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出版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出版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行业管理，取得了丰富而辉煌的成就，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提升中国出版国际影响力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增添了强劲动能。十年征程，十年奋斗，中国出版业守正创新、行稳致远，正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踔厉前行。

聚焦高质量发展

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我国出版业切实转变发展模式，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品质聚焦，持续进行内容生产创新，着力实施精品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涌现出一大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出版物，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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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图书出版硕果累累。主题出版是出版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途径。十年间，主题出版工作积极呼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突出重点内容、精心筹划组织，集中优势资源、全面保障质量，推出了一批批导向鲜明、意蕴深厚、制作精良的主题出版佳作。

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版了多种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选本和论述摘编，陆续推出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至4卷。为了展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大党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使命担当和领袖风范，出版了《摆脱贫困》《平语近人》《习近平用典》《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的七年知情岁月》等各具特色的主题读物，还出版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和《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等四部记述总书记地方工作经历的图书。党的十九大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出版机构陆续推出了多种相关理论研究、宣传阐释读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书，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解读，成为广大读者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指南。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节庆纪念，出版了一大批内容精湛、制作精良的主题出版读物。《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书内容权威，简明扼要，成为全党全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增强革命理想信念的重要读物。《毛泽东年谱》《邓小平传》《浴血荣光》《抗日战争》《重读先烈诗章》《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选择》《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新中国70年》等书庄严厚重，重温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展示了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崭新成果，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回答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版界还精心组织出版了一批通俗政治理论读物，推出了一批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经验、深刻阐发中国道路意义的重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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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图书出版佳作纷呈。十年间，我国文学领域原创能力强劲，创作实绩丰富。文学类图书出版及时反映丰富创作成果，充分展现了时代的进步和文学事业的繁荣。

在纪实文学方面，十年来出版了《革命者》《红船启航》《雪域长歌》《国家的儿子》《中国机器人》《大国担当》《大国重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悬崖村》《春归库布其》《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乡村国是》《江山如此多娇》等多种精品佳作，这些作品或深情回望过往历史，书写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战斗历程，或倾情描述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国防建设成就和高端前沿科技发展，或集中描写脱贫攻坚领域的典型样板和典型人物，皆格调昂扬，艺术精湛，构成讴歌奋斗精神、展现时代风貌的壮阔图景。在小说和散文方面，这些年出版了《这边风景》《繁花》《望春风》《主角》《北上》《人世间》《云中记》《海边春秋》《带灯》《应物兄》《经山海》《战国红》《太阳转身》《驻村笔记》《暖夏》等多部长篇力作和《大湖消息》《山河袈裟》等多部散文佳作。这些作品的故事与意蕴虽各有不同、各具特色，但都直面社会生活现实、贴近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社会进步和精神历练的艺术缩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出版形态，网络文学出版在近十年时间里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类型多样、形态多元的总格局下，鲜明呈现出科幻题材异军突起、现实题材持续强化的基本态势。由此既带动了网络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也给整体文学带来具有网络文学特点的诸多亮色。《散落星河的记忆》《网络英雄传》《大国重工》《传国功臣》《重卡雄风》等作品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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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术图书出版亮点频现。十年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高度重视学术创新，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在不断拓展，研究水准得到不断提升。出版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密切关注学术研究进程，及时出版了大量一流学术研究成果。

《民主的中国经验》《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读懂中国经济》《中国的法治道路》《全球化的裂解与融合》《新基建：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等论著围绕政治、经济和法治领域的重要论题，联系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实践，展开深入分析，提出独到见解，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精湛的辨析能力。《丝绸之路》《故宫营造》《庄子哲学讲记》《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不断裂的文明史》等论著选题意蕴深刻，内容严谨扎实，论述透辟，视野开阔，突出彰显了我国学术研究的理论层次和探索精神。近年来我国还出版了多部深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重要论著，呈现了一众著名学者的成熟研究成果，姜广辉撰著的《中国文化的根与魂》、陈来撰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楼宇烈撰著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张岂之撰著的《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许嘉璐撰著的《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陆续出版问世，给读者以深刻启示和丰富教益，为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学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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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科普图书出版厚重扎实。十年来，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基础理论研究、工程技术、医药卫生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在水利水电、高速铁路、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我国出版业服务科技强国目标，致力传播科技新知，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类论著、读物。

《青藏铁路冻土环境和冻土工程》《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液体火箭发动机优化设计》《土压平衡盾构电液控制技术》《胰腺整合介入治疗学》等书及时总结我国科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充分反映了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和重要成就。《中国高等植物》《空间科学发展和展望丛书》《中国古生物研究丛书》《新中国地方中草药文献研究》《竺可桢全集》等系列图书，全面总结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历程和学术进展，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广度、厚度和深度，也展示了我国专项科研的能力和实力。而《小楼与大师：科学殿堂的人和事》《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数学之美》《奇妙量子世界》《科学外史》《众病之王：癌症传》《活出健康：免疫力就是好医生》《深海浅说》等科普读物均内容严谨，表达生动，从新颖角度切入科学内核，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效普及了科学知识，弘扬了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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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图书出版精彩纷呈。少儿出版关系到亿万孩子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历来是我国出版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繁重任务，也是我国出版业中极具活力和魔力的板块。十年间，少儿读物创作者和各出版机构共同努力，针对少年儿童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适时创作出版了许多内涵丰富、格调清新、生动感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知识教育读物。

《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中国精神，我们的故事》《100个孩子的中国梦》《速读新时代》《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等书，用符合时代要求的书写向少年儿童讲述领袖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引导他们感受革命先辈的精神品格，领略民族河山的精神气象。在儿童文学方面，曹文轩、黄蓓佳、杨红樱、梅子涵等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持续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不时有新作问世；一批新晋少儿文学作家锐意进取，妙笔生花，给读者不断带来惊喜；而张炜、王安忆、赵丽宏等成人文学作家的加盟，使得近年来我国儿童文学的原创能力更为深厚强劲。十年间，我国儿童文学出版精彩纷呈，繁荣兴旺。《寻找鱼王》《布罗镇的邮递员》《焰火》《我的儿子皮卡》《艾晚的水仙球》《少年与海》《奔跑的女孩》《面包男孩》《牧羊上学记》《树孩》等作品内涵丰富、风格清新，闪耀着新时代灵动的光芒，广受少年儿童欢迎。新时代少儿图书出版繁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图画书和绘本的蓬勃发展，《团圆》《云朵一样的八哥》《辫子》《羽毛》《别让太阳掉下来》等本土原创图画书格调清新健康，画面美观生动，深受小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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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出版工程成效凸显。十年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版的基础性作用，组织创办和持续推进了一批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推出了一批传承中华文明、积累知识资源、体现我国科学文化综合水准的大型精品出版项目。

《中华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辞海》（第7版）、《大辞海》等出版项目的顺利完成，反映了我国出版业在语言文化和知识基础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和丰硕成果。《大辞海》出版后，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称赞其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华彩乐章，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大飞机出版工程》《载人航天出版工程》《北斗系统与应用出版工程》等项目的成功实施，集中展示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突出成就。此外，全面搜集、收录海内外珍藏绘画精品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反映古籍整理创新成果的二十四史修订本，都以优秀的品质、精湛的水准，赢得了学术文化界高度认可，也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永乐大典》等一批体现中华文明内涵的重要古籍也先后整理出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的编纂出版工作十八大后开始实施，第一至第三编共290册图书于2022年9月正式出版、面世。编纂《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通过对近代以来重要思想文献的选编，集中展现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族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渊源和文化脉络。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亲自为之作序，深刻阐发了这项重大出版工程的时代意义和精神文化价值。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激发发展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深化出版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出版业在发展方式、管理方式等方面实现重大转变，进一步明晰了企业发展的目标任务，明确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优化了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各个方面的关系，使我国出版业内部活力得到充分激发，运行效率大幅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成效显著。

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十八大以来，我国新闻出版管理机构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使党管出版原则在制度层面得到进一步落实，使出版导向管理更加严格扎实，日常管理更加科学高效。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确其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责著作权管理等。这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便成为国家图书出版行政管理机构。此后，全国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也对辖区内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与广播电视或文化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整合，建立了地方新闻出版广电局或文化委员会或文化新闻出版局等。省级以下市县基本实行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合一的模式，组建了文广新局。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并明确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出版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与之相应，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开始承担本地区新闻出版的管理职责。两次改革新闻出版管理机构，调整新闻出版管理机构职能，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政治导向管理、深化新闻出版改革、实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对推动出版改革走向深入，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出版体制机制改革。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文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并就出版改革提出许多具体要求。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思路、主要任务和政策保障措施。此后的2014年11月，为贯彻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统一部署中涉及的新闻出版领域改革事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了《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五个重点方面的改革任务，即完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增强新闻出版单位发展活力，建立多层次新闻出版产品和要素市场，推进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提高新闻出版开放水平，为我国出版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清晰了路径。到2018年底，根据财政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印发的《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企业全部进行了公司制改制，按照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要求进行资产登记和组织建构，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市场主体地位，使出版企业的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经过公司化改制的出版企业，进一步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获得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

量化社会效益考核要求。十年间，党和政府强化了对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核机制，通过制定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办法，细化、量化社会效益考核要求，将社会效益优先原则落到实处。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出版单位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将社会效益考核细化、量化到政治导向、文化创作和生产、公共服务、受众反应等具体指标中，形成对社会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此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制定了图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及新华书店等出版发行企业的社会效益考核办法，地方政府和出版机构也纷纷结合本地区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考核办法，具体落实中央精神。经过几年的考核实践，2018年底，中宣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明确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方式，提出了具体指标和评分标准，使对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核要求得以落实落细，高效开展。

特殊管理股试点初见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对按规定转制后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作为开展特殊管理股制度的一种尝试， 2014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参与对外专项出版业务试点办法》。该办法公布以来，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先后批准成立了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江苏求真译林出版有限公司几家试点企业。几家公司成立以来，开始在外文图书出版方面认真筹划，积极拓展走出去业务，致力对外译介国内优秀图书内容。2017年，《屠呦呦传》阿文版由人民天舟出版有限公司联合摩洛哥阿曼出版公司、埃及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出版公司、黎巴嫩迪法富出版社、突尼斯卡里玛出版社四国出版机构共同出版；《大国外交》《社会主义五百年》《古建筑之美》《儒家孝道》等多个外文版本由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江苏求真译林出版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加拿大、欧罗斯等国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了多种外文版中国主题图书。这些对外专项出版活动，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

加快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执政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十八大以来，出版业遵照党和政府的部署和安排，积极作为，扎实工作，全面增强出版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加快升级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出版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取得了显著成绩，达到了新的水平。

全民阅读工作成绩斐然。2012年11月，“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历史性地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任务。2013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成立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小组，启动《全民阅读条例》的起草工作，并于2016年2月开始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明确提出要“推动全民阅读”，并将全民阅读工程列为国家八大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开展全民阅读”明确写入其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成为我国制定的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任务，对推进新时代全民阅读工作作出了部署。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在第三十五章“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而自2014年开始，“全民阅读”连续九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党和政府的有力推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下，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发展，成效显著。目前，全国所有省(区、市)都开展了全民阅读活动，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每年吸引8亿多读者参与。阅读理念深入人心，书香氛围日益浓厚，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选择。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在高位又有提升，由2012年的76%提高到2021年的82%。2022年4月23日，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全民阅读活动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进一步做好全民阅读工作的有力推动。

农家书屋工程提质增效。农家书屋是我国出版业实施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共文化惠民工程。这项工程自2005年试点，2007年全面推开，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时，已建设完成60多万个农家书屋，覆盖了我国具备基本条件的所有行政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农家书屋重在提质增效，以数字化为中心进行升级提档。通过运用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卫星网络等技术手段，我国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以卫星数字农家书屋建设为主体，以互联网书屋建设为补充的良好格局。数字农家书屋占比稳步提升，配书更加合理，使用更加方便。各地还依托农家书屋，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阅读实践活动，特别是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为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增强农民文化素质和科技致富本领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实体书店探索改革创新。在网络时代如何进一步发挥实体书店作用、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是出版业面临的艰巨任务。从2013年开始，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财税政策，并于2014年向56个实体书店发放了共计9000万元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进一步促进实体书店发展，2016年6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从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加强财税与金融扶持、提供创业与培训服务、简化行政审批管理、规范出版物市场秩序等五个方面，全面加强对实体书店发展的支持，鼓励实体书店改革创新。此后，多地以该指导意见为标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文件，为推动当地实体书店的转型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十年来，尽管面临很多困难，我国出版物发行单位和发行网点数量仍呈扩大趋势。其中，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与高校校园书店成为实体书店网点拓展新的增长点。而打造多元业态和特色品牌，实现智慧化发展，已成为实体书店转型升级的普遍趋势。

民文出版事业实现快速发展。民族文字出版工作和民族地区阅读推广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对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对于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文化认同，对于推动形成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组织实施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管好用好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实施《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等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民族文字出版的基础条件，资助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优秀出版物，使民族文字出版发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技术装备加持，有效破解了基层尤其是偏远农牧区移动阅读的难题，探索出适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移动阅读模式，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出版和阅读推广活动。

盲人出版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十年间，经过有关各方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盲人出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盲文、有声、大字、无障碍影视等出版工程全面实施，多形态盲人读物日益精准丰富，较好地满足了盲人的学习需求。盲文出版工程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盲人读物出版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国家文化、新闻出版和残疾人事业五年发展规划。在服务盲人阅读方面，各地纷纷开展文化助盲行动，初步形成盲文读物、大字读物、有声读物等多形态盲人文化产品体系和盲人读物借阅、公益助盲、教育培训等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为全国盲人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精神食粮。截至2020年底，500多家政府单位完成了信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省、地（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馆（阅览室）1258个。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生效，配套政策和实施举措不断跟进，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盲人和视障人士阅读权益保障工作，助推对盲人和视障人士的文化服务水平。

攻坚克难彰显公共服务精神。十年间，出版业积极履行社会义务，在攻坚克难中充分彰显了公共服务精神。为助力脱贫攻坚战，许多出版机构积极策划出版相关图书，宣讲农业经济方针政策，传播农业科技知识，致力讲好脱贫攻坚故事，营造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浓厚氛围。一些出版机构还直接投入人力、物力，热情支持文化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科技扶贫等项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版业迎难而上，担当作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些专业出版机构及时推出有关疫情防控的出版物，普及科学知识，增强战疫信心。多家出版社免费开放数字阅读资源，组织线上服务交流活动，满足人民群众特殊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出版产业平稳增长

整体实力稳步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产业遵循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的发展思路，加强内容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使产业规模保持平稳增长，整体实力逆势增强，出版传媒集团发展迅速，出版行业发展指数持续看涨。

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及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公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统计数据，2019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8896.1亿元，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2260.8亿元，增长13.6%；资产总额为24106.9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8377.3亿元，增长了53.3%；利润总额为1268.0 亿元，与2012年基本持平。2020年至今，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严重冲击，出版产业规模有所下滑，但发展基本面保持稳定，发展韧劲和动能充足。

十年间，我国出版图书的品种数、总印数平稳增长。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41.4万种，图书总印数79.3亿册；到2021年，全国出版图书52.9万种（其中新版图书22.5万种，重印图书30.4万种），图书总印数118.64亿册（其中新版图书总印数27.5亿册，重印图书69.0亿册,租型图书总印数22.2亿册），品种数和总印数分别增长了27.8%和49.6%。图书品种的增加，客观上反映了我国文化、学术领域创作能量的充沛，而图书印数的增长，则直接反映了我国读者图书消费需求和能力的增强。 十八大以来，根据适当控制品种规模、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发展思路，我国年出版新书品种增幅逐步收窄，个别年份出版品种和印数出现下降，但基于庞大的发展基数和强劲的市场刚需，我国目前依然是世界上图书品种与图书印数最多的国家。

期刊出版发展平稳有序。十年间，我国期刊出版与图书出版一样，一直遵循适当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发展理念，发展平稳有序。2015年，我国期刊品种数突破万种，此后每年增加不到20种，增量极为有限，但期刊坚持精益求精、科学严谨，充分保证了传播需求，实现了良好传播效果。为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应对各种新兴媒体的冲击和挑战，近年来，我国期刊在策划、制作、营销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融合探索，借助新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使期刊的内容传播力得到了有效提升。特别是学术、科技类期刊的集群化建设极富成效，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集群模式的期刊群，显著增强了我国专业期刊的影响力。

音像电子出版发展空间有效拓展。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受到较大冲击，面临严峻挑战。在此情况下，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业务转型升级，借助数字化技术对传统业态进行改造，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有效拓展了发展空间，提高了发展速度。统计数据表明，自2013年开始，虽然音像电子出版物品种数和出版数量一直呈波动收缩态势，但利润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增长。2020年，全国音像制品出版实现利润3.7亿元，电子出版物出版实现利润2.6亿元，均比上年增长了5.5%。

出版传媒集团高速发展。出版传媒集团是出版业的主力军，其规模和实力在整个出版产业中举足轻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传媒集团获得快速发展，资产规模逐步扩大，利润总额和主营业务收入平稳增长，整体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2012年全国出版传媒集团主营业务收入233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总额超过100亿元的出版传媒集团有4家。到2020年，全国出版传媒集团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551.5亿元，较2012年增加了52.16%；118家图书出版、报刊出版、发行和印刷集团拥有资产总额达到8481.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总额均超过100亿元的出版传媒集团上升至8家，较2012年增加了一倍。在全球出版业中，我国出版传媒集团的综合排名稳步上升。2012年，我国只有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一家位列全球出版50强，且排在第37名。到2021年，中国已有4家出版传媒集团进入前30强，其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位列第9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位列第20位，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位列第29位。这从一个重要维度表明，经过近10年努力，中国出版传媒类集团的资产规模与整体实力又有了长足进展，在全球具有了更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数字出版高速增长

融合发展日趋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业积极顺应时代变化，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传统出版内容优势，充分采用新媒体先进技术，持续推动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拓展数字出版的新业态新应用，大力探索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数字出版保持了高速发展态势，出版融合发展取得可喜成效。

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今非昔比。十年间，我国数字出版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形态不断丰富，数字化产品的收入持续增长。2012年，我国数字出版总收入为1935.49亿元，到2020年，数字出版总收入达到11781.7亿元，较2012年增长了508.72%，数字出版收入占全行业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达到38%。在超万亿的数字出版收入中，互联网期刊收入24.53亿元，电子书收入62亿元，数字报纸收入7.5亿元，博客类应用116.3亿元，网络动漫238.7亿元，移动出版（移动阅读、移动游戏等）2448.36亿元，网络游戏635.28亿元，在线教育2573亿元，互联网广告4966亿元，数字音乐710亿元。这表明，数字出版在多个领域均获得较快增长，对整个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字出版产品供给充足丰富。数字出版产品形态是丰富多样的，现有主要产品形态包含电子书、电子期刊、数据库、有声书、云课堂（含音频、视频、直播）、网络动漫、基于 PC 端的网络信息服务、基于移动端的网络信息服务（APP/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前沿技术的出版应用、音视频节目等不同类型。强化对数字资源的整合和管理，提高数字内容产品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更好地提供数字出版服务，是数字出版发展的基本任务。十年间，我国出版业聚焦数字出版的服务功能，积极挖掘数字资源，优化技术手段，配置必要技术装备，不断开发应用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

重大工程带动传统出版转型升级。实施重大工程带动战略，是数字出版快速推进、拓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十年间，在总结原有数字出版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高校为辅助”的出版科技创新体系，组织实施了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中华字库工程等重大项目，聚焦技术创新、领域拓展和产业应用，取得了一系列技术成果，有力推动了传统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也正是在重大工程的牵引、带动下，通过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传统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效果充分显现。

出版业融合发展深度拓进。融合发展是出版业发展的方向，也是传媒技术进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融合出版发展，出版业以数字出版为着力点，大力推动传统出版转型升级，向融合发展目标深度拓进，取得显著成效。已有相当一部分出版机构形成了较为清晰、可持续化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构建了数字出版产品体系和产品矩阵，初步实现了多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和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大众、专业、教育三大图书出版领域依托自身优势资源，进一步探索以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渠道创新以及服务创新为主要内容的融合出版模式。专业出版领域依托内容优势，逐步向科学、技术、医学等专业出版数据库、专业知识服务平台等产品转型；教育出版领域根据行业特点，积极研发适应不同对象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大众出版领域针对市场需求，大力探索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已经形成多个影响较大的融合出版平台和网络原创平台，深受读者喜爱。

高新技术得到及时应用。出版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进步紧密相连。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我国出版业对高新信息技术持续高度敏感，及时应用高新技术，全方位延展技术成果，始终保持丰沛创新活力，不断探索突破和跨越。近年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已经成为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动力。一些专业出版领域已经构建出相对完善的大数据平台；AR技术开始应用于专业、大众和教育出版各领域，基本形成了“3D 模型库、AR 编辑器、输出展示系统”的 AR 出版产业链环节，并推出多种 AR 出版物；VR技术应用于在线教育和教育装备领域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出版+人工智能”新模式不断升级，语音识别、机器人新闻、智能教育机器人、智能科普机器人、图书馆智能盘点机器人等创新型数字产品层出不穷；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护和交易等方面也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推动了出版流程的专业化、数据化、智能化。可以说，正是依托这些高新技术，出版业融合发展新动能展现出巨大潜力，我国数字化经济持续发展有了坚实保证。

出版走出去力度空前

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出版走出去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业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姿态更加主动，措施更加有力，步伐日趋稳健。在政府的强力主导和出版企业的积极参与下，一批批优秀的中国主题图书和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图书市场，走进海外读者的书房案头，并逐渐形成了产品、版权、品牌、企业乃至模式走出去的多元格局，大大提升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

实物贸易和版权输出数量双增。2021年，全国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金额10522.95万美元，较2012年增长11.07%。出版物实物出口848.75万册（份、盒、张）。2012年至2021年，出版物版权输出从2012年的7831种增长到2021年的12770种，增长63.07%。版权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的比例从2012年的1∶1.9下降至1∶0.96，首次实现顺差。其中，电子出版物版权贸易增长较快，2021年，电子出版物版权贸易实现大幅顺差，净输出686种，输出品种数量为引进品种数量的25.5倍。

精彩中国故事打动各国读者。十年间，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扎实的效果，中国主题图书全面走向世界，中国故事讲述吸引了无数国外读者。习近平总书记的多种论著外语译本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海外政要和各国读者认知、理解中国发展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文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被译成36个语种，全球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近100万册。《摆脱贫困》《习近平讲故事》《之江新语》等书也受到广泛欢迎，市场反应热烈。《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震撼》等多种探讨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阐述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经验，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当代主题图书输出多个语种版权，进入西方主流渠道。余华、刘震云、麦家等当代中国优秀作家作品脱颖而出，受到海外读者喜爱。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作品被译成多个语种，赢得广泛关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后，已输出几十个语种，在很多国家成为畅销书；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与其代表作品一道，广受到海外小读者喜爱。一批网络文学精品受到海外读者追捧。此外，近年来，我国版权输出的范围已经突破了传统内容格局，广泛覆盖各个专业领域，在科技、教育、学术、文艺等方面，均有大量的论著和读物被翻译出版，在海外市场进行销售，实现了有效的国际传播。

书展平台充分发挥国际传播功能。国际书展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十年间，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出版企业国际传播意识的增强，出版业参与国际书展的热情更加高涨，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在书展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显著。2013年，我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2014年，又首次在中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贝尔格莱德书展上担任主宾国。在2014年的科伦坡国际书展上，我国作为首任主宾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习近平主席与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共同为活动揭幕，充分展现了我国作为出版大国的形象和风采。2015年，先后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明斯克国际书展和美国书展，并首次实现了中国图书进入美国主渠道。2016年，我国又先后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第23届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和第27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近几年，我国出版企业除积极参加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书展外，还不断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书展的参与力度，参展规模和版权贸易成果屡创新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线下国际书展纷纷取消，我国出版企业克服困难，积极参加线上展会活动，开展网上推介、贸易对接、在线洽谈等工作，保持了与国际书业的密切联系和沟通，使中国图书的国际传播得以继续通畅，并取得可观成效。在国际书展强力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国国内书展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成为中国图书国际传播的重要交流平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规模和品质不断提升，已跻身世界第二大国际书展；上海国际童书展、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等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和参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径越来越丰富、宽广。

重点项目发挥引领支撑作用。这些年，我国先后组织实施了多项国家级重点工程项目，给予出版走出去工作有力支持和推动。十八大以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等重点工程项目得到进一步完善，管理更加规范，实施更加规范，效果更加显著。为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形势新要求，2013年开始，我国又增设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丝路书香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重点工程项目，资助的类型也从单纯的图书翻译出版扩展为翻译出版、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境外参展、建立数据库等大型综合性项目，构建起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的扶持体系，使中国出版持续、高效地走出去、走进去有了坚实保障。

输出资本助推出版走出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出版市场，通过投资或并购现有海外机构、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跨国经营，参与国际资本运营和国际市场竞争。目前我国出版企业已在近6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近500家，本土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涌现出一批运营良好的本土化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建立则形成了一批战略支点。与此同时，我国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增加较快。此外，我国出版企业还通过设立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进行本土化的选题策划、出版营销活动，出版了多种高质量的中国主题外文图书，并顺利进入当地主流销售渠道，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和传播效果。

法制建设稳步推进

行业治理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年来，我国出版业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文化改革的特点，围绕深化出版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出版融合发展等核心目标，制定了关于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促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促进全民阅读、扶持实体书店、加强网络出版管理、规范出版物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规章和意见，有力地促进了出版法制建设，全面完善了出版治理体系。

出版领域相关党内法规强化主体责任。十年间，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相继制定了几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和文件，对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的原则、要旨和职责作出明确规定，提出具体要求。2015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强调要切实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018年11月14日，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新时代出版工作提出总体要求，明确方法路径，为进一步做好出版工作提供了重要引领。2019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是我党第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规，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清晰指导和坚实支撑，标志着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出版法律体系保障行业安全运行。出版管理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法规体系。这个体系是伴随出版事业的发展逐步建立的，也必然要随着出版事业的进步而不断调整、完善。十年间，我国对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修订，使之更为适应行业发展，更能推动事业进步。继《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全面修订之后，《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等重要规章相继修订。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也取得突破性进展。202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颁布。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法制体系已初步建成，其以宪法为指导，以《民法典》《著作权法》等法律为基础，以《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三部行政法规为核心，以《图书出版管理规定》《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20多部行政规章为配套，以300多件规范性文件为补充，内容涵盖出版、新闻报刊、印刷复制、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等众多领域。新闻出版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坚持依法管理、加强社会监管、推动改革发展以及有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严格管理确保图书品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立足新发展阶段的使命任务，致力于出版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进一步加大了依法依规管理力度，切实提高了管理效能。通过“适度控制书号总量” ，大力整治重复出版和平庸出版，有效地提高了单品图书品质和市场份额，激发了出版企业的原创能力 。为全面提高出版物质量，出版主管部门连年开展质量管理专项工作，针对问题突出的出版物类别及时进行集中检查，对不合格图书予以曝光，对出版单位进行相应处理，督促出版单位切实增强质量意识，严格执行“三审三校一读”制度，严把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关口。同时加大书号发放环节的审核力度，从源头上保证图书出版质量。2019年10月25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新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明确要求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12个方面内容的重大选题必须经过备案批准，否则不得出版发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的修订完善和严格落实，为出版物导向正确、品质优良提供了基本保障。

“扫黄打非”持续深入开展。十年间，“扫黄打非”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统筹网上清理与网下打击、境内整治与境外斗争、专项治理与日常监管，打了一系列总体战、攻坚战、遭遇战，取得重要战果，市场环境得以持续净化、优化，网络空间逐步变得清朗、清爽。针对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有害信息及出版物，加大监管惩处力度，建立长效机制；深入开展“绿书签”等宣传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远离有害信息及出版物，护助青少年健康成长。坚决查处侵权盗版重大题材出版物、畅销图书、少儿类图书、教材教辅等不法活动，整治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出版物等违法行为。不断完善重点案件挂牌督办机制，鼓励查办大案要案，强化打击震慑，通过查办案件推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2013年至2021年，全国各级“扫黄打非”部门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5000万余件，查办各类案件80000多起。目前，市场上的非法出版物已经大量减少，2021年收缴的非法出版物数量比2012年减少了63.7%，表明持续深入开展的“扫黄打非”工作已取得重要成效。

本文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十八大以来出版业的成就和经验”研究课题部分成果。（课题组组长：王平；成员：李文娟、屈明颖、遆薇、邓杨、尚烨。本文执笔：王平、李文娟、屈明颖、遆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