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新世纪后，地理批评、空间批评、文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概念都成了文学研究的热门词汇，罗伯特·塔利在《文学空间研究：起源、发展和前景》一文中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术语，研究的关键都是无处不在的地方感及地方关切感，因为地方感是思想、经验和存在的基本要素。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地方不仅包含了个人的经验与记忆，还承载着少数民族的情感与文化，因此，建构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学空间不仅是写作的自然选择，也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文学空间不仅是对广西多民族地区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描摹和书写，同时也体现了劳动人民传统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同时，受中国文学主潮的影响，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特征。

一

2005年，壮族作家凡一平发表了小说《撒谎的村庄》，这是他写作转向的标志，此后他连续出版了《上岭村的谋杀》《蝉声唱》《上岭村编年史》《顶牛爷百岁史》等多部小说，将笔触从都市“撤回”乡村，并建构了一个以祖籍“上岭”为中心的乡村文学谱系。在同年出版的《广西文学50年》中，凡一平还被视为新市民小说的代表，但很快，评论界就需要重新定义凡一平和他的写作了。在一篇名为《离开》的散文中，凡一平说，20世纪90年代初自己离开乡村是因为“一种乡村的困惑”，进入城市则是因为对都市的向往。当他从城市回到村庄，伏在家中写小说，他无限感慨地说道：“城市在我之外或远方迷蒙，却在我的笔端或稿纸上淋漓酣畅。”

凡一平对乡村的“困惑”和“逃离”既包含着迎向经济大潮、改变个人生活现状的拼搏和努力，也包含着广西作家对写作道路的抉择和思考。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文艺思潮的不断涌入，中国作家持续地探索着写作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广西作家也在努力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民族民间文学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广西文学形象。1985年3月，梅帅元和杨克在《广西文学》发表了《百越境界——花山与我们的创作》一文，主张用文学“寻根”的理念来打通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建构新的文学空间。在创作上，杨克、梅帅元、张宗栻、李逊、林白薇（林白）、黄堃、冯艺、黄神彪等人通过不断抒写花山、红水河、铜鼓、歌圩等独具特色的广西意象来追溯民族文化之源，塑造新的广西文学形象，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是现代史诗和魔幻小说。几年后，一场被称为“88新反思”的文学思潮开始引爆广西文坛，并开启了“振兴广西文艺大讨论”的序幕，青年作家以更加激进的姿态表达了告别刘三姐、告别百鸟衣的要求，他们热切地期望摆脱广西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边缘性，热切地期望融入中国文学的主潮。

今天看来，这些反思、批判和探索都是具体文学语境下的产物。凡一平感到自己有一种“乡村的困惑”，其实大多数青年作家和凡一平一样，也有一种“广西的困惑”。仫佬族小说家鬼子认为自己写作的转变发生于1996年，他对此前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这些作品太“广西”了。在接受访谈时他说，“我1996年回过头去写小说的时候，首先咬定的就是不能再写‘广西’小说了。我们既然选择了汉语的写作，那么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在哪里，我们应该奔那个前沿阵地而去。”如果说1949年以来，广西文学都在努力寻找它与众不同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那么20世纪90年代，广西作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逃避”民族和地域的共性，以独特的个性进入文坛，那些显在的“广西特色”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十分少见。在《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中，贺绍俊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西、鬼子、李冯等青年作家以现代和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呼啸而来，让文坛大吃一惊，这标志着广西文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面貌。这一批在90年代迅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被评论界称为“文学桂军”。

身处中国文学现场的贺绍俊感觉广西作家“呼啸而来”，说明广西作家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学的主潮，而身处广西的评论家则将这一文学现象称为“边缘的崛起”。坚守“边缘”体现了广西文学的自我体认，在少数民族地区，广西作家必然会面临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问题。黄佩华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也曾写过一些都市化的作品，但感觉轻飘。作为“88新反思”的主将，他曾在《醒来吧，丘陵地》一文中批评广西文学缺少历史感、凝重感、责任感，所以他以身为壮族作家为荣，坚持书写桂西北的历史和现实，坚持表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在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时，他与凡一平、鬼子一样，感到“文学意识的觉醒”得益于某种“离开”，“离开桂西北到城市生活后，那片土地的一切反而在脑子里变得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有一种去表达的冲动”。拉康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他者”建构起来的，但他者视角下的自我并不真实，而是自我的异化。当黄佩华离开桂西北，当他自己也变成了“他者”，他的“自我”才变成一个反思性的“自我”，这就是黄佩华所说的“价值内化”。

鬼子在《艰难行走》中谈到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时写道：“有人说，我的创作与我那民族本身的一些渊源有关，但我却丝毫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丝痕迹。”广西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十分频繁，所以鬼子感觉仫佬族和汉族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区别，在这一片土地上，真正影响他创作的是小时候对生命的思考。那时候他骑在房屋周围的围墙上，看着山脚下那一片坟场发呆，白天看坟场上的生死离别，晚上听坟场上狐狸的喧嚣。这些独特的个人体验将人生的变化无常以及生的恐惧、死的哀怜都烙进了鬼子的脑海深处，鬼子的小说直面苦难，直抵人心，他笔下的“瓦城”和他小时候看过的坟场其实并无二致，都是不同的生死场。

20世纪90年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对“广西”的逃避只是一种表象，他们逃避的仅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民族和地域的共性，这些共性很容易湮没作家的个性，表现出趋同现象。

二

处所意识、文学绘图和地理批评是罗伯特·塔利文学空间研究最重要的三个概念。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段义孚认为，“处所”是由经验建构而成的意义中心，它可以是一个壁炉、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宇宙，而“意识”则是人对这个处所的依附感。可以简单地认为，处所意识是容纳作家灵魂和精神的文学空间，既包含段义孚所谓的“恋地情结”，也包含特里格所说的“地方恐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平等政策的感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成就的鼓舞下走上文学道路，他们大多从收集、整理、改编民间文学出发，逐渐将笔触融入现实生活，从而奠定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面貌。这正应和了黄绍清的直观感受：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阳光照耀下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陈思和认为，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文学处于共名状态，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进入了无名状态，所以无论是刘三姐百鸟衣、百越境界，还是88新反思、振兴广西文艺大讨论，无论是少数民族意识、地域文化意识，还是边缘化焦虑、现代性焦虑，都在追求广西文学的共性和整体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作家们逐渐退出了集体主义立场，不再在同一观念的引导下进行创作，他们打开了个人朝向万物的感官，聆听真实的声音，表达个体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潮、打工潮以及城乡差别让鬼子看到了日常生活中“阳光下的苦难”，这与他小时候总是看着坟场体验生死哀怜产生了共鸣，所以鬼子在书写苦难的时候，往往将人物推向死亡。

在黄佩华笔下，红水河畔、驮娘江边生活的壮族人民就像自己的乡亲，《远风俗》中的二姐不仅有作者姐姐的影子，她嫁去的岩怀村还是黄佩华的祖居之地，那里的贫穷和困苦给黄佩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佩华是一位坚持书写民族、家族命运的作家，他的《生生长流》《杀牛坪》等描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这些作品既表现了桂西北乡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又承载着作者个人的成长记忆和文化认同。张燕玲将这种具有个性和地域性的写作视为“一种地理的文学自觉”，正是因为这种“自觉”，民族的、边缘的、民间的价值和立场不再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外在标签，而是他们获得自我与解放的途径。

罗伯特·塔利用“文学绘图”来喻指写作，这个过程是世界的表征、改写乃至替代性想象，是对意义和整体的想象性建构。进入新世纪后，自觉地建构一个融入了作家生命体验的文学空间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主动选择。这个空间边界清晰，各自独立，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是作家相互区分的标志，就像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香椿街之于苏童。近年来凡一平的所有小说都和上岭有关，这个带有身份标识的文学空间延续了他在新市民小说中设置故事悬念、拿捏叙事技巧、探索复杂人性的优势，在写得好看的同时，凡一平不断思索的是：“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青壮年男人外出谋生造成的性别失衡（《上岭村的谋杀》）、抱错婴儿凸显的城乡差别（《蝉声唱》），其实都是乡村之痛的表象，表象背后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的冲突和崩溃才是发人深省的问题。在2021年出版的《顶牛爷百岁史》中，凡一平开始有意识地塑造乡村价值体系：顶牛爷在权力、金钱、欲望面前的抉择，他的道义和家国情怀，都显示了少数民族人民朴素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在创作谈中凡一平说：“他的经历中有我曾祖父的冒险和神秘，有我祖父的坚忍和大气，还有我父亲和叔父的善良和忠诚。”可见，顶牛爷就是祖辈的化身，就是村庄和民族的历史，就是传统的意义和价值。

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建构的文学空间大多连接着他们的出生地、成长地，因此带有显著的民族性、地域性。根据吴正锋对地名的考证，土家族作家田耳笔下的“佴城”原型就是田耳的家乡湘西凤凰县城。由于县城处于城乡交叉地带，脱离了乡土却没有融入都市，因此迷茫、浮躁，聚集了当下中国混沌丛生又生机蓬勃的现实，田耳的小说世界也呈现出灰色嘈杂的原始生态，他用零距离的平视视角抵近生活，观察体制之外小城居民的生死沉浮，具有写实意义。别林斯基认为诗人不一定要赞美美德、惩罚罪恶，但至少要为读者提供时代的答案，或者让读者为了这些沉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充满悲哀。田耳将人物放在明暗的交界处，时而残酷，时而悲悯，时而浪漫，时而荒诞，他在自己的文学空间里设置了一套自洽的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暧昧、含混。

民族和地域是地理批评的重要视角。如果作家也先入为主，往往会限制写作的自由，例如田耳的《衣钵》被评论家视为新乡土小说，大学生李可退一步是乡村，是道士，进一步则是都市，但田耳关注的并不是城乡差别，也不是湘西民俗，小说的地域成分和民族基因不过是小说语言、故事、文本显现出来的副产品，这就是写作和评论的区别。作家总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去认识世界，去塑造人物。同样是以市县小城为背景，瑶族作家潘红日描写的就是一个体制内的世界，他用诙谐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批市县乡镇干部，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被称为新官场小说，这与他长期在桂西北担任基层干部不无关系。壮族小说家李约热在都安的山区小镇工作多年，所以他笔下的“野马镇”偏僻闭塞、民风古旧，承载了他对小镇生活平庸、空虚、无聊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壮族的陶丽群、瑶族的光盘、侗族的杨仕芳，与潘红日、李约热大体相似，如陶丽群笔下的莫纳镇就是一个氤氲着热带气息的边境小镇，这与她长时间生活在与越南山水相连的那坡有关，莫纳镇是陶丽群写作的原点和矿脉。

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为上层建筑，文学的发展总是呼应着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石一宁在阐释新时代文学的内涵时认为，“新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在新时代的空间里，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毅奋斗，正在中华大地上谱写壮丽的史诗。”少数民族文学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既与祖国的伟大事业相向而行，又显示出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表现伟大的时代精神，如陆地《美丽的南方》对土地改革的表现、包玉堂《凤凰山下百花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颂、蓝怀昌《波努河》对改革开放的思索，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描绘了各民族人民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奋斗，奔赴美好生活的历史画卷。但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的个性越来越明显，所以，在新时代如何处理好个人创作与人民性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选择题，它常常表现为新的困境、新的挑战。

李约热将脱离社会和时代在编辑部看稿的日子视为“岁月空转”，所以担任第一书记驻村扶贫给他提供了重新思考写作意义的契机。在小说《八度屯》中，他写道，领导跟他说到柳青，他马上跟柳青撇清关系，“我不缺生活，想写的都还没写完，世上的路千万条，我有自己的一条。”因为时代变迁，有的人对柳青等老一辈作家投身时代洪流、扎根底层百姓、接受生活洗礼的写作经验已缺少认同。1952年，柳青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定居，十四年他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并向读者奉献了《创业史》这样贴近时代的优秀之作。写完《人间消息》和《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两部脱贫攻坚题材的小说后，李约热开始对“过去”和“现在”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在创作手记中说“我过去对文学的理解，兴奋点只停留在是否描摹了一种现实，即所谓的真相上面，很少去考虑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己真实的情感是否已经在人物身上倾注。”“下乡之后，虽然没时间去想想自己的创作，但我隐约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活在乡村真实的情节里面，而这些情节蕴含经典。”所以当他再次将笔触伸向那些曾让他刻骨铭心的乡村生活，首先浮现在他眼前的问题就是：是否对人民有真感情？

和所有成熟的作家一样，李约热虽然融入了劳动人民的故事、生活、情感，但这并不需要以失去文学个性为代价，李约热的《人间消息》和《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都不是典型的脱贫攻坚作品，这些乡村故事依然发生在李约热“野马镇”的文学空间内，并与他之前的作品形成了对话。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不仅见证了乡间的隐痛，而且还融入了野马镇野蛮朴实、坚韧沉默、混沌驳杂、顽强粗粝的生存氛围之中。李约热开始和他笔下的人物、和野马镇的人们，分担生活的困苦、悲怆和欢乐，他小说的调子也逐渐从灰色变得明朗、温暖、悲悯。朱羽认为，其更大的启迪在于，真诚的写作者都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指引下以现实的身位接近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只有这样，写作者才能重新获得久违了的严肃性与集体性；只有这样，当代文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当代性’”。

文学不是闭门造车，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也不会无中生有。潘红日意识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我有责任、亦有义务完成一部关于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为这个伟大时代留下一个属于民族的见证。”所以他主动申请担任第一书记，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寺门村驻村扶贫，他先后采访了190多名干部群众，笔记多达37.8万字，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驻村笔记》，这是表现精准扶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驻村笔记》表现了精准扶贫给红山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小说写道，“我们充分见证了党的光辉政策照耀下的贫困山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见到了洒在山民脸庞、眉梢甚至睫毛上的雨露和阳光。”同时，小说也直面问题，展示了扶贫的复杂性、艰巨性，暴露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李约热一样，《驻村笔记》贯穿着潘红日个人的艺术风格：描写的是作家熟悉的乡村题材，塑造的是作家熟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形象，保持了诙谐幽默的叙事语调，保持了一贯的批判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第一书记毛志平是典型的新时代干部形象，他有理想信念，有智慧担当，有责任感，有使命感。老跛则是在脱贫攻坚中成长起来的“时代新人”，他从道公兼村干的小农意识中解脱出来，最后变成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心帮助村民早日脱贫的新时代农民干部。小说还塑造了新时代少数民族人民的群像，24个预脱贫户突然“消失”，拒绝在“贫困户脱贫摘帽双认定验收表”上签字，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挽留扶贫工作队，小说用这种朴素的方式表达了新时代少数民族的干群关系和家国情怀。

潘红日和李约热都主动将自己“嵌入”了时代，但他们的创作依然遵循个人艺术风格的脉络，因此他们的作品既保持了文学创作的个性，又贴近人民和生活。时代主题当然也是一种共性，潘红日和李约热的启示是：只要作家不脱离生活，保持艺术的定力，就能在个人的艺术风格和时代主题之间寻找到平衡的张力。

总的来说，进入新世纪后，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建构的文学空间都融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气质。在新时代，只有继续将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气质融入时代的洪流，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