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考察近十年来小说领域的青年创作不难发现，对当代青年人在工作、婚恋、家庭各个方面的遭遇，许多青年作家从切身经验或所见所闻出发，对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描摹，呈现出了青年一代写作者的社会关切和现实思考。

石一枫和马小淘在2014年相继发表的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和《章某某》讲述了“青年人进城”这一经典故事模式的新世纪版本。乡下姑娘陈金芳“为了活得有点人样”，以“某种决绝的能力”将自己的血肉之躯抛入大都市习得其中的法则并以此不断改造自我，直到在“旧我”的鲜血之上锻造出一个刀枪不入的“新我”。与高加林一样，陈金芳同样为城乡、阶层的巨大差距激发出向上攀升改变命运的热望，为此不惜将自我连根拔起、打碎重塑。

相比于陈金芳，章某某更接近一个单纯的追梦人。她渴望成为知名主持人并非看中这一身份所附带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方面的价值，而只是迷恋这一职业本身具有的某种光环。她曾经非常鄙夷通过更轻易的方式（比如婚姻）实现阶层跃迁，然而她依然无法摆脱那套无处不在的将人划分三六九等的评价体系。

上述两位作家展现了青年在谋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正面对垒，而甫跃辉在稍早时候创作的一系列都市题材小说，如2012年的《动物园》《丢失者》和2013年的《饲鼠》《亲爱的》，则侧重于挖掘外部压迫对青年心理、情感世界的隐秘渗透与影响。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有着由乡入城的背景。徘徊于这种庞大与逼仄之间，青年们感到世界是一个时而如巨象、时而如老鼠般的异己之物，在这种境况中，爱情成为仅剩的依靠。这些故事基本都以两个青年男女间的情爱关系作为叙述的主线，但爱情并不能成为救赎力量，反而也为后者深刻影响。

也有作者在呈现挫败与困境的同时，进一步捕捉到当下青年转化挫败感、化解困境的方式。蔡东2014年的短篇《我们的塔希提》（后更名为《我想要的一天》）刻画了一对深陷职业倦怠的青年夫妻。为了承担家庭责任、维系生活质量，妻子竭力说服自己和丈夫忍受“烦琐沉重又毫无意义”的工作。而她化解这种身心分离的痛苦的方法便是每周抽出一天独处和放空，在家庭园艺和美食制作中慢慢释放。

郑小驴同年发表的中篇《可悲的第一人称》则给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在北京打拼的北漂青年小娄屡战屡败后选择返璞归真，逃出大城市进入原始丛林，希望在自然风景和田园劳作中享受难得的平静。但他很快不安于这种无所作为的生活，尝试在丛林的荒地中种植药材，并由此重新燃起了奋斗激情，期待此次投资带来的高额回报能够使他获得梦寐以求的成功。

上述两篇作品揭示出，无论是忍耐还是逃离，无奈认命还是再度奋起，青年们想要寻找真正的破局之法，亟需另一种想象世界的能力。

近年来，一些青年作家依旧对当下青年所面对的生存难题保持关注。如甫跃辉、蔡东在《断篇》《隐我》《日光照亮北斗》等作品中便继续着他们对都市青年的多角度细描。而一些从前致力于其他写作方向的青年作家，比如因书写父辈历史备受关注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也逐渐转向对青年一代自身问题的探索，相继推出《猎人》《缓步》《霹雳》等作品，呈现出位于父辈创伤延长线上的青年一代思考与突围。这类书写当然有其重要意义，因为表达便意味着正视与理解。但是，随着作品数量的积累，这类叙事也显露出明显的限度甚至固化为一种格套。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对青年一代困境根源的追溯，几乎都会落在现有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之上。这一解释固然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只能将一切归因于结构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又过于坚固庞大，那么便很容易引发无力感，消解“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甚至为懒惰、逃避和麻木不仁制造借口。因此，在朝向外部世界的社会分析之外，还应该从主体内部寻找原因与力量。

最近几年，一批青年作家正从不同角度为这一问题寻找资源、做出回应。班宇2018年的短篇《逍遥游》以一位身处底层且罹患绝症的青年女性许玲玲为主角，但他并未将重心放在对其严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而是着力刻画她在死亡逼视之下与周围身陷不同疑难的亲人、朋友的日常相处，进而揭示出困境之中人与人关系的复杂辩证。一方面，他们为自身的问题牵绊，因而无法完全抵达对方痛苦的核心。但与此同时，在这种难以消除的隔阂之上他们又尽其所能地进行着一种爱的交互。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在自身非常艰难贫瘠的情况下努力付出着爱，包括许玲玲，虽然她已经与人世若即若离，但她“不仅得到了单纯直接的爱，自身也还在努力反馈着爱”（吴越：《班宇：故事给我自由》，理想国公众号2020年6月5日）。 联想甫跃辉小说中爱无能的个人，《逍遥游》这种对绝境之中的爱的肯定与呼唤尤其让人唏嘘。真正的枯竭与荒废，不是生存处境的困窘，甚至不是死亡，而是主体自身爱的能力的丧失。

沈大成2020年的短篇《葬礼》则借助一个颇具科幻色彩的设定将救赎的可能赋予历史记忆与代际传承。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任职于金融机构，在标准化的抽象劳动中日渐面目模糊的青年，而他的母亲则曾是心怀理想、关心社会的战后第一代青年。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母亲一代曾经决定将自身身体的某一部分替换成机械制品，希望未来“人类可以更好地利用机甲，拥有战天斗地的力量”。母亲去世后，因机械肢能量尚未耗尽，主人公不得不将其暂时保管。在朝夕相处中，他逐渐从其残存的生命力中感知到浓缩其中的上一代人的理想与热望。他的生活并未因此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在小说最后，当机械肢能量终于耗尽被送去处理，看到“桌上的机械肢僵硬地仰着”，他心里忽然“涌现强烈的冲动，他想把它翻回来，摆成在家里的样子”。这个时刻转瞬即逝，却意味着疏离的两代人之间精神血脉的刹那贯通，理想复归的希望或许便已蕴蓄其中。

同样是召唤过去的能量，王占黑与周嘉宁更关注青年一代自身拥有的历史与记忆中潜藏的生机。王占黑2020年的短篇《去大润发》抓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一次小小奇遇。借助行将式微的免费班车与实体超市，主人公重新唤起为工作节律和电子生活压抑的感知力和童年记忆。小说并非意在书写一次心血来潮的怀旧或者瞬间性的逃逸，而是展现了急速变化的现代世界中个体与过去自我、陌生他者和在地空间之间重新恢复、建立联结的可能。当资本逻辑和个人奋斗神话要求个体通过抛弃乡土、遗忘过去、压缩情感来追赶效率改头换面，那么这种联结无疑将是我们抵抗这一支配性力量的重要资源。

周嘉宁从2017年的《了不起的夏天》，到2018年的《基本美》，再到新近结集出版的三个中篇《再见日食》《浪的景观》《明日派对》，持续着对世纪之交青年文化的发掘与书写。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青年主人公们如同“没有形态的波段”，因相似的兴趣彼此联结，在规则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缝隙中进行着逾出常规的冒险，创造着属于自身的全新语言。这些故事里的青年在现实面前遭遇各种挫败，但作者并未在理想与现实、青春与成熟之间预设二元对立关系和单一的价值走向，而是在怀念与省思的来回拉锯中认真地辨析其中不会与光阴偕逝的价值，那便是：纯真的信念、创造的激情与联结的渴望。她相信，越是困难的、深入的认识和实践越是需要某种青春的能量，而真正的青春不是一去不返的短暂幻觉，而是不断更新、历久弥坚的精神印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嘉宁对这些“未定型的景观”的描摹不仅仅是对逝去的青春岁月的怀缅，更是在呈现一种曾经存在而后遭到压抑的可能性，一种有待重新唤醒的能量。

经由上述主题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出当下青年写作者对时代症候与社会问题的敏锐感知与精确把握。但对于青年困境的叙事存在的某种同义反复也显露出这种敏锐与精确背后的保守性。很多作品未能在对其历史逻辑和现实因由的追问中将痛苦经验转化为突破虚无的能量。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青年作者已经在自觉地探索新的出口。他们的写作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青年不应该在世界与自我的对立中心安理得地认领受害者的角色，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一个个锚点，恢复与过去（父辈历史、自身历史）、他人和所处环境的有机联系，在疏离与断裂中努力维系一个整全的自我，并参与新的共同体的建设。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