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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时间2022年9月11日，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因新冠肺炎并发症于马德里去世，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西班牙文学悲伤的一天。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哈维尔·马里亚斯离开了我们。他庞大而才华横溢的作品将成为西班牙文学的基础。”这位被认为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西班牙作家在距离自己71岁生日仅剩9天时离开人世，带着他的桂冠与遗憾，真正成为了他所钟爱的形象——幽灵。

“世界性”作家

马里亚斯1951年生于马德里，他出生的当天，父亲胡里安·马里亚斯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因支持共和反对佛朗哥政权而遭驱逐。由于父亲被禁止在西班牙国内授课，马里亚斯的童年就在不断的旅行中度过，他往返于西班牙、英国与美国之间，成年后又游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可以说直到70年代末定居马德里前，马里亚斯一直在旅行。多语种的成长环境以及频繁的跨文化旅行影响了马里亚斯文学审美的形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狼的领地》写于19岁，作家以此小说正式步入西班牙文坛，作品模仿了美国黑色幽默电影风格。转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作品《穿越地平线》，这部小说则模仿了英国的航海冒险小说，并吸收了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元素。两部作品与当时西班牙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因此马里亚斯初期的创作遭到了西班牙本土学界的批评，认为他的作品充满了“盎格鲁-撒克逊风味”而缺乏所谓的“西班牙性”。著名的马里亚斯研究学者格罗曼认为，马里亚斯创作初期的作品被普遍地低估，大多数批评家都认为《狼的领地》《穿越地平线》这两部作品是“消遣、作家早期的文学游戏、正式写作前的练习或训练，同时是公认的模仿性、戏仿性、域外性和外国化的作品。这种边缘化是不公平的，尽管这些作品还不能与作家成熟的创作相提并论，但它们的价值恰恰在于上述明显的特征”。

伴随着拉丁美洲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爆炸，70年代西班牙文学也开始寻求改变以获得繁荣，于是在这一时期西班牙文学与上一个时期的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西班牙的知识分子与作家开始重新思考文学传统的方向以及应该从何处重建新的西班牙文学。而马里亚斯带有“世界性”的创作也呼应了对西班牙文学传统进行重建的时代主题。70年代后期，随着佛朗哥的去世，西班牙的独裁时代宣告终结，紧随而来的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解禁，西班牙知识分子也开始努力寻找重回西方世界的文化基础，重拾在“98一代”和“27一代”作家努力下刚刚开始萌芽的现代性。与此同时，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浪潮此时也开始影响西班牙，因此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的双重洗礼中，马里亚斯依靠独特的个人经历对西班牙文学的风格与表现主题都向外进行了探索，其“外域性”的创作成为最早和最具标志性的文学实验之一。

马里亚斯创作的这种“外域性”来源是多样的，异国生活经历从语言上和审美偏好上都促成了马里亚斯创作风格的形成，而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则对他的写作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在完成初期的两部戏仿性小说后，大学期间的马里亚斯将兴趣转向了文学翻译领域。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之间马里亚斯翻译了大量的英语作品，涉及莎士比亚、斯特恩、托马斯·布朗、康拉德、福克纳、纳博科夫等作家，而他翻译的《项狄传》也在1979年获得了西班牙国家翻译奖，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更是在2021年因马里亚斯对本国与英国文学的巨大贡献，授予其终身荣誉奖。在翻译的过程中，马里亚斯本人的创作也显示出上述英美作家的痕迹：首先莎士比亚成为作家创作重要的灵感来源，马里亚斯在许多场合中都提到了莎士比亚戏剧对他创作的直接启发，如为他带来广泛国际声誉的代表作《如此苍白的心》，书名取自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的一句台词；《明日战场上想着我》的标题则出自历史剧《理查三世》等，他往往能够从这些古典文本的角落之中找到一种当代思考，沿着莎士比亚的思路讨论他未曾提出的有关人的问题。而为他带来国家翻译奖的《项狄传》则成为了他最钟爱的文本之一，斯特恩叙事的含混与离题风格在马里亚斯的小说中得到了直接的继承。除此之外，他的三部曲小说《明日你的脸庞》被称作是西班牙的《追忆似水年华》，破碎的叙事策略、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摹和剖析以及小说中浓厚的形而上讨论也可以看到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影子，再加上小说中鲜明的英式幽默和频繁出现的旅行元素，都显示出完全不同于此前西班牙文学的现实主义风格，也使得马里亚斯的创作具有了“世界性”而在国际上受到诸多关注。1983-1985年间马里亚斯受邀到牛津大学讲授西班牙文学和翻译理论课程，而后他将这次异国经历写入了自己最满意的小说《万灵》中，小说对个人内心的关注与探索标志着马里亚斯小说创作进入成熟阶段，而书中无名主人公最终从牛津返回马德里，也标志着马里亚斯小说在主题和内容上对西班牙本土的一种回归，从旅行转向内心，从外域返回故土。

对于作品缺乏西班牙性的批评，马里亚斯始终不以为然，他表示“当我19岁出版第一部小说时，它仍属于那个模仿的时期，对于之前的形式一半致敬一半戏仿，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小说过于严肃和现实主义。我这一代的作家，出生在四五十年代，最开始除了佛朗哥主义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生在内战后，对我们来说佛朗哥主义污染了西班牙的所有事物”。不难看出，马里亚斯在创作上并非缺失所谓的“西班牙性”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是对二者的刻意远离。上世纪70年代的文学传统断裂伴随着佛朗哥时代的结束，而马里亚斯作为“战后一代”或“最新一代”将对新的文学传统的重构融入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文学创作中。从这个角度上讲，马里亚斯脱离西班牙的“异域性”也正是其“西班牙性”的体现，其文学上对所谓传统的回避是作家本人对西班牙社会的批判性观照，是重建新的西班牙文学的反向表达。

随着马里亚斯创作的成熟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此前的批评声音亦逐渐减弱，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在2006年授予其院士荣誉，其后更是将他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小说也多次获得西班牙国家奖，被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从被本土文学批评界排斥到受到官方认可，马里亚斯小说中的异国元素并未完全除去，尽管作家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点搬回了马德里，但仍然存在着大量异国旅行情节和浓厚的外域化风格，而私人化与哲学性的叙事则更加弱化了故事情节，体现出与日常生活的远离。对马里亚斯小说批评观点的转变实则反映了西班牙文学审美的转变，进而体现了西班牙文学在后佛朗哥时代失而复得的独立性、开放性与现代性。马里亚斯曾明确表示，他们这一代作家“是区分开怎样做一个公民和做一个作家的第一代人。有的人参与游行，有的人入狱，但是当我们写作时，我们写的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幽灵”作家

作为一个“世界性”作家，马里亚斯的小说在主题上关注了当下人类生存的共性问题，面对混杂和变动不居的时代，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人普遍的生存境况，描写了人对自我身份进行追问的不安与窘迫。但与其他当代作家不同的是，马里亚斯对身份的追问并未从种族、流散或性别等角度出发，而是基于他的个人经验，从语言角度透视人的生存境况，观察在泛语言时代，叙述与语言对人的主体性造成的质疑与解构。在他的小说中，语言既创造了身份，同时也剥夺了身份，而生存在语言夹缝中的人则都是在不断叙述着的失语者。这种生存的矛盾性与存在的“间性”构成了马里亚斯独特的本体论哲学，赫兹伯格称马里亚斯的小说为“本体论的艺术”，充分肯定了马里亚斯的创作中对本体论的独特与深入思考，这些思考最终凝结在作家钟爱的一个典型形象——幽灵——身上，他们存在而无形，无法发声却又无处不在。这些幽灵是马里亚斯对超自然存在的想象，是他笔下的一个个语言工作者，同时也是作家本人。

马里亚斯把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称作“站在阳台上的人”，用来形容他们身处其中又置身事外的处境与立场，因此他更愿意将他们称作叙述者而不是主人公。除去在短篇小说中出现的传统意义上的幽灵形象外，马里亚斯在长篇小说中将目光集中在日常生活中如同幽灵一样的人，而这些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从事着与语言有关的职业，作家本人更是大胆地将这些语言工作者统一定义为翻译者，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这些作品与形象时说道：“在《如此苍白的心》中，叙述者是一名译员，传达别人说的话，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他缺乏自己的声音。而在《明日战场上想着我》中，叙述者是一个代笔作家，一个用自己的才能为别人服务的人。你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的男人》中的叙述者是一个歌剧演员，他也是一个翻译，一个只是在朗诵别人作品的人。他们是信使，他们谁也不是，他们是幽灵。”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叙述者外，三部曲小说《明日你的脸庞》作为进入本世纪以来作家最重要的作品，也塑造了一个在英国做翻译的西班牙间谍，《迷情》与《坏事开头》中的叙述者则是文学编辑，而在最后的两部小说《贝尔塔·伊思拉的黄金时代》和《托马斯·内文森》中，马里亚斯再一次描写了穿梭在多语言环境中的跨国间谍。可以说，马里亚斯的每一部小说的叙述者都可以算作广义上的翻译，通过这些人物，马里亚斯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人与语言相互依存又相互折磨的文学世界，一方面他们对语言都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语言是他们生存的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隐身于语言之后，说着不属于自己的语言，经历着语言符号的异化。正如马里亚斯所说，这些形象“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忙碌于传递他人的信息，或者试图监视和了解他人的生活，却对自己的生活漠不关心，不了解更不想了解自身，他们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丢失了探寻深层意义的生命激情。因此马里亚斯称他们是信使，而不是意义的创造者，他们是语言的工具，而不具有完整的主体性，他们是幽灵。

对译员形象的塑造显然与作家本人的翻译经历密切相关，作为翻译家的马里亚斯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与思考，但有趣的是，马里亚斯的翻译观与他塑造的翻译角色的被动性截然不同，马里亚斯认为“译者是有特权的读者，也是一个有特权的作家”，翻译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写作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马里亚斯小说中的翻译形象并没有陷入身份缺失的悲剧中，他们将自己当做一个他者，反向寻找关于存在问题的答案。而翻译过程本身是对身份的探索方式，也象征着人在新的生存处境下被语言裹挟的普遍状态，和试图在语言中穿梭和转换的努力。“他的叙述者是一个强烈的矛盾的人物，因为他既暗示或表达了他的缺乏实体，也表达了他对肯定的执着需求。仿佛他的自我的弱点在每一个行动或口头的句子中都得到了加强。这个主人公炫耀他的脆弱、他的孤独和他的不安，而且不满足于承认它们，他把它们放在舞台上。”因此这些人物看似被身份问题所累，但最终却又在这种既存在又缺席的状态中找到了身份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恰恰是成为一个幽灵。“在马里亚斯的文本中，真实的东西就是幽灵，活人的生活让位给幽灵的现实。”

在马里亚斯看来，幽灵不是一个负面形象，它揭示了当代人生存的现状，面对当下的文化环境，身份的焦虑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幽灵的承认则缓解了这种不可消除的焦虑，同时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身份完整性的怀疑。另一方面，幽灵作为一种观照生存境况的视角则更具现实意义，他代表一种“隐性的干预”，既体现了一种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面前无能为力的无奈，同时又表达了对自身状况的关切与向外探索的欲望，因此幽灵是被动生存中的主动介入，是普遍的消极情绪中的积极追问。

“文学国王”

马里亚斯逝世后，西班牙媒体有评论说：“2022年的9月，世界上失去了两位君主。”受到父亲的影响，马里亚斯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但有趣的是他还有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身份——“雷东达国王”。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学王国，与这个国王头衔有关的一切都带有一种文学的虚构性和隐喻性，而马里亚斯也是通过他的雷东达王国，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乌托邦。在他的文学世界中，真实与虚构从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就如同这个似有似无的国家和王位一样，马里亚斯在真实与虚构的交叉之间，力图用文学创作来揭露无所不在的秘密，寻找和展现这个世界上“时间的暗背”。

马里亚斯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与他的雷东达王国一样，虚实混杂，真假难辨。从地理上看，雷东达王国真实存在，这是一个加勒比海上的微型无人小岛，但这个政权却是虚构的，国王不行使管辖权，更不具有任何权力。自被英国承认以来，这个王国共有三位国王，无一例外都是作家，而马里亚斯也正是由于在《万灵》中对曾经的国王约翰·高兹华斯亦真亦假的描写而继位为新一任国王。在这样一个由作家当国王的王国中，真实与虚构相互交织，而马里亚斯的小说文本同样充满了秘密、未知和误解，并且作者对营造这种理解上的模糊乐此不疲。他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细节真实但形象却是虚构的，此外他的许多小说在情节上极具迷惑性，常常被认为是作者的自传性作品，但马里亚斯本人从未承认，更特别强调了现实经历与小说情节的区别。他曾建议读者不要完全相信叙述者，但又曾说“我们作者应该更加小心我们写的东西……因为我们写的东西有时候会成为现实”。

在他的“伪小说”《时间的暗背》开篇，马里亚斯就坦言，“我认为我没有混淆虚构与现实，尽管我不止一次地把这二者混在一起，就像每个人一样。”在这部颇受争议的小说中，一个叫哈维尔·马里亚斯的作家出现在文本中，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并像此前的每一部小说一样，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日常生活，但是笔锋一转却又要求读者不要相信作者；而在《万灵》中，无名叙述者是从西班牙到牛津大学讲授西班牙文学与翻译的大学老师，小说叙述的情节与马里亚斯真实的个人经历在文本中重合；在《明日你的脸庞》中，主人公的父亲因朋友的背叛，被送入佛朗哥的监狱，又与胡里安·马里亚斯的经历重叠。这些看似指向作者本人真实经历的内容都被现实中的作者否认了，它们只是作者文学虚构的一部分，马里亚斯在谈到这些创作时也表示“事实上，我希望读者不要注意到素材的不同来源，而是顺其自然地阅读任何内容——将它们作为小说的一部分来阅读”。

马里亚斯从少年时期开始写作，一生笔耕不辍，他将叙述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同时将小说看作是历史的避难所，他曾表示“人的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小说的镜子里找到的，要想了解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找到它最亲密的反映，找到那些能够生活在其中的人最秘密的心跳，就必须求助于小说”。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小说中的虚构不再是一种文学想象，更是一种心灵的真实，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私人话语、隐秘的记忆与西班牙的社会历史相互交织，真实与梦境、现实与想象互为表里，这种似真似幻的困惑成为了生活的本质。在这种生存的迷雾之中，马里亚斯以个人化的视角揭露了当代人生存的不安与困惑，以及由这种不适感衍生出的文化危机，成为西班牙文学迈向后现代阶段的“八〇一代”中的佼佼者。

作为当代西班牙社会最为特殊的一代人，马里亚斯所属于的“战后一代”是西班牙从独裁转向民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化走向世界性的关键。而出生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班牙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他们经历了佛朗哥主义的严酷与封闭，也经历了70年代解禁的狂热与迷茫，参与了声势浩大的“新潮派”文化运动，探讨了西班牙的后现代性与全球化问题，最终以不同的文学创作特点回应了对西班牙文化身份与国家身份的追溯与重建。这些重大的变革在马里亚斯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有评论家认为，马里亚斯的小说代表着向“新西班牙”的过渡，这种过渡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马里亚斯创作中对西班牙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辩证体现，在浓郁的西班牙传统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之间，马里亚斯的小说无疑将斗牛士和弗朗门戈的热情带出伊比利亚半岛；另一方面，作家创作中作为核心主题的身份、语言、时间与记忆、个人生存与外部环境不可调和的矛盾等话题，无疑也将西班牙文学拉入了后现代文化阶段整个西方文学私人化、哲学化和向内转的话语体系之中。可以说，马里亚斯的小说标志着西班牙当代文学的成熟，也代表着新的西班牙与过去的佛朗哥时代挥手告别。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幽灵式的作家，以超越性和旁观者的视角审视西班牙社会，同时在文学世界中，他又是一个国王，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审美与法则，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理想国。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西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