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艺术史上，有人将徐渭称为中国的梵高。虽然徐渭比梵高早生了300年，但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人生履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狂躁症，并且都做出过伤害耳朵的举动。梵高是割了自己的耳朵，而徐渭是用一根长钉钉进耳朵里，企图自尽。二人的艺术也都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惊世骇俗。

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徐渭是让明代艺术焕发出耀眼光芒的疯子。他以我行我素、傲视一切的性情，抖落了旁人的目光，我笔写我心，彻底解放了笔墨。最具代表性的，是《墨葡萄图》。《驴背吟诗图》虽然相对比较保守，但也是明显的天才手笔、徐渭风格。

徐渭没去过灞桥，却熟悉“灞桥驴背”的典故，不然不会有这幅《驴背吟诗图》。

大唐，长安城东边的灞桥是送别亲友之地，广植垂柳。柳枝依依，似离情别怨。柳，留，想留却不能留，只好写诗寄怀。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有人问唐昭宗时期宰相、诗人郑綮：“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何以得之？”“灞桥风雪驴背”因而成为一个美学概念和经典意象。

诗人孟浩然常冒雪骑驴寻梅，也说过：“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后来的李贺、孟郊、贾岛等人都觉得风雅，纷纷效法。

印象深的，诗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很有意境：“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细雨中，诗人骑着驴，入陡峭的剑门关。给我们无尽萧索的意味。

古代文人书生不擅长骑马。马多用于战争，市场价格高，文人多贫，只好以驴子代替。并且，驴子行走速度慢，便于吟诗思索。久而久之，旅途的颠簸、驴子的耐性和隐忍，都成了古代文人生涯的隐喻。

回到这幅画。才子徐渭的人生是不得意的，所谓“八考不中、九死还活、七载牢狱、终生潦倒”。徐渭年轻时曾有过征战沙场的雄心，他的履历中，标明其“军事家”的身份。他“知兵，好奇计”，曾协助胡宗宪擒获倭寇首领。但最后定格在他心灵史中的形象，并不是戎马生涯的高光时刻，而是骑在驴背上赋诗的潦倒文人。

晚年，潦倒文人徐渭越是处境边缘，越是不向世俗低头。正是这种狂与倔，成就了他的大写意艺术。

《驴背吟诗图》中，驴子的脚步那么轻快，轻快得仿佛飘在云端，一点也没有艰难和迟滞，尽显狂态。驴背上的这位诗人，寥寥几笔，五官清淡得几乎要消失。然而，并没有流于轻浮，反而是目光炯炯有神态，充满灵性。徐渭将“减笔”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下笔的准确性，令人惊叹。

徐渭擅长狂草，常以书法入画。左上方的树枝便是随性破碎而潦草。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抽出了万物的筋骨。这样的“减笔”，又是铤而走险。冒险之于他，并不需要久久谋划，而是天然地充满他浑身每一个细胞。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徐渭却有着天生的反骨，不相信“抱朴守拙”那套定理，反其“道”而行之，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样的人，生活中或许我们不想靠近，亦不敢追随，却极度欣赏着他的艺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