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新散文”概念自1998年被正式提出以来，至今已近二十五载。这场轰轰烈烈的散文革新运动，有力地回应着时代变革，实为大势所趋。其代表作家，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散文的边界，扩充了容量和精神空间，更重要的是，革新了散文观念，重塑了散文形象，重建了散文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新散文”视为散文领域的“先锋文学”。二十多年过去，“新散文运动”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李敬泽、于坚、张锐锋、冯秋子、周晓枫、宁肯、祝勇等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在文体上“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在面目上极具辨识度，在高度上不断触碰散文写作天花板的力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多的年轻作家自觉地投身于这一余波荡漾、蔚为大观的文体革新运动，“新散文”也由当初的小众成为当下散文写作的主流。为了展示“新散文运动”最新成果，《雨花》特别策划了这一小辑。本小辑推介的六位青年散文作家，相较于前辈，固然还没有创作出足够令人信服的作品，但他们风华正茂，正处于写作的上升期，且已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面目与腔调，值得期许。作为一家敏锐地感应着时代脉搏、引领与呼应着文学潮流、推出过诸多文学新人的文学刊物，《雨花》乐意为青年作家的成长鼓与呼。

灵魂遗物

吴佳骏

假使记忆有颜色，它应该是黄色或紫色呢，还是白色或黑色？这我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这篇文章来自众多人的记忆，却独出于一个人的现实。当现实与记忆相遇，它所呈示出的颜色将不再是单色，而是一种混合色，朦胧、混沌，像夜幕下的光晕，只能让人看见斑驳的碎影，不能看见明晰的整体。因为，真正适合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已经死去。我不过是替死者修复他生前的记忆，以使其尚继续活在人世的亲人不至于那么痛苦，从而获得些许宽慰和勇气罢了。当然，作为读者，你们也可以选择不看不听，毕竟这个故事太罕见了，估计永远也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但是，世事无常，谁又能担保这样的故事，不会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呢？

最先浮出记忆水面的，是一根纤细的绳子。确切地说，不是绳子，而是一根线_——手机充电线。现在，它正被我的朋友李红紧紧地拽在手里，成为一件“灵魂遗物”。事情都过去半年时间了，李红还是无法从那恐怖、暗黑和苦痛的深渊中挣扎出来。她越来越沉默孤僻，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似乎连阳光、空气和水也不再需要。她已然失去了追问活着的意义的兴趣。三个月前，她还会流泪，白天和夜晚都流。如今，是泪也不会流了。倒不是她的泪水已经流干，而是她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流再多的泪，也不能将死流成活。

我和友人们都很同情李红的遭遇，也替她感到惋惜和伤怀。毕竟她今年才三十七岁，正值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大家都不忍心见她凋零和枯萎。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劫难，谁也逃避不了。只是李红的劫难太大了，大得足以让她失去对生的信念。

还是从那根线说起吧。

半年前的一个周末，身为护士的李红从医院上完夜班回家，清晨的薄雾裹着街道两旁的行道树，有一种冷寂之感。秋越来越深了，街边除了几个晨跑的人，再就是几个挑着蔬菜进城兜售的农妇。李红在街边的早餐店买了几根油条和两杯豆浆，眨着疲惫的眼睛，没精打采地朝家赶。她念初中的儿子李玉青还在家中，她想跟他共进早餐。自从她离婚后，觉得亏欠孩子的太多了。她的职业不允许她匀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好在孩子从不抱怨，生活很独立。孩子的父亲是个企业老板，每个月会按时给他的卡上打一笔钱，确保他能正常学习和生活。但是李红明显觉察到，她的孩子并不快乐，平素总是沉默寡言。回到家，不是躲进房间玩手机，就是躺在床上睡大觉，从不跟人接触和交流。李红有次专门请了年假，试图带他出去旅行，竟然遭到了孩子的强烈拒绝。万般无奈之下，她还曾偷偷带孩子去看过心理医生，结果整整一个月孩子都不理她。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相处，日子实在是太压抑了。为这事，她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还学会了抽烟。她的孩子肯定不知道，许多个深夜，当他熟睡后，他的母亲都是独自拿把椅子，在客厅的阳台上等待天亮的。第二天，她还得掩藏倦意，故意露出笑脸，尽力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李红想，也许等孩子再长大一点，上高中或大学就好了。到那时，她也就解脱了。

然而，她的儿子没有给她这个解脱的机会。那天清晨，李红提着热乎乎的早餐打开房门时，却并不见李玉青的身影。跑去卧室查看，李玉青的外衣外裤还挂在衣架上，拖鞋摆放在床前，手机也在床头柜上放着。李红以为儿子在上厕所，大喊几声，没人应。推开卫生间的门，空无一人。李红慌了神，拿起手机给前夫打电话，前夫也说孩子没去他家。情急之下，她只能选择报警。当警察匆匆赶来时，李红已经晕死过去。

谁也不曾料到，就在李红提着早餐回家的路上，李玉青已经躲在卧室的衣柜里，将手机数据线缠在横杠上，勒死了自己。李红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她想不通，孩子为何要这么做。他算好了母亲回来的时间，他不想给母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他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惩罚母亲和父亲，还是惩罚他自己？也许，他谁都不想惩罚，只是太累了，想去一个没人可以找到的安静之地休息一下，换个活法。

李玉青的手机微信钱包里，还有两万多块钱的余额。李玉青的微信通讯录里，仅有两个好友，一个是睡他上铺的同学，一个是他的班主任。

李红说：“也许这个孩子原本就不属于我。”她说这话时，我就坐在她身旁。她手里捧着的那杯红茶，在橘色灯光照射下发出血红的光。我深知李红的悲伤，故意说些跟死亡无关的话题，以转移她的注意力。谁知李红接着说：“我原以为，生下这个孩子，他就命定是我的。可后来我才发现，我生下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梦想，一团欲望，一个恶果。不然，我倾尽全力，用善去呵护和浇灌他，他不会以死来回报我，这太残忍了。”

我不清楚李红到底经历了什么，只多次听她说，她恨自己的前夫。在各种场合，李红都曾咒骂她的前夫人面兽心，冷酷无情，言语中充满了硝烟，恨不得将她前夫碎尸万段。可她前夫我是见过的，身材高挑，浓眉大眼，待人温和厚道，彬彬有礼，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有涵养的谦谦君子，并非如李红骂的那样虚伪和阴险，除非我看到的都是假象。倘若真如此，那婚姻莫非的确是一个牢笼，站在牢笼外面的人和蹲在牢笼里面的人，看到的是绝对不同的两种风景？

窗外彤云密布，风飒飒地吹刮着树木和挂在窗棂上的风铎。我能感受到李红内心的焦躁，她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了两口，吐出的烟圈瞬间被风卷跑。我起身将窗户关严，希望她能平复心绪。良久，我试探性地问她：“你前夫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使你如此记恨他？”李红没有抬头看我，滴落的眼泪打湿了地上的烟灰。我突然意识到此话问得欠妥，欲借故离去。刚转身，李红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说：“你别走。”我迟疑了一下，只好又坐下来，看她点燃第二支烟。

“李玉青的死，他是负有责任的。”李红说。这一句，使她打开了话匣子。窗外的骤雨“噼噼啪啪”击打着窗玻璃，也击打着李红那颗如玻璃般易碎的心。在李红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倾诉中，我约略了解到她之所以仇恨前夫的原因。

时间回到十四年前，李红产下孩子的第二天，她前夫就离开了她，搬去另一套房子居住，将她们母子俩遗弃在医院。李红说，她那会儿死的心都有。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她早就去了阴曹地府，永世不再投胎做人。母亲每天拖着老迈的身躯任劳任怨地悉心照顾她，给她一丝稀薄的温暖，她真的觉得活着毫无意义，内心的耻辱感像大石头般压得她喘不过气。

李红深知此事让母亲蒙羞，也让自己蒙羞。她跟丈夫结婚时，母亲是极力反对的，要不是她以死相逼终使母亲屈服，自己也不可能成功步入婚姻的殿堂。母亲当时反对的理由是，李红找的这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又离异，还带着一个孩子，而李红则是一个黄花闺女。借她母亲的话说，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李红就是喜欢这个男人，认为他成熟、稳重，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李红结婚后，这个男人委实也曾让她感觉到安全和踏实，不但让她衣食无忧，还对她百般疼爱。直到临产前，李红都对自己的丈夫赞誉有加，觉得自己这辈子总算找到了如意的男人。

只是，李红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婚姻持悲观态度。对女婿也不冷不热，形同外人。李红每次领着丈夫去看母亲，任凭丈夫表现得多么热情和孝顺，母亲的脸上都没有过笑容。李红的丈夫知道岳母厌恶他，但为维持婚姻关系，只好忍气吞声。李红觉察到丈夫心中的苦闷和怨气，渐渐地，她就很少带丈夫去看望母亲了，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单独去。

有一次，李红很认真地问母亲：“妈，我跟他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你咋还对他抱有成见呢？”母亲佯装平静地说：“我对他没有成见啊，你们好就好。”李红明白母亲的言不由衷，但也不戳破，她怕跟母亲再次撕破脸皮。在这个世界上，母亲可是她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

几年前，我曾听李红讲过她母亲的事。她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先后开过杂货店和缝纫店，还卖过水产和猪饲料，整天都在为生计奔波。在李红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过闲暇，总是起早贪黑，也很少管她。但父亲非常疼爱母亲，他在县法院上班，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菜做饭，等母亲回来吃。吃完饭，父亲还会给母亲捶肩膀，烧洗脚水。那时李红正念小学，每当看见父亲为母亲做的一切，幸福的潮水就在她的心中荡漾。无疑，父亲为李红树立了榜样。

可转眼间，这个榜样就坍塌了。李红上初一第一学期的一个周末，回家后看见母亲坐在椅子上泣不成声，父亲则坐在一侧抽闷烟。她当时就吓着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父亲，父亲缄口不答；问母亲，母亲沉默不语。一种不祥和恐惧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家。第二天，李红早早地起床，懂事地做了一顿早餐，等父母笑逐颜开地过来吃饭。谁知，她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她的父母要离婚了。

李红承受不了这突然来袭的打击，她长久地跪在父母面前，请求他们看在自己的份上，不要离异。她的母亲无奈地抱住她痛哭，她的父亲则板着脸，态度十分坚决。李红已经知晓，是她父亲提出离婚的，说他很压抑，他跟妻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只剩亲情在维系。其实，李红早就发现，虽然父亲对母亲很好，但他们早就开始分床睡觉了。那时，李红还不能完全理解大人们的感情，也阻止不了大人们的决定。在苦苦哀求之后，她父母到底还是分道扬镳，成了陌路人。

只是，在父母离婚之后，李红才真正搞清楚，他父亲早就跟另外一名女性纠缠在了一起。那位女性李红见过一次，长得比她母亲漂亮，也比她母亲年轻。据说，这位女性是一桩案件的被告，李红父亲是案件的主审法官，两人因此结缘并产生了感情。李红曾几度想向父亲求证此事的真假，终究还是放弃了。她觉得，事情既然走到那一步，是真是假又有什么意义呢？但自此，李红开始恨父亲，她认定是父亲辜负和背叛了母亲，她拒绝再与父亲见面。直到前年父亲去世，李红才被迫出面处理父亲的后事。见到躺在棺材里的父亲的遗容时，李红忍不住号啕大哭。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和同父异母的妹妹，就站在旁边愣愣地看着她，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哭父亲，还是在哭自己，抑或哭已成烟云的往事、悲伤和宽宥。

李红很希望母亲能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遗憾的是，直至父亲入土，母亲都没有现身。她理解母亲，但她不能强迫母亲。她深知，离婚后的母亲一直在期待父亲回心转意，直到父亲跟现任妻子生了孩子，母亲才彻底绝望。李红的母亲本想独孤到老，后经李红百般劝解，才同意跟一个丧偶的男人重新组成家庭。

母亲有了新家后，李红更是感觉自己成了“孤儿”。每逢放假，她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寝室里待着。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与父母团聚了，她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她的情感无处寄托，心灵得不到安放，仿佛这个世界将她抛弃了。焦虑、自卑、孤独和迷惘，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巨大黑布，将她死死包裹住，她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回的游子。这种感觉时刻缠绕着她，直到她卫校毕业参加工作，都没有消散。

或许正是有前车之鉴和切肤之痛，李红的母亲当初才会那样反对她的婚姻，她不愿自己的悲剧再次在女儿身上重演。李红到底还是年轻，结婚时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陷在爱情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若不是她丈夫的行为使她警醒，她依然活在自己制造的童话里，做着天使的梦。

李红说，她丈夫遗弃他们后，她也曾像母亲当年期待父亲回心转意般，期待自己的丈夫能回心转意。甚至她还哀求过、哭诉过，像奴隶乞求奴隶主一样。可她丈夫就是无情，软硬不吃，哪怕李红要跟他对簿公堂，他也毫不畏惧。不得已，李红痛定思痛，主动提出跟丈夫离婚，只求他能定期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她想，从今往后就是天塌下来，她也会坚强地苦撑，把孩子抚养成人，不让其遭受一丝一毫的伤害。

李红是我堂姐的表妹，初中三年，我们三人是同窗，也是相互最信任的朋友。虽然各自成家后都很少联系，但仅凭这交情，她儿子李玉青自杀那天，说什么我都应该赶去现场，帮她处理善后事宜。可偏巧那天我不在，跟着一帮无聊的文人，去一个无聊的地方，干无聊的事情去了。待我从外地回来，她儿子已经火化。

我总琢磨如何才能帮助李红从失子的悲痛中走出来，可事实证明，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减轻她的悲痛。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精神恍恍惚惚，魂魄好似脱离了她的肉体。医院领导见她萎靡不振，担心工作出错，给单位制造麻烦，准许她休假，在家调整一段时间。李红基本足不出户，清早起来就跑去阳台上呆坐，手里拿着那根葬送掉儿子的手机充电线，在自己的脖子上晃来晃去。我怕她想不开，经常抽空去看她。她见了我，也不说话，只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自知帮不了她，我所能做的不过是陪她坐坐。

生活永远不能给人以完整，这不完整有时是一种酷刑，有时是一种炼狱，牵引着人走向自身的劫运。我想，李红经得起这劫运的折磨吗？一切都不确定，一切都是未知。那么，索性留给时间吧，也唯有时间才是任何创伤和灾难的良药。

这样想过之后，我去看李红的次数逐渐减少。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需要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让泪水浸泡，让痛苦淘洗。否则，她很难使滴血的伤口愈合，很难完成自我的重生。

果不其然，在一个飘着微雨的黄昏，李红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第二天能陪她去见一个人。我问见谁，李红说：“我儿子的班主任。”我这才想起，那是李玉青两个微信好友中的其中一个。李红说，她思忖了许久，觉得有必要去见见这位女老师。她曾跟这位老师打过两次照面，一次是送李玉青去报名，一次是去开家长会，但都未及深聊。她相信，可以从这位老师的口中了解到儿子死亡的隐情。

我没有犹豫，答应了李红的请求。作为一个母亲，待到儿子死后才想到去真正了解儿子，这看似很荒诞，却是中国许多家庭的现实。李红说，她之前只知道给儿子洗衣、做饭，要求他这样，要求他那样，不是送他去学美术和书法，就是送他去学钢琴和练口才。她跟众多家长的想法一致，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总盼望他能出类拔萃，光耀门楣，替她争气，洗刷掉烙在她身上的耻辱。谁知，当儿子离世后，她才猛然醒悟，自己根本不了解儿子，从来没有走进过他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更没有设身处地去理解和感受他的喜怒哀乐。

她第一次感到自责和忏悔，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合格的母亲。她将孩子变成了满足自我私欲的工具，还美其名曰在无私奉献，在呕心沥血。她憎恶自己曾经吐出的一长串冠冕堂皇的母爱口号。人人都心知肚明这个社会竞争的残酷，但孩子并不是为父母脸上贴金的试验品或牺牲品，他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在渴望一个孩子成功的同时，也应该允许和尊重一个孩子的失败。因为，这个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异化了人的成长，把成功固化成一种模式——钱权并重，舍此，便统称为没出息。纵观历史，诸多成功人士，恰恰都有一个失败的人生。

李红悟透了这个道理，但已经晚了，她的孩子已经化为了尘埃。好在，她还愿意重新去了解儿子，盼望死去的儿子还能在自己的心中复活。

李玉青的班主任姓裘，教语文，是位气质优雅的女性，大约三十岁出头，待人热情、温润。她知道我们来找她的目的，将我们领去办公室，给我们各倒上一杯水，就坐下来跟我们聊天。可她刚开口说出李玉青三个字便哽咽了，惹得李红也跟着抽泣。过了好一会儿，裘老师才继续说。

在裘老师眼里，李玉青无疑是个出色的学生，可谓品学兼优，还是班上的语文科代表。他在学校从不乱花钱，把父母给他的钱都攒着，既不买零食，也不买衣服。裘老师唯一见他大方花钱的一次，是班上有个家境贫困的同学患重病，急需手术费，学校替她组织募捐活动。李玉青公开捐了一百元钱后，偷偷找到裘老师，私下又捐了一千元。而且，他请求老师替他保密，他说自己是真心想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不想其他人知道此事，以免不理解的同学和家长讥讽他炫富。

裘老师说到这里，再次哽咽。稍后，她接着述说李玉青的事。她说李玉青很信任她，不但在学习上主动向她请教问题，周末还时常发微信和她探讨人生。有好几次，李玉青都在微信里言及生与死的话题，裘老师意识到李玉青提出的问题过于沉重，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便多次开导他，还想找机会将此情况跟李红沟通，可如今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对裘老师谈到的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她说李玉青除了跟她说话外，几乎不跟同学交往。课间十分钟也不出教室活动，只顾埋头看书。他最喜欢看的课外书，是经典名著小说。至少有两次，裘老师都撞见他独自拿着一本小说，躲在校园东南角的木椅子上专注地阅读。而且，李玉青的数学和外语老师都曾向裘老师反映，他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裘老师也曾严厉地教育过他，他写的保证书还在裘老师的抽屉里放着。

裘老师说，李玉青是个早熟的孩子，性格孤僻，长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最忌讳的，是谈到自己的父母。脱口说出这句话时，裘老师意识到什么，故意降低了声音，朝李红看看。李红露出僵硬的笑容，说：“没事，请继续讲。”裘老师只好小心翼翼地说道，有一次，她请李玉青去办公室谈心，想问问他的家庭状况。当裘老师问及他的父亲为何不来看他时，李玉青面向墙壁，哭得稀里哗啦，把裘老师吓得赶紧岔开话题。

李红再也听不下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有罪。裘老师那天讲的事情，是她从来不知情的。李玉青在家中的表现，向来是那么阳光和乐观，仿佛丝毫没有过忧愁和痛苦。他对李红也很孝顺，言听计从，从不顶嘴。小区里的邻居，都以李玉青为榜样去教育自己家的孩子，这让李红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她竟然没有觉察到，李玉青为让她开心，一直在跟她演戏。

从裘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李红的脸上挂着霜打的表情。我知道她想哭，却死劲儿憋着。待她的脚跨出校门，眼泪就下来了，边哭边抽自己耳光。天空中的细雨变成了中雨，我撑开伞递给她，她不接，任凭雨水淋着自己，也洗涤着自己的悔恨和沮丧。

李红到底还是无法排遣丧子之痛，隔三差五跑去他前夫的公司吵闹，要求把儿子还给她，搞得公司全体员工议论纷纷，将之当成一个笑话四处传播。或许只有这样，李红才能出一口气，获得些许心理平衡和慰藉。

她前夫姓姜，人称姜总。有天中午，我正准备午休，突然接到姜总打来的电话，说想约我见个面。我不知所措，问有啥事，他说李红疯了，完全失去理智，搞得他没法在公司露面。他不想报警，考虑到我是李红最信任的朋友，欲请我去劝劝她。我思来想去，还是答应了。毕竟，我也不希望看到李红自此一蹶不振，那样，对他们两人都没有好处。李玉青已经死了，无论他们怎么闹腾，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复活。我唯愿他们都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姜总约我见面那天，我没有告诉李红，也不敢告诉她。见面地点在他公司旁边一个临街的茶社，因是上午，茶社里并无多少茶客，只有几个老先生，摇着蒲扇在喝茶叙旧。姜总选择的座位靠窗，透过玻璃，能看见公路上往来如织的车流，以及天上飘移的云朵。我多年不见姜总了，他还是没变，快人快语，说话从不绕弯子。我甫落座，他便滔滔不绝地诉起苦来。

他说自己对李红问心无愧，还在她身上花费了大量钱财，没想到李红竟然对他恩将仇报，纠缠不休，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最毒不过妇人心啊！”姜总说。看得出，他的情绪很激动，的确被李红折腾得够呛。我几次想插话，都没有机会。又过了好一阵，我实在不愿再听他唠叨，便强行打断他的话，问道：“你既然如此疼李红，为何在她产后的第二天转身而去呢？”不料这一问，却使姜总瞬间闭嘴，偏头望向窗外。天空上，先前的白云已经飘走了，只剩下一片苍蓝。俄顷，他喝了一口茶，说：“我本来不想向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的，今天既然你问及此事，那我不妨和你说一说。反正，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了。”我听姜总此话另有玄机，只好埋头品茗，不再置喙。

紧接着，姜总的一番话让我惊诧莫名。他说，他的生活原本很平静，只因认识李红后，被她搞得翻江倒海。那是在一次饭局上，他喝醉了酒，夜已深，同桌的其他人都散去了，唯独李红迟迟不愿离去，嚷着要送他回家。一阵狂吐过后，他已醉得不辨南北，瘫坐在路边。之后的事，他就记不住了。翌日醒来，他居然发现自己躺在宾馆的床上，李红赤身裸体睡在他旁侧。

即是从那天起，李红天天逼他离婚，还谎称自己怀孕了，要是姜总不依从她，她就去跳楼。姜总百般告饶，希求拿钱平息事端，可李红不吃这套，她要的是姜总这个人。反复威逼之下，姜总最终还是妥协了，果断跟妻子离婚。他的妻子同意将孩子留给他，但抽走了他三分之二的财产。

姜总离异后，李红不顾母亲的反对，迅速跟他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手续。姜总见事已至此，也便巴心巴肠跟李红过日子，像对女儿一般善待她。但半年时间不到，矛盾就发生了。李红天天盘算着生个孩子，可她偏偏无法怀孕。那段时间，他们都在跑医院，几乎将市内市外专治不孕不育的医院跑了个遍。医生也查不出他们有什么毛病，钱花了不少，药也吃了一大堆，结果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红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摔碗砸家具，两人的感情很快出现裂痕。姜总见李红求子心切，在朋友的建议下，征得李红同意，带着她去医院做试管婴儿。可遗憾的是，两次卵泡培育都不成功。做一次试管，李红的身体都会被注射几十针药剂，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在一次又一次期望和失望的撕扯下，李红几近崩溃。

越得不到孩子，李红越想得到孩子。姜总劝她将自己跟前妻生的孩子好好抚养，将来孩子会如对亲生母亲般孝顺她，可李红说那能一样吗？甚至，她还对姜总说，她准备找人代孕，价格都谈好了，八十万。幸而被姜总制止了，他对李红说：“那是犯法，你知不知道，万不可铤而走险。”

求子的不如意，使李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每晚躺上床，都要在手机上播放助眠音乐。一直播放到天都亮了，李红还大睁着眼睛。姜总不敢再跟她同枕而眠，只好去另一间屋子睡觉。

蹊跷的是，一年后的某天夜里，李红主动跑去要求跟姜总同房。由于分开太久，姜总已然失去了跟她过夫妻生活的兴趣，为顾及李红的感受，他还是勉强尽了义务。又过了一段时间，李红兴奋地告诉姜总，自己怀孕了。姜总将信将疑，但见李红一天天鼓凸的肚皮，他又不得不信。

讲到这里，姜总再次偏头望向窗外，刚才飘逝的那朵白云，又出现在了蓝天上。他再次喝一口茶，又长舒一口气，摇摇头说：“我知道，那个孩子不是我的。”我呆呆地看着他，良久，问道：“你凭什么如此断定？”姜总轻蔑地笑笑，说：“她产后，我多次要求领孩子去做亲子鉴定，都被她强硬拒绝了。”

我再次埋下头，盯着茶杯，不知道说什么好。姜总说：“我理解孩子对于某些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念在跟她夫妻一场，同意按月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已算是仁至义尽了。”

窗外，好一片喧嚣声。我们起身，离开茶社，融入滚滚红尘。

李红的精神状态实在太差。就在我写这篇文章十天前，她的母亲因病去世了。我和我堂姐，还有另外几个朋友，相约去参加她母亲的葬礼。我堂姐一见李红那面黄肌瘦的样子，就忍不住背转身落泪。要不是我提醒堂姐注意场合，还不知她将怎样失态。我们都很怜悯李红，知道她生活不易。现在她母亲又离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只剩她孤零零地活在这个炎凉人世。堂姐说，要是逢年过节，不知李红该有多么冷清和落寞，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李红离婚后，堂姐曾劝她再婚，可李红死活不愿意。她跟堂姐说：“婚姻都是靠不住的，男人也是靠不住的。”堂姐的回忆，让我想到那天在茶社里，姜总说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也许李红从来就不爱我，她设置陷阱让我入彀，并非是要一个婚姻，而是要一个家；她跟我在一起，也并非是要一个丈夫，而是要一个父亲和一个孩子。”

我始终在琢磨姜总说的这段话。倘若他所言不虚，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李红从小缺爱，这使她一生都在恐惧中成长。大概真的只有家和孩子，才能让她感到安全和踏实。姜总向我讲述的一切，让我看到另一个李红——一个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李红。我的内心五味杂陈，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可能去对李红进行道德评判。道德评判是容易的，也是轻浮的，难的是真正理解和宽容一个人——哪怕那个人已经臭名昭著，身败名裂。

或许正是这样，当我再次接到李红的电话，请我陪她去见另一个人时，我依旧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她是要去见李玉青生前的室友——她儿子仅有的两个微信好友中唯一的同龄人。她渴望从这个孩子口中，了解儿子弃世的蛛丝马迹。

这个孩子姓庞，长得跟李玉青酷似，以至李红一看见他就呆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直到好半天过去，她才从幻觉中走出来，正视眼前的孩子。

庞同学成熟，也精明，他知道李红想了解什么，没等李红先开口，便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跟李玉青有关的故事。孩子到底是孩子，尚不懂得生活的残酷，也不明白一个丧子母亲的痛楚，故他在讲起李玉青时，边讲边笑。我在一旁暗示他严肃点，被李红察觉。她说：“没事，让孩子自由地讲。如今，我是多么希望李玉青也能跟我嬉皮笑脸地说话啊！”庞同学听李红如此说，立刻收敛了笑，俨然一副成年人派头。

下午的天空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知了躲在路边的行道树上，长一声短一声地聒噪。庞同学耐着性子，给我们讲了许多他和李玉青之间的趣事。他说他们俩是“闺蜜”，谁也离不了谁。庞同学出生在乡下，家中穷，有两个姐姐，大姐很早就没念书了，跟着父母去义乌打工。二姐在另一所学校上初三，学习很拼命，假期也不回家，留在城里勤工俭学。他周末回家，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腿脚不灵便，奶奶有糖尿病，完成作业后，他都免不了要帮忙做些家务。李玉青去过他们家好几次，每次去，都要给庞同学的爷爷奶奶买两大包营养品。庞同学说，当他奶奶得知李玉青的死讯时，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还连续几天晚上无法入眠，嘴里老念叨：“这么好一个娃，怎么说没就没了，可惜啊！”李红听到这番话，忍不住失声痛哭。

庞同学说，李玉青除了看小说和电影外，最喜欢的事，就是去乡下玩耍。他喜欢融入自然，喜欢花草树木，喜欢在野湖里游泳。有一次，他去庞同学家，晚饭后，李玉青提出去河边走走。皎洁的月光笼罩着大地，蛐蛐在草丛中鸣叫。庞同学走前面，李玉青走后面，边走边聊天。聊着聊着，话题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各自的父母。庞同学说，他已经三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了，要是他们哪天突然回来，他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了。庞同学还说，他其实挺想念父母的，他爱他们，又恨他们。爱他们为了家，远走天涯，靠体力养活全家；恨他们从来不打电话问候他、问候爷爷奶奶，仿佛他们都不存在似的。李玉青听庞同学说完，拍拍他的肩膀，说：“跟我相比，你也许算幸运呢。”庞同学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父母又没外出务工。”李玉青沉默半晌，说：“我虽然有父母，也相当于没有，我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庞同学还想继续追问，一只萤火虫亮着黄色的尾火，从他们眼前飞过，将他们的注意力牵走了。

李红听到“我是个来历不明的人”时，情绪顿时失控，站起来铁青着脸，气得两眼圆睁，把我和庞同学都搞蒙了。我见情势不对，赶紧起身跟庞同学告辞，拉着李红匆匆离开。我们走出没多远，庞同学健步追上来，对李红说：“阿姨，这部新手机是李玉青死前送给我的，还说给我充了一千块钱话费，嘱咐我要是想父母了，就给他们打电话。我一次都没用，我把它交给你吧。”李红凝视着手机，流着泪说：“他既然送给你，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这之后，李红好似变了一个人。她再也不去找姜总哭闹，每天除了上班，哪里都不去。我堂姐三番五次要带她出去散心，结果她连堂姐的面都不见了。她说：“我知道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看吧，我让你们看，我本身就是个笑话。”李红越这么说，堂姐越不放心。她多次叮嘱我，如果有空，就常去看看李红。

堂姐说得没错，我们都应该常去看看李红。

她的抑郁症一日比一日严重，我担心哪一天，她连我也不想见了。

我最近一次去看她，是今年端午节。我提了几个粽子给她送去，敲了很久的门，她都不开。开了，也不叫我进屋。进了屋，也不叫我落座。落座后，也不跟我说话。她只默默地盯着窗户和窗户上挂着的风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什么都是多余。坐了近半个小时，我只得起身离去，好似我从来没有去过她那里。

堂姐说，李红的枕头底下，每夜都放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治疗抑郁的药物，一样是勒死李玉青的那根手机数据线。

吴佳骏，作家，编辑，在《芙蓉》《大家》《作家》《花城》《散文》《美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作品逾百万字，主要作品有《我的乡村我的城》《小魂灵》《小街景》《小卜辞》等。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丝路散文奖”，第二届“长安散文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