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学科问题
明确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学科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构成了事实上的边界与问题意识的拓展，也与其他如比较文学、翻译学、传播学、海外汉学（中国学）等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形成了丰富的对话可能。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纳入近年来国家推出的“双一流”、新文科建设和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的视野中，尤其是在国家加强国际传播工作，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背景下，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单一的学科建设问题，也可能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教育发展等更为宽广的问题产生特殊的示范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近年来一个新兴热门研究领域，由于其兴起时间短暂、研究内容跨界、前期积累薄弱、参与人员混杂、研究方法与成果不成熟、相关教研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在参与的相关传统学科中，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多学科参与的局面也让它的学科问题“在每个领域都沦落为边缘话题或附属演练对象，一定程度上耗散了它本应该深入探查的许多问题，形成了在各领域都一直存在却始终难成气候的研究局面”[1]。近年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源自热点效应和国家文化政策，“相对缺少来自学科内部严谨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讨论，主流学界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边缘的附属产物”[2]。
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年的历史及其研究史可以见出[3]，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从2000年以来进入快速自然发展期，2012年受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刺激，于2013年成为当年十大学术热点并经过短暂井喷式发展后进入自觉稳定研究期。虽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多数却是各参与学科立场与方法的演练，成果多聚集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翻译、形象、策略、方法等，或者是作家作品的案例及延展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看到从学科发展角度出发的思考。
有学者热切地认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完全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当中的一个带有交叉性质、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4]客观地讲，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交叉性质的新兴领域，但它的发展前景，却因为学科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的具体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用教育的方式服务国家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问题。
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的不平衡性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多年的历史里累积了成体系、多语种的译介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从宽松的标准看也至少落后于实践30年，严格的标准则落后50年以上。
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大体上形成了和国内当代文学发展史既呼应又“延异”的学术生态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作品的翻译出版，期刊报纸评论、高校课程与人才培养、学者与研究机构、文学史写作等与国内当代文学学科相似的基本生态系统。在研究对象和方式方面，海外体系往往会比国内更为开放和宽广，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不会像国内学者集中在较密集的领域，多数会横跨文学、电影、图像甚至翻译等领域。从作品的海外传播分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50-70年代的“初始期”，20世纪80-90年代的“过渡转换期”，21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发展期”三个阶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差异性、复杂性决定了并非每一个国家的海外传播都符合以上分期，比如俄罗斯、韩国、越南就因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明显的不同。从传播变化来看，7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在整体上形成了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传播阵营，向欧美与中国文化圈国家两个传播中心的地理转换；译介样态也形成了从本土到海外、从政治到艺术、从单调滞后到多元同步的转换，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整体上褪去了很多政治色彩，悄然从边缘处生长出一种缓慢、温和但更容易让世界认同和接受的传播力量。
为什么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比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实践至少滞后了30年甚至50年？
首先，根据对该领域相关文章（近千篇）、课题（约230多项）、编著（近百部）的统计及中国知网(CNKI)数据，都显示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促使该领域成为2013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相关研究随之呈“井喷”态势。以文章为例，如果以1950-1980年代发表数量为基数1，那么，1990年代大约为2，新世纪10年大约为3，2011年为4，2012年为11，2013年为14，2014年为5。据2015年以来宽泛的统计，相关研究成果每年以50-100篇左右的数量稳定发展。课题（国家、教育部）各年的立项数量分别是：2008年8项；2009年7项；2010年7项；2011年15项；2012年27项；2013年31项；2014年19项。[5] 2015年至2020年涉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各类课题年均约20项。近百部编著整体上编多著少，有针对性的专著少，交叉涉及的旁著多；汉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类的著述多，有关当代文学的研究少，相关编著的开始时间基本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述文章、课题和编著，若按照严格意义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来看，大约占五分之一。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丛书、著作及文章，如北师大刘洪涛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丛书”（2020年出版），由10位作者分别撰写相关著作，是近年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成果。
其次，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国内发展史，也会看出国内研究明显地滞后于传播实践。其国内发展去除前史外，大体可分为“两段四期”——第一段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历史阶段，包括20世纪50-70年代的意识形态化期，20世纪80-90年代的混杂过渡期。第二段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现状阶段，包括2000年至2012年多元化自然发展期，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的自觉爆发期。
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外文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多为大家之作，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参考比较的视角。比如钱锺书牛津大学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陈受颐1928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8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范存忠1931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方豪《中西交通史》（1987年重印）、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1983年重印）以及[法]维吉尔·毕诺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长沙商务出版社1941年版）等先行之作。钱锺书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17至18世纪英国的各式文献对于“中国”的特定解读与想象性塑造，描绘出当时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演进历程，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时期英国“中国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开创了中国学者在“异国形象”研究范畴的先河。这些“前史”阶段的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海外传播，在资料来源、角度方法以及问题立场等方面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50至70年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第一时期的材料多涉及文艺政治、中外文学交流、重要作家访问等，从传播方向上看，对外国文学的输入远远多于中国文学的输出，如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等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毛泽东文艺思想可能是直到现在海外翻译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当代文艺思想，如刘振瀛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等。此外，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而言，其特点往往是作为文学外交活动的信息出现，如高娜娜的《阿尔巴尼亚评介我国的革命戏剧舞蹈》（《文学评论》1965年第2期）等。
资料显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大约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陆续出现关于中国文学“输出”的相关编著，如李岫编《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1990年代花城出版社成规模、有体系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工作，只是其中涉及当代文学的内容很少。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偏重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如夏康达、王晓平《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2000），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1976》（2007），方长安《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2009），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2011）及笔者的《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等。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进入井喷式爆发阶段，这一特点从莫言的案例上能得到鲜明的体现。根据对莫言作品翻译情况的整理[6]，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在1990年即推出法语版，1993年同时推出英语、德语版。而国内关于莫言海外传播最早的研究文章出现在2005年，直至2012年前只有姜智芹、邵璐及笔者等人的5篇。但在2012年至2014年短短两三年内，莫言海外传播研究文章就蹿升达60多篇，此后几年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领域，同时也出现了话题性、复制性、平面化等一系列平庸的研究表现。
以上梳理，可以从传播和研究两方面帮助我们理解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在短时间内难以获得重要的学科地位？因为它的研究积累和贮备时间太短。和现有当代文学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相比，它有巨大的问题空、广泛的对象范围、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缺乏体系性的研究人员、成熟的研究成果、配套的课程和人才培养机制、稳定的科研投入、全国性的协调机构等，基本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或者扩大一点，如何对待所有涉外学科的海外传播？处理好一个学科多语种的海外传播和其传统中文语境的学科关系，在中国当下的学术发展环境和未来的趋势中，显然已经成了无法绕开的一个重大学科理论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快速深入发展带给其他涉外学科的重要启示和先锋示范作用。比如中国哲学、历史学、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等，都有大量的海外传播成果，甚至形成了和国内相呼应的生态体系。如果说“海外汉学”或者“中国学”是用来指称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那么中国学者当下主动向海外拓展的相关研究属于什么？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史学能否涵盖海外传播涉及的复杂问题？尤其是那些有着明确的学科立场和问题意识的研究。比如我们团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方法和视角，更强调把材料视野由传统中文扩大到更广的多语种，把观察和比较的范围由中文语境延展到更大的世界语境，更强调以作家作品为对象来统一海外、国内、以及个人的研究意见，将之纳入当代文学的体系里，更侧重从文学及其周边的立体角度展开研究，而不仅仅是拘泥于比较文学里流传学的方法，更不会是翻译学或者传播学的理论方法，虽然我们也会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二、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新挑战
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发展中无法忽视，但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这一尴尬处境，也是目前其他涉外学科共同的困境，因此我们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讨论，同样会对其他学科产生重要的参考价值。
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仍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海外版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作品的语种版本、传播范围、阅读接受对象扩大并超出了传统的中文边界，国内文学界存在的一切问题，在海外也同样存在，只是更为复杂多样，而这些共通的和多出来的部分，都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如何看待翻译出去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些学者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认为，翻译文学属于所翻译国的民族文学，这作为一种观点无可厚非。也有观点认为翻译文学显然有“他国化”的成分，但不能认定为外国文学。[7]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当然还可以按照比较文学流传学的方式展开，或者以翻译文学的类型展开。不同的学科立场和方法处理的侧重点并不一样。海外传播研究的“混杂性”特征往往会使它处于“既属于又不属于”的第三空间，充满了霍米·巴巴的“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意味。但若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过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版本和接受问题，作为当代文学跨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即可，而不是切割出去成为什么其他的内容。当然，海外传播涉及的问题范围和复杂性要远远大于翻译文学或者比较文学，几乎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综合性的研究场域，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几乎都采用了一种“分散”的方式在展开，整体上缺少“融合”的提升。
对待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国内部分主流作家和学者在思想上还有一道较为普遍的隐形“长城”把海外和国内隔离开来，海外传播和传统当代文学相比，是边缘和中心的关系，是国内主场之外的客场，是一个“附录”式的存在。或者在社会上也可能是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文学战场，成功的海外传播有可能被描述为走向世界的荣誉，也有可能被抹黑成为缺乏文化自信的献媚。究其本质，仍然是单一化思维在作祟，似乎在主体和他者之间断无第三种形态的可能。此类惯性思维很难将海外传播作为整个学科边界、思路、方法、内容的全新拓展，也很难以融合性思维处理海外与国内复杂而深刻的文学联动，导致海外传播和当代文学学科关系高度模糊，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海外传播研究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空间。
事实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首先从概念内涵方面开拓了当代文学的学科边界。关于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与分裂，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通过分析“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几个相关概念，讨论了概念在特定时间和地域的生成和演变，以及这种生成、演变所反映的文学规范性质。[8]从海外学界的角度看，“当代文学”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个学术概念，特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主要指中国大陆文学，欧美汉学界的“现代”往往包括了我们所谓的“当代”部分。但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来看，这里的“中国”除了大陆的文学外，也包括港澳台和其他海外华文文学等研究对象，它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主要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但也包括那些由现代文学转折过渡而来的作家作品；“文学”是针对其他学科或者艺术门类的“输出”而言，更强调文本研究；“海外传播”则是包括传播、接受、影响等一系列相关环节的研究，其考察方向一般是对外的，原始材料主要是外语的，其目标是发现差异，反观自身，形成对话。[9]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概念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至少在研究对象的语种范围、材料对象、考察标准、研究方法等方面，海外传播已经对传统的当代文学产生了实质性的学科边界拓展。
其次，海外传播的“跨界”特征，会从研究模式和思路等方面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产生更为深刻的开拓和孵化效应。海外传播天然地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特点，自然也会涉及跨学科或者跨行业等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参与者，在兴起之初就包括了翻译学、比较文学、海外汉学甚至电影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从一部作品的中文写作开始追踪它的海外传播链条，就会涉及翻译界、海外经纪人等代理界、出版界、图书销售界、电影界、媒体界、评论界、教育界等诸多行业的连接与转化。正是这种强烈的“跨界”特征模糊了其学科属性，而整体上并不成熟的研究理念、模式、成果也难以让它在传统的当代文学批评、研究、文学史中自证并成为重要的角色。
最后，现有的海外传播无疑与以汉语材料和受众为主的当代文学传统学界构成了一种全方位、强有力的对话与开拓关系。它对当代文学的“特定时间和地域”发起了边界拓展、范围扩大、语种多样、接受差异等更为复杂的挑战；它在材料筛选、立场方法、评判标准、学术结论等方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它甚至还会打破传统的基础研究格局，在学术实践、文化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思路来。加之“当代”特有的正在发生、同一时代的共生性，其未完成性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10]，整体研究难度系数由传统中文的1.0版以指数的形式跃升到多语种的2.0版，而新生一代学术力量的教育背景、语言能力、知识结构、格局视野等也将更好承担起这种与世界融合的研究升级需求。这个升级转换的过程很难，也会很漫长，但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未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将会彻底扭转过去几十年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上“失语”或者“被代言”的尴尬状况，涌现出一大批同时掌握中文和外语、接受了良好国内和国际学术训练的优秀学者。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也不再是过去和今天所倡导的“走出去”和“走进去”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世界中”更好地融合发展的问题，是今天在欧洲国家已经呈现的那种既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关系。
海外传播无论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新鲜有效的研究领域也好，还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也罢，或者作为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对象，甚至作为未来可能新兴的一个融合创新性的交叉学科，尽管这些年学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了更多沉淀，但其短暂的研究积累、尴尬的学科归属问题、不同的学科立场与问题意识、不成熟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以及当代文学的传统惯性力量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它的学术品质和发展空间。笔者和团队经过十多年的理论研究和摸索积累，基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现状，提出以下观点思路，以资指正。
其一，就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当代文学学科关系而言，我们认为“海外版”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当代文学学科边界的全面向外拓展，当代文学学科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具体表现为研究对象的问题视野由国内扩大到国际，材料语言由中文扩展到多语种，受众范围由本民族内部拓展到多样性文化环境，问题意识也由学科化迈向跨学科化。这些边界拓展不仅会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评判标准以及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带来一系列的新挑战，甚至还会带动和促生当代文学一系列新兴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代文学创新式发展的突破口。简言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可以和传统研究全面对话的新领域。
其二，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发展的现状和内涵，决定了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完善期，目前我们还处于初期积累阶段。这个积累期的长短，由相关研究人员、成果、机构、机制等体系性的成熟程度决定，目前国内当代文学界尚未对之进行针对学科构成方面的认真讨论，这将会成为未来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积累期主要的任务就是在研究观念上改变“外挂”和“附属”思维，变“分散”为“融合”，将海外传播作为传统当代文学向外生长的新领域来整体考虑。比如完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方面基础性的补白工作，努力实现由“传播”向“接受”的研究转换。在积累海外材料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水平，探索与国内批评、研究、文学史相结合的批评经验与研究模式，加强具有当代文学学科品质的研究，推出有代表性的高水准成果。通过理论阐释提升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学科价值，建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方面的专业机构，开发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学术实践、国际交流项目，展示其巨大的学科服务社会能力等。
其三，就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而言，根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积累，我们认为“对象统一、各归其所、跨界融合、和而不同”不仅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准则，也适用于其他涉外学科的研究。所谓“对象统一”是指以研究对象来统一不同国家、文化、语言及学科等因素的切割，关注同一个对象诞生后的全链条信息，努力避免环节局限性带来的各种盲视。“各归其所”是指每个学科的海外传播应该属于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在对特定研究对象完成海外文献基本梳理的同时，更强调将之纳入学科体系里，充分利用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嵌入”自己的研究心得。“跨界融合”是指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当代文学同时兼顾相关交叉学科比如翻译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和而不同”是指各相关学科之间形成一种各具特色同时又能展开“对话”式的研究状态。该原则可以在拓展学科边界的同时，保证研究的基本学科立场和问题意识，提高研究的整体水平。
未来的当代文学学科发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汉语材料和国内视野，而应朝向一个更加国际化、立体化的发展方向。研讨“域外”中国文学对于传统中文学科在研究范围、材料、对象、问题意识及文学史等方面构成的机遇与挑战；探索中文、外语、传播学、大数据等跨学科、跨语言、跨行业、跨文化的课程与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校开发海外传播的特色课程和教育体系；支持涉外学术实践和国际交流的项目创新；研究涉外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建设的可能性，提升人文类基础研究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的综合效能。
三、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和现有国家学科分类里的诸多学科关系紧密，如文学里的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应用语言学里的翻译学，新闻与传播学下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它的学科问题可以有向内、向外两个方向的发展，“向内”是作为以上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扩展并充实这些学科；“向外”则是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组成部分，发展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来。并且这两个方向不但可以同时展开，而且还可以互相促进。
按照“向内”发展的学科思路来理解，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研究领域，那么在2011-2013年前后，笔者主要从文学史写作角度提出海外传播的“入史”问题。认为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版’和国内一样，也有着自己大概的生成、发展历史 ，内容丰富，各类齐全，自成体系，俨然小有学科史模样”。“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文学史写作应该纳入‘海外接受’的研究角度，按照‘对象统一’的原则 ，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上，客观考察（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接受，并与国内接受形成有效对话，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重估经典作品和进行文学史定位。” [11]在2014-2019年前后，笔者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应该归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并尝试用当代文学的立场、问题意识、知识体系去写作具有当代文学学科品质的海外传播研究成果。
从2020年至今，笔者在大量前期研究、实践项目和课程教学的基础上，开始按照“向外”发展的思路，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走出来，在更大的跨学科与新文科体系中思考海外传播之于当下学科与时代发展需求的教研问题，并以会议发言的形式求教于学界同行专家。[12]应该说，这两年教育部和国家新出台的一些学科发展规划以及时代的现实需求，都给作为新兴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向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保障。
首先是教育部近两年推出的“新文科”建设。从2018年5月教育部明确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到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尽管目前关于“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和路径还处于摸索阶段，但根据自身的学科实力培植和发展新兴交叉学科，无疑是中国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选项。
与之呼应的是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其中对交叉学科的设置条件有三点基本说明。一是具有新的、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需要通过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融合解决的新科学问题和现象，具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发展潜力；二是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迫切需求，并具有稳定的需求发展趋势；三是具有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相关学科基础扎实、人才培养条件优良，基本形成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从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的建设工作的集体学习中，可以看出社会对该学科的人才规模的迫切需求，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长远的国家文化战略发展方向，亟需我们提供相应的教育支撑。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在国际传播工作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各级党校部门要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重要内容，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等等。
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交叉学科的组成部分看待[13]，参考新文科建设思路，打破传统学科的思维壁垒，按照服务新时代中国加强国际传播工作的迫切时代需求来考虑，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应该说具备了“向外”发展的基本要求，它在理论、方法上涉及较多的现有一二级学科，显示出多学科综合与交叉的突出特点，它也符合国家当前和未来加强文化“走出去”和国际传播工作的紧迫稳定的重大战略需求，而以文学、语言学、新闻与传播学为支撑的学科群的师资和人才培养体系，也一定能支撑起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培养体系。
当然，从理论的倡导到学科体系的实践创立并非易事，但“国际文化交流”方向的交叉学科建设确实可以为中国提升国际文化影响力提供持续稳定的教育支撑。据我们多年的研究，相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下巨大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实际变化与需求，现有国内高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尤其是人文艺术类科研和教育体系存在着传统涉外专业科教体系，难以跟紧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型科研体系发展滞后且分散，融创型教育体系基本空白，新型科研和教育体系互相脱节等显著问题。近年来，虽然很多大学可以短平快地成立国际传播类的研究机构，却很少有高校从学科体系发展角度进行长远布局。和国家加强国际传播工作、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重大持久的战略需求相比，我们认为，如果缺少高校层面体系性的学科教育支撑，恐怕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上都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当一项工作的相关要素都在那里时，唯一需要的就是有一小批有远见卓识和非凡魄力的人聚拢在一起，并探索和改变这个世界。
注 释
[1] 刘江凯：《影响力与可能性：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传播》，《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
[2] 刘江凯：《世界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反思》，《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3] 近年来，通过近十项各类课题，我们研究团队在前期资料汇集的基础上，正着手建设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国际传播资源中心”数据平台，整理了大量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文章、课题、著作等资料。
[4] 张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总序》，《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5] 刘江凯：《世界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反思》，《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6] 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7] 曹顺庆、郑宇：《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
[8]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 年第 6 期。
[9] 刘江凯：《世界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反思》，《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10] 刘江凯：《当代文学的未完成性与不确定性：以莫言新作为例》，《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11] 刘江凯：《结语：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作为未完成的文学史想象》，《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289页。
[12] 2021年11月2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路径与方法：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国际论坛上，笔者做《人文艺术类国际传播的教育路径》主题发言。2021年12月1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丛书研讨会”上，笔者做《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学科建设》主题发言。
[13] “国际文化交流传播”是笔者对新兴交叉学科的一种理解与命名，有相对完整的内涵和体系表述。在该体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这涉及跨学科协同合作的一系列理论科研、课程教学、实践项目等问题，另有文章专门讨论，这里不作详细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