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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报告文学可谓是“后起之秀”，尽管在时间的维度上，它并未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但随着客观写实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与青睐，社会文化的变迁越来越强调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报告文学在文学与现实建构的话语空间中，日益彰显着时代精神的光和热。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为当代文学树立了风向标，其获奖作品在创作方法、内容题材、主题意蕴以社会影响等面向诠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理想与精神价值导向。

第八届鲁迅文学五部获奖报告文学作品（《红船启航》《中国北斗》《张富清传》《国家温度》《江山如此多娇》）在内容题材、叙事视角、精神高度和艺术追求等方面呈现出“多、新、深、美”的特点。从建党百年的回溯到脱贫攻坚战的凯旋，从突出重围的“北斗”飞升到践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时代楷模，五部报告文学作品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书写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时代精神与大国风范的同时，抒发了作者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深度的文学思考。

一、红色精神谱系的历史书写

“要了解中国奇迹，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当代的中国。”因而，嘉兴那艘承载着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南湖“红船”开启了中国红色精神谱系的书写。

《红船启航》（丁晓平著）穿梭历史的时空，上编的“红船”精神的溯源与下编的“红船”精神的传承，建构了双线叙事结构，由此“红船”精神在不同的时间维度的历史叙事中诠释着不同的精神价值导向。上编跨越百年，从一百年前中国有识文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路的探索历程，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明晰、确立，从中共一大召开的曲折过程，到中国共产党制度与机制的建立，作者以史料为基，客观还原历史现场，梳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新青年》、五四运动、陈独秀、“问题”与“主义”之争、共产党的命名、党章的起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的召开……作者作为内隐叙述者极力减弱叙事情节的操控，让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按照自然逻辑发展，借助对历史的重返重构“集体记忆”，细致刻画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党建立之初所面对的现实困境与作出的历史抉择，让读者窥见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前史”的叙述呼应着当下时代的诉求，下编起笔于“红船”的建造，既强调了“红船”对于中共一大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促进意义，同时也深化了当下“红船”作为红色精神谱系的象征意义。从“丝网船”到“红船”，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壮大与伟大革命精神的赓续，“红船”开启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史，引领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复兴之路，因此“红船”的重造对于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红船”精神的传承既有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岁月的怀想、后人对革命精神的呼唤，也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红船”精神寄托的坚定信仰。作者在下编转换叙述视角，通过内聚焦的叙述方式参与“红船”精神的传承，对这一叙述事件的把握也更加客观真实，强化了时代理想与民族精神中“人民创造历史”的价值认同。

“红船一家人”是描写“红船”精神对于人民感召力的重要视点。张新志是对红船进行日常检查与维护的“红船管家”，从1985年至今，他用了33年的时间守护“红船”，不让“红船”有一丝破损冻裂。张新志守护“红船”的使命被赋予重要的政治意涵，“红船”是革命精神之源，承载了中国人民的红色精神信仰，可见，“红船”既是张新志的事业，同时也是他坚定的红色精神信仰。张新志的妻子徐金巧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做起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女儿张一接过母亲的话筒，成了第二代讲解员，她们向游客传播着“红船”文化，深化了人民对于“红船”独特的精神体认。然而传统“红船”精神的使命绝不止于此，红色精神谱系的书写不仅是精神的缅怀和发扬，文化产业的转型也增添了红色谱系的时代活力。从嘉兴的红色旅游产业到韩鸣华的“红船”模型的制作，嘉兴城市文化的名片因“红船”精神而丰富着。

“红船”精神因其巨大的感召力而不断地扩散和远播，它悄无声息地在亲人、友人、爱人甚至是陌生的路人间相互感染着，续写着红色精神谱系时代气象。《红船启航》从红色谱系的源起深化红色精神的根基，而《江山如此多娇》（欧阳黔森著）、《国家温度》（蒋巍著）则着眼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脱贫致富的艰难历程，红色谱系因人民的安康和国家科技力量的强大而被注入新时代的灵魂。

二、“国家温度”融化“脱贫”坚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2015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由此吹响了中国扶贫攻坚全面脱贫的冲锋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成功走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脱贫之路，涌现了一批批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先进人物，总结出脱贫致富的多样化经验模式，这些人物事迹和经验模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五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有两部作品是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文坛对脱贫主题的关注，这在《国家温度》与《江山如此多娇》两部作品中得到深刻的诠释。

从2019年9月到2020年6月，蒋巍用了10个月的时间踏遍中国，走访贫困乡村人家和驻村干部，最终将党的温度、人民生活的温度凝结在这部《国家温度》中。书中内容由榆林、新疆、铜仁、上海、黑龙江这五个部分组成，以人物事迹为线索叙写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艰难历程。《国家温度》建构的人物谱系围绕脱贫这一中心展开，这些人物既有放弃大城市的优渥条件自愿投入脱贫攻坚战的领导干部和青年，也有满怀理想信念坚决扶贫的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创业者。朱兆飞主动下村当第一书记， 带领杨家沟实现“红色旅游+绿色经济”双轮驱动模式脱贫；谢国政秉持着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家国情怀，只身从河北承德来到了新疆，援疆二十几年的岁月里，为安迪尔乡种下了致富的“金瓜”；杜典娥归乡办学，让教育荒漠的德江县下坪村响起了阵阵读书声；来自上海的林业专家林大为，在普泽县的盐碱地上播撒下法国梧桐的绿荫，为大漠带来绿色的希望；黑龙江桦川县的许振中带领“傻子屯”的村民脱贫致富，将脏乱的“傻子屯”变为新时代的乡村文明新地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蒋巍全方位多地域地报道了脱贫动态与扶贫的成效，通过典型人物的事迹演绎了扶贫时代精神的生成与传扬，间接呈现了中国脱贫攻坚的整体进程。

这场没有硝烟的脱贫攻坚战是人与客观环境、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战争”，与以往表现残酷的军事战争不同，在没有武器、队伍薄弱、环境严峻、任务急迫的情况下，实现“脱贫战”的全面胜利，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在作品中，带领群众打脱贫攻坚战的将领则展现出英雄主义的气概，作者在塑造这些英雄式人物的典型形象时也有意突出了他们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特别是对“英雄”与“战争”的关注，深化了不同时空维度和政治语境下，“战争”对“英雄”塑造的同质性。1984年王明礼在西南边境战场上为了营救三名战友被炸失去了双腿，他的英勇事迹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然而伤残的他却永远失去了再上战场的机会。复原后，王明礼戴上假肢做起了邮递员，并主动申请驻村，与战友筹建万家山茶厂，帮助周边十个贫困村实现了脱贫致富，并吸引了外资企业落户。王明礼从边境的战场走上了贵州大山深处的脱贫战场，他始终秉持着军人的智慧、勇气和信念，在“战争”的考验下实现个人的价值，展现出愈加深厚的英雄主义情怀。作者将时代精神融入人物的人格理想中，使其形成了人物自觉自为的价值导向，以个体生活经验书写“集体记忆”，更新时代的精神谱系。

《国家温度》在地域上辐射了全国范围的“脱贫”进程，《江山如此多娇》则聚焦贫困地区较为密集的贵州，作者选取了贵州具有代表性的四个贫困区，从这四个地区脱贫的艰难历程，展现了贵州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文本起笔于海雀村，作为贵州脱贫的先导地，毕节试验区的海雀村是贵州精准扶贫的典型，开启了贵州脱贫攻坚的新方向。花茂村由荒地村成功转型为红色文化旅游创新产业村；铜仁市万山区由资源枯竭型城市区域转变为省内重要的绿色产业生产加工基地；安顺市的高田村、田坝村、黄土村和紫云县都以大力发展山地绿色产业为脱贫的契机，促进地区产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作为贵州人，欧阳黔森对贵州这片土地有着深沉的爱恋，贵州的山川河流、高山峻岭、风土人情、历史掌故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积蓄着他追求生态自然的创作理想。浓浓的乡情让欧阳黔森的作品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他以人民的立场书写贵州地区脱贫致富的曲折过程，既有脱贫攻坚的困惑、迷茫、阻碍，也有取得成效后乡民的喜悦、感动和热情。在恋乡书写中欧阳黔森将生态自然与脱贫致富紧密结合，即从个体的乡愁的思辨中折射富有时代精神的家国情怀，彰显出一种继往开来的博大胸怀。

无论是《国家温度》还是《江山如此多娇》，这两部作品都以脱贫这一重大主题为基点，深刻展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注，为谋人民福祉而竭力前行的信心、勇气和毅力，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温度”终究融化了“脱贫”问题的坚冰。

三、开掘新路，展民族精神新境界

信息化时代，创新成为引领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于渴望实现信息高速传播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来说，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他们追求的理想。1994年，中国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被国家正式立项，由此打响了北斗系统卫星导航技术的“新战役”。《中国北斗》（龚盛辉著）以北斗系统的发展为线索，书写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坚守的“北斗理想”与“北斗精神”。

北斗系统的卫星导航技术的研发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从地面运控系统到“双星定位”，从太空频率的“保卫”到“星座”技术探索，从卫星零部件的小型化研发到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推广，在琐碎而庞杂的北斗研究体系中，几代中国北斗人用心血、汗水和智慧，实现了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创造了世界卫星导航系统的新奇迹。作者攫取不同研究进程中“北斗人”工作与生活的片段，全方位地展现北斗系统研发的艰难历程，以及“北斗人”对科研事业无私忘我的精神。然而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不是扁平化的，在科研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对照中，实现了对人物立体化的形象建构。“北斗人”心中有国，身后有家，他们把背影留给了家人。北斗“总总师”孙家栋把航天事业视为毕生的追求，几十年来一直疏于对妻子的陪伴，妻子两次大病手术，远在发射场的他未能陪伴照顾；曹高工是发射场的测控指挥员，为了完成卫星发射，父亲病危去世都未能回家见上最后一面，她隐忍悲痛坚守岗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北斗二号总师杨慧，常忙于工作疏于对孩子的照顾，当发现孩子的奖状上家长的名字是孩子的姥姥、姥爷时，作为母亲的她感到愧疚和无奈……“北斗人”并不是航天机器人，他们也有家，有爱，有遗憾，有愧疚，恰恰是他们能够放下自我，秉持着家国情怀奔赴北斗科研战场，北斗精神才能被不断地书写并刷新着，作者并没有定义北斗精神的内涵，但却在“北斗人”的科学态度和家国情怀中诠释着北斗精神，拓展了文本阐释空间。龚盛辉并没有聚焦科学专家的经历，而是着眼于普通平凡的科技工作者，恰恰这些普通而平凡的灵魂铸就了伟大，创造了北斗系统的科技奇迹，这些平凡的“北斗人”真正做到了将自我融入家国理想中，提升了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境界。

“北斗人”开辟了科技新路，创造了中国科技的无限可能，当佩戴共和国勋章的张富清站在天安门城楼时，这位楷模的崇高追求与理想信念建立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坐标。《张富清传》（钟法权著）以时间为经，围绕人物成长和生活经历展开的历史叙事，将个人命运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结合，使历史与现实有效建构，生成了历史与现实“对话性”的可能，人物成长的历史叙事才得以重返，并具有启示的意义。作者在塑造张富清的楷模形象时，有意强化他在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的选择，从瓦子街战役被俘有幸走入“三五九旅”的队伍中，到拥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愿入党；从任来凤县粮油所主任，整顿粮油买卖秩序，到在三胡公社帮助群众挖泉眼；从为高洞人民修路，亲手装炸药，到拒绝利用职权帮助儿子安排工作……张富清的人生经历了长工岁月和战争残酷，经历了社会政治的动荡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他精彩的一生铭刻着中国现代历史，然而在每一次历史的抉择中他都能在困难中磨砺自我，秉持着共产主义理想向高远的人生价值进阶。张富清从未对党组织的工作安排抱怨叫苦，他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在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从不为个人利益谋求便利，作者将张富清这个“小我”以极端弱化的方式强调家国情怀的伟大意涵。钟法权借助历史的场景与叙述试图建构与重构“集体记忆”，为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积蓄深厚的文化养料，为当下的时代需要提供新的精神资源。作品以“在场”的姿态去描绘时代楷模张富清，以仰望的叙述视角塑造张富清的高大形象，在张富清的民族精神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烛照下，对张富清老人无限敬仰、感怀和崇拜。

五部报告文学作品从多元化的主题诠释着新的中国精神与民族力量，那是承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红船”精神，那是攻克贫困坚冰的“国家温度”，那是创造卫星导航技术奇迹的“中国北斗”，那是人民的楷模张富清。这些作品书写了以家国为怀的普通而平凡的人们，在建设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克服了重重阻碍，积蓄着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中国的强大贡献力量。可见，五部报告文学作品展现了为新时代寻求的精神坐标，丰富了文学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谱系的建构。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WQN20200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高姝妮，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论文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等，主持省级项目3项。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