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站在这个讲坛上，我突然想起九百多年前，中国先贤朱熹，胜日寻芳，览无边光景。伫立于泗水边，高吟一首诗：“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我斗胆借用一下，改为：秋日寻圣泗水边，无边光景千年新。

百年、千年过尽，夏日曾来到尼山朝圣，今日再返，何其有幸，可以上承朱子，心随景从，登临仰圣，目送泗水，读千岁春深。

历流年久远，我再入尼山，凝神于夫子的铜像之下，参悟于源头意义上的中国文心与坐标，感发于《诗经》《论语》及《史记》，追溯报告文学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掘文学的世相之美。

夫子当年删诗三百，类分风雅颂，尽现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美，为中国留下了最美的诗歌读本，至今仍朗朗上口，为诗之“兴观群怨”留下了九鼎重器。

同样，他的《论语》则是教化中国人仁义礼智信的仪规与标准，千年斯文发轫于此，半部论语治天下，夫子的尼山甘泉，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智慧之井，至今仍然让世界受益。

还有一部《史记》，则是写了《孔子世家》的皇皇大作，堪称是史传文学，更是报告文学气派与风格的巍峨雄峰。

首先，我谈一下何为中国文学的文心，我们要追求怎样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我以为，报告文学叙述中国故事，诠释中国精神，是中国梦的国民读本，是弘扬中国风格和气派的文学叙事，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学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光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走向世界。

何为中国气派？那就是上古的正大气象。远可以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之底蕴，其犹如一口深深的人类精神之井、思想之泉，令中国作家淘之不竭、取之不尽。

而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资财丰沛，文化多元，全球化浪潮，洪波涵澹，奇景迭出，让局促的文学想象瞬间变得涛澜汹涌。中国作家由骇然而肃然，大家所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境：真实大于想象，晴好间以混沌。混沌者，乃是欲望化和碎片化的驳杂诉求，令有的人战栗、悸动或迷失自我，无法追寻时代，无法找到自己，更无法肇新文学，本可以诞生一部部史诗级作品的时代，我们却集体深陷有“高原”缺“高峰”的尴尬与窘迫，文学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从主流走向边缘与寂静。

其实，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寂然未必就是坏事，退守蛰伏书斋，拉开距离去观察社会，寂寥时刻，可以反思过去，瞄准未来，不怕重新归零，再图整装待发。

窃以为，讲述中国故事，凸显中国精神、气派和风格，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任重道远。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必须回归于中国古汉语的高贵、典雅，回归古典叙事，回归文史哲高地，深淘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哲学思想之井，以中国化的叙事风格和语言，通天心，接地气，将人民捧过自己的头顶，以人为上，以人性为圆心，写真性情，写真实感，说真话，以一缕人性的温馨阳光，照亮灵魂的皱褶，用中国风格和气派，以古方块字之维，构建好自己的文学世界。要将每个汉字当作一兵一卒、车马炮来运筹，注重谋篇布局、排兵布阵。转瞬之间，旌旗猎猎，虎帐辕门，沙场秋点兵，提升词格之美、结构之美，寻求文本的诡谲多姿与句式的无穷变幻，寻法道统，重拾古汉语抑扬顿挫的韵律铿锵之美，崇尚真正的简洁高贵之美，使自己的文字更加老到、老辣。

我知道走向叙事文学的中国气派之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唯有不断地上下求索，上达上古之正大气象，向下亦有具体路标。这路标便是大先生鲁迅、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汪曾祺等一批五四之后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前沿的世界文学意识，更有中国古典文学的高贵、典雅、洗练和音声之美，是真正的中国风格和气派，是坐标与参照。

在语言的叙事上，我开始了大踏步后退的实践，退到古汉语的神髓处，雅正、高古、简洁和音乐之美上。晚明小品空蒙、性灵、禅意、洗练、高雅，说易亦易，说难则难。作家操刀，在读者看来不过小菜一碟。然治大作如烹小鲜。大作好写，犹如长江黄河，烟波浩渺，惊涛拍岸，气吞山河。可匠人好为黄钟大吕状，极易唬人。千字短文，形似小石潭中秋水，清澈剔透，鱼翔浅底，池边生兰芷，水中若长杂草，一览无余。作家功力之深与浅，文笔老辣与稚嫩，寥寥数语，便可测试出来。因此，吟物显志，叹事成理，写人立传，切入角度要巧，叙述向度更宜摇曳多姿。唯有极具思想穿透力，并以沉淀诗意叙事，最终才能显现文化韵味，凸显中国气派。

第二，文学就是人学，报告文学概莫能外，全方位展现世相之美是报告文学的不二属性。

在写作时，报告文学作家要瞄准人物、人情、人性和命运的落点，把文学的视线聚集到人生、命运以及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上来，允许写人情之美、写人性之怆、写命运之舛，因为大时代的变迁，必然折射到个人的命运之上。报告文学的落点必须对准人，对准那些创造了历史的底层普通人，对准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但这绝不等于是表扬稿，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挣扎、尊严、友情、爱情，也有人性的悲悯与感动。大人物有大人物宽袍广袖的从容、自信，也有身处时代漩涡之中的艰辛、艰难和悲哀、悲恸，甚至难言之隐。而从根性层面论，我认为，文学的落点尤须对准普通人。唯有平凡物，才是文学书写的永恒坐标。世相百态，“大”与“小”都不可或缺。那种涉及小角色灵魂隐秘，扪及世相苦难，还有那些非常温暖、充溢十足动感和磅礴力量的文字，包括最真实，因而也最打动人的人物、故事、精神，如果能相绾共进、一并纳入，既有典藏式叙事，也有羊皮纸叙事，则报告文学一定会有更健康、更优美的生态，更能映射人性光辉，从而能更好地进行生命观照，更好地书写生存伦理、文化伦理，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更有益于叙事拓展、理论创新。

总而言之，凡人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小人物的梦同样是中国梦的壮丽华章。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正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稳步迈进。伟大的复兴之梦，是由普通百姓的人生梦想连缀、叠加而成的。小人物之梦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青史断章，普通人圆梦的故事沉淀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底色。唯有普通人的圆梦之旅一帆风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才会出彩。当然，报告文学既然是多元化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单要为青史留名的人事风物提供足够版面，为杰出的思想表达划出足够场域，也要给予凡人小事最大的话语权。我特别希望作家们能将激荡人心的笔触对准小人物，或粉底重彩抒写，或泼墨大写意，或工笔手绘，或白描勾勒，写出普通小人物在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最大限度地展示生存、尊严、牺牲、荣誉以及生命的代价与崇高。苦辣酸甜里有民族的正气歌，欢乐忧伤中有国家的无韵离骚。

对于报告文学而言，世相之美，关键是细节的典型之美。《史记》千百年来被历代文人墨客奉为民族的信史与文学圭臬，可谓中国报告文学的巅峰之作。它最精彩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而且在于那一个个波澜壮阔的场面，那一个个如珍珠项链般被串起来的经典细节。因了细节的经典，其刻画的人物个个性格各异、呼之欲出，令人过目不忘、千古咏叹。人们可以忘记篇名，却单单能记住文中的人物。刘邦、项羽就不说了，仅举舞剑的项庄，还有生食彘肩的樊哙为例，那种人物的不同动作、神情、性格，便堪称文学教科书，直让人拍案叫绝。这就是报告文学的非凡魅力。然而，当下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作品忽略、缺失细节的刻画，更遑论精彩的经典细节。厚厚一本书，汪洋一片，事物苍苍，云山泱泱，见事不见人，见景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神，代入感差，甚至不忍卒读。没有了细节，书便不会精彩。疏于写人，重于写事，这是大忌。有些作品倒是写人了，串场匆匆，走过的人物成百上千，却难留身影、倒影，或恣意铺陈，或大而无当，或仅为过场，情景和细节寥寥无几，一笔掠过，没有奔流不息、直指人心的细节予以支撑及加以展开，人物的命运沉浮，在惊涛骇浪的时代大变局中的使命担当，皆流标于空泛贫乏，人隐于事后，物居于人前，这怎么能写得出、写得好精彩的中国故事呢？

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写鸿篇巨制的文学野心和精神担当。对于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而言，要有勇气直面这么几个词：精神、命运、生死、爱情。要使报告文学回归文学，回归古典，回归哲思，回归中国化叙事，回归中国文心和坐标，回归中国气派和世相之美。我们要不断强调“报告文学所特有的参与意识、批判意识以及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影响力，使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样式”，要让报告文学真正成为“大于文学的文学”。

古今中外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在文学叙述中对“文心”，也就是精神思想元素，有独到的发现与深邃挖掘。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质高拔的，站在民族的人类的高峰之上，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时代、民族、个人、历史的命运感，有爱情的美丽与凄怆，能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直通读者的心灵，能为读者再造一个天堂的力作。可以说许多作家都是穷尽一生，却困惑于此。

第三，新史诗是报告文学未来的写作新坐标、新高度。

报告文学要想写出真实生活的精神标高，达到新史诗的高度，我认为它不靠技巧、不缺语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最缺的是精神品质，缺的是作家在大时代中的站位和姿势，亦即心里没有设定新的坐标，实际上是远离文心，忘记了中国气派与世相之美。

新坐标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新使命、新史诗、新变化、新高度。只有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深刻洞察历史经纬，厘清事实，反映时代的变化轨迹，呈现其中所蕴含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真理、信仰、文学的力量。只有呈现了或者说拥有了这种力量，报告文学才是有力量的，报告文学只有拥有了这种力量，才能称得上获取了更正确的坐标、崭新的坐标，达到了新的高度，才能称为从文心共有抵达了现代性的与时俱进，才是真正表现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学气度。

当下的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我们更要认真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正确历史观、时代观，要有一种思想和精神的穿透和照亮，以此测试我们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和功夫。作家身处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和社会，能不能有更高、更新、更深的哲学历史视角，能不能有独到发现，能不能用新的文学美学元素来诠释这个时代、社会与人生，以期构成一部作品的精神品质，构成作家特独的叙述表情和文学品相？这确实是我们必须扎实答好的时代问卷。

总之，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面对难以预测的人生命运，作家的认知力、感知力、叙事力、思想力、思辨力都遭遇到了巨大挑战。文学作品特别是重大题材作品既关乎家国情怀、前沿命题，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守原则和底线，不忘文学和人性维度，揭示真相，针砭时弊，照亮迷茫，驱散黑暗，更重要的是能够见证时代、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以新的文学图式描绘未来。

报告文学必须占领新史诗的新高地。新史诗写作，未必全都是世界级的杀伐决断，不一定都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讲的对抗性的带英雄气概的“史诗”，它恐怕更多包括民族普通成员的日常习得、心理状态、精神结构跟思维方式，亦即索尔·贝娄式的“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换言之，我们不妨从言必称宏大叙事的倾向中脱出，进入丰沛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知识世界，书写、创造新史诗，直面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新的坐标点上，以更高站位、从更巧妙的角度，用历史、哲学和美学的眼光审视，对新的社会现实做出更文学化、更打动人心的诠释，让新史诗上承《诗经》《论语》《史记》等古典经籍独特的细节之美，并充分展示新时代的新风尚。

这些典籍的细节之美，也关乎先贤文心。像太史公的《史记》与老杜的“三吏三别”，前者为史，后者为诗，对此，法国编年史史学家吕安就曾说过，“诗比史更真实”。无论是作为诗的史，还是作为史的诗，太史公与老杜都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细节之美。对于“细节”这两个字，我强调过很多遍，个人觉得就是再突出强调一百遍、一千遍都是必要的，因为无细节不文学。唯有写出令人耳目一新、闻之动容、思之泪目、一眼万年、关乎文心的细节，报告文学的新史诗化写作才算是修成了正果，中国气派和世相之美才有了魂魄。

报告文学的中国气派和世相之美，系于我们的笔墨淘洗之间、文化精神的建构之时、话语秩序的形成之际。经国文章，千秋之事，华章宜待秋水洗。当下秋草黄，风霜尽，夜露白，一壶浊酒万事休。沉醉之后，看秋山红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也许今生今世，我辈作家无法达到庄子之《逍遥游》、老子之《道德经》、屈子之《离骚》、太史公之《史记》、柳宗元之《小石潭记》、苏东坡之《赤壁赋》，甚至张宗子之《湖心亭赏雪》、曹雪芹之《红楼梦》之境界，但是我们常怀一颗中国文学的文心，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正道上追求报告文学写作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在中国文学的叙事坐标中描绘中国社会独有的世相之美，以新史诗写作为方向和目标，那么，便至少可以千山我独行，便至少可以让报告文学这一伟大的文体永立时代的潮头，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后来的选家和读者，可能就会读到新史诗的《史记》。

（此文系作者2022年9月26日在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尼山报告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有个别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