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母子读东汉史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是我们了解苏轼一生经历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其介绍母亲程氏独自承担课子之责时说：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苏轼的童年时代是写本向印本转进的关键时期。因此，笔者阅读至此忽有疑问：程氏所读“东汉史”，究竟是写本，还是印本？
苏轼曾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老儒先生”的“少时”，约当北宋初年。彼时想要读到《史》《汉》这种常见史籍，仍很不容易，需要手自抄录，没有雕版印本书可读。《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汉书》一百二十卷八十余万字，算上历代注疏在内则更多。程氏课子的东汉史即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的《后汉书》，就算不计入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孙奭奏请补刻的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通行本也有纪十卷、传八十卷，规模不小。苏辙《栾城三集》卷十《藏书室记》，说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也只是表明苏洵对数千卷藏书进行过校雠作业，并不可能抄而后读。若全是手抄，费时费力自不必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所费不赀。
写本时代，藏书数千卷绝非一般士庶可为。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曾派人在蜀中访书，最终仅得九朝实录及杂书传千余卷而已。前、后蜀经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较为繁荣，宋灭蜀，所得书籍数量也不过一万三千卷。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下诏访求《开元四部书目》著录而朝廷阙佚之书，献书满三百卷者可甄录为官。真宗咸平四年（1001）十月又广开献书之路，每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者量材录用，可见宋初聚书实难。
当时的苏氏只不过是僻处巴蜀一隅的普通人家，并非住在通都大邑，得有机会收集四方书物。欧阳修给苏洵撰墓志铭，说他家祖上三世皆不显。苏洵《族谱后录下篇》也曾述其祖母宋氏虽然善治生，有余财，但时当蜀中兵燹扰攘，不敢扩大产业，又好施与，故而祖父“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遗产极少，又说其父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家里似也不会藏书。司马光为程氏撰写墓志铭，称程氏十八岁嫁入苏家时，“程氏富，而苏氏极贫”。直到苏洵欲折节读书时，为了维持生计，程氏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嫁妆，几经操持，才使得家庭稍微富足。苏氏既非家饶于赀，自然无力佣人抄书；数千卷藏书若都是洵一手所抄，亦不可能，毕竟老苏年少时，实在只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二十七岁始发愤为学，科考不利，三十九岁时才焚去应举旧文，纵览六经百家之言，真正开始闭户读书。数千卷藏书，不知要抄到何年何月。
从书籍实物的装帧形制上，也可略窥一二。写本文献长期使用的是卷轴装。经史典籍单篇别行，一篇即是一卷；以书轴固定，一卷书徐徐展开，恰好适合握持的长度。这种书籍装帧形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卷书的文字数量大体相当，而且因各篇卷分别装池，反可以用多种特别的装帧设计以相互区别，更有利于检索。于溯女史在浙大高研院演讲《卷轴作为方法：书籍史里的史学史》时曾指出：“在卷轴装时代，通常情况下一卷既是一个物质载体也是一个内容单元，这使得卷轴装书籍的内容单元比册页装更独立，在视觉上更突出，且卷轴装还可以通过配置轴、帙、签的颜色、制作材料和题字强化这种独立和突出。”
因此，程氏如果读的是卷轴装写本《后汉书》，各卷之间内容是相互独立的，大可从书架上按照不同标记迅速定位，抽出一卷进行阅读，不存在必须像章回小说那样从头开始读的必要。而“至《范滂传》”这个“至”字表明，程氏是按照一定顺序阅读，只有读的是已经装订成册的册页本，才会特意从前往后阅读，才会有读“至”某卷这样的阅读状态，则其所读，当为册页装本无疑。
或曰：卷轴装也可以按照顺序插架排列，阅读时逐卷取阅。倘如此，把各卷从卷一到卷九十按次序排列好，就不可能堆叠太多层，否则会将下层的卷子压出褶皱，折痕处易断裂；也不利于抽取与放回。而如果只将卷子摆成两三层，九十卷的《后汉书》需要多个书架。读者如见过卷轴装实物，便可明白内容上同是一卷，实物体积上卷轴装却要比册页装书籍大许多，殆因其既有书轴，又是单面写字。如果家中还有其他的书，书房将需很大面积。苏家数千卷藏书，若为卷轴装的话，所需书房不知凡几，应该不是仅足小康的苏家可承受的。
苏氏所居虽僻，但并非买不到印本书籍，尤其是科举考试必备的经典。唐末蜀地佛道教徒已开始雕印宗教读物。后蜀明德二年（935），宰相毋昭裔自出私财，开始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绣梓。史籍阙略，不知毋氏曾否刻印过《后汉书》。太宗淳化五年（994）命陈充等校勘前、后《汉书》，校毕赴杭州镂版，至道三年（997）书成，付有司摹印，从此行于天下，此是北宋雕印《后汉书》之始。真宗景德元年（1004）命刁衎等再校淳化本两汉书，二年，重新刻板付印。此版与淳化本一样以李贤注本为底本，只有纪传部分。《志》三十卷，要迟至真宗乾兴元年补刻，才得以流布。且《后汉志》单独刻印，仁宗景祐二年（1035）余靖校刻全新版本的《后汉书》，才形成包含纪、传、志在内的一百二十卷本。
苏辙《栾城第三集》卷十《坟院记》说程氏“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苏轼小小年纪，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这都是纪传所载的内容，因此合理的推测是，程氏课子所读的《后汉书》，为无志的淳化本或景德本。景祐二年，二十七岁的苏洵始大发愤，第二年，苏轼生，再过九年，苏洵才东游京师应制举，此时国子监印书售卖，大相国寺还有不少书店书摊，得书更容易，他才有可能大规模采购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奠定日后家藏数千卷书的规模。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去看一看。少年苏轼梦想做范滂一样的名士，他曾有所犹豫，不敢笃定母亲会否支持。在程氏鼓励下，苏轼“奋厉有当世志”，从此“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当他迭遭祸患，不能不对少年的梦想生出动摇与怀疑来。直声与奉养，尽忠与尽孝，究竟孰轻孰重？苏轼晚年著《志林》，曾记述这样一件事：
郗嘉宾既死，出其所与桓温密谋之书一箧，嘱其门生曰：“若家君眠食大减，即出此书。”方回见之曰：“是儿死已晚矣。”乃不复念。余读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爱莫加于父子。嘉宾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恶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宾可谓孝子，方回可谓忠臣也。悲夫……
苏轼读到郗愔父子的故事，一再悲叹。名士尤为看重清名，可是面对尽忠以博清名与尽孝以享天伦之间的张力，少年时那种一心只要忠直声名的慷慨不悔，再也不能理所当然。母亲“吾顾不能为滂母耶”的表态虽然给了他一个承诺，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但多年以后，历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苏轼怎能不生出浓浓的悲凉：大义凛然的背后，是个体私情的无尽遗憾。嘉祐二年（1057）三月，苏轼兄弟在东京进士及第，一时名动南北。四月初八，程氏却孤独地卒于眉山老家。她没有等到儿子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那一刻。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