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当代儿童文学的摇篮
1937年1月，党中央抵达延安，到1947年3月党中央离开延安，这是中共党史上的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的时间范围甚至还可以再扩大一些，比如可以上溯到1935年10月党中央抵达陕北，下延可以到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去往西柏坡。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许多新生事物在这里酝酿、产生，直至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重要事件，这不仅包括新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逐步形成，也包括当代文学以及当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
在延安，对儿童的定位是“中华民族的后一代”“革命后代”，革命教育就是培养抗战后备力量、未来接班人。毛泽东给《边区儿童》杂志创刊号的题词是“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在这一特殊时代的儿童观影响下，延安儿童文学突出革命性、阶级性，进一步深化了左翼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成为革命教育的工具。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尤其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延安文学从思想上、组织上、创作上，开始正式进入一体化模式。这种特殊时期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在延安成为了主流，1949年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也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主流创作观念。
作家们也努力在创作观上统一思想，靠近成人本位。如1940年10月，孙犁在《谈儿童文艺的创作》中说：“边区的孩子已经参加了战斗，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的、战斗的科学教育。今天用艺术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思想感情加速健康的成长，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之一”，并指出应该向苏联学习和借鉴。
在延安儿童文学中，儿童诗代表性作家有刘御、萧三、陈辉等，其中以陈辉的诗歌成就最高。刘御著有儿童诗集《儿歌歌谣》《新歌谣》等，1937年当首任“战歌社”社长。1938年，战歌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发起《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在延安掀起了街头诗运动，他们把诗歌当“武器”，进行了口号式创作，极富有鼓动性。陈辉最具代表性的儿童诗是《妈妈和孩子》《为祖国而歌》等，相较于同一时期偏口号式的儿童诗作品，陈辉的诗用词简洁、形象饱满、充满激情，只可惜陈辉英年壮烈牺牲，并没能为儿童文学诗坛奉献更多佳作。
儿童小说的代表是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秦兆阳的《小英雄黑旦子》、韩作黎的《小胖子》、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刻画了一个个聪明活泼、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形象，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历史实践，对小读者们来说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至今不断再版，成为儿童文学“红色经典”。
相比之下，童话方面的代表性作家较少，这主要是囿于当时儿童文学观的局限。延安儿童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把童话、神话从儿童文学中剔除出去，认为它们没有革命斗志，容易让读者脱离现实。也有不少作家片面地认为童话创作不可取，以至于丧失了在现实主义童话上的探索。另外，在宣传重在口号的情况下，儿童诗更容易流传，而童话不易传播，也没有小说那么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些现实状况使得延安时期的童话作品极少，最有代表性的是严文井的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作品集虽然也重在教育，但仍然是用充满童趣的语言、诗化的文风、有趣的故事来展开艺术探索，成为他独有的“诗体”童话的开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童话作品与整个延安儿童文学的主流仍然显得与众不同。
总体来说，延安儿童文学所彰显的时代性、革命性，以及它的一体化生产机制，后来成为全国的模范样式。由此，延安可以看作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