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著名翻译家张玲先生，于2022年11月1日0时6分去世，享年86岁。张玲先生新著《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刚刚由文津出版社出版。本网特转载高立志先生2013年刊登于《文汇读书周报》的张玲先生专访文章，谨以此文纪念张玲先生。

张玲，诗人、学者、翻译家。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求学期间即开始发表诗歌、散文。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大西北工作21年，考回北京后历任《翻译通讯》副主持、社科院外文所编审等职，中国作协会员、（国际）哈代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曾任伦敦狄更斯博物馆荣誉中文顾问顾问及（国际）哈代协会副主席。著有《榆斋弦音》《旅次的自由联想》《哈代》《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新》《画家宗其香传》等，译（含合译）有《双城记》《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哈代中短篇小说选》《牧师情史》《孤寂深渊》等。

文学翻译，必须注意风格的传递

高立志：去年是狄更斯诞辰200周年，今年是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出版200周年，我们知道您是新中国首先出版狄更斯传记的、撰写多种狄更斯评论的学者，翻译过《双城记》，还翻译了《傲慢与偏见》，今天我们先从这两本书谈起吧。

我还记得福斯特曾经写过一本书《小说面面观》，这个小册子曾经和珀·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和爱·缪尔《小说结构》合并为《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列入“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出版的，您是这本书的译校和责编。您很了解福斯特把小说分为两种：一是“扁平人物”，它“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二是圆形人物，刻画一种“适合各种情节要求”的、“令人信服”的、“不刻板枯燥”的丰满形象。他举的例子恰恰是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多“扁平人物”，而奥斯丁笔下多“圆形人物”。您怎么看？

张玲：round character、flat character这两个词翻译为“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如今已很流行，其实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早有现成的说法，就是丰满的和干瘪的；福斯特这种分类有一定的价值评判在里头，所以用“扁平人物”来概括狄更斯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是不公允的。我们不能忘记狄更斯是多产大家，他塑造了太多的人物形象，不可能每个都栩栩如生；福斯特自己也不可能把笔下的每个形象都写成round character。不要过于迷信文学理论，更不要信手套用。

高：我上研究生的时候记得有个段子说，如果你不懂文学，又不懂理论，就搞文学理论吧；如果你不懂中国，也不懂西方，就搞比较吧。这不是没道理。陈平原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做学问，有长取其长，无长去其短。

张：哈，我上学的时候也有类似说法，只是把搞比较改成了搞翻译。文学理论，脱离了具体作品还有什么呢？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本是那里无国籍的犹太人当中那些创作才华有限得人别出心裁地创立的。后来斯大林排犹，他们转到布拉格，因此还有布拉格学派。希特勒排犹，他们又流亡世界各地，包括法国、美国。法国人爱时髦，冒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当然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也都是犹太人；美国人国力更强，影响大，所以后来这个形式主义传遍世界。结果文学理论脱离了文学作品，总不能空对空啊，于是投向人类学、哲学，越说越玄了。

高：您这么说基本理清了形式主义的传播路线。那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谈吧，先说狄更斯《双城记》。我记得您说过，能翻译这本书是您最庆幸的事之一。我还是想知道您和这本书的一些因缘故事。

张：首先，入外国文学之道以前，我译过英国男女经典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大约有四五十万字，其中一半曾经发表出版，还出版过一些狄更斯小说评论，和一本小小的狄更斯评传。早年也读过《双城记》原著和一些前辈的中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它说出了很多我自己想说的话。说起来，建国后我们国家曾计划组织翻译一批经典名著，周扬主抓的。基本上是凡苏联有的，我们都要有，自然包括《双城记》；即使已经有译本的，如果不理想，都找人重译。上海译文正副主编孙家瑨（吴岩）、包文棣（辛未艾）及资深编辑方平三位先生来北京约稿，他们都是著名翻译家，到我家找我爸（张谷若先生）译《双城记》。当时他已为这个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卫·考坡菲》，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定反响，又应约正在承担翻译《弃儿汤姆·琼斯史》，如此我就趁上茶的时候说：“让我来试试。”我先按规定，试译了3、4万交给他们，获得认可后，才开始正经翻译。我丈夫（张扬）的英语比我熟练，我就拉他一起来啃，也是为了赶交稿时间。我们先分头各译一半，然后交换互校，最后我再通校一遍，统一风格。

高：说到风格，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在翻译中传达的。您也知道最近网上有人反复比较《双城记》几个译本。

张：风格，当然首先是作者的风格，你不能把奥斯丁的调子移用到狄更斯作品上，他们时代、性别、性格、教养不同。奥斯丁的幽默讽刺是温婉的，而狄更斯是辛辣的。同一个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也不尽相同，狄更斯是个小记者(reporter)出身，早期作品主要是简明流畅的时文体，但晚期，学识、阅历大加丰富，文名赫赫，他也在有意打造自己吧，用词越来越考究。我们不能把狄更斯后期的《双城记》和早期的《匹克威克外传》以至中期的《大卫·考坡菲》都译成一种风格，人家是典雅的用语，我们只能用典雅的汉语来译，人家用方言的地方，我们也最好用相应的方言对应。

高：这也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翻译的大不同。我们这些相对年轻一些的，已经被生活和工作节奏逼迫得没有时间欣赏那种典雅的语言了，特别是网络，追求那种直来直去的风格。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表达得很痛快。

张：《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巨作，他的原文，多用大词、书面语，富有音乐性，甚至有古英语，读来像是畅饮醇厚浓郁的陈年佳酿，因为其中很多词都是我们平时很少用到的，我们翻译时真是因此把一本字典几乎都抠破了。这是英国古典的文学作品，又是狄更斯在他那个时代写的历史小说，如果用现在代汉语的大白话翻译是会满足某些读者，但我认为，那也会使它丧失了历史感，从而也就失信于作者了。再说《傲慢与偏见》吧，单从文字来说，比较流畅浅显，但流畅不是流俗，浅显不是浅薄，那是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一位英国中产阶级淑女的创作，简·奥斯丁之后英国一系列女作家当中，她是受正规教育最完整的一个，她从十四五岁习作小说的时候，就会用大词雅词表达幽默讽刺。现在就连古装传奇戏、电视剧里说现代流行语也让人感到穿帮，试想仅用当代汉语大白话和俚语来译二百年前的《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如果地下有知，她将嗅到什么味儿？

高：这其实牵涉到一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问题。

张：说来也是奇怪，我们念念不忘自己是泱泱大国，但在言行的细微末处却又常显出小家气度！以我们中国之大，几乎可以和整个欧洲相比，一个省的面积就不啻他们一个国家，说到人口则更不在话下，如此理应有更大包容性，为什么就不能在信、达的前提下，允许不同译本并存，以适应于不同读者的需求？——不过我个人还是坚持要说，经典就是经典，这就像昆曲《牡丹亭》，我们可以更新、再创造甚至颠覆，白先勇他们弄的青春版就很精彩，但是几百年口传心受的原版，还有那些折子，还得有人唱，也永远有人迷。这和西洋古典绘画、音乐、歌剧、芭蕾一样，像古董瓷器，总有人呵护、永远有人欣赏。文化的传承是需要少数人来维护的。我坚信，被流行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忽悠花了眼的人，回过头来自然会发现原来古典的美。经典，就是历史的精华。

当然对经典也有一个选择问题，例如《双城记》当下在西方也不是狄更斯作品中最被看好的，有一阵，他们更看重《圣诞颂歌》，它弥漫着基督教氛围，讲不要吝啬、尊重弱者等普遍的做人道理；还有《大卫·考坡菲》之类，事关英国人的人格塑造。至于《双城记》，其中反映暴力的压迫和反抗，更合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念，尤其是它那严谨的结构，完美的叙事手法，颂扬人性美的张力，又使它经久流传。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新书首发式现场，从左至右：任吉生、张玲、高立志

翻译，是靠实绩说话的

高：我还想知道，您对翻译理论怎么看？

张：和文学理论一样。翻译，是要拿实绩说话的。我想说地道的中文的意思，就是翻译过来的东西要遵从汉语规范习惯，能归化的就不异化，不要翻译腔。尽量不要给读者陌生感。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自信心的问题。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为了让大家用着方便，面对那些与外文能对应的中文，最好还是用自己现成的，不必忙着去异化。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我们毕竟是一个古老博大的民族，我们的语言有无尽的精彩，她绝不比世界上哪一种大语言贫乏。翻译中没有对应的极少极少，那样的才用得着去异化。你找不着对应，大多是因为你无知，你尚不了解自己语言的博大精深，你理应赶快去学、去找，而不是忙着去异化，否则，你对不起她。再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丢下自己的珍宝而非要去拾人家的砖瓦，骑驴找驴那是愚蠢。

高：翻译一直有“直译”“意译”之争。

张：如果说异化与归化之争起于二十世纪末，直译意译之争则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了。那属于方法范畴，异化归化正是和这两种方法对应的所谓理论。直译者认为这样才能忠实，其实，直也好意也好，都是外在形式，根本是你要吃透原文的微言大意，也就是根本离不开意。否则，不管怎样使劲直译，也对原文忠实不了。翻译不能把人家原文没有的意思强加进来，又应该懂得人家原文的真正所指。再拿《双城记》的开头来说，原文的best、worst除去最好最坏还有很多别的意思，翻译时，就应该考虑语境决定弃取。

高：现在还有一个莫贝尔余热，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很多人提倡中国的翻译家应该努力把中国文学的精华翻译到国外去，您怎么看？

张：这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等你有了硬实力，人家就会回过头对你真正刮目相看了。我们开过几个相关的会。但我一直认为，翻译我们大都更适于做外译中，至于中译外，应该让真（不是吹嘘）精外语的人（当然中文也得真好）或是母语是外文而又精中文的人去做。我们大多数中国译者的外语不可能比外国人还地道。就像杨宪益，如果没有戴乃迭，我们不知道会译到什么样子，就算中西合璧，杨先生的这些译本也还没有成为他们的通行译本！

高：你这话让我想起张谷若先生的翻译理念：“地道的英文，地道的中文”。当然这可以反过来说“地道的中文，地道的英文”。

张：父亲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嘴上说说的。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当然了，他的翻译实践比较容易达到这点，因为起码我自认为，他是他那个时代达到精通这一要求者之一。精通了，才能地道地表达。

高：为什么他们那一代能精通？

张：当然也不是每个人。父亲有自己自身和外在环境的条件。可以比较集中精力地受教育、做学问。相较之下，我们的一代做学问的条件就太可怜了。

高：有一点我稍觉奇怪，您是中文系出身，据我所知，大学期间学的应该是俄语，怎么成了英国语言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

张：也有人不奇怪，“因为她是某某某的女儿嘛！”老天知道，他曾经对我施了什么遗传魔法！

眼下有官二代富二代，是否有学二代？我无可逃避地被算作学二代，要是晒晒自己的家当。

实在惭愧得很。不可否认，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都可以影响人的素质和发展，但也不能绝对化。我曾经有过比较晨光的童年、少年。但是我们那时候的父母把精力时间用于公大于私，又富有民主精神很尊重孩子的选择，因此我的教育，以及升学备考选专业等问题，大多是自主的，父母极少问津。那时候我认为子承父业是没出息，从初中三起又受到老师同学的鼓励，立定学文学的志向，加上当时政治大环境下，英语是一门颇受冷落的学科，我于是心无旁鹜地上了中文。大学期间学俄语，那个时代连我爸爸也要学俄语的。毕业后，真算“少小离家”。人到中年，改行教起英语，全靠田间地头甚至在骆驼上自学和“半工半读”的。做翻译、研究，都在业余。从北京到大西北，一去二十一年，省亲和父母相处总共不过数月。1979年考回北京，和已经鳏居近十年的耄耋老父团聚，这才有机会业余在他膝下聆教，同时也在给他翻译做助理中间继续学习，直至他长逝。回头盘点，我只觉自己腹中空空，我身不由己地失去更多亲承先父宝贵学养的机会；但总还没有虚掷光阴，在每做完一件事之后，自觉都多少有所长进长进……回忆令人心情沉重，说得太多，浪费时间，十分抱歉！

(本文刊发于《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4月23日，高立志系文津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