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周静的儿童小说《葡萄》出版，引发了一众好评，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2022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中，该小说榜上有名，又一次激发了读者重读的兴致。细细品咂，除了往期妙评里提到的一些关注点，《葡萄》关于“糖”的书写亦值得研精覃思。

《葡萄》中关于“糖”的笔墨虽不是最多的，却也不是作家无意间罗列的闲笔，而是贯穿全文的精心营构。小说的开篇，小主人公葡萄过生日，阿公给的生日礼物便是一块糖；其后，作家用“竹筛里，粘牙的扯巴糖”做第二章的标题，不仅写到了外乡女人家“好大一块”、要“靠着锤子、凿子来敲”的扯巴糖，又借金凤之口，用对比的方式引出阿婆曾经做过的“小块小块，拿在手里刚刚够吃”的红薯糖；小说的最后一章，更是专辟“阿婆的糖”一节，细描了阿公制作红薯糖的过程：“阿公把红薯洗干净了。他要煮红薯糖……大铁锅里从早到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红薯煮成泥，慢慢化成糖……”这中间，作家又写到片糖（即压成片的红糖）在糍粑的“黏香里化成一汪糖水”，如果包括对蜂蜜、甜米酒、冰棒、西瓜的刻画，小说的含“糖”量则更高。

爬梳糖史可知，在19世纪时，糖就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见[英]詹姆斯·沃尔韦恩《糖的故事》）。由于糖嵌入到日常生活已久，不少人对糖的存在习以为常，认为对糖的持有是理所当然。周静在《葡萄》里写“糖”，突破了读者的常态感知，让读者意识到：对于主人公葡萄一家来说，生活显然不够富足，食品结构和品种有限，糖并不是想当然的食物，甚至带有一定的稀缺性。物以稀为贵，所以阿公会用一块糖作为生日礼物，且用“细软的绵纸包着”；葡萄自己也是分外珍视，小心翼翼的样子充满了仪式感：她把糖放在“画着小花仙的铁盒里”，“用糯米纸包了一层，再用细绵纸包了一层”——甚至会因为误以为弄丢了糖而心急如焚，也会用慢悠悠的方式细细品尝糖的味道。诸如此类的书写，不仅凸显了“糖”在主人公葡萄心中的重要份量，也深化了“糖”在小说中的特殊意义：

在《葡萄》里，“糖”与“甜”紧密胶着，不止意味着味觉上的甜味，也具有“甜”常常包含的隐喻意义。因此，无论是在灶屋、堂屋、还是外乡女人家的门口，当作家用舒缓的节奏、朴白的语言写下葡萄看到的、吃到的、听到的关于“糖”的情节，读者总能在作家营造的诗意氛围中又感受到些许甜而不腻的温馨、快乐和安定。诚如西敏司所说，糖联系着“快乐和健康、气氛的提升”（见[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在小说里，虽然苦涩裹挟着葡萄的成长，“糖”却在葡萄的日常生活中隐现甜感，用温暖安抚和修复了人物心灵。

进一步细读，“糖”亦可看做是小说中“人”和“情”的显性符号。以“糖”观人，“糖”与小说中的女性有着紧密而清晰的对应关系，如扯巴糖与外乡女人、红薯糖与阿婆。作家对“糖”的书写，既是对女性亲切、温柔、纯朴气质的具象化；也是对女性优秀农事能力的表征化。以外乡女人为例，她对葡萄说的话不多，两句“给你糖吃”，简短而干脆，直接表现出她的友善和朴实；当葡萄对外乡女人关门做扯巴糖有所抱怨时，阿公的回答却是“那是人家吃饭的活计，她和跛子都指着这点糖过日子”，这又侧面肯定了外乡女人的能干持家。以“糖”示情，“糖”则是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的重要标识。如小说中作家关于煮红薯糖的片段，既彰显了阿公对已逝阿婆的深情眷恋，也烘托出阿公与葡萄的祖孙情深，同时也见证了金凤与葡萄家热络和睦的乡邻友情。作家还写道，在阿公生病之初，“村里不少人来看他，冰糖、片糖、白糖，够我们吃到明年”。在这里，乡邻以“糖”为媒表达关切，“糖”不仅仅是营养资源，更是被纳入到社会交往礼仪之中，承担着传递情感的神圣使命，突出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乡土情谊的纯洁、厚重、深刻——而这种极具互动性的食物赠予方式，在饮食模式越来越个人化的今天，非常有参照意义。

除此之外，“糖”在叙事上也发挥着深层性的连接功能。从葡萄吃着要化掉的扯巴糖的夏天，到阿公将一勺糖浆迅速冻成糖块的冬天，“糖”以形态之变，昭示季节的变化、时间的流转；从“以前阿婆每年冬天都会让阿公煮一锅红薯糖”，到阿公主动煮“阿婆的糖”，“糖”成为贯通回忆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以“糖”为视点，即使作家描写的乡村生活平凡琐碎，故事的发展脉络却是有迹可循、清晰可见。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糖”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所以对于“糖”的书写，需要作家锐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觉，祛除旧有和惯常思维的负累，精进点“糖”成金的写作能力。周静写“糖”，努力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不是浮泛的一掠而过，而是洞幽烛微的观照，是有层次感的重复，是循序渐进的强化。

在《葡萄》中，周静用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充分地挖掘并赋予了“糖”在儿童文学中的积极、健康、正向的意义。其实，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糖”也常常与贪吃、肥胖、（不好的）诱惑紧密耦合，被赋予道德说教功能，比较经典的如格林童话《汉塞尔与格莱特》里做成了窗户的糖块，《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与魔衣橱》中白女巫用来诱惑爱德蒙的土耳其软糖，更毋庸说《巧克力工厂》中的“糖衣炮弹”。作为与儿童有着天然亲切感的食物，“糖”与童年世界牢牢维系，“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儿童文学世界”（见[法]弗洛朗·凯利耶《馋：贪吃的历史》），在“食物书写”研究方兴未艾的当下，“糖”也不失为一个深入儿童文学的有效切口。“糖”如何以小见大、以物观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能丰富“糖”的内蕴，也进一步拓宽了儿童文学的研读路径，为读者提供了更广泛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