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1 -

父亲91岁了，甩手打了83岁的老刘头一记耳光。

接到女院长的电话，我开车就往老年公寓赶。女院长的话说得不急不火，但说出的每一个字都针一样锋利，刺得我疼。疼是真切的，但我说不清哪儿疼。

开车的时候，我给姐打了电话。

来到老年公寓的院子里，我停好车，看到偌大的院里没有几个人，显得空荡荡的。有风在吹，旋得空气转来转去的，往脸上扑。秋千的旁边，站着老刘头，阳光下，他站立的身体有一点弯，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又仿佛是一个被惊喜击中的人，静静地站着。我看到他的脸白白的，被阳光一晃，更白了，连阳光都站不住，无声地滑落。看到我，老刘头的嘴巴咧了几下，但没有说出什么，只是让他脸上的白又白了一层。他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脸。两只秋千一只高一些，一只矮一些，在风的旋转中悠悠晃晃，在老刘头的身后生动着。

我想上前跟老刘头说几句话，替父亲向他道个歉。但一想还是先了解一下情况为好，于是我转身向父亲的房间走。走动时，我可以清晰地感到那股旋转的风在我的身后一下一下地推我。

走进父亲的房间我吃了一惊，看到父亲坐在木椅上，距离墙壁上的电视机很近，正兴高采烈地看电视。父亲的脸上呈现出的是孩子一般灿烂的笑容，被亮亮的阳光一照，像一杯刚刚倒好的开水，热气腾腾。

“爸！”我走过去，站在他的面前。可父亲扭头看看我，并没有为我的突然到来而吃惊，随即扭回头，继续看电视，还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

父亲的笑声像小巴掌，拍打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自己的脸开始热，接着就开始胀，后来，变得有一点麻。

“爸！”我升高了音调。“你打了刘叔的耳光？”面对沉浸在电视剧中的父亲，我的耐性被父亲的笑声拍打干净了。

虽然耳朵有一点背，但父亲还是从我的问话中听出了我的气愤。他的目光离开电视机，仰脸看着我，说：“打了。咋的？”

我一愣，没想到父亲这么理直气壮。“为啥打人家耳光？刘叔惹你啦？”我换了个站姿，看着父亲。

父亲大声说：“我比他大出整整8岁零67天，我打他怎么的？”

我说：“你比他大，就可以打人家呀？你这样干，容易惹祸你知道不？”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也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打他怎么的？”父亲依然理直气壮，还不屑地咧咧嘴，将身子重重地靠在木椅背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我看出父亲的身体有一点晃，要不是木椅背靠住它，他会向后仰过去，摔倒。“你都九十多岁了，还跟人打架。刘叔比你小，你也不该打人家耳光啊！你的猴脾气，能不能改改？”我数落着父亲，希望他说说打刘叔耳光的原因。

可父亲不说。他不再看我，也不再看电视，而是打算从木椅上站起来。可是父亲的腿没有多少力气，他细细的腿似乎太细了，藏不住力气，起身的时候身子就不停地晃。他伸出手，试图扶着面前的桌子站起来，可手也没有支撑住桌子，差一点扑到桌子上。

我的心又狠狠地沉了一下，伸手扶住父亲，帮助他挪到床边。父亲走路时，步子迈得很小，很碎，似乎是怕踩到什么。木椅离床边只有一米，父亲却走了十多步。我看出，这十多步父亲走得有些吃力，也很是认真。

“父亲是真的老了。”我在心里暗暗地这样告诉自己。然后，我就打消了继续追问父亲为什么打刘叔一记耳光的念头，扶着他薄薄的脊背，让他慢慢地躺下来。父亲的脊背太薄了，比一块砖还薄，快成了一张纸。躺下来，父亲轻轻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将一件沉重的事情放了下来。我站着，看着闭上眼睛的父亲，一时无语。大春走进来的时候，父亲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大春说：“你爸的觉可多了。”大春是负责照顾我父亲的服务员。

我正准备跟大春打听一下，父亲打老刘头一记耳光，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春却告诉我：“刘叔的儿子来了，在院长办公室呢。”大春的脸有一点冷，看了看我，然后，就走了出去。

我从大春脸上的冷，看出了老刘头儿子的到来一定是也带来了一种冷，而我，就要去面对这种冷了。

我看了看已经睡着的父亲，便跟在大春的后面走出去，向老年公寓办公室走去。在院子中间穿过去时，我看到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平静地坐在院子一侧的椅子上，晒太阳。他们的目光有些滞涩，阳光照着，也没有鲜活起来，仿佛水分早已消失掉了，干燥得又硬又脆。那一高一矮的秋千依然在风的吹拂下悠悠晃晃，只是秋千前面的老刘头不见了。

我径直走进院长办公室，看到女院长正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坐在沙发上说话，陌生男子的脸红红的。

不用女院长介绍，我就知道，这个红脸男子就是老刘头的儿子了。我走过去，冲女院长笑笑，说：“我来了。”接着，我指着红脸男子，问女院长，“这位是刘叔的孩子吧？”我甚至在红脸男子的脸庞上看到了刘叔的影子。

女院长为我和红脸男子作了介绍。我伸手想和这个叫刘北的红脸男子握握手，可刘北拒绝了我。我并没有觉得尴尬，坐下来。

我是故意做出一派轻松的样子的，因为我知道自己要面对那种冷了，不想在心理上先输给刘北。

果然，我在刘北的红脸上看到了那种冷，虽然他的脸是红的。

女院长看着我，在等我说话。

于是，我率先对女院长也对刘北表明了我的态度。我说：“我父亲打了刘叔一记耳光，这件事我很抱歉。我代表我父亲向刘北道歉。接下来呢，请刘北带刘叔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刘叔有没有因此受到伤害，伤害到什么程度。检查的费用呢，我来出。您看行吗？”我看看女院长，又看看刘北。

刘北的红脸一点点淡了下来，

女院长很高兴，在茶几上拍了一下，说：“我看这样最好了。大伯九十多岁了，力气已经不足，打了刘叔一个耳光，应该不至于造成伤害。不过呢，去医院检查检查也是对的，这样大家都放心。”女院长年龄比我小，但处理老年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很有经验。

刘北的红脸基本上完全淡了下来。他没有说话。

女院长看了我一眼。我急忙拿出钱包，捻出五百块钱，递到刘北面前，说：“你拿着，不够我再给。”

这时，姐急匆匆推门走了进来。走进来，姐就冲刘北亮出笑，说：“我爸是个猴脾气，你见谅。看在他那么大岁数了，你见谅。我替我爸给你道歉啦。”

我把钱放在了茶几上，推到刘北面前。

刘北“哼”了一声，并没有动那钱，冷着脸，说：“我爸这一记耳光挨得委屈！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伤害，需要安抚，需要安慰，需要补充营养。”刘北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看我和女院长，也没有看依然站着的我姐，而是别着脸，望窗外。我看到他脸上的冷密密麻麻的，在他不多的几颗雀斑之间窜来窜去，就是不肯离开。

姐也从刘北的脸上看出了端倪，从包里摸出五百块钱，放在我那五百块钱上，又往刘北面前推了推，说：“我再拿点钱，你给刘叔买点他爱吃的，补一补。”

该女院长说话了。女院长是有经验的人，果然及时说话了，她站起来，拿起那一千块钱，递到刘北面前，说：“你看，你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都是明事理的人。我就啥也不说了，这件事儿我看就这么办吧。”

刘北不再望向窗外，起身，看了看女院长，又看看我和姐，说：“你们俩的态度还是可以的，我也不再计较。”他接过钱，说：“我去看看我爸，给他做做心理疏导。”

我和姐一起对刘北说：“抱歉，抱歉。”我们看着他走出院长办公室。

来到父亲房间，姐是怒气冲冲的，我能看出来，火气已经使她的脚步失控了，走路的声音很响，又厚又重。可来到房间，我和姐都没有出声，因为父亲还在睡着。大春已经将被子给他盖到了下颌处。秋日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父亲那张消瘦的脸上，安静地照着，像父亲一样安静。

我和姐愣愣地看着父亲。我看到阳光很厚很暄，而父亲很单薄，这反差有一点大，大得我的心忍不住趔趄了一下。

- 2 -

老刘头和另一个老头在院子里下象棋，父亲来了，坐在一边，看热闹。父亲会下象棋，便给老刘头支招，让他跳马，可老刘头偏要拱卒，两个人因此产生了争执。争执的结果是父亲急了，不由分说就甩手打了老刘头一记耳光。大春说，父亲的这一记耳光打得挺响亮。

事情就这么简单。可简单的事情处理起来却不简单，我和姐都担心老刘头因此会出什么问题，他的儿子刘北会因此不依不饶。好在我和姐的态度很明确，并每人拿出五百块钱堵上了刘北的嘴。

走出老年公寓的时候，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说：“我去看一看刘叔，和他说说话。”我觉得这是省略不掉的一个环节。姐还有事，先走了。我拐进老年公寓大门旁边的超市，买了一箱酸奶和两袋蛋糕，拎着，走进了老刘头的房间。

刘北并不在，老刘头正坐在木椅上看电视。见我进来，老刘头急忙站起来，脸上现出复杂的表情，看着我，两只手在微微发抖。

“刘叔。”我看着老刘头，有点疑惑，问，“刘北没在？”

老刘头说：“刘北？刘北没来啊。”接着，他又说，“刘北有半年没来了。”

我愣了一下，便转移话题，说：“刘叔，我爸打了您一个耳光，我代表我爸给您道歉。”说着，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

老刘头的表情更加复杂了，厚厚的，腻腻的。

我跟老刘头询问了一下情况，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老年公寓。出门的时候，我在心里暗暗说：“这个刘北！”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这样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过去。第二天，父亲就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去老年公寓之前，我先给大春打了电话。大春说：“可能是你爸知道你们花一千块钱的事了。”

我的心沉了一下。我知道，父亲喊我去，一定是让我找刘北，把钱要回来。

父亲是个手紧的人。他和我母亲结婚之后生了我哥、我姐和我，生活好像从来都没有轻松过。他们是农民，在辽西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劳作，把他们过的每一个日子都累得气喘吁吁，可还是轻松不下来。他们的收入太少了，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连阳光照在他们的身上时，都显得紧紧巴巴的。那时候我已经记事了，上学了，对父亲和母亲在阳光下不停干活的身影印象太深刻了。

后来，我们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母亲的身体也坏掉了，坏得藏不住力气，一点点瘦弱下去，73岁就去世了。父亲要好一些，特别是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商量把父亲接到了城里，有时在我家，有时去姐家，住在哪里，随他的意。哥住在我家乡下老院子里，这些年去北京了，在亲戚家开办的工厂里打工，常住在北京不回来。于是，父亲就基本上由我和姐来赡养。

去老年公寓养老的话题，出现在父亲闯了两次祸之后。第一次，在我家，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一瓶饮料，黑色的，他以为是可乐，便喝了一口。结果，父亲喝了一口酱油。第二次，在姐家，父亲想把火锅里剩下的酸菜热一热，便放在燃气灶上开了火，结果差一点失火。姐家的火锅是电的，下面的黑塑料被烧得几乎全部融化掉了。

父亲闯了两次祸，姐便和我商量，把父亲送老年公寓去。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都得上班，都很忙，白天父亲一个人在家，无法让我们放心，如果哪天父亲惹出更大的祸来，后悔就来不及了。毕竟，父亲已经岁数大了，做事情不再像以前那样靠谱了。

对于去老年公寓，父亲并不反感，拎着他的小布兜就跟我们去了。他不离身的小布兜里，装着他喜欢看的历史书。

我开车来到老年公寓，见父亲正坐在院子一侧的椅子上，和几个老头老太太坐在一起，晒太阳。他们就那样坐着，没有人说话。

见我的车开进了院子，父亲站了起来，向车这边走。我站着，等父亲。我看到父亲的步子迈得还是那么小，那么细碎，仿佛父亲在用脚步丈量它过完了的那些细碎的日子。我猜想父亲一定是和我说钱的事，这样的事是不宜被其他老头老太太听到的。我便一直站在车边，等父亲。

我看到老刘头正坐在秋千上，悠。老刘头坐在那个稍高一些的秋千上，一个老太太穿着红色衣衫，坐在矮一些的秋千上。他们在一边悠秋千一边说话。他们配合得很好，两只秋千一起悠来悠去，很是同步。

果然，走到我身边，父亲看着我，低声说：“把那一千块钱要回来。”说话的时候，父亲的脸紧巴巴的，紧得有一点发硬。

我说：“这是应该赔给人家的。人家刘北带刘叔去检查身体呢。”

父亲说：“我知道。可是刘北没带老刘头去检查身体，这个我知道。”

我说：“去不去检查身体，是他们的事。咱们花了该花的钱，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父亲说：“可是刘北没带老刘头去医院检查身体。这个我知道。老刘头天天坐在那个秋千上，悠，悠得房子直摇晃。”

我说：“那咱也不能去要钱。咱花一千块钱买个教训，值了。您以后可不敢随便动手打人家的耳光了。”

父亲说：“我心疼那钱了。一千块钱呢。”我从父亲的话音里，听出了一丝哭腔。

我的心一颤，说：“爸，用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您别在心。”我见父亲脸上的皱纹在一下一下地抖，便叮嘱他，“爸，你可不能因为这么个小事上火呀。你这么大岁数了，上不起火。”

父亲没有说话，转身往自己的房间里走。我看着父亲的背影，看着他迈出的每一个细碎的小步。我在父亲缓慢的步子中看出，他踩出的每一个细碎都在轻轻摇晃。

摇晃，就说明父亲上火了。父亲真的上火了，当天就病倒了。傍晚，我和姐赶过去的时候，老年公寓的协作医院来了大夫和护士，正在给父亲做检查，结论是发烧，而且烧成了肺炎。给父亲输完液，已是半夜了。父亲在沉沉睡着，我坐在旁边，看护着，一直到天亮。

病了一场，父亲的身体更薄了，我扶他起身的时候，觉得自己托着的，差不多就是一张纸。

姐站在一边，看着。我看到姐的眼睛里有泪水。

- 3 -

父亲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无论走到哪儿，那个装着历史书的小布兜总是拎在手里。年轻的时候，父亲当过老师，对于讲一个故事给别人听这样的事情，很是在行，也做得很是轻车熟路，像笑一笑那么简单。父亲给身边的老人讲故事时，总是先笑一笑，好像在用自己的笑提醒大家，他要讲故事了。

父亲有一肚子故事，都是古代的故事。我小的时候，他曾给我讲过，比如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还比如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的故事，等等。但那时候我不爱听，听得很是潦草，基本上什么也没有记住。后来，我参加工作了，父亲不再给我讲历史故事了，我反倒对发生在各个朝代的文人故事有了兴趣，业余时间除了写小说，就是看那些历史故事。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别扭，世上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别扭中踩着细碎的步子向前走动的。

不幸的是，父亲给老人们讲历史故事时同样遇到了一群不爱听故事的人，对于父亲的讲述，那些老头老太太的反应很淡，他们的脸上没有出现感兴趣的神情，相反，是一派木然。那种木比木头要硬多了。这让父亲有些失望，热脸贴到凉屁股上，父亲的失望就忍不住悠悠荡荡起来，比那两个秋千悠得还要生动。

其实，父亲讲的故事，老刘头是喜欢听的，在父亲讲述的过程中，老刘头还可以偶尔插上几句话，补充一下，或者校正一下父亲讲述中的不够准确的地方。老刘头如同一个出色的裁缝，将父亲故事中的瑕疵一一缝补好。父亲曾遇到知音一般，颇为动情地握着老刘头的手，使劲摇，说：“兄弟！”老刘头也是一脸的激动，说：“老哥哥！”父亲与老刘头好得像是亲兄弟，吃饭，他们还时常凑到一起，喝两盅。

尽管有老刘头可以听懂父亲讲的故事，但父亲讲历史故事的兴致已经淡了下去，看着那些面无表情的老人痴痴呆呆地坐着，坐在阳光下，晒，父亲觉得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了。

这是父亲亲口对我说的。父亲说：“我看那些老头老太太在那儿坐着，他们哪里还像是一个人呢？”我说：“咋不像？他们就是人。”父亲说：“不是，他们已经不是人了。”大春走进来，收拾屋子，听了父亲的话，问：“那你说，他们不是人，是啥？”父亲说：“人都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人才是人。他们没有思想了，坐着的时候什么也不想，他们正在从人里面往外走，一步一步往外走，已经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人了。”大春说：“听不懂。”我说：“对那些老人，你不能要求太高了。他们能每天坐在太阳下晒晒，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就已经很好了。他们不让儿女操心，不是很好吗？”父亲说：“他们怎么晒太阳，也是发了霉的。你没听过他们说话，大春听过。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霉的。”

父亲的话让我有些吃惊。我问：“爸，您没说过发霉的话吧？”

父亲笑笑，将身子凑到电视机前，盯着电视剧中那个穿着长袍戴着官帽的人，说：“我和他差不多，哪能说出发霉的话？”

“那刘叔呢？”我问。我是故意问的，因为我知道父亲和老刘头关系很好。

父亲晃晃头，晃出几个得意的字：“他是我学生。”

老刘头在父亲的心中站稳了脚跟，但父亲对其他那些老头老太太的评价，让我想了好久。父亲一肚子故事讲不出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也让我渐渐发现了父亲与周围人之间的不和谐，甚至紧张。我知道，父亲与他们之间的紧张没有解药。好在大家都是在这儿养老，既吃着一锅的饭，又互不打扰。

有一天晚上，姐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让她买一个猪蹄送过去，父亲馋猪蹄了，可第二天姐要出差，姐夫忙得一直在下乡，根本抽不出空。我说：“我去买。”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到早市买了猪蹄，刚出锅的，散发着浓重的中药味儿和一团一团的香。我开车直奔老年公寓，给父亲送去，正赶上大春把早饭送到父亲的房间里。我拿出猪蹄，说：“爸，吃吧，还热乎着呢。”父亲很高兴，拿起一块咬了一口，告诉我：“你买这个猪蹄，没有你姐买的味儿正。”我笑了，说：“你的嘴啊，真刁。”

吃完了早饭，大春收拾碗筷，父亲就到院子里去晒太阳。我和父亲走出房间，看到那些已经吃完了饭的老头老太太一顺水地坐在院子一侧的木椅上，安静地坐着。太阳升起来不久，阳光还不热烈，似乎还带着一点羞涩，黄黄亮亮的，照着那一排老人。老刘头也坐在其中，冲父亲招手。可父亲并没有走过去，而是慢慢地走到了对面的秋千前。那一排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父亲过去，也是没有地方坐。父亲要坐在秋千上，可他的脚下有点飘，软软的，屁股始终无法准确地坐到秋千上去。我帮父亲扶稳秋千，然后用一只手搀扶着父亲，让他慢慢坐下来。

父亲只是坐着，并没有让秋千悠起来。我说：“我悠您吧。”父亲没说话，只是摆摆手。

我上班的时间快到了，正准备和父亲打招呼，然后离开，忽然听父亲说：“你看他们都在安静地坐着，在安静地等着死去。难怪他们对我讲的历史故事没有兴趣呢。一个在平静中等死的人，还能对什么有兴趣呢？我说他们已经从人里面走出去了，还真是没有说错。”

我扶着秋千，好一阵没有说话。

- 4 -

经历了一次肺炎之后，父亲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输入血管的药水，在治好他的病时，也很锋利地将父亲的力气和精神一片一片地切掉了，少了好大好大的一截。父亲说话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常常是一句话要说好久，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说，好像父亲在故意和谁比慢。

原本父亲年龄大了，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但是父亲有着很好的心态，来到老年公寓的时候，曾经拍着胸说自己完全可以活到一百岁。这一次，发生了耳光事件，父亲因此上火生病，让他的力气所剩无几了。

我隐约意识到，耳光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给父亲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他的身体，垮掉了。我几乎每天都到父亲那里去看一看，陪他说说话。

从最近几天父亲说话的内容中，我忽然感觉父亲似乎在总结什么，他说出的话，总是带着结论性的东西，带着哲理。我的心狠狠地沉了一下。是一种叫做不祥的预感让我的心下沉的。这让我第一次知道，预感的分量是最重的。

这天，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看到父亲歪在床上，身体靠着被子，正在看书。他把手里的书举得很高，举到脸前。他的老花镜戴得有点歪。

父亲放下书，问我：“你哥，多长时间没回来了？”那个有点歪的老花镜差一点滑下来。

我帮父亲摘下老花镜，说：“快一年了吧。”我哥在北京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他回来，基本都是过年的时候。

可父亲说出了一个数字，吓了我一跳。父亲说：“你哥，已经走了337天。”说完，父亲轻轻地叹了一声，告诉我，“我想你哥了。”

父亲想哥了，这很正常。哥是他大儿子，常年不在家，弄得嫂子一个人在家，还要侍弄好十几亩地，父亲不可能不想他。

想着想着，哥就回来了。这是个意外，因为，还没到过年呢。

父亲很高兴，脸上现出少见的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一条胳膊支撑在床上，支撑着他薄薄的身体，看着哥。父亲脸上的笑是灿烂的，很像一个小孩子。

哥说：“我是回来登记的，复原军人登记。”

父亲说：“好。好。”父亲说话的时候，身子一抖一抖的。我看出父亲这样支撑很吃力，便扶他躺下。可父亲说：“让你哥扶。”

我从床边走开，让开位置。哥走过来，扶着父亲的后背，将父亲放平，为他盖好被子。父亲很是满足地闭上眼睛，还轻轻地吧嗒几下嘴，嘴角上咧着的笑如同一朵小小的花儿，努力地不肯凋谢下去。

我对哥说：“你回来，爸高兴。”哥说：“爸太轻了。”

关于父亲，我和哥没有再说别的，但我们都心知肚明：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这天，天气很好。秋意已经越来越浓重了，风中有了润润的凉，仿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老年公寓院子里不多的几棵杨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将众多的树叶散落到院子里，如岁月留下的众多小小脚印。不过很快，这些脚印就被大春等几个勤快的服务员清扫干净了。那站立的杨树光秃秃的，扫过的院子也是光秃秃的。

今天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说想去院子里走走。我搀扶着他下床，慢慢走出房间。父亲走进了那光秃秃，用更加细碎的步子触摸着那光秃秃，一点点走出去，来到那排木椅前，很小心地坐下。这是他不知道坐了多少回的木椅。坐下来，父亲吐出一口气，将薄薄的身子偎在木椅里，眯着眼睛，望光秃秃的院子，望在那片光秃秃上走来走去的阳光。

我没有跟父亲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他的身边。其他木椅上，坐着几个老人，不多，都是一声不响地坐着。天凉了，出来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冲那几个老人点头笑笑，可他们木然地看着我，没有表情，也没有回应我的微笑。

坐了一阵，父亲慢慢转过头，往我面前凑了凑，身子倾斜着，将眼睛努力地瞪大一些，问我：“一个人的念想，只剩下一个了，就是等死，那这个人还有意思吗？”父亲的眼睛不好，有轻度白内障，眼球已经浑浊。可他的目光不混浊，清清亮亮的，像他的问题一样清亮。可是，面对父亲的发问，我没有清清亮亮的答案。

也许父亲不需要我回答，他的答案就清清亮亮地含在他的问题里。他没有继续瞪着我，慢慢地转回身，坐正，眯着眼睛，继续望。

院子的对面，老刘头坐在秋千上，一下一下地悠着。另一个矮一些的秋千空着，那个穿红色衣衫的老太太没有来。

父亲突然就笑了。父亲的笑声从他的嘴里喷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呛着了，急忙扭身护住他的后背。其实，父亲是笑了，他看着秋千上的老刘头，笑了。他的笑声不大，也很飘，恍惚中他的身子好像也跟着飘了起来。

笑完了，父亲指了指老刘头，对我说：“秋千是个好东西。你看，老刘头在秋千上悠。悠到这头儿，是牵挂；悠到那头儿，是放下。”

父亲的这句话说得没有那么费劲，很清晰，清晰得如同一碗干干净净的水。

我觉得父亲这句话说得真好。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爱看书的老人说出的话。

接着，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刘头坐在秋千上，下不来了。唉，秋千真不是个好东西。”接着，他又说：“谁也下不来哟。”

没等我品味父亲的话，他就轻声告诉我：“我要回去。休息。”我搀扶着父亲起身时，他很认真地告诉我：“我累了。”

- 5 -

父亲真的累了，要休息了。他已经91岁了。

那天，我搀扶着父亲从院子里回到房间，托着他的后背安顿他慢慢躺下。我站在床边，看着沉沉睡去的父亲，那个叫做预感的东西再次袭击了我。我看到父亲睡觉的时候，脸上呈现出一种淡淡的微笑，那笑容中透出一些丝丝缕缕的甜。

哥来了，姐也来了。是我打电话叫他们来的。我说了那个不客气击中我的预感。于是，我们三个儿女商量，应该考虑做必要的准备了。

快中午了，大春走进来，看了看父亲，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该做准备了。

于是，我们分头行动，姐去拿寿衣，我回家去取些钱。哥呢，没有别的事，在房间里看着父亲。

我开车回家。装好银行卡，又草草吃了几口东西，算是午饭，然后开车往老年公寓赶。路上，哥给我打电话，让我快一点回去。我的心狠狠地沉了一下。

我和姐是脚前脚后回到老年公寓的，此时，父亲已经走了。

哥说，父亲睡了一阵，醒了，跟哥说他要翻一翻书。哥便从小布兜里拿出一本书，帮父亲打开。可父亲不让，坚持要自己翻开。他的手在抖，书也跟着抖，抖了好一阵，终于打开了。打开书的过程，父亲一直是闭着眼的。书打开了，立在他的胸前，父亲努力地睁圆眼睛，看。

哥说，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我问他，他没有回答。

哥说，几分钟之后，父亲睁圆的眼睛不再睁圆，慢慢地合上。父亲手里的书，也终是拿不住，从父亲的手上滑下来，滑落在他的胸上。滑落了，书就合上了。父亲轻轻地吐出最后一口气，像书那样，轻轻地合上了。

父亲走了，我和姐却都没有在他的床前。只有哥在。

姐蹲在父亲的床前，哭。哭了好一阵，她才慢慢起身，让开地方，由大春和另外一名服务员处理父亲走之后的事情。

姐对哥说：“我和弟弟照顾爸最多，但爸爸却得你的济了。爸最爱你。”因为哭泣，姐的鼻子不通畅，说话时嘟嘟囔囔的，仿佛哥不在家的这几年时光卷曲成了团，将她的声音塞住了。

得济是东北话，意思是得到了子女的奉献和照顾。民间认为，老人走的时候，哪个子女守在身边了，就是得了哪个子女的济。

当大春把寿衣给父亲穿戴整齐时，家里该来的子女都来了。哥、嫂和他们的两个女儿都来了。姐和姐夫来了，他们唯一的女儿在北京，一时回不来。我和我媳妇在，我们的儿子在沈阳，正在往回赶的路上。

大家围在床前，看父亲。父亲像是睡着了，脸上那淡淡的笑意依然在，笑容中透出的甜依然闪着晶晶亮亮的光。

我给殡仪馆打了电话，在等待殡仪车来的过程中，我去老年公寓办公室找女院长办理了相关手续。在院子里走过时，我看到有几个老人正平静地坐在那排椅子上，晒太阳。天凉了，出来晒太阳的老人更少了。

回到房间里，老刘头跟在我的后面走了进来。走进来，老刘头就走到父亲的床前，冲父亲深深地鞠躬。“老哥哥，我来了。”

鞠躬结束，老刘头对我说：“我想跟你父亲说几句话。”

我将木椅搬过来，放在床边。“刘叔，您坐。”我说。老刘头慢慢地坐上去，看着父亲。

老刘头开始说话了。老刘头说：“老哥哥，你走了，你享福去了。可是我还得等啊，我们这些剩下的老家伙还得继续等死啊。等死的过程太平静了，太没有新意了。我们的儿女来看我们，送来了吃的、穿的、用的，他们都很忙，放下东西就走了，弄得我们的心里越来越空，连等死都成了一件特别没有意思的事呀。老哥哥，你去享福了，你说，你是不是比我有福？”

我们大家都静静地站着，听老刘头继续说。

老刘头继续说：“那天因为下象棋，你打了我一个耳光。你打的那个耳光还挺响亮的。就因为你打我那一个耳光，我连着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为啥？高兴啊！老哥哥，你这记耳光打得好啊，我高兴啊。嘿嘿，我高兴啊。咱们这些住在老年公寓的人，是一群被隔离出来的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别埋怨儿女，谁也别埋怨，慢慢地等死。这个时候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多幸运啊！老哥哥，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非常非常感谢你啊！你这记耳光，让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我小时候，挺能打架的。那天，打完我耳光，你的儿子闺女都来了，还给我买了好吃的。老哥哥，那些吃的我一直没舍得吃。你看，这是蛋糕，很高级的蛋糕。”说着，老刘头从衣兜里拿出一块蛋糕，举着，举到父亲面前。我认出，那确实是我买的蛋糕。老刘头把蛋糕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嚼。“老哥哥，今天，我吃，孩子给我买的蛋糕，我吃。我当着你的面吃。”吃蛋糕的时候，老刘头不停地吸鼻子，眨巴眼睛，头还一下一下地晃动。我感到，老刘头哭了。可他的眼里，并没有流出眼泪。老刘头边吃边说，“后来我睡不着觉，琢磨这记耳光，琢磨的结果是我有点后悔了，那天你打我耳光时，我没有还手。老哥哥，你说当时我要是还手了，咱老哥俩打起来了，打一架，像小时候那样打一架，开开心心地打一架，那得多好啊！那得多妙啊！”

泪水终于从老刘头的眼里溢了出来。

但老刘头的脸上，仍然带着笑容，仍然在兴奋地跟父亲说话。

泪水流下来的时候，在那笑容上流过，很快将笑容洇湿，让老刘头的笑变得更加新鲜，更加干净，散发着清清润润的光亮。

说完了话，老刘头起身走了。离去的时候，他没有擦眼泪，嘴里，依然在咀嚼那块蛋糕。

殡仪馆的车到了，人们将父亲抬下床，抬到车上去。

看着父亲上了殡仪馆的车，我突然明白：离开，是父亲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最佳方式。

哥坐上了宾馆的车，陪父亲。

我开车，跟在殡仪车的后面。

车子驶出老年公寓的时候，我看到老刘头正站在秋千的旁边，阳光下，他站立的身体有一点弯，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又仿佛是一个被惊喜击中的人，静静地站着。我看到他的脸白白的，被阳光一晃，更白了，连阳光都站不住，无声地滑落。看到我，老刘头的嘴巴咧了几下，但没有说出什么，只是让他脸上的白又白了一层。他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脸。两只秋千一只高一些，一只矮一些，在风的旋转中悠悠晃晃，在老刘头的身后生动着。

我的泪水无声地落下来。

闫耀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葫芦岛市作家协会主席。在《北京文学》《长江文艺》《清明》《儿童文学》等刊发表小说百余万字，有小说被《小说月报》、《儿童文学选刊》转载。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辽宁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