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轻的现代都市

诗人艾青来深圳时曾激动地写下：“这里是年轻的特区，年轻的城，年轻的事业，年轻的人。”青春的一切充满希望，让人神往。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通过对全球城市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一个城市的尊严，通过尽可能远地脱离土地的束缚而获得。城市开始尝试将天堂里的秩序和尊严带到人间，通过切断其农业根基，驯服寒冬，变夜为昼，以及约束感性的人体以拓展脑力来实现。“脱离土地的束缚”对于我们理解深圳的现代性及其文学的新质非常有裨益。“乡土中国”的命名深入人心，乡土文学的成就璀璨夺目，甚至我们今天谈论文学的标准依然建基于乡土性。农业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价值标准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也由来有自。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每个城市都从她面对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前身为小渔村的深圳有着与世界绝大多数城市不同的生长背景和发展轨迹，海洋的浩瀚、神秘、联通也决定了深圳的城市气质。从人口比例和城市空间来看，特区与乡村的关联相对微弱。短短四十几年，深圳的人口增长了六七十倍，由三十几万人增长到近两千万；面积扩大了6倍多，财富涨幅惊人，人均GDP居全国首位，城乡一体化程度很高，由前现代的海边小村落发展为以高科技为主的国际都市。这不仅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奇迹，也让整个世界瞩目。20世纪之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城市能够脱离与农村的血脉关联，遑论中国。

北上广深，前三者都有着悠长的乡土发展史，而深圳独树一帜，受传统束缚较小，其最大的文化特征是“在路上”，是变、流动、矛盾、无序、新思想和未来性。变成为常，每天睁开双眼，面对的是由小变和大变组成的包含漩涡、暗礁的时光河流，新意味着速度、挑战与激情。土著的比例极小，所以客家话并不占多大优势，夹杂方言的普通话成了代表性语言。语言并不仅仅是思想的媒介，更与个人的自我认同息息相关。不同语言的相互刺激，语言的活跃度亦反映情绪、思想和文化的丰富程度。

21世纪，我们正处在智能文明与印刷文明交替的历史时段，年轻的深圳，荟萃着科技的弄潮儿，腾讯、华为等高端企业引领科技风尚。作为与时代、与自我对话的利器，文学会呈现文明交锋的异质性，也展示地域文化的寻梦气质。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处在多文化激烈的磋商与撞击中。毗邻的香港乃深圳发展的重要镜像，省府广州亦是一重参照。五湖四海甚至全球的外来者各自携带着自己的梦、欲望和习俗汇聚于此。色彩斑斓的跨文化交际、多种多样的生活世界与隐含进步的现代观念交融、互换，刺激深圳文学的审美特质发育。

特区：寻梦

特区的构想集中了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对未来的眺望，“特”表现为特殊的身份，专门的通行证。改革开放在这片试验田上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改革故事。作家们听从时代的召唤，拿起自己的笔，陈国凯的《大风起兮》、朱崇山的《鹏回首》分别以招商引资的领导袁庚和市委书记梁湘为原型，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勇敢者，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探索蛇口模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这批作品展现了特区初创期尖锐的观念冲突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歌颂改革先锋的魄力、担当和勇于探索的“拓荒牛”精神。这种具有历史纵深感和鲜明思想解放特色的力作形成深圳特色的新主流文艺。

诸多外来者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书写打工文学，这个命名虽然包含一种身份的等级制，但亦保留了城市化刚开启、历史过渡阶段的特色，见证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1984年，林坚的《深夜，在海边有一个人》发表，被视为第一篇“打工小说”。1988年，以打工文学为标志的《大鹏湾》创刊。1992年，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被称为“五个火枪手”，他们都以“我手写我口”的业余写作，将身为打工者在流水线和“城中村”中的辛酸与孤独、冷遇与歧视、收获与心声一一细数。人、财、物急剧流动，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随着打工群体队伍的扩大，打工文学逐渐产生了一批代表性作家作品，如盛可以的《北妹》《水乳》、王十月的《国家订单》等成为潮流中的亮点。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让底层文学步入历史前台，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后来双雪涛、班宇等新东北作家群关注的国企改革问题一脉相承。

随着户籍制度和人才流通机制的变化，打工与工作的区别日渐缩小，同时价值观也随之松动。连续剧《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播出，让这个开放而时尚的新价值被广为传播，给外来的奋斗者以深深的鼓舞。虽然一千万个外来者携带着一千万个不同的梦，但相同的是他们都为梦想而来。深圳街区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均设有图书室定期举办交流活动，街区的民刊将广大文学爱好者聚集在一起。这些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给深圳文学提供了沃土，荟萃了像杨争光、邓一光、曹征路、南翔、吴君、盛可以、旧海棠、蔡东、陈再见、厚圃等不同年龄不同资历的写作者，原乡文化与在地文化的磋商、交汇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中。他们不仅自身努力从事创作，而且为繁荣深圳文学，营造多元对话的文学氛围创造条件，促进文学观念的升级迭代。深圳文学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最有力的注释。

大湾区：再出发

早期的本土/外来的二元对立的身份冲突与认同问题开始细化、具体化，“新城市文学”的提出标志着深圳文学进入新阶段，越来越多佳作于大刊发表，而且长篇佳作数量激增。看似偶合实为契机，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提出，让深圳的文学创作生机蔚然，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叙事体量都展示了惊人的爆发力。

呈现度、辨识度以及作家对都市的融入感逐步加强，深圳二字成为小说标题中的高频词汇，这在其他城市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比如邓一光的《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27′—22°52′》，吴君的《亲爱的深圳》、毕亮的《在深圳》、丁力的《深圳故事》等作不仅将深圳作为叙事题材、空间，且让题眼“深圳”充满魔力。借助于文学的传播，崭新的都市景观如市民中心、万象城等各种地标就像名牌的logo一样熠熠发光，给读者以与乡土文学中的草木风物全然不同的权力想象。

深圳给了不同年龄的人再出发的勇气，让青年作家开启寻梦之旅，令资深作家重返少年想象。邓一光乃深圳巨变的镜子，他有博物学的兴趣，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以60多个中短篇讲述一个立体而饱满的深圳。77万字的长篇《人，或所有的士兵》将深圳文学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小说深入历史腹地，从现代性的纷争、矛盾与合力中寻求大湾区的根基，在全球史视野的烛照下，非虚构的文献与虚构的人物、细节和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融汇成饱满的历史感，深圳得以与广阔的时空联系起来。同时超越语言的音乐旋律氤氲出空灵之境。主人公郁漱石丰富的心灵与钟情于诗的日瓦戈医生精神相通，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人物形象。

从中篇《皇后大道》到长篇《万福》、新作《同乐街》，吴君以矢志不渝的书写成为“深圳文学地理的测绘者”。早期她关注外来者，后来注重彰显深圳、香港文化的交融与互动。《同乐街》尝试将家族、代际、性别、外来者与本地人、领导与居民、深圳与香港等诸多矛盾融入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型的过程中，致力于呈现高速度发展背后深圳本土人及后代面临的窘境。不同于很多对城市持批判态度的作家，吴君心中一直潜藏着“万福”“同乐”的梦想，努力构建我们共同体，凝练地域记忆，渴望抵达一种同舟共济、美美与共的诗意愿景。

即便坚持乡土书写的作家杨争光亦认为深圳像望远镜“给了我距离和另外一双眼睛”，从《少年张冲六章》到新作《我的岁月静好》都显示了一种经过现代洗礼的叙事距离。南翔的《绿皮车》《伯爵猫》等小说集展现了对传统伦理的缅怀和脱轨者的慈悯之情，他的“三个打通”及其艺术实践亦给读者较深的启迪。毕亮不温不火的叙事态度和对短篇小说的情有独钟让人印象深刻。陈再见的“湖村”系列和县城故事也具有不同于田园牧歌的现代特征，新旧夹杂常常让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界面气质。旧海棠的自传体长篇《消失的名字》通过姐姐的病故细致地呈现特区深圳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骨肉相连，“诗与远方”的背后是泪水和血，小说以一个家庭内部的变故痛悼渐行渐远的故土与亲情。

尤为可喜的是，林棹和厚圃以非凡的叙事抱负和开拓者的勇气创作出《潮汐图》和《拖神》，他们的叙事努力打破二元对立，重建现代与传统的精神联结。新作《潮汐图》延续了《流溪》卓越的语言驾驭力和想象力，以一只诞生于清末的雌性巨蛙在广州、澳门、“西方”的游历为叙事纵轴，呈现全球史视野下大湾区的现代转型，叙事将粤方言、国语官话与竹枝词及翻译腔结合，创造出五彩斑斓的多重奏，得到了诸多赞誉和广泛的回应。厚圃以非凡的叙事耐心和雄心创作长篇《拖神》，小说塑造了典型形象陈鹤寿，确立商业文化的正面价值。小说中人语、神语与鬼语并置，单章呈现水流神、三山国王、天妃娘娘等神语，大量的“地方性知识 ”呈现畲族和疍家不同生活方式及其不同的信仰。双章是陈鹤寿的生命史与奋斗史，建设樟树埠的英雄传奇被放置于19世纪近代转型的大历史中，他背负着近代中国的幽暗、屈辱和创伤，但他勇于开拓，心态开放，视野广大，是不同文化、文明的沟通者、启蒙者。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面向未来的努力。南方科技大学致力于打造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研究基地，新锐科幻作家刘洋的《火星孤儿》《单孔衍射》及吴岩的儿童科幻作品《中国轨道号》等作正在成为文学的新景观，启发读者探向更高处、更远处、更幽深处。

如果说特区赐予深圳这片土地以不同的初速度，那么大湾区将给予它更为神奇的增速度，甚至是几何倍增。我知道已有很多深圳作家作品获得过国际国内多种重要的奖项，但我仍愿意将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蔡东的《月光下》视为深圳小说的一个新起点。自《往生》起，蔡东因轻盈而诗性的风格书写现实的滞重、晦暗获得多方美誉。虽然蔡东在叙事格局上尚可进一步打开，但她始终不懈地探寻现代城市美学，在深圳发现留州，在大时代中坚持小生活。颁奖词认为《月光下》“映照人的疏离与亲情，古老的诗意转化为现代经验的内在光亮”。我相信，现代感与古典神韵交织的“月光下”会给都市文学提供浪漫的启示。

预感盛唐气象的来临，诗人王湾写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随着大湾区魅力的不断提升，深圳文学亦将再出发，前景如海，万物花开。