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的怕与爱
近日，上海《语言文字周报》编辑部公布2022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小镇做题家”赫然在列。这是一个让青年又爱又恨的词语，它集结了网络狂欢化的时代情绪，却又像失意青年的“遮羞布”，有关命运与成长的缺憾都可以藏在这张以自嘲玩笑为表象的身份标签里。
“每一种身份的背后，都是一种希望被看见、被承认的欲望。”“小镇做题家”这种命名方式，折射着怎样的时代情绪与社会结构症候？这一群体的成长经历、命运流变又与优绩主义有着怎样的关系？除却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视角的观照，“小镇做题家”们的艺术形象也在逐渐丰富，它与五四时代的“零余人”、当代文学中“失意青年”等人物谱系有着怎样的相关性与独特性？对于围绕这个词语所产生的种种疑问，本期“新力量”邀请到三位青年文化研究者一道探讨围绕这个词语所产生的种种话题。
——主持人：康春华
做题与人生
■魏司马
做题考古学
要是真能穿越的话，我一定能想起第一次拿到典中点、世纪金榜等练习册时的感觉。从手写复印的卷子，到装订成册的习题集，从写在塑料纸上的幻灯片，到投影在屏幕上的PPT，旧的学习和考试方式仿佛已经成了怀旧，其实也不过20多年的历史，但它们见证了一代人在21世纪的成长历程。除了智能手机和电子游戏，做题也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经验共同体的重要部分。
不仅我们这一代，自古以来考试就是中国人说不完的话题。科举和高考建造了古今中国人从少年步入青年阶段的那座独木桥，但这两座独木桥有很大不同。科举通向的是古代公务员体系，而高考则拥有更多元的可能性。高考作为现代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入门环节，通过高考将学生输入大学，继续学习专业知识，而不是直接分配工作，可以把高考看作通向社会工作的预备阶段。从考核标准来看，科举通向的是公务员体系，这就意味着它主要是为了考核士人辅佐朝廷进行社会协调和管理的水平。而科学的发展是近代大学体制建立的基础，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大学，这就决定了高考（或者说大学入学考试）应当考核的更多是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的水平。
对科学知识的考核演变成了对量化的要求，这是很多复杂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广义的科学知识向狭义的科学主义演变的结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人口和竞争压力增大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结果。以数量或者说成绩作为考核的核心标准，一步步地最终产生了“小镇做题家”的现象。但归根结底，做题家的竞赛只不过是一个表象，在其背后的实质还是庞大的就业压力。作为就业竞争的缓冲带，文凭的竞赛独立发展起来，才造就了特殊的考试经济。还记得，每一场期末考试结束后，一开始在校门口接孩子的是结队的家长，忽然变成了发小扇子和辅导班广告袋的人。
怕做题还是爱做题？
有不少人认为，做题会让一个孩子自主学习的兴趣枯萎，但事实并非如此。做题如同孩子的劳动，在劳动中自然有受苦的成分，但是劳动也让一个人获得解脱，人们往往忽视了儿童也有焦虑，会感到无聊和精神内耗，而机械地做题，虽然束缚了孩子的手脚，却解放了他们的头脑，在生活中他们感到的无聊在做题时得到了缓解。在做题中令人苦恼的常常并不是题海，因为“题海”其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这里的“海”指的只是题目的数量，毋宁说不过是题池，做题的人像是在一个游泳池里游来游去，练习同一个动作直到熟练。反而是没有标准答案、过于开放性的问题给人一种茫然的海一样的感觉，海面固然有起伏，但是时常有危险的海雾和漩涡。如果陷入其中，就会失去方向，比起做题的枯燥，思考问题的迷茫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更大。做题如同一种恋物癖，既有迷恋也有恐惧。
既然存在贩卖焦虑，就自然有消费焦虑的人。本雅明提到，在商品的灵魂中存在着移情，消费者无意识地产生了对花费在商品上的金钱的崇拜。其实做题何尝不是如此，家长和孩子都容易对题和卷子产生这样的移情作用。把通过做题提高成绩视为获得交换价值，当这个过程不断反复，做题和成绩都抽象出来，造就了以勤劳战胜天赋的一种拜物教。甚至可以说，分数本身被误认为智力和努力的一般等价物，对分数的崇拜和对其他一切数字的崇拜一样，充满了现代色彩，而小镇做题家、内卷、躺平等社会现象，都深深地烙有现代性的烙印。社会学家罗萨认为，数字是人类为了让自己感到对世界掌握的工具，生活是在于我们“有关的”可掌控与不可掌控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但是掌握世界的行动必然会产生副作用。当人类对世界的掌控达到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倦怠感，尤其是在文化上，世界的发展给人的感觉从期待变成了胁迫。人们不再希望从发展中获得更多，而是害怕从发展中获得的更少。
做题本身并不见得限制一个孩子的智力发展，也不影响一个人对诗和远方的追求，反而可能给人带来充实感，让青少年免于因为过早思考抽象问题而陷入精神内耗。但这是说能够从做题中获得收获的孩子，或者说能够从个人奋斗中，感到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有所进步的人。比如在刘汀的小说《何秀竹的生活战斗》中的女主人公何秀竹可以看作是一个早年的小镇做题家，她在成功考到大城市之后，依然热衷于同生活战斗，“她现在很信奉网上的那句话：你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怎么还能幻想着控制自己的人生？……战斗，取得胜利，或者撤退，等着将来取得胜利，是她多年来唯一遵循的逻辑。”何秀竹不仅用这套规则要求自己，也用来要求丈夫马勋和儿子多多。何秀竹通过对社会规则的了解，为自己最大限度地获取了社会资源。在年轻的时候，她考过公务员，但是有关系、更年轻的人拿到了那份工作，好在何秀竹对于未来并未恐惧而是依然有所期待，“她仍然坚信前面有一条路在等着自己”。对待儿子多多的问题上，她就有经验多了，主动靠近班里最有钱的家长黄太太，“为孩子的将来选择同学圈、朋友圈”。何秀竹在逆境中的经历让她学到了社会生活的答案。然而是每一对父母、每一个孩子都能意识到这个规则，并且巧妙地付诸行动的。意识到不对称的竞争关系，有的人会像何秀竹一样拼命改变自己，也有的人会像高加林一样陷入沮丧。
从《人生》到《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年轻人对前途的不同思考反映了合理利己的不断加强。在《人生》电影上映后《大众电影》和《中国青年》组织的讨论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有的专家认为高加林是经济改革中崛起的“新人”，另一部分则认为高加林是缺乏集体意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想要进城的野心类似于《红与黑》中的于连；有人觉得高加林怎么奋斗也不成的结局提倡了安贫的思想，鼓励人们回到故土，也有人质疑，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并不是只有回到农村才是正确的。但在近些年的小说中，何秀竹们的形象洒上了“奋斗者”的光彩，成为勇敢的、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芸芸众生。如果从“小镇做题家”的三个标准来看，很多奋斗者形象并不完全符合，只有出身贫寒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但很多奋斗者的学习成绩既不优异，在离开校园后，对社会现状也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满。与之相对的是《玄鸟传》中的孙鲁西一类形象，家境优渥却因为理想主义而活成了边缘人。但小镇做题家的不满并不都是因为理想主义，更多的是对中产价值的追求，比如期待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些也都与“鸡娃”“内卷”“躺平”等问题相关联。
归根结底，小镇做题家不害怕做题，但害怕无法掌控未来的生活。问题在于，生活是永远无法彻底掌控的。何秀竹本来“觉得任何计划外的事都隐含着危险”，但是在生活的变数前，她终于还是“明白了什么是无常，也看清了眼下自己面前的路，很宽，甚至有好多条可以选择”。当然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个小径分叉的花园是她生活战斗的收获。对很多小镇做题家来说，不做题又能怎么样呢？或许就像西西弗斯的努力一样，坚持推动巨石，也是一种胜利。
（魏司马，青年记者，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科学主义美学。）
一份社会学课堂随想录
■李钧鹏
“小镇做题家”这是个年轻人常用来自嘲的词。急速蹿红，和太多人在它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关。从古代的科举到今日的高考，标准化考试一直是中国选拔人才的主要形式。通过读书出人头地，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眼中的“正途”。《论语》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固然遭到了后人的曲解，但通过刻苦读书出人头地，千百年来始终是奉行实用理性的中国人的人生理想。
话虽如此，我还是对一些现象忧心忡忡。先从我给博士生和硕士生合开的知识社会学课说起。这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选修课，基本是每周一本书的阅读量，属于本专业阅读量较大的课程。我在课程大纲上明确要求学生每堂课前完成阅读，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刚回国工作时，我对这门课充满了期待。我在美国读书时的所有研究生课程都是阅读量巨大，一周一本书属于最低要求，而且每堂课都是大脑片刻不得放松的两个小时，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学生就阅读材料展开辩论，老师只是开头和最后点评两三分钟。我每次课都要抢着发言，否则根本轮不到说话的机会。这种上课方式令我受益匪浅，因为正是这种密集阅读加激烈讨论给了我扎实的阅读面和批判性思维。事实上，几年之后回头看课程论文和阅读笔记，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同样水准的东西了。学术灵感是课堂上吵出来的，是三两个朋友喝咖啡聊出来的，而不是一个人挑灯夜战、废寝忘食拼出来的。
然而从第一次课开始，这门课就成了我的全程学术演讲。也许阅读材料太难，也许学生爱听我的讲座，我这样安慰自己。真正的爆发是一次周一下午的课。那次的阅读材料是一本新翻译进来的关于人类疯狂历史的书，书很有趣，而且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图。“这一次，学生应该有话可说了吧？”我满怀期待地走进教室，用5分钟介绍完书和作者，然后开始提问。我准备了十几个问题，觉得对于两个小时的课来说够用了。但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学生都低着头，没有任何目光接触。我环视一周，发现几十个学生中只有我的博士生一人桌子上有这本书。这种情况我并不陌生，只是过去一直以为学生怕花钱，在电脑上读的电子版。但这次读的是新书，没有电子版啊！“大家读了吗？书买了吗？”没人回答。我把准备好的第一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开始点名。第一个学生表情木然地摇摇头。第二个学生回答：“老师，对不起，这本书我没读。”第三个学生半天没应答。第四个被喊起来的是个博士生，她说：“老师，我还没读，但我刚才从豆瓣上找到一篇书评，我就这个书评谈一下……”我在那一刻本想拂袖而去，最后还是强忍怒火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学术演讲。那一个星期，我过得很糟糕。这门课我讲过不止一次，但每次都会大幅度更新内容，每次课前一天熬夜备课到凌晨4点是家常便饭。但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只有我和我的博士生做了阅读。期末作业是一篇3000字的研究计划，结果不止一个学生问我是不是必须跟这门课有关，好几个人交了明显是其他课的研究计划给我。
我是2019年回国工作的，当年秋季招了5个学术型硕士生。这对我来说具有不平凡的意义。我自觉责任重大，因为研究生三年学得如何，事关他们未来的人生。学生开学初联系我指导时，我跟每一个人都单独见过面，跟他们说，我不要求也不盲目鼓励他们走学术之路，因为这条路很窄很苦，他们考证、“考公”、实习、出国，我都支持；我唯一的要求是读研期间认认真真读几本专业书，写一篇拿得出手的硕士论文。开学第一个月，我请他们去校门口的商场吃晚饭，饭桌上畅谈我对他们接下来三年的期待。吃完饭后我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到楼下的星巴克请他们喝咖啡，继续谈我眼中激动人心的研究课题，一直聊到晚上十点。那个晚上，我是掏心掏肺的。但三年之后，我发现那不过是一种自我感动。临毕业前，读着电脑里的学位论文，我再也没有当初的雄心壮志，只希望他们顺利通过答辩。
坦率地说，我上本科生课的积极性更高一点，因为至少上述现象没有在本科生课堂上出现，而且课后被学生围上来问问题的现象也只有本科生课才有。但我还是发现，学生对于教科书之外的书并无太大的阅读兴趣。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学难道不是读书的地方？大学难道不是充满理想、实现梦想的地方？大学难道不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地方？但在我目之所及的范围里所看到的是，大学生们并不读书，至少不读教科书之外的书；大学生们没有改善社会、造福人类的理想，只有保研、考公的目标；大学生们没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只有拿奖学金的兴趣。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学生，因为他们并没有“躺平”。他们在“做题”，他们在“搬砖”，他们一直在努力，这些都没有错。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磨灭了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样的激励性机制诱使他们以如此方式改善自身境遇，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再认为读书是自己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不要忘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为了买一本海德格尔的新书而彻夜排队，90年代的大学生以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座右铭，21世纪前十年的大学生为创业忙得不可开交。这一代人发生了什么？
原因有很多，比如我们缺乏有效的选拔手段，将真正对学术有兴趣的学生招为学术型硕士；比如本科生课太多、疲于奔命；比如本科生考试不能真正体现水平，却鼓励背诵；比如研究生课程缺乏体系、因人设课；比如大学老师忙于做课题却不重视教学；比如学术评价体系并不鼓励导师用心指导学生，却鼓励导师将师生关系变为“论文工厂”。但我想，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一代年轻人能得到的机会变少了。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如果社会的通道窄化，我们如何还能奢望年轻人有理想，如何还能期待他们坐在图书馆里一心读圣贤书？我们又怎么忍心指责这些“小镇做题家”呢？
(李钧鹏，社会学研究学者，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
小镇做题家及其不满
■陈润庭
作为近两年中文网络最富有生命力的词汇之一，“小镇做题家”的身影频频在各大社交软件、媒体平台上出现。
“小镇做题家”一词，最早诞生于2020年的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一群出身农村或小城镇的学子，依靠勤奋苦读“做题”考上名牌大学，本以为即将迎来新的飞跃，却在高校与社会生活中不断遭遇落差与挫折。于是，他们在豆瓣小组集结，分享人生的失败经验，并自我命名为“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通过风马牛不相及的修辞拼贴，一个漫无边际的赛博身份由此诞生。这一命名最初充满了自嘲的意味，就像一个为了欢愉的徽章。但不同于“迪士尼在逃公主”等等同类修辞法产生出的赛博身份，“小镇做题家”背后折射出的失落可谓广大而弥散，真实而深刻。从1999年开始到2012年教育部喊停，中国大学的本科扩招整整持续了13年的时间。除本科扩招之外，中国大学还进行了研究生和高职的扩招。而这两个部分的招生规模至今仍在扩大。事实上，在过去20年时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因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盛景每年都在重现，但鲤鱼跃龙门却成为越来越罕见的传奇。
大多数小镇做题家最后的快乐，是高考结束被心仪的高校录取后的那个暑假。在应试教育的价值体系之中，他们终于成为了赢家，考取了国内顶尖的高校。他们灵魂之中——被苏格拉底称之为“灵魂的第三部分”的——激情，获得了满足。按照福山在《身份政治》中的说法，激情可以分为优越激情与平等激情；“激情是灵魂里渴望尊严获得承认的那个部分；平等激情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尊重的渴望；优越激情则是想被视作高人一等的欲望。”在高考中，小镇做题家的优越激情获得了满足。
然而，进入大学之后，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变得相对多元。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多数小镇做题家囿于出身带来的行为惯习，在大学里依旧押宝在学习成绩上。他们希望借此换取一份体面而尽量高薪的工作，并在优越激情之下的苦苦支撑。然而，用文凭换取工作之间的惊险一跃，往往成为压垮小镇做题家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照柯林斯的观点，学校是一个学习效率很低的地方，而且学校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管理和专业岗位中所需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学到的。”
换言之，学生时代绩点名列前茅并不能保证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但后者却关系到小镇做题家的自我实现感。根据李秀玫、付宇、侯劭勋等的《“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研究显示，小镇做题家倾向于认为工作是“履行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在就业时不但在文化资本上处于劣势，更是背负着实现原生家庭希冀的沉重负担。在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大环境下，小镇做题家实在无力逆流而上证明自己。借由网络，小镇做题家以自嘲的形式完成了自我矮化的命名，也构建起稳固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赛博身份之后的“小镇做题家”，“通过这种自我污名化的方式，对难以融入的社会结构展开一种自嘲式的对抗。”
然而，我并不认为小镇做题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身份概念。不同于国籍、职业、民族等传统身份概念，流行于网络的“小镇做题家”更像是一件谁都可以披上的身份外衣。只要披上“小镇做题家”的外衣，就可以在网络“变装者舞会”的狂欢中发泄不满，寻求承认。每一种身份的背后，都是一种希望被承认、被看见的欲望。黑格尔说，驱动人类历史的是寻求承认的斗争。即使在网络场域中，我们无法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依靠各种标识，认定一个人是否符合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标准，当小镇做题家能够在网络上形成“爆梗”效应时，小镇做题家及其不满，便是真实存在的。在进入身份政治的范畴之后，小镇做题家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所指，而是一个崭新的身份，一种不被看见的、不被承认的不满。
那么，什么是小镇做题家的不满？很多小镇做题家梦寐以求的人生轨迹，是通过优秀的学习成绩，实现跃升，摆脱父辈的职业与生活。但这并不容易。事实上，将教育与阶层跃升捆绑起来，许诺优绩将带来美好人生，恰好是典型的优绩主义话语。优绩主义提供的图景看似公平，而且与小镇做题家高度相似。所有人通过考试和成绩决定人生的前途，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跃升。在小镇做题家的自我肖像中，也是如此。在小镇做题家看来，出身小镇更让自身的道德完璧无瑕，优秀的成绩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换取得来。
对此，迈克尔·桑德尔有过很精辟的批判：“不断强调要建立公平的优绩至上社会，社会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赋，这对我们解释人们何以成功（或不成功）的方式具有腐蚀性的影响。制度奖赏天赋及努力工作这一观念，鼓励赢家将他们的成功都视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与否视为衡量优点的标准——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虽然桑德尔所剑指的是精英的傲慢，但在小镇做题家身上，却也有着相似的傲慢。不难看出，看似公平的优绩主义，实际上并不公平，更不可能保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很显然，作为一套中产阶级的文化方案，优绩主义对于小镇做题家并不友善。但吊诡的是，小镇做题家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优绩主义营造的乌托邦里，小镇做题家们度过了学生时期。而当学生时期结束之后，小镇做题家却如十二点后的灰姑娘一般被打回了原型。优绩主义许诺的落空只是现实的惨败。更重要的是，漫长的应试教育塑造小镇做题家们的价值观念——他们服膺于一种伤害自己的优绩主义，却不愿意逃脱，因为他们人生的荣耀与屈辱全部来源于此。在《学做工》中，保罗·威廉斯聚焦于一群工人阶层的子弟。他们同样出身底层，但由于社会阶层高度固化，阶层跃升的通道已经关闭，他们早早地看到了人生的天花板。威廉斯称他们为“家伙们”。与小镇做题家们相比，“家伙们”洞悉了优绩至上的学校教育：“他们的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优绩主义让小镇做题家们尝到了甜头，也尝到了苦头。但甜头在前，所以在苦头来临时，优绩主义成为小镇做题家内心不满的来源。
作为当代青年个体价值实现失落的代表，小镇做题家的不满值得同情。不过，小镇做题家的不满也隐藏着他们自身的盲视。小镇做题家是优绩主义的受害者，却也在受害之中罹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沦为优绩主义的奴隶。换言之，小镇做题家及其不满的症结，就在于他们的观念先于其社会地位实现了“阶层跃升”。在学生时期，优绩主义或许是一剂强心针，让小镇做题家奋勇前行。但如果无法洞悉优绩主义的局限，优绩主义也会变成小镇做题家难以走出的价值迷宫。
(陈润庭，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作品见《花城》《山花》《芙蓉》《作家》《广州文艺》等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