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在艺术上，才能找回荣光
年方26岁的赵孟頫，于宋元之交失去了官职，赋闲在家。如果他坚守士节，倒也可以过上闲居吴兴（今湖州）、悠然自牧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并不甘于坎廪踬困、无闻终老。这或许与他母亲丘夫人从小对他寄予的厚望有关。母亲在其年幼失怙时曾教导说“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到了南宋灭后，又常劝勉他“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所以，元朝行台御史程钜夫为新朝搜访江南贤才时，“自力于学”的赵孟頫才会被说服出山。刚开始，他“屡辞征召”，但很快便收拢姿态，头也不回地迈出了“仕元”的第一步。
也许，赵孟頫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步着实踩在了人生“紧要”处。后来他仕元五朝，官居一品，虽名满天下、推恩三代，但内心却一直处于纠结自讼之中，可谓“富贵已极，痛苦已极”。这种情绪，在其诗文中不乏流露：“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畜樊，白鸥谁能驯。”
两年前我曾游访位于湖州的赵孟頫故居，发现门头一块牌匾写着“鸥波无尽”四字，其中寓意想必由诗而来。这种一咏三叹、自怨自艾的声调在赵孟頫的诗作中反复出现。既然如此，你何不舍弃富贵、重回林下？并没人逼着你非得担任那朝中重臣。由此便可看出，赵孟頫性格中有患得患失的一面。坦白讲，他的这类诗我并不乐意读，更不愿在文中多加引用，只因太过优柔而无骏发之气。
“仕元”给赵孟頫带来的荣华富贵，并不能抵消伴随他终生的有关“失节”的拷问。直到他66岁才得以卸篆还家，但仅隔3年便撒手命终。他身谢之后，当时的书画圈仍秉持师道，尊其为“托古改制”的书画领袖而大加推崇，但其后数百年，不光是他的人格广受诟病，甚而由人及书、就人论书的斥责也随之而来。
明代书法家项穆曾评价：“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之禄也。”前褒后贬，着力于“贬”，然所贬者，却明显和书法无关了。近人康有为也因瞧不起赵孟頫身为帝胄而入元为官，称其书法为“流靡之辈”。就连清初学问渊博的草书大家傅山，虽早年学赵孟頫书法几可乱真，却也很快转变立场：“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无骨。”
后来对于赵孟頫书法的品评，“由人及书”渐渐不占上风，“就书论书”成主流意识。对于赵孟頫书法的审美，在明末清初即已步入正轨。甚至一些对于赵书向来持负面态度的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修正自己的观点，最终表现出对于赵书心悦诚服的态度。
比如与赵孟頫并称“赵董”的董其昌，作为赵孟頫之后被清代“官方推崇”的书法家，他一辈子不服赵孟頫，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好一副自信满满的口吻。然而到了晚年，董其昌好似幡然醒悟，终于心平气和地说出以下这句话：“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高手过招，承认不如别人，确实不易，但最终能放下执念，正视差距，反倒显出恢恢的大家气象来。
有意思的是，傅山也在晚年转变了对赵孟頫的看法。他在诗歌《秉烛》中说：“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廝真足奇，管婢亦非常。醉岂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在一个秉烛独坐的夜晚，傅山突然想起赵孟頫这个“奇人”，竟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甚而想他都“想断肠”。被自己骂了一辈子、未肯稍降辞色的“赵厮”，现在看来还真是“异于常人”的大才子啊！甚至还连带夸赞了赵孟頫的另一半，所谓“赵管风流”的管道升。一生高洁自傲、学富五车的傅山，在他生命的老境，能对赵孟頫发出这样的一番感叹，已然进入超脱和冲淡的境界。他的这种转变，和董其昌“始知吴兴之不可及”的情形可谓殊途同归，是大师间循厥源流、身老道彰以及内心的袒露。
可以说，赵孟頫的书法虽因他的“仕元”而受到某种“株连”式的差评，但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书艺本身时，还是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赵孟頫33岁那年曾北上大都晋见元仁宗，这事若不作其他解读的话，至少可以看出元仁宗在识才知人方面的慧眼。经与赵孟頫一番交谈后，仁宗曾对身边臣子说，人所不及赵孟頫者有七：“一为帝王苗裔；二为状貌昳丽；三为博学多闻；四为操履纯正；五为文词高古；六为书画绝伦；七为旁通佛老。”如此高评，实可谓“惊为天人”。赵孟頫并未因此而洋洋自得、裘马自阻，甚而还长期保持一种谨慎低调的处世作风。因为他心里明白，失去的已然失去了，而唯有在艺术上，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