹布，哪里有四川本地的开水泡菜那么娇嫩？吃饭时候上一碟，红的辣椒油，白生生的萝卜，舒展的莲花白，碧绿的芹菜梗。可是新津这个地名就因为袋装泡菜，就此在我这里埋下了根。伙伴是苏州人，二月底在上海看房子，准备做生意，结果困在了上海，一待就是三个月。此刻苏州尚未接纳上海人，于是想来外地待上十四天，彻底没有纪录后再回家抱孩子。

飞机上大约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乘客，虹桥的地勤说，没有乘客，开不起大飞机。这三分之一的人下了飞机又分了两拨，一队，回家居家隔离，这是本地有房子的人；另一队，乘大巴前往隔离酒店，哦，不对，还有我们两个漏网之鱼，无处可去，自己坐出租去酒店。

本来想司机会嫌弃两个戴着口罩从机场出来鬼祟的人，可他一点不在意，高谈阔论家国大事，外加本地风貌的介绍，说新津早就不出泡菜了，现在这里最著名的是鱼，“黄辣丁晓得不？野生的，一斤几百块，那个好吃哦，一入口，就没得了。”这大约是很好的广告语，本地饮食推介大使，我隔离后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野生的黄辣丁吃。

朋友的父亲做渔政，知道哪家餐厅的黄辣丁是真野生，告诉我们很多餐厅，贴着标语，写“小心鱼钩”，属于故作卖力的宣传，肯定是养殖的。

自己出钱隔离，一人一天二百，可以不用预定酒店的盒饭，自己叫外卖。但是“送得比较慢，只能规定时间”，那似乎也比吃七天盒饭要好。

朋友是做餐饮行业的，我和他都毫不犹豫选择了外卖，啊，成都郊区小县城的外卖，想象中一定是美味佳肴。要知道，刚在上海解除隔离出门的时候，肯德基都排了几百人的长队啊。

六月下旬，成都的天气尚且凉快，我们隔离酒店的外面就是居民区，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有高大的树木，有欢声笑语的人群，他们和我们一窗之隔，他们的世界我们触碰不到。

顾颉刚抗战时期到过新津，说此地“妇女的劳动分子相当多，拉车的，推车的，担物的，背物的，大都是妇女，她们真能吃苦耐劳”。果然现在也是，几名妇女每日送餐，插鼻孔，一点不耽误，四个人包起了整个一幢楼。

果然，我们的外卖送得迟了，大约是别人的盒饭都放下，才送外卖，非常疏懒。后来出去才知道，当场吃和隔了两小时再吃，还是有天壤之别，不说热菜，就是凉拌菜，差别也大。蜀地讲究现拌现吃，佐料仅仅在菜上挂着而未淹渍，保持了食材的或脆或嫩，又不过于味重——中国人的吃绵远流长，即使隔离之中，不改其志。

当然这是后话，此刻还是在房间里折腾，看几页书，以把手机玩烂的劲头刷手机，点外卖，看外面的大树在风里摇摆。公正地说，此地的两百元一天非常合理，宾馆干净，浴室也宽大，加上本地饮食丰富多样，如果是来此地疗养，大约除了不能散步之外，别的都不错。从门到窗户，大约是十四五步，走过来，走过去，顺便跳几下操。

也没有过于苦闷，知道时间有尽头，就是七天。

没有可以研究的，就研究外卖的小店，有一家本地钵钵鸡非常让我好奇，几乎每条点评都涉及对骂，例如评论为什么鸡肉这么少，回应是土鸡有多贵；打包的鸡汤饭汤没有了，老板回应：那你就不该收啊，谁让你看到没汤还要签收；买蹄花没有配饭，回应是：你太神奇了，明明电话确认过，说得清清楚楚不是套餐。

在我的概念里，小店直接明锣对干的，要不是十足十的自信，就一定是准备关门。七天隔离后出门，本来想立刻离开新津去川中游荡的，临别说，还是吃一顿再走吧，开着车在小城转悠着，从未到过的县城居然有一丝熟悉和亲近，一个个招牌，都见过——这家我点过，这家我想点不送，这家很难吃。张牛肉、番茄鱼、邛崃奶汤面、车站豆花饭……顿时明白，是在大众点评上看了无数次的店名让我产生了熟悉感，我们新时代的乡愁是电子化的，不过不充实，还是要用肉身去体验。

最后选择了新津钵钵鸡，最热闹的小街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月洞门，后面是宽阔的厨房。吃了小份的鸡，用大量的葱叶和香料搅拌；吃了热辣的鸡肾，说是绝对不是冻货，果然是饱满欲滴。几个劳动妇女都落落大方，不间断地干活，收拾桌椅，拌鸡片，拆鸭爪骨头。问时髦的中年老板娘，谁是负责大众点评网的？俏丽的老板娘指着远处穿着黑纱裙子的姑娘，就是她。浓密的黑发，厌世的脸，啊，想象中就该这般模样。

出来前，本来想着最难过的是临别的核酸，早就被送饭大妈强调了，最后一次，要双鼻孔插棉签，为了准确度，要送两个医院检查——两个鼻孔插着棉签各自十五秒，短暂冒充了玩具小象？

谁知道最难的是门口的保安这关。虽然手机上已经有核酸结果，但是他们不开门，我拖着箱子，隔着铁门和他们吵架，大家说来说去也没有什么结果。我要求看文件，最后是他们骂，上海人了不起吗？这么喜欢看文件。街道上的人好奇地望向这边，啊，没有人戴口罩，我兴奋地想，人人悠闲，松垮，自信，里面充满了熟悉的气氛。

我一边笑着，一边吵完了架，朝着不戴口罩的大街小巷狂奔而去。

2

山下就是吃喝，即使是新津县城，也是满街的人，恍惚外面世界上的混乱，和这里有着巨大的距离。也对，无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西南都是大后方。我本来是没有具体的打算在哪里逗留，但看整个成都歌舞升平，不由想，多留几天吧。

不过此时成都也开始燥热，尤其是午后，几乎不能出门。于是躲在乡下，附近蒲江县的明月村，有几个朋友的营业场所，民宿餐厅都有，食宿都便利，疫情的干扰，只剩下手机里不断收到疫情期间加入的小区群的消息。不想看，又不能完全退出，尽量装作事不关己，只是给家人日日电话询问消息。

上海家厨房的窗户向外看，就是小区核酸检测点，天气炎热，我劝家人，一定要看清楚不用排队才去，否则会中暑。明月村应该也有核酸点，但如不离开本地，这个时间段是不用做核酸的，村里的朋友们仿佛这些和他们无关，每天照常生活。朋友和我说起省里领导来她的民宿视察吃饭的场景，先有县里的官员要求她，不能认出领导，因为这属于领导的私人行动，但最后领导直接握着她的手问，你认识我吗？她只能不再伪装。

我们笑成一片。

明月村其实就是川西普通农村，但因地广人稀，有大片的马尾松林，还有竹林。树木掩映之下，是大片的茶田，都属于本地粗茶，不限于春季采摘，哪怕是酷暑，还有农民采夏茶，是给藏茶做原料。

他们戴着巨大的帽子，伞状，属于一种新式的穿戴。我在民宿的大玻璃窗前感受不到炎热，还是觉得头顶大伞摘茶，也是一苦。自己都是傍晚才敢出门，和朋友在松林茶园之间遛狗，两只被收养的乡间土狗，在我们前面一扭一扭地跑动。此时炎热渐退，远处的松林中夹杂着晚霞，感觉到了一种在乡村生活的心愿，淡淡的，但是持久，这里无疑是适合长期居住的避暑之地。

当然还是比不上山上，过去几年，我多次上青城山的道观里居住，和道观里的当家人和师兄有了交情。师兄四处寻访名医拜师，十多年下来，是不错的道医。前些年在成都每周义诊一次，结果排队人太多，一天一百多，捱不过，躲回了山上，说是一天最多能看十个病人，多看效果不好，尤其是对病人，大概还是传统中医的讲究。不过搬回山上，还是有病人涌去，有宁愿爬五百多节台阶也要上山看病的，可见对他的信任。

可师兄一点没有所谓的仙风道骨，穿着浑然如老农，平时在厨房煎药，蓬头垢面，一般有追求的病人甚至都看不上他，以为他是打杂的。我多次碰到类似场景，每次都想在旁讪笑，一般人想见真章，可是真正的奇人在面前，又不认识了。

这所道观，位置在青城山景区之外，半山之间，正对着进山之山谷，整体气象非常好。每天起床，面对青山翠谷，道观还有几百棵高大的桢楠，均为明代种植的参天大树，这种环境自然引得各路人马纷纷来扰，最多的，就是各种练功班，主体为大师讲堂。几乎每次上山，都能碰到白衣飘飘的人马在此办班学习，说是这个道场极好，适合练功采气，一顿玄虚下来，只不过是租用道观若干天，而此时此刻，道观里的当家人和师兄，都变成了服务员，需要给这些人供应餐食，照抚一切。

这次也不例外，说是有个大师班，主讲人是北京中医学院来的大师，看照片，就是电视里经常会出现在神药广告里的那种，白发齐顺，对襟唐装，几乎是标配。我早上起来就听到一众学员在对着山谷的大露台上讨论，“宇宙之间充满能量，就看你能不能捕捉能量。”“眼睛几乎失明，结果跟着老师练气功，没多久就好了。”各种奇谈怪论滚滚而来，窗户不太隔音，我住的又是一楼靠近山谷的房子，每次听得偷笑起来。

虽然在道观里，但是当家师傅和师兄的性格，都是不语怪力乱神，平时就是勤勤恳恳劳动。我这么不爱干活的人，在这片风水宝地里，也要扫地、摘菜和洗碗，动一动，按照师兄的看法，是最能延年益寿的。

租道观上课的各种大师班层出不穷，对师兄们而言，只是日常生计，你们租房子，我们提供餐食服务，既不附和，也不参与。师兄有时候在厨房煎药，穿着黑乎乎的道袍，就经常被各种穿着汉服的练功人群呵斥：师傅，这里的地扫一下；师傅，再端一盆回锅肉上来。都是趾高气扬的口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们上山之后，不仅没有变得更加自然平易，反而因为觉得自己在做着与众不同的事情，而更加高高在上，均有种“我是不一般人”的神态。

师兄的医术，大约比他们这些大师班的老师都要高明。师兄简单地看了看他们打坐练功的动作，只告诉我，很多多余动作，其实练功也不用这么繁杂，基本动作做了就行。“可是只教基本动作，怎么收钱呢？”大家都明白这一套。

道观并不在山顶，海拔只有九百多米，但也比山下凉快不少。没有空调，炎热的午后，我和当家师傅，还有几个义工在露台上剥蒜，一边讨论这些来练功的人。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个学员被师兄说了一句，不依不饶，一定要讨回公道，我们几个笑个不停。是位头盘高髻的中年女学员，白色麻布袍子，在消毒柜拿筷子的时候，一根根挑选，几乎把筷子摸了个遍。师兄正好走过，就说不要挑选，都是干净的，这位女学员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我们都不能理解受侮辱的点是什么。后来听当家师傅说，女士表示，她来之前，觉得道观是个神圣的地方，可是师兄说话的态度有点粗暴，不那么符合她的想象。啊？我们只能骇笑，还有这个理由？对的。当家师傅是本地都江堰人，十几岁出家，在道观守了四十年，什么人都见过，说这种人很多，你住久了就能看到更多。

都不用住很久，有一天正在露台上，师兄教我脱了鞋子，光脚在露台上转圈，一会儿浑身的细汗。有山谷凉风起来，一丝丝吹拂过，我穿着大裤衩和白汗衫，和当家师傅正在说笑，一大群衣冠楚楚的人上来了。领头的一位染了黄发，戴着草帽，穿着麻布长裙，众人都戴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夸张首饰，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对我们一群人喝道，“拿点糖来”，是一贯发号施令惯了的。

“嗯？”我非常茫然，确定没有旁人，不显然是对我说的？“拿点红糖或者白糖。”吆喝我如同店小二，有点不想搭理。

这女人昂扬着，非常理直气壮，这哪一出？我转身就走，正好师兄旁边的义工救场，出来问，啊？有什么事？才知道这群人在山下的书院练功，禁食已经七天，每天就喝红糖水，这日上得山来，觉得此地甚好，可以一歇，看到我们一群闲人，觉得应该服务于他们。

我和当家人抱怨，说以为我们是谁，就这么呼来唤去。师傅还是那句话，这样的人很多啊，参加个什么班，搞了个辟谷，就觉得自己高大起来。

躲在露台另一个角落里，和师傅喝茶，不再搭理那些人。远远地，师兄在应酬，和他们说废话，终于开始叫我，说是里面一位女士，和我过几天要去重庆见的一位文化名人是同学，听说我也和这位认识，所以很高兴，想聊聊。聊什么聊，我充耳不闻，继续和当家人聊天，这种人，果然在这儿不愁见到。

还是只看外表，不看内在——就看外表，也看得不明不白。我也是穿着三宅一生的大裤衩好不好，怎么也不会比麻布袍子便宜。

傍晚的乘凉，是一天最舒服的时刻，当家师傅带着我，还有几个年轻义工，经常下到菜田里。她熟悉地形，知道哪里有风，在风口坐半小时，浑身凉透，再回到露台之上，摆开茶桌，聊道观里的客人，聊山上的植物，包括各种出家人的八卦，只觉得置身于一个奇异世界，完全与三个月之前的上海是两个天地。

当义工的一个小道士，长相透亮干净，是宜宾来的，一问才知道还在读大三。傍晚坐在露台上喝茶，他捧着一只受伤的小鸟来找我，说是刚捡回来。二十岁的小孩，也是寂寞，找我们这些大人来闲聊，一问之下，才知道他的人生故事复杂极了，留守儿童，原生家庭，流动性向，各种社会热点都和他沾边，一代人的问题。

上山来见习，就是觉得宗教可以救赎自己。“喜欢各种法事。”

然而他的生命力旺盛极了，简直是无处安放的激情。感觉即使来到道观里见习，这里的仪轨也降伏不了他，完全是一个野生的小哪吒。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