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党的二十大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它必然鼓舞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进一步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作出新的努力。
理论是实践的结晶，新的实践必然促进理论的发展。100多年来，在我国新文艺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结合中，我国文艺理论经历传统变革和吸纳国外文论的过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从观念到理论架构都有了极大的推进。20世纪西方产生许多新的文艺理论学说和观点。其中，科学主义学派标榜求真理、重实证。它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先是出现了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后来又出现了捷克和法国结构主义以及欧美的“新批评”理论和苏联的文学符号学。它们先后受到索绪尔的语言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影响，还部分受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而人文主义学派则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除了弗洛伊德学说有人文主义内涵外，还有存在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的理论，对文学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当今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有所批判和吸纳，并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上，在与革命文艺运动的密切结合中，获得日益广泛的传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更成为主流，成为我国文艺发展的光辉指南。当然，文艺理论在中国化时代化方面仍然存在发展的空间。这方面，将我国古代文论加以更深入的分析、批判和继承，转化为现代文论的体系；同时，更好地总结新文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发展经验，并在中外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吸纳外国文论和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以丰富自己，无疑仍需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做出更多的探求。
在这过程中，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等，就显得格外重要。
守正就必须守住实践所证明的真理。这是一切科学包括文艺理论在内，都应该信守的。因而，在我国文论的新发展中，守住真理性的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所揭示的文艺的普遍本质与规律，要将之视为文艺理论发展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表现在它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它不但表现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事物都处于矛盾对立及相互转化的形态”以及“事物的量变会导致质变”等观点里，还表现在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互动等论述中。毫无疑问，当今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人民性、审美性、历史现实性和文艺本质论、创作论、批评论、生态论、发展论等方面所阐述的观点，都为文艺理论的历史发展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些理论观点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础，正因它来自历史实践并经受了历史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并非僵化的教条，它需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这过程中，理应不断吸取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因为，从本质上，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因而，在守正的基础上，还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结合新的实践、新的科学发展而不断创新。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刻认识到，在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对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都存在“去芜存菁，去粗存精”的批判与继承、吸纳的过程。所谓“菁”与“精”，就是实践所证明的真理。而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如果要吸纳古今中外的成果，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离不开新的文艺实践的检验。它自然要在现有的科学真理的基础上，在新的文艺实践经验的升华中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树立系统观念就十分必要。恩格斯认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影响，产生了系统、结构、要素、层次、功能、信息、反馈等新的范畴。系统论认为，在每一个系统内，各个要素（或子系统）构成一定的结构，从而使系统赋有一定的功能。要素的变化会最终导致系统的变化。系统的功能受它的结构制约，从不同方面反映系统的特性。层次是系统的等级，母系统与子系统分属不同的层次等级。各层次都有相对独立性，而高层次支配低层次，低层次也可能向高层次转化。信息和反馈则是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信息指有意义的信号，某系统输出信息作用于控制对象后再将其结果传输回来，就叫反馈。它调节着系统的活动。由此启示，文学被视为社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如果说，人类的意识反映存在，那么在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系统中，艺术和科学就属两个子系统。科学中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艺术中就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雕塑、戏剧、电影等不同门类的分系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信息形态，其中蕴含各种丰富的信息内涵，并通过自己被阅读而使所含信息得到传播和被接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包括创作、传播、接受、反馈，以及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生态的联系，都具有一定的可控关系和非可控的因素。当然，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并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理论范畴。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可参照性也是显然的。当今科学发展存在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即分析与综合。前者有助于把学科不同层次的系统分得越来越细，以利于研究的深入；后者则有利于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做到相互支援、相互参照，以利于宏观的把握。文学理论虽以文学现象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却因文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在历史时空中不仅与其他艺术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研究必然要涉及艺术和社会其他相关系统现象的研究。同时，文学本身还存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子系统，其中还因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差异而存在更小的系统；文学的诸多系统，不仅其特性和规律有差异，它与其他系统也非没有联系，因而在研究中也必得参考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当今的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文艺生态学、文学伦理学等便是文学理论深化的成果。而且，文学理论的研究还得顾及文学的历史，不但要考察我国文学的历史，还要考察其他国家文学的历史。所以，文学理论的创新，在当今必然要有十分广阔的视野，也必须有分学科的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必然要把文学置于与它相关的各种因素和环境中，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视野中加以系统的、立体的、多维的透视，由此才利于进入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国文艺必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当今，我国文论的发展，自然也必须在与我国文艺古今实践经验的结合中，特别是在与社会主义文艺的结合中，突出中国的特色。我国是有着数千年文艺传统的古国，前人创造的文艺理论十分丰富。“五四”以来，我国学者对古代文论做了许多清理的工作，已出版了相当多的文艺理论批评史和各种专题的著作。但如何将古代文论的有益见解转化为当今文论的血肉，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意象”、“意境”等诸多观念与概念，其内涵都体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相熔铸的规律，比之我国现代文论常用的“形象”、“环境”等概念更能体现文学创作的本质。刘勰《文心雕龙》曾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里，他具体说到意象的产生过程，即创作者因内心的“情变所孕”，寻求能跟心中的“理”相应的“物貌”。而“物貌”自然来自客观。这就实际指明文艺中的“意象”是情、意、象三者的统一。“象”中之“意”和“情”，是人所赋予的。可见那时他已揭明“意象”作为人的创造物，是主客体的结合与统一。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我们过去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影响下，更多强调文学形象为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对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动作用，却探讨不足。实际上，这方面的探求是完全应该更加深入地去做。上世纪9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曾掀起关于我国古典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正是为弥补我们现代文论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吸纳的不足。可喜的是，已涌现不少这方面取得进展的学术著作。但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许多卓有见地的论断如何被现代新的文论系统所吸纳和转化的问题上，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努力。鲁迅先生曾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相信对于我国古代文论优秀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转化，必定会使现代文论的发展呈现更多中国特色，从而产生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开拓更广阔的前景。
理论既源于实践的升华，理论的发展也必然离不开对最新的实践进行研究。新世纪以来，我国文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新的科技手段不断涌现的前景下，其传播、接受和反馈的境况都产生新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的广泛使用，文学面临多媒体的传播，其受众远非以往所可想象。当今我国网络文学高歌猛进，这方面的作者多达数千万，不少网络文学作品的点击率都以亿计。网络文学题材的广泛，构思的新变，形式与风格的拓展，都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出许多新的启示。对于网络文学的探讨，必然会丰富和深化文艺理论的研究。而且，已经有理论著作反映这方面的初步成果，这无疑是可喜的开创。过去我们的文学理论著作对文学创作过程有更多研究，而对文学被接受的过程及其反作用却较少问津，在西方接受美学出现后，才有更多著作涉及这个重要方面。相信上述这些方面都必然会成为当代文艺理论新的生长点。
问题意识的强化，对文艺理论的推进同样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当前文艺所存在的问题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针对上述问题，深入研究，提出综合的治理思路和理论导向，应该也是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理论获得新的推进所必须面对的历史性课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活跃的学术探讨尤为必要。人类的学术史表明，任何真理的到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真理探求和学术繁荣所必需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双百”方针。我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也必定会涌现新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