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古文选本编纂趣谈
当代书籍市场上最为畅销的，教辅书恐怕能拔得头筹。在古代科举时代，相关读物市场也一样红火。科举读物种类多样，其中就有各种古文选本，如《古文观止》就是清代最为流行的一种。
明清时期出版古文选本的经济效益极高，编选者甚至能以此养家，继而成为专业的评点家。由明入清的评点家孙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孙琮在明为诸生，鼎革后隐居嘉善，放弃了诸生身份，转而专门从事文章评选。经他评点的书极为风行，经济回报亦非常可观，“除了奉养双亲，还能养活亲戚”。
高经济回报自然会引起盗版，毕竟刊刻此类通俗读物并无太大技术难度。而在古代，打击盗版也没有什么有效措施。一般书坊只能在扉页郑重警告“翻版必究”，甚至刻入书中正文予以强调。比如，《古文汇钞》就在《凡例》里强调：“倘有翻版射利，以赝乱真，是在必究，知不余过也。”
反对书坊翻版，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出于对内容负责的考量。毕竟盗版粗制滥造，极易滋生讹误。余诚刊刻《古文释义》时说：翻版恶习最可痛恨，彼但惟利是趋，一见大行之书，遂窃而翻刻之……每致贻误后学。盖因古文选本不仅文字会生讹误，更有大量的评点符号，不同符号各有所示，符号形式、颜色、位置稍微变动即谬以千里，贻误读者。更有甚者，为了节约成本，书坊会省略原书的评点符号不刻，结果造成原书学术价值的损害。
此外，另有一种洗稿方式竟成了古文选本的一种普遍生产方式。清代的古文选本多以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同类书籍为蓝本进行再生产，沿袭选目，摘录评语，甚者直接拿一两部流行选本进行改编。冯敬直《古文汇编》谓：“是编选法大抵仿张侗初《正宗》，段落大抵近茅鹿门《文钞》，集注解大抵用张江陵《直解》，圈点、后评大抵取林西仲《析义》，旁评大抵仿过商侯《觉斯》与《奇赏》《卓观》，音释字画大抵用尺木堂《观止》。”
书商还会追踪流行书籍，及时吸收其评语。上海图书馆藏一部唐德宜《古今文绘谷集卷八》稿本，其中两篇评语全袭林云铭《古文析义》。此书成于《古文析义》出版的当年，可见《古文析义》甫出版就成为他人所“参考”的资源了。
由现代观念来看，这种大规模袭用他书的行为算是一种洗稿行为，有损于选本的独创性。但有一个理由值得关注，如《古文约编》所云“爰定是编，以为家塾课本，非敢云选也”，意即家塾读本私下自用，不可视为独立著作。
而出版市场对盗版深恶痛绝，对洗稿的编纂方式却态度暧昧，盖因前者能分走原书坊的经济利益，后者却能扩大原书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变相的广告。孰是孰非，今人不妨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